中山逝世后，报刊多登载对其功过是非的评议，后世固对孙氏之功勋推崇有加，而当时不少别样的评论，也反映了时人的相应态度。对于中山之死，《盛京时报》直言不讳：“总而言之，他在理想方面，名的方面，确已成功；在事业方面，实的方面，则不见有何功绩可言，……直到如今，国家依然四分五裂，百孔千创。”

与孙氏颇有过往的唐绍仪、梁启超，则或对其方针，或对其手段，皆有不同意见。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时任校长曹云祥，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进行演讲，却对民国来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唐绍仪与孙中山“同省且同县”，相识“已四十年”，颇称许孙的政治理想，对记者谈到：“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晨报》1925年3月24日）

梁启超与中山则于戊戌年间即已订交，后因政见不合，遂鲜少接晤。中山逝世次日，便有《晨报》记者往访梁氏问其感想，梁谓：“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鉴的。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稍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记得民国六年有一位朋友闲谈说：‘孙文与段祺瑞乃至当时所谓督军团如张作霖等等，有一天因利害共同上，会联合起来。’我当时觉得这话太滑稽了，谁知竟成事实！这是最近人人共见的一个显例。……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晨报》1925年3月13日）

另据报道，翌日上午梁启超前往吊唁中山，国民党中一部分少年党员对其谈话愤恨不平，诘问道：“某报所载足下谈话，谓先生（指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此是何解！”梁氏答称：“此不过余个人慨叹中山目的未达而已。”少年党员尚欲再问，经汪精卫阻止，始无言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