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其实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好比一群羊，羊肥了就会被牧民杀而食之，于是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导致羊瘦，于是牧民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继续阅读 →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继续阅读 →

西南联大的和谐部分获益于北大校长的“不争”。钱穆回忆，一日，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则发言建议，“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钱穆的发言马上获得了校长的支持。这位倡导“和平相处”的校长就是蒋梦麟。 继续阅读 →

蒋梦麟协助蔡元培掌管北大校务期间，积极推动“选科制”改革，即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这项制度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的此项改革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三七五减租是在中华民国38年（1949年）4月14日起由台湾省公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由中华民国农业复兴委员会委员蒋梦麟建议，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实行。8月15日，台湾全省“三七五”减租政策“研拟完成”。 继续阅读 →

蔡元培先生这样评价五四运动的学生：尝到权力滋味后欲望恐难满足。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在查毓英先生给胡适书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后，有些学生以功臣自居，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 继续阅读 →

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教授蒋梦麟等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都是欧美现代大学的常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欧美伟大的学府来说，那是现代大学的底线。蔡元培成功地将欧美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移植到北大，梅贻琦、竺可桢、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接续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守护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开创了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而遗弃元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于是把大门一关，不让胡适出去。胡适不得已，最后跳窗”脱逃”，才赶到婚礼现场。

蒋梦麟常因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而困扰。1919年，北大欠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款项，对方来讨，蒋梦麟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没办法，就在中秋节前，每天派人到蒋梦麟家里去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躲避。

1926年，蒋梦麟听说自己上了张宗昌的“死亡黑名单”后，赶紧逃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以避风头。蒋对美国使馆的朋友说：“我天天叫喊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来寻求保护了！”

1943年12月，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写完《西潮》，之后写信给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他能帮忙校正书中的错误，顺便也谈到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孩子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蒋梦麟说：”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