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百年，是中国历史最精彩的时代之一，各种人物极其代表的阶层和势力，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为自己的主张奔走呼号。
而在这种复杂而又精彩的历史画卷中，有一种人显得非常重要，他们不是中国人，却用邪恶的眼神始终盯着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们做梦都想将古老中国据为己有，这群人来自日本。
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百年的后半段，中国和日本的命运几乎是紧密相交织的，而中国在近代的衰落和日本在统一时期的崛起，使得在一千多年中始终不再同一个数量级的两国身份发生了互换，
庞大的中华帝国在被西方胖揍一顿之后，发现自己曾经的小弟拿着棍棒站在身后，自己曾经在亚洲的作用，肯定是要被取代了。
自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开始，在列强与清政府的外交中，日本取代英法成为了次数和频率最多的那个。
如果说甲午战争后日本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的对自己刮目相看的话，十年后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才是真的让挣扎在晚清末路上的中国吓了一大跳。
“黄种人能战胜白人”不仅成了日本人的骄傲，似乎也成了整个亚洲人的骄傲，成了一份值得炫耀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到既是让日本成功进入国际秩序制定者的行列，也成为了他从别国攫取利益的钥匙。
日本人似乎比任何人都聪明，也似乎比任何人都要容易被骗，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很容易被他国利用，但是正当他的对手认为自己成功的利用了做事循规蹈矩的日本人后，他们就会马上挥出重拳，残忍的打倒自己的对手，惊呆一众吃瓜群众。
从中日外交史中，特别是近代外交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特点：
日本每次提的条件，都非常的苛刻，都很像一口吃成个大胖子，然而每次都能在谈判中被中国人砍掉好多条件，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预期;
但是反观中国，即使能砍掉很多，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签字，最后自己不论多努力的避免屈辱，最后还是得得吞下屈辱，因为在史书上，只有屈辱和不屈辱之分，程度问题根本没有市场。
近代有这么一个例子，为众人所熟知，但是在发生百年后，还是却称了一个简单的历史符号，光有鲜艳的外壳，却没人愿意去了解内涵了。
近代中国有这么一届政府，总统是非常著名，也能够控制全国局势的军人，他有几百万的士兵，很多忠诚的将领。当时封建社会被刚刚推翻，一群知识渊博、能力出众的人物都簇拥在他的左右，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尽心尽力。
但是很不幸，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朋友日本出现了，这位朋友趁着欧美几位哥们自己在欧洲打的不可开交无暇搭理中国的时候，把中国给独占了。
而正好呢，中国山东正好是欧美等等几个国家对付的德国的殖民地。日本在旁边观察了一年多，感觉德国要完蛋，就赶紧对德国宣战，准备上战胜国的车。英美法俄等等国家一看，亚洲最强的国家来帮忙，欢迎欢迎。
但谁曾想到，日本一上车就耍赖，不出兵帮进欧洲战场，反而哦爱了几万人去山东抢了德国的殖民地，并且赖着不走，还拿出了一个文件让中国当时的政府签了。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这个政府的大总统高度重视，和他的幕僚通宵达旦的商量对策，用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将日本这种赤裸裸的抢劫利用各种高明手段削减了很多，日本最开始提出的21条最后剩下了12条，在经历了整整五个月的谈判后，已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大总统答应了这12个条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但是很不幸，因为这个大总统叫袁世凯，这个政府叫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条约叫“二十一条”。从这个人，到这个政府，再到这个条约，被国人骂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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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骂！为什么不骂！被人轻而易举的进了家门，本身就是个窝囊事儿，敌强我弱，知道自己打不过，也只能和人家谈，也只能靠忽悠别人把损失减到最小。
袁世凯时期，日本大隈内阁是“二十一条”的主要起草者，当他派遣特使将这份充满野心和贪婪的条约拿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内心是暴怒的。
但是很明显，这位从清末就经历过风雨的大人物不会将他的内心轻易的暴露给一个敌国的使者，他告诉使者：“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
并笑脸盈盈地请这个味特使去休息。随后袁世凯通知了他的几位幕僚——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都来到了袁世凯的办公室，这些再晚清时期也当过大内高官的人们是知道什么是外交和怎么做外交的，他们此时最需要的，是袁世凯对于这件事的一个总的态度。
在这场连开三天的会议中，原始来一来是就告诉了这位高官这个条约的目的——“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觉书（二十一条的另一种说法）第五项竟以朝鲜看待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
这几乎表明了袁世凯的态度，有些可以谈，有些坚决不能谈。
三天的会议中，袁世凯对于日本此次提出的这些条件，是逐条批示的，对于实在没法规避的条件，他也和梁士诒商量避重就轻的方式。
在完成对于谈判方面的批示后，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袁世凯同样是全程掌握，近代外交的各类玄机，在其中显示的淋漓精致。
面对日本要求三日答复的要求，袁世凯拿“拖”字来应对。善于谈判的陆徵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负责这次谈判。
在谈判开始的时候，日本公使要求天天谈，笼统的谈，尽快敲定所有的条款，这样做的理由，无非是怕欧洲列强知道“二十一条”的内容，前来干涉。
陆徵祥深谙此道，反其道而行之，对日本公使卖惨，讲自己病的厉害，一周就谈三次，一次两小时，日本公使勉强答应。
而谈判的时候，陆徵祥安排的侍从优势上茶又是点烟，行动记录慢如乌龟，一周三次的会谈，进展说实话进展并不多。毕竟外交史最要面子的工作，日本人心里着急，嘴上却什么也说不了。
而每次谈到条约内容的时候，陆徵祥更是和日本公使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谈”，一个几千字的条款，谈的异常详细，不知道的还以为北洋政府认真仔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外交上的一个惯用手法，效果极佳。
就在陆徵祥的一个“拖”字下，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被生生拖了两个月，日本人没了耐心。1915年5月7日，日本向北洋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日本人被逼急现了原形，北洋政府成了被欺负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欧美国家都知道了日本的蛮狠和无理，这回的面子，彻底没了。
虽然前台交涉的人是陆徵祥，但是幕后最大的“操作者”还是袁世凯，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袁世凯也拿出了给日本持续施压的策略。
作为一个在东亚的外交场中混迹了十多年的老油条，袁世凯知道外交情报的重要性，他利用关系结识日本国内的浪人的，探查日本社会的反映；
同时发动他在日本政界的来朋友们来反对“二十一条”，给日本自身增加阻力，以得到相对比较有利的局面。
袁世凯在中日谈判的过程中，最精彩的一条手段，无疑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了欧美国家，虽然日本曾经以武力威胁袁世凯保密，但是为了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跟日本增加压力，他指使驻欧洲的大使顾维钧等人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果和性质透露给了英、美、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媒体，
果不出他所料，国外媒体争相报道日本的阴险毒辣，国内媒体也同样争相报道，这使得国内的爱国热情被空前点燃，各种抵制日货的运动如海浪一般澎湃。
这样的情况，确实让日本始料未及，但经过短暂的慌乱后，日本人还是选择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增兵。
在袁世凯和陆徵祥对于反日运动和“二十一条”签署问题都表示民意不可违之时，日本向山东和南满增兵。而在日本这样的强硬手段面前，也只有美国展现了对袁世凯道义上的支持，其他的列强也只是远远的观望罢了。
最终，袁世凯经过一场勾心斗角的外交战，还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虽然此时的二十一条，已经只剩下12条，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不平等条约意义，只能用有或者没有来区别，而不是多或者少。
在近代百年的屈辱之中，很多的屈辱其实是中国人太想抛弃屈辱而放大的，但我们总是说，有些历史一旦发生，就无法假设，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用对事物造成影响的多寡来判读它。
近代有太多关乎民族危亡的事情，都只是由一两个中国人完成的，全民对家国命运的漠视，让这些人义愤填膺，但当他们失败了，摔倒了，没能扛起起国家和民族的时候，人们又讥笑他们是懦夫，他们是身居高位的傻瓜。而从来没人去用双手接替他们扛起国家和民族。
近代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同样也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是一个有关人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