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为啥被称为“乱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 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黄巾起义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其起点,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导致国家经济能力持续下降。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黄巾起义后,不同的地方政权,或以强化集权能力为目标,或以强调世族主导利益为导向。最终,曹操集团以“唯才是举”的策略,广泛吸纳各阶层人才,并通过屯田制等有效组织手段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以世家大族统治为依托的河北袁氏集团,统一了黄河流域,进而在魏蜀吴三国竞争中逐渐胜出。

曹魏后期,司马氏通过与当朝世族大姓联姻或政治结盟的方式,获取大姓的支持,同时暗中培养军中势力,以残酷手段夺权。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家归晋,版图恢复了初步的统一。

八王之乱 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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