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选已经在西安的街头毫无头绪的奔走了好多天。
从出事开始，女婿王辉陪着他几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们希望知道“对方”更多的信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家，然而，公安机关的回答总是还没侦查结束，让他们等等。
那几乎是他最难以面对的几天——女儿被杀了，对方是谁一点都不知道。总共有8刀，张妙尸体的样子一直浮现在他脑海。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儿的手掌——张评选想象，那是女儿疼到不行，试图用手去挡。
村里人开始有人传说，“应该是对方背景太强了，说不定这案子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还有人劝他认命，“这个社会这样的事情多着呢。”
但张平选知道自己容忍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越想起对张妙的愧疚，心里就越发恐慌。女婿王辉在张妙去世后，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坚持每天到公安局报到。一连报道了几天，公安机关的人给了个建议——你应该去找律师，为接下来的事情准备。
这是事情发生以来，他得到的唯一明确的要求。
女婿不识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师。他一个人在公安局附近转了半天，鼓起勇气终于进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个年轻人来接待，听他结结巴巴把来意说了，就伸手找他要钱，一千块——这几乎是张平选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师给了一些他听不懂的建议，他就被客气的请了出来。他手足无措的坐在那家事务所门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吗。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绪激动的要求联系药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态度很好，但依然没有反馈，过了一天，警方说：药家的父母此时不想见死者家属。
放回到几年前，张平选难以相信，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迎头撞上城里人、撞上这城市。城市是他不熟悉的地方，那种无力在吞噬他。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这种看似盲目的努力，自己将永远活在对女儿的愧疚中。他甚至想过极端的情况，想象自己会做出过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张平选依然如往常顽固的要去城里找办法。刚要出门，一个人立在自己家门口——他是《华商报》的记者，从公安机构中一个特约联络人那里得知了这么一个案件。张评选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总算有人愿意听他说，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记者带着律师许涛过来了。
许涛的母亲是个皈依佛教的居士，从他开始做律师起，就不断叮嘱他，你的对手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藏在每个人心中那种伤害人的恶念。许涛知道母亲的潜台词：得饶人处且饶人。
许涛第一次去张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电视台正播出对药家鑫的采访。他看着电视里那个羸弱的小孩，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做的事，牵涉到的是这么一个生命。心里不由得紧了一下。
许涛从小总好抱打不平，考取律师证后，就自荐当起了碑林区的志愿援助律师。当援助律师有几年了，他越发觉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给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骄傲的案例，全都是调解成功——每个人负该负的责任，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个下午，许涛分析了案情，这确实属于恶性、故意杀人——当时张妙被撞倒后，只是轻伤，而且按照各方人描述的性格，张妙应该不是一个被撞倒后会抄车牌号的人，更不用说一些对抗行为。药家鑫那刻被自己的想象统治，用包里随身携带的刀杀害了张妙。至于药家鑫为什么那一刻会有这种想象，“那孩子肯定也有压力和可怜的地方。”
许涛问张评选和王辉，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张平选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交代。他转过头看着王辉，王辉点点头表示赞成。
其实有点意外。在他此前的想象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修养不太可能那么冷静。后来他的判断是：“张平选不是冷静，他其实是善良，没有作恶的念头。”
许涛理解张平选不在乎钱，但作为一个律师，他个人总想多为受害者考虑。他看到这个家家徒四壁，也考虑到了张妙留下的孩子，他当时自己立下目标：要尽可能帮忙争取点赔偿。
经历过几个案件，许涛也知道诉讼这不需说明的潜规则——能赔偿到多少需要来回几次的磨。不过一旦双方都有律师，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这么个圈子，他一确定担任张平选和王辉的辩护律师，他和路钢便很快联系上了。
第一次通话，彼此就心照不宣，路钢直接问，你们的开价是多少，许涛说这得算。这是策略，拖着时间让对方坐立难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决赔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逻辑支持。路钢记得，当时报纸上有媒体宣称许涛说赔偿金额有一百多万。他要求许涛给估个数字吧，许涛随口一说：六七十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