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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达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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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路钢律师每年要办理很多故意杀人案,按照他的经验,100个案子,至少有98个都是在一审前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和解协议的。

  “出事后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平息情绪,才能理性地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商量赔偿的金额。前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后一个过程需要一来一回折腾多次。”

  这听上去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讨价还价,其实有个现实原因:罪犯家庭一般都特别困难,而遇害者的损失又那么大,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需要耐心和方法。

  路钢自认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后,路钢代理的案件多为民商法领域,尤其对“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研究颇深。但他仍然坚持涉及刑事案件。路刚说,一般从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理想主义。

  他认定几个原则:法律最终是为了扬善,惩恶只是手段,生命确实是无价,但当生命已经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这伤害继续在双方的生活中蔓延。这是路钢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药家鑫案件前,他比较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手上走过”。去年比较惊险的一次,“有一个判死刑,但是二审还是打回来了”。

  2000年11月初的事情,媒体还没关心这案子。路钢的同事约药庆卫见了面。按照常规的状态,他的建议是:一开始可以先等等,把双方的情绪消退点儿,然后由律师出面慢慢谈赔偿的事情。

  药庆卫默认了这样的策略,他不熟悉法律,这也相对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药庆卫越发寡言。无论面对妻子还是面对自己的律师路钢,他的话都非常精简。路钢后来坦言,即使和药庆卫一起打了一场生死关头的仗,但依然和药庆卫“不太熟悉”,甚至有知情者说,药庆卫这种寡言带来的神秘感,让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曾私底下纳闷,药家到底有没有背景。

  找到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也是偶然。药庆卫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却仿佛停滞了。他不知道儿子到底确切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情况。着急的段瑞华催药庆卫去警察局去问,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侦查不方便透漏。

  这个摧毁了整个家庭未来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儿,但又密不透风、毫无声息。唯一得到的反馈就是长安县公安局给的一份拘留通知书,一份逮捕通知书。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里面还有“故意杀人”的字眼,但没有更详细的犯罪过程,也没有受害人的更多情况。

  药庆卫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对谁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儿子就这样被一个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给吞了,毫无声息。药庆卫打电话问了自己能问的朋友,有人说,你只能去找律师,让律师帮你问。按照药庆卫的说法,知道这个信息时,他正在爱人段瑞华的娘家,走出家门,看到对面就是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

  在此之前,路钢的同事就尝试联系公安机关,试图让药庆卫夫妇去探望药家鑫,终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也尝试先和被害者家属联系并道歉,“早道歉早抢先机”。于是向公安机关提出能不能由公安干警协调,陪同药家去受害人家里看看。办案民警考虑了半天,以案件正在侦查阶段为由,表示拒绝。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两天后,药庆卫在电视里看到了媒体在看守所对药家鑫进行采访,他才从电视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赔杀了人,那无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张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电视台用了药家鑫一句话,“农村人难缠”。药庆卫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电视台的做法,也反复在想象药家鑫怎么会说这话:“这句话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农村来的,我们还每年回山西农村。”

  内心的慌乱还没整理好,药庆卫发现自己的生活一瞬间完全改变了。上街买菜,别人不打招呼,而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总有陌生人来小区打听她的情况,并且等着他下楼。到了第二天,楼下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个记者。他和妻子惶恐的躲在家里,听到偶尔的敲门声,心就收得紧紧地。外面的世界已经向他,迎头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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