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完电话，张平选才发觉自己不太记得药家鑫的长相，几次庭审，他从来只能远远地看着。这娃到底是个性格怎样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对药家鑫的陌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自己的起诉，“在今天早上被执行死刑了。”电话里代理律师说。
律师的声音很激动，张平选还是如往常说话那般的平淡：“哦，谢谢。”
这一年来，因为这样平淡的语调，张平选被一些人怪罪过——“您能尽量再表现得开心一点儿”，或者“您能尽量难过一点儿吗，”
虽然无数人试图引导，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表情，但他永远是那样的神情：一种带着压抑和执拗的平静。他不了解周围人的要求，让一个人死“应该开心成那样”，面对亲人的死亡最负责任的就是无限制地难过，
就像农地里的作物一样，认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样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他似乎一直不相信这种格外的情绪。接电话时，他正在吃午饭，一碗捏面片，拌了点辣椒油。他没舍得也没习惯加一块腊汁肉。他挂完电话，继续如以前那样一口一口吃完。和贫困相处多年，没激起他另外的情绪，反而让他认定了许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个事要怎么讲道理，他有他的顽固。
这天是6月7日，药家鑫被二审判决死刑的第17天。
法院宣布二审判决那天，一走出法院门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儿都激动得痛哭，一堆闪光灯围着他们闪。身边那些庆贺的人说着“匡扶正义”等这类大话，他只是想了几个事情：这下对张妙有个交代了，对女婿有个交代了。但他还想了另外的事情：张妙的儿子毛蛋以后怎么办，药家鑫的父母以后怎么办，我还有两个娃，他们家就一个。
这几个月来，他听了很多药家鑫的故事，还有些故事，“据说是他讲的”，被外面的人说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农村生活，使得他对每句话都听得很重，他因此好几次困惑，不得不问身边的人：有人和我说他家是军代表，势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说他父亲其实只是一般退休员工，家境实在一般，那个才会是真的，那娃前几天听人说特别蛮横，后来又听说其实还是个好学生，还挺孝顺。
总会有人提醒说“张老不要被他们家释放的烟幕弹蒙骗，要不张妙的公平讨不回来”。他就马上噤声了。
这是他最惧怕的一点。但他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么一个年轻罪犯的困惑和好奇，毕竟，这个诉讼请求确实是他发出的，但他发觉自己控制不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种传言、各种超出他理解范围的“阴谋论”主导。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烧草的农民，看着想象和流言的火势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无办法。
判决结束，记者开始散了，贺喜的人少了，时间开始多出来了，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显得更空了。妻子刘小欠在家里总是坐立难安，张妙的死让他耳朵一下子失聪了仿佛是内心自发地用这种方式来抵挡这个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实地在他内心里鼓捣，让他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那空出来的房间也是确实的。张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个房间，像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这压力让张平选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让小女儿带着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儿子当的晚班在睡觉。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拉了个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厅里，但张妙的房间就在那儿盯着，他又挪到门外。外面不断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终究还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个人抽着烟，不断回想，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在想，药家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又一个电话来了，是小女儿张朗。这个喜讯理所当然地被律师兴奋地到处传递。张朗说话很冲，脾气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样，”
“没怎么样。”
对话到此结束了。
过一会儿，张朗带着妻子刘小欠回来了，妻子一路上是边哭边笑。他没和她说话，抽着自己的烟。
晚饭很简单，他坚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倒床上去了。一躺上床，发觉有什么东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没睡着，但他还是坚持躺在这儿，等到通常起床的时间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厅里发了一下呆，终于忍不住了，打了电话给许涛——自己的律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难过啊。”“大爷您是好人，这毕竟是一条人命。”许涛这么安慰他。
考虑了半天，张平选还是忍不住拨打了药家鑫代理律师路钢的电话：“他们家父母没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们。你说这娃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发了一连串的问话，张平选很仓促地挂了电话。张平选不想问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疑问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