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安亭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
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
“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
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
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
“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
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
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
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
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
“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
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
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特级报导: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
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
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
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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