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贾谊评传 > 二 初出茅庐,议论风发
贾谊是西汉前期政治舞台上一颗明亮的彗星。我把他比作慧星。是因为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11 年,却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任朝富的背景
贾谊在河南守吴公门下呆了四年之久,这个时期是吕后执掌西汉政权。
吕后为人"刚毅",也很残忍,在西汉政权内部斗争中,不仅"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而且在皇族内部也毒杀或排斥了很多异己;但是从其施政方针看,是实行的无为政治。故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同上)高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其侄吕产、吕禄居南北军,欲为乱,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杀诸吕,迎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史称汉文帝是一个以"仁义"称著的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乌乎仁哉!"(《汉书·文纪》)可见,其施政方针大体上也是沿袭了汉初的无为政治。
文帝初立,便积极网罗天下人才。文帝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又因为他曾向李斯学过法律,于是便征他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文帝元年(前179〕的事,其时贾谊22 岁。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在这几十个博士中,贾谊是最年轻的。贾谊之所以能22 岁就当博士,固然与吴公的推荐分不开,但要看到,张苍也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因为就在吕后去世这一年,张苍从淮南王相迁为御史大夫,并为贾谊授《春秋左氏传》,熟知贾谊的人品学识。在迎立代王刘恒继承汉统的过程中,张苍与陈平、周勃一道,参与其事,对汉文帝有拥戴之功。这一点,《史记·孝文本纪》有着明确的记载。因此,当吴公与张苍联合起来推荐贾谊任博士时,文帝当然不能不同意。贾谊也的确没有辜负他的老师们的厚望,初出茅庐,就议论风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二)在朝廷的主要建树
贾谊在朝廷期间所发表的议论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有关史料,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过秦》。"西汉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吸取秦王朝迅速覆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探讨一套维护自己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陆贾。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高帝在位时)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贾谊在朝时,陆贾不仅仍健在,而且与之同居太中大夫。因此,陆贾既是贾谊的前辈,又是他的同僚。贾谊在写作《过秦》的过程中,既有陆贾的《新语》可读,又可以与陆贾当面进行讨论,所以其《过秦)的理论水平就必然要高出陆贾《新语》的有关论述。如果说陆贾在和高帝的对话中,还只是用"马上"。"马下"等形象语言,说明"取与守不同术"的话,那么贾谊则是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从探讨"攻守之势异"出发,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贾谊指出,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形势本来是十分有利的,可是秦朝统治者却不善于利用这种形势:近古之无玉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成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①。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才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所以贾谊由此得出结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同上)在《过秦)的结论中,贾谊明确向汉代统治者指出:要使自己的政权能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社稷安矣。(《过秦下》)
① 《贾谊集·过秦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本书引贾谊集中文字主要据此本,个别文字、标点参阅他本有些改动,不再一一说明。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贾谊向文帝多次上疏,提出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理论依据。
其次,在文帝无年(前179)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在疏中批评了西汉初期礼义废坏的现象:"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因此他向文帝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提出的"定制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元代学者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对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有一段注释:"正朔,谓夏建寅为人正,商建丑为地正,周建子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统也,而汉因之,此当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汉继周者也,以土继火,色宜尚黄,此当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则备矣,六卿各率其属,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职名,汉因循而不革,此当定也。高祖之时,叔孙通采秦仪以制朝廷之礼,困秦乐人以作宗庙之乐,此当兴也。"(《资治通鉴》卷十三)胡三省的这种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三统"之说出自董仲舒,在贾谊之后,但贾谊的"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实已为"三统说"之滥觞。
对于贾谊提出的这套"改制度"的主张,文帝采取什么态度呢?史书上的记载略有出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都说是文帝"谦让未遑";而《汉书·礼乐志》却说:"天子说(悦)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从文帝方面来说,贾谊这套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加强他的统治地位的,但由于他即位不久,政权基础还不很牢固,所以尽管他的内心欣赏,行动上却不敢大肆改弦更张;加之"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风俗通·正失》),而这种清静无为又是为汉初承秦未之乱,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形势所决定的。从大臣方面来说,绛灌之属出身武夫,对烦琐的礼仪不感兴趣固然不用说,但我觉得使贾谊的这些意见未能实行的关键人物,还是他的老师张苍。苍时为御史大夫,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副丞相",相当以后的大司空,其地位居"三公"之列,其职责,"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可见其权力是很大的。张苍以"善用算律历"著称,他"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汉书·郊祀志》)。可见,其观点与贾谊是相对立的;他不支持,贾谊"改制度"的主张当然无法实现。不过在文帝十四年(前166),即贾谊逝世两年之后,其时张苍早已为丞相,有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吏记·文帝本纪》)。可见,公孙臣继承了贾谊的观点,他同样遭到张苍的反对。次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汉书·郊祀志》)贾谊改制度的主张,经过公孙臣的努力,终于在文帝手中部分实现,这也从反面证明《汉书·礼乐志》说文帝对贾谊的建议"悦之",是有道理的。
第三,主张废除某些苛残的法律。贾谊在《过秦》中,曾批评秦二世由于没有"去收挚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结果造成"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的严重局面。所以在文帝元年(前179),便发布了"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未:十二月,上日:"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日:"朕闻法正则民意,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日:"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孥)诸相坐律令。"这种情况表明,文帝是接受了贾谊"去收孥污秽之罪"的意见的。
在《过秦》中,贾谊还指出,秦王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讳之禁"太多,使臣民不敢讲真话: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岂不悲哉!(《过秦》下)
这段话,给文帝的印象一定是很深的,所以在文帝二年(前178)便发布了"除诽谤妖言之罪"的诏书。文帝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
第四,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文帝二年贾谊在上文帝《论积贮疏》中,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背本趋未现象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农为本。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民失作业,出现大饥馒,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家之贫困状况可知。对此,高帝采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政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这就是说农业生产不仅恢复了,而且有所发展。"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未"。农业生产发展了,剩余产品多了,就要进行交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又势必破坏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对于这种危险趋势,贾谊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说: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论积贮疏》)
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是说工商等"未"业的不断发展,势必危及封建制度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并且是无术加以挽救的。针对这种情况,所以贾谊明确提出:"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同上)贾谊的这番话,自然是颇中文帝之意的,所以《汉书·食货志》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文帝还明确肯定:"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最后,上疏建议列侯之国。据《史记)和《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在朝期间还曾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这篇疏今虽不存,但其建议却为文帝所采纳。文帝二年十月在列侯就国的诏书中说: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文帝本纪》)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以上情况表明,贾谊在朝居官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两年),但其创议却不少。所以《史记》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这种特出的才能,自然引起了文帝对他的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因为文帝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①,惺惺惜惺惺,于是"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同上)。可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均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同上)这些人多系高帝旧臣,武夫出身,对贾谊这样以文才学识而见赏于君王的人,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周勃就"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史记·周勃世家》)加之,他们对文帝有拥戴之功,文帝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至于这些大臣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则如王夫之所说,"于谊为诬"(《读通鉴论》卷二)。从前面我们对贾谊在两年中献策的分析可以看到,除改制度一项暂时未为文帝接受以外,其他各项均被采纳和施行,因此所谓"纷乱诸事"的指责就缺乏事实基础了。当然,由于贾谊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史记》本传说,"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对此,那些"老先生"一方面固然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心中也难免不满,感到煞了自己的风景,因此产生贾谊"专欲擅权"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了。结果,贾谊不仅未升至公卿,而且被文帝疏远,"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必须指出,贾谊见疏于文帝,大臣们出于传统观念的嫉妒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据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记载:中垒校尉刘向对孝成帝日:"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汁见爱,凝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佯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厕,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截。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博。"刘向这段话,参之以贾谊《吊屈原赋》中所说的"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是可信的。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贾谊论》中,曾分析贾谊在朝居官期间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段这样的话: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① 《汉书·文帝纪》注引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太平御览》卷八十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速为人痛哭哉!??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苏轼的这段分析,除忽略了邓通这个佞臣的打击之外,指出贾谊当时策略上的失误是中肯的。因为任何弃旧图新的改革活动,虽然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巩固当时统治者之地位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必然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时虽然不涉及到利益,但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相抵牾,因而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这里,既要注意照顾有关方面的合理利益,又要善于疏通一些关键人物的感情(即苏轼所说的"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即苏轼所说"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来支持改革。而贾谊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企图使他的建议,"立谈"之间得到实现,这就不能不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所以苏轼说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里的"志",是指理想、抱负;"量"是指胸襟、气量;"才"指能力、学问;"识"指见识、阅历。它表明,一个人光有高尚的理想。超群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广阔的胸怀和气量,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会团结人;要有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本领,既要善处顺境,也要善处逆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悲观自残,而要"默默以待其变",因为"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同上苏轼语)可是,从下面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贾谊是既不善于处顺境,也不善于处逆境的。所以,我觉得苏拭讲的这些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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