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小妹乘火车突然来到西安,紧紧抱在怀中的小挎包里只装一封七妈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自从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全国开始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都陷于瘫痪,几乎所有的部长都被揪斗,无法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由西安出差来北京,到西花厅去看伯伯和七妈,无意站在伯伯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叠起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
记得那天我坐在七妈房间里忍不住地问: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堆放了那么多文件?”
七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本来全国各地向国务院各部委汇报情况,并由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都受冲击无法正常工作,于是无论哪个部的问题和文件就都往西花厅报。你伯伯白天要参加政治局会议、群众会议、接见外宾,就是天天不睡觉,也批不完这么多文件啊!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已经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呢!这样长期下去,再好的身体也要累垮了!”
“七妈,你劝劝伯伯。”
“我说多了他不高兴,他理由多了,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人民,总要有人管具体的事情,几亿老百姓要吃要穿呀!”
果然,等伯伯回来我一看,心里真不是滋味:伯伯的脸更加瘦了,老人斑也明显多了,原来特有神的眼睛,如今布满了血丝,变得朦胧了,他吃饭更快了,三下两下就放下筷子,急匆匆走进办公室去。步履似乎也不如过去那样轻快敏捷,显得沉重了许多。我看在眼里,心里真着急!
这时我又意外地在伯伯办公室门上发现一张大字报,仔细看去,是秘书、医生们写的,还有七妈的五点补充建议,都是针对刚发现伯伯有心脏病,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的内容。这张大字报是二月三日写的,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签了字,伯伯也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我一算三个多月过去了,伯伯的生活习惯仍未改,休息得仍然少呀!我想我不能只签个字,还要再加重些语气多提醒他一下才行,于是我便在伯伯的八个大字旁边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还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其实,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指望用大字报保证伯伯的健康,那当然只是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一张大字报,却成为战友、同志、部下和亲人对伯伯一片真情的珍贵的历史注脚。现在看看大字报上签过名的人,伯伯的老战友们,包括七妈都已仙逝,如果真有天堂,他们又能欢聚,大伙一定还记得这张大字报,伯伯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来!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憋不住满肚子火,大声批评起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闹什么静坐示威,不分清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陕西省委,太不像话!
伯伯停住筷子,很认真耐心引导我: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
我想不通!忍不住又顶了一句:“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
伯伯语调严肃起来:“秉德,你不要只站在省委领导的立场看问题。只听一面之词,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不服气地坚持:“伯伯,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持我这种意见的人可多了,西安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都想不通,看不惯呢!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只能相信少数学生群众,不能相信广大的工农兵呢?”
回去的当天,我立即追记了伯伯当时的讲话,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伯伯当时就火了,他不客气地批评我:“你太主观了,你这人不行,还不如妹妹,妹妹是要革命,但说不出道理来。不管怎么说,用多数派反对少数派就不对,有压力,你怎么能肯定少数派就不革命呢?要到最后才能做结论。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
“我可不是省委派来做您工作的!省委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下急了,连忙解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说大多数群众的看法。”
“哈哈哈——”伯伯笑出声,继而一字一句地强调说:“我这里从来没有后堂,不能通过子侄们来要求我解决工作上的任何问题!主席承认我功多过少。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地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几十年过去后,我明白伯伯也像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他的神圣职责。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犯过组织错误。确实,伯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四年中,他从来没在党内拉过山头搞过宗派,一直光明磊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是努力想跟上形势,他批评我,也是希望我跟上形势,不要与“文革”运动产生抵触情绪。
一九六八年在我的记忆中是痛苦的、难忘的,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揪心。
那时西安武斗很厉害,长矛对长矛地对骂,扔石块早已不过瘾了,两派对立群众动辄就开枪,不长眼的子弹横飞,公共汽车经常不通,尤其是郊区公共汽车。那天是周一,天还不太亮,我就赶紧起床,穿上大衣顶着寒风往汽车站赶,到那一问,城里昨晚又打枪了,公共汽车不敢来。今天不通车。我一听就心急了,没车我怎么去上班呢!其实,那会儿就是上班,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只是上班对我来说,似乎像吃饭睡觉呼吸氧气一样,是生命的一种必需,工作多年,从没有不去上班呆在家里的习惯。此时,我脑子里转的,都是怎么进城。走路?离城三十八公里,就是迈开双脚快步走,只怕晚上也赶不到!拦车!也巧,刚想到拦车,就见一辆拖煤的军用大卡车从营区开出来。我顾不了多想,立即冲上前拦住车。
“同志,我就是院里的家属,能带我进城上班吗?”
“不行,驾驶室里坐满了。”司机摇摇手。
“同志,帮帮忙,我不坐驾驶室,我站在车厢里就行!”
“能行?车厢里可全是煤炭,你从后面看看能不能上去。”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
“谢谢!”我高兴地跑到卡车中部,手抓车厢板,踩着卡车轮胎,再登上车帮,跳进卡车里,一下跌坐在煤堆上,顾不上拍打就叫道:“行了,开车吧!”
汽车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开进城里,我又照此办法从汽车上跳下来,挤电车,准时赶到班上。紧张兴奋之余,我也只略有点奇怪:怎么自己憋不住尿了呢?来到卫生间一看,一位老大姐惊呼:“快上医院,一定有问题!”
“我才怀孕两个月,刚才还从卡车上跳下来呢,人家能收吗?”我真是不懂。
“老天,你还从汽车上跳下来?肯定动了胎气,先兆流产,快,我陪你到医院去!”
果然,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留下来,确诊是先兆流产,征求我意见是保还是流?我问医生,如果留,孩子会不会缺胳膊缺腿?医生摇头不能保证,但因为来得及时,问题也不会太大。我一想,有点悬,失了这么多血,如果孩子生出来有残疾,那太痛苦了,还是做人工流产吧。进了手术室,刚要手术,却停电。第二天再说吧,第二天又停电!
这时,人骅赶到病房,我还给他开玩笑:“你的孩子命还真大,想结束他的生命还不行!”
“是吗?”人骅一脸严肃紧张的神情。
“不用紧张!”我笑着安慰他:“医生说经过治疗我不流血,看来孩子已经保住了,我休息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人骅,一定出了什么事?”
“秉德,有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了,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我能挺住!”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不用说,一定不会是什么喜讯,在这个年月,耳闻目睹的噩耗已经是太多太多。难道伯伯、难道爸爸妈妈……我不敢想下去,两眼死盯着人骅的嘴巴,连连在催促他讲,心里却真怕听到什么。
“六妹昨晚乘火车来了。”坐在床边的人骅双手握着我微微发颤的手,几乎是凑在我耳边轻轻说。
“小六?”我的心更紧了,六妹才十五岁,从小一直跟着爸爸、妈妈生活,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现在让她一个人千里迢迢乘车到西安,一定是出了非常的事情!“她在哪?她怎么没来?”
“六妹只背了个挎包,装着一封七妈的亲笔信,她怕丢了,紧紧抱在怀里,不敢离开座位,更不敢打瞌睡,太累了,现在还在家里睡觉。”
“是伯伯、七妈?”我几乎要惊叫出声。
“不是,他们很好!”人骅赶紧轻声说明:“是你爸爸被逮捕了!”
“被造反派?”我脱口而出。
“不,是卫戍区。”人骅轻声说:“我本想过两天再告诉你,可小六说,她要立刻赶回去,伯伯、七妈还等消息呢,所以不能不告诉你。”
我忍着眼泪,立刻找到医生,告知爱人部队太远,来探视太不方便,反正已经不用再做什么治疗了,干脆回家安安心心休息。医生也很随和,立即帮我开了出院证明,临走前再三叮嘱,回去一定要卧床休息,这样才可能彻底保住孩子。我嘴里一一答应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在公共汽车上,我默默不语,心里却像开了锅,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强迫自己冷静地思考,希望在知道全部情况后,有力量正确处理一切。
我爱我的父亲,我相信他为人忠厚、热情,身体不好,退休也已多年,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坚决不相信的!但是,他现在是被卫戍区解放军逮捕的,我只有相信组织,相信党,可能爸爸确实有什么严重问题没向组织讲清楚。我没问题,一定经受住这次考验,如果爸爸果真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当然要与他划清界限,就像伯伯当年与封建家庭决裂那样,坚决跟党走,做党的忠实好女儿!
但是,人骅是空军军官,我父亲的问题一定会连累他,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因为我爸爸的问题,他再被处理转业、复员,我如何忍心让远在北京的公公婆婆痛心和担忧呢!我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作出果断的决定,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保住人骅的革命前途!我对人骅说:“我们离婚吧,我不能牵连你!”人骅生气地说:“你胡说什么?有天大的事咱们也要在一起!”
汽车一颠簸,我无意中双手触到腹部,一下像摸到了已经在腹中形成的小生命。想到孩子,我泪水更是止不住:孩子,你真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都怪妈妈不好,妈妈太儿女情长,总羡慕别人有女儿,总渴望当自己老了退休了不能再工作时,身边有个贴心的女孩子,永远不会嫌弃妈妈的乖女儿来看望、来陪伴。于是,才下决心怀第二胎的。如今家里发生这样的事,你如果真正流产了倒是幸事,不必受家庭问题的影响,不会一到人间就受白眼!事到如今,我由衷地祈祷腹中不要是女孩子而是男孩子,相比之下,男孩子的承受力一定要强一些。让妈妈担的心一定少一点!
如果按现在的逻辑,出了什么事,赶紧要找自己能说得上话的亲戚,谁的职位越高,找谁越有希望,谁手中的权越实在,找谁越管用。大家很自然会想,你有个伯伯在当总理,找他说句话,别说卫戍区,就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一个电话过去,那院长还不得手下留情!
可在那时,我怎么可能这样想呢!我从十二岁进中南海,跟着伯伯、七妈这么多年,太了解他们了!伯伯首先是党的领导人,其次才是我的伯伯,处理一切事情,第一位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想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的做法,哪怕是想法都是很可耻的!
“爸爸是半夜里被秘密逮捕的,抄家的解放军只查了爸爸的抽屉,出门前还叮嘱妈妈这事要保密,对儿女也不要说,邻居问起来,就说出远门了。”
回到家里,小六还在酣睡,七妈的信依然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想看信,又想让小妹多睡会儿,便用手轻轻地去抽信。小妹握得真紧,我一使劲,信没抽出来,小妹浑身一颤,立即睁圆了眼睛。当看清是我时,只叫了声大姐,扑在我怀里像个受委屈的小孩子嚎啕大哭起来。我紧紧抱着小妹妹双肩,轻声劝着“好妹妹,真难为你了!”妹妹的哭声更响了。于是,我索性不再劝,就让小妹好好发泄一下,不然,对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来说,把爸爸被抓的打击憋在心里,心灵承担的压力也太沉重了。
台灯下,我读了七妈让小六带来的信,信中七妈反复强调:
“你们必须站稳立场,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你们面临着的一件具体的事件,是对你们最深切的考验,你们要准备着能经受得住考验!”
小妹断断续续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睡到半夜,她想去厕所,在过道里,发现爸爸、妈妈屋里有灯,还有轻声的说话声,推门进去。屋里除了妈妈,还站着四五个解放军,爸爸却不见了!
“妈妈。出了什么事?爸爸呢?”
“没事。”妈妈平静地揽过小六,对那位高个解放军说:“王同志,这是我的小女儿秉建,我该怎么对她说。”
“秉建,你爸爸要出趟远门,今后无论是哥哥姐姐问起爸爸上哪去,你都告诉他们是出差去了,懂吗?王老师,你明天也还是照常上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周同宇的情况,我们会向你的学校说明。”
听了这席话,妈妈和小妹都只能默默地点点头。
那位大个子解放军又转脸对妈妈说:“王老师,请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周同宇的抽屉,我们需要看一看。”
那时爸爸、妈妈两人只有一个书桌,爸爸只占其中的两个抽屉,无非放些笔记本、照相本、信封、信纸什么的,那位解放军从上到下大略翻看一下,就站起身告辞出门,像来时一样静悄悄的,街坊邻居谁也没惊动。他们走后,平时胆子特小的小妹秉建才敢问:“妈妈,爸爸哪去了?真是出差了?”
“那个大个子解放军姓王,他先来过一次,把你爸爸带走了,这是第二次回来,要检查一下你爸爸的东西。”
“爸爸被军管会抓走了?”小妹声音都发抖了。
“他们不是军管会,是卫戍区的。”妈妈搂过小妹说:“你不是看见了,他们说话和气,讲道理,你爸爸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要记住,对谁都要说爸爸出远门了,懂吗?”
那一夜特冷,后半夜,小妹又冷又怕,爬到妈妈身边躺下,可年仅十五岁,本该无忧无虑的她,竟也和妈妈一样,心乱如麻,两眼睁到天明!
第二天天一亮,从来就是以校为家,对学生比对自己亲生儿女还关心的妈妈就起身到学校去了,到晚上七八点了还没回来。小妹跟着朱大娘在家里坐了一天,虽然巷子里有她泼水制成的冰道,昨天她一人穿上溜冰鞋在那兴致勃勃地滑了半天,可今天,她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她担心爸爸,更无法面对外人的询问。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天黑了也没开灯。没有爸爸的家,空空荡荡的,少了许多温馨。
有开锁的声音,进来一个男人的身影。“爸爸!”小妹惊喜地扑上去,灯一亮,是一身军装的二哥秉钧站在屋里。
“小六,你在家怎么不开灯?爸爸、妈妈呢?”秉钧有点奇怪地问。
“妈妈到学校去了还没回来。爸爸出远门了。”秉建低着头说。
“爸爸出远门了?怎么可能!前天我给爸爸送烟回家,他也没说出门的事嘛!”
“真的,是昨天才决定出差的。”小妹的声音已经有了哭腔。
“不对,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小六,你有什么事瞒着我!”秉钧焦急地追着问。
“真是出差了嘛!”小妹再也忍不住,一下扑在哥哥怀里大哭起来:“昨天夜里,是卫戍区的解放军悄悄把爸爸带走了,他要我和妈妈对所有的人都说爸爸出远门了。”
“真有这事?”秉钧大吃一惊。他扶起小妹反问一句:“这事报告伯伯、七妈没有?”
小妹摇摇头。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
秉钧毕竟参军七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政治上更成熟,想得也更多一些,他知道现在运动中情况非常复杂,他担心有人背着伯伯冒充卫戍区抓走爸爸,或者是想从抓爸爸入手来整垮伯伯!他是从小在西花厅长大的,他知道自己应该把家里发生的事,立即向伯伯、七妈报告。
在公用电话上,秉钧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七妈,我是秉钧,您好,我想告诉您一下,家里出了点事。”
“我知道了,你赶紧来一下。”七妈的声音十分镇定。
秉钧立即骑车赶到西花厅,一进院门,远远看见七妈已经站在前厅的台阶上等着。
“七妈,我爸爸确实是被卫戍区带走了吗?”秉钧喘着粗气问。
“确实是卫戍区带走的,伯伯和我都知道这件事。”七妈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秉钧,你是什么态度?”
“既然是卫戍区出面拘捕审查,而不是造反派随便抓人,那说明我爸爸有问题需要向组织讲清楚。我的态度十分明确,相信组织相信党。如果审查结果,爸爸没有政治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是我爸爸;如果审查结果,他是个坏人,我一定和他划清界限!”
“好,七妈就要你这句话!天已经不早了,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不了,我们会议结束了,我东西都放在家里,刚刚来时,妈妈还没回家,只小六一人在,我还是回去睡吧。”
“也好。你明天就要回部队了,走以前,到这来一下,看伯伯还有什么事要跟你谈。”
秉钧和七妈正往外走,伯伯的汽车开进院了。伯伯下车见到秉钧,有点意外,七妈三言两语介绍了刚才两人的谈话。
“秉钧,你有这个态度很好,秉德在西安,你现在最大,回部队前,一定要多和妈妈谈谈,劝她往开里想。还是那句老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伯伯握着秉钧的手说。
“伯伯,爸爸被捕的事,回部队后我要不要向组织汇报?”
伯伯拧紧了眉头思索了一下,说:“暂时不用讲,由我向你们空军领导讲。”
第二天,秉钧十点又到了西花厅,伯伯见面就说:“秉钧,你爸爸的事我已经跟你们空军吴司令说了,你回部队就安心飞行,努力工作,什么时候需要你向部队党组织汇报,怎么说,等七妈通知你!”
……
“二哥回来时带了一封七妈的亲笔信。”小妹最后说:“七妈说现在寄信也怕丢掉,这是五十元钱,让小六乘火车去西安一趟,把情况告诉秉德,让她也了解情况,有个正确认识!”
第二天,我们把小六送上返回北京的火车。回到自己家里,我让人骅坐下,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人骅,既然是卫戍区逮捕了爸爸,这总是事出有因,据我所知,爸爸除了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共产党外,一九四七年还被国民党抓过一次,坐了半年牢。虽然我相信爸爸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历史上的问题要审查清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我有思想准备。一定按伯伯、七妈的要求去做。但你是军人,你是无辜的,我不愿意因为我的家庭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人骅,我们离婚吧!沈清是沈家的长子长孙,爷爷一定舍不得,就给你抚养吧;肚里的老二,不管是男是女,就给我留下纪念吧……”泪水哽住了喉咙,我呜咽着再说不下去。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天塌下来,咱俩也要在一起顶着!”平时脾气随和的人骅,此刻话语果断:“伯伯、七妈不是讲得很清楚嘛,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也希望你相信我。你也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我绝不是冲着你是周恩来的侄女去的,说实话,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有这层关系,肯定不去见你。既然我们结为夫妻,当然要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共同经受住运动的考验。至于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并不把当一辈子兵作为惟一的前途,能继续在部队干,当然很好,如果真让我转业到地方去,也没问题,到哪儿不是为祖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呢!”
我含着泪笑了,庆幸自己找到的丈夫,真正是志同道合、正直善良的好人!
十多年后,作为纪念,七妈把当年伯伯的亲笔写的有关逮捕爸爸的报告草稿给了我。看着伯伯的手迹,仿佛能看见西花厅的灯光,能掂量出伯伯写这些字时的心情:
有关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会(一九六三—一九六六)的召集人有四:
王光琦在押,梁欧策(一月自杀)、游补钧(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二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须依法处理,其办法有二:
一、交群众审查,但周同宇已退休,无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专案组曾去讯问过,没说出什么。如要他原机关内务部革命造反派去讯问,也不会得出什么要领。
二、交公安部军管机关拘留审讯,较易弄清真相。或者要与群众审查相结合,我提议采取第二个办法,请即议定。
(已接江青同志和大家意见,请谢交卫戍区拘留审讯——周)
有关周同宇历史上需审查三点:
一、周同宇为周恩来三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认识了王昆仑(当时为教员)。一九二四年转至北京入中学,常到王昆仑家,与王妹王枫(现吴茂荪妻)谈恋爱。而王并非真爱他。
二、一九二五年冬,周同宇至广州,考入黄埔入学生队,二次东征,我在汕头,周同宇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突至汕头,欲弃校北进找王枫,被我大骂,勒令返回黄埔。
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调黄埔四期政治队随征,周同宇提前毕业参加攻打武昌城,受伤。一九二七年春,吴茂荪、王枫经武汉入川,周同宇是从医院私逃,追逐王枫入川。
简历:
周同宇,名恩寿,一九○四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底脱党,一九三二年后曾在伪满哈尔滨任邮局职员,解放前在天津,解放后入华北革大,毕业后到冶金部任职,因病转内务部参事,一九六一年退休,妻王士琴,现任中学教员,女三,子三。长女秉德,在西安轻化工业局任职员,二子,秉钧,在空军任飞行员,三女秉宜,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读书,四子秉华,在雷达工程学校,五子秉和、六女秉建在中学读书。
如今我的资料夹中,与伯伯亲笔手稿一起存放的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一九七九年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爸爸的复查结论,一份则是爸爸的亲笔回执。
关于周同宇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周同宇同志,原任内务部专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六三年六月退休。文化大革命中,为参加所谓“聚餐会”问题曾被拘留审查。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结论,认为周同宇同志的问题属政治历史问题。
经复查,周同宇同志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春与党脱离关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三年周在伪满时期曾在哈尔滨、绥化税务机关任司税、属官、课长等职。一九四六年春周与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赖祖烈同志取得联系,在天津为我经营民生货栈。一九四七年九月被匪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同年十二月取保释放。上述问题,周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华北革大,一九五五年在北京钢铁局均作过交代,一九四七年他被捕后,为了欺骗敌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虽说过以后不再与“共匪”联系的话,实际上他以后继续同地下党员周世昌保持秘密联系,直到全国解放。赖祖烈同志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证明:据我与晋察冀敌工部长许建国谈起周同宇同志被捕事,据许建国说,接敌区工作人员报告,周在狱中表现还好,后经友人保释。
关于参加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问题。经查,所谓“聚餐会”是王光琦、周同宇同志等原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同学先后在一起聚餐五次,不是成立什么“聚餐会”,更不是反革命组织。
综上所述,周同宇同志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在伪税务机关干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一九四七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与王光琦同志等在一起聚餐没有什么问题。此案属错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结论,予以撤销。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我没有意见,衷心感谢党组织为我平反恢复名誉。今后坚决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为党工作。
周同宇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真没想到,满月后第一个登门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话让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下旬,我回到北京生老二。真不知是我没有女儿命,还是当年的祈祷有灵,我又生了一个胖儿子。每当我抱起儿子亲热时,心里总有一点苍凉,因为看见儿子,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的爸爸。我的儿子十月怀胎出世了,可爸爸被关已经六个月了,还不许探望,不知道任何情况。道理上也懂,相信党,相信群众,所以,即便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七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一句。但从内心还是特别惦念,爸爸毕竟已经是花甲老人了,身体又不好,能受得了监禁之苦吗?
那天小儿子满月,我也算月子做完了,看不得婆婆劳累,抢着在洗孩子的尿布。
“秉德,有人来看你!”婆婆来招呼我。
我来到客厅,见到一位完全陌生的解放军同志。他身材魁梧结实,笑容真诚坦率,不等我开口,他握着我的手,口吻像久别重逢老朋友一样热情自然:“你是周秉德同志吧?你好,我叫王金岭,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亲周同宇啊!”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是认识,是很熟悉。今年初,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老王说话的口气很轻松,一点不像是抓了个坏人,倒像是带走了一个朋友。
“真的?”我急不可耐地脱口问道:“我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关在哪个监狱?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吗?……”眼泪随着问不完的问题夺眶而出。
“哎,真是个孝女,难怪你父亲提到你也落泪!”王金岭直言快语:“我就是怕你月子里担心老人,特地来看看你,也让你宽宽心。你父亲一切都好,放心吧!”
“他到底为什么问题抓起来?组织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问问题呢,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如果不是总理的弟弟,也就没他的事!”
“真的?”我心里仍然不明白底细!
“所有外调都是我和造反派一块去的,什么材料我都看了,没问题,你放心!老周有人品,也有水平,他头脑清楚,历史上的事,哪年哪月,张三李四,他都记得清说得准,无论造反派怎么跳着问,他都不会张冠李戴;他从不为开脱自己乱咬人,就是对已经落难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不简单!上个月我去看他时,他哭了。”
“为啥哭?”
“成天关着,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大半年了,外面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担心自己的问题连累你们伯伯,连累你们孩子嘛!”
“哎!能不能让我们去看看他?”
“我可没办法!”王金岭摇摇头:“不过,我还是想出个办法,我让给他订了份《参考消息》,那上面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情况,起码能看到你伯伯的消息吧!你妈妈那里我也常去看望,你小弟弟、小妹妹去延安去内蒙插队后,你妈一个人在家,她对我说房钱太贵,一个人住太浪费,其实我知道她内心的感受,总对邻居说你爸爸出远门了,半年多不见人回来,人家背后能不瞎议论吗?我正在帮你母亲找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呢。”
“老王同志,真谢谢您了!”我又忍不住落泪。
“谢我干什么,我也是在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我走了,总之,放宽心,不要急,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弄清楚的!”
第二天,我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自己还认为是从组织上了解了父亲的近况,兴冲冲地对他说:“昨天,参加审查爸爸的解放军同志王金岭来看我了,他说,爸爸被抓,就因为是伯伯的亲弟弟,爸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王金岭怎么这样说话!”伯伯板下面孔,对在座的人骅叮嘱:“你明天去找他谈一谈,叫他今后讲话要注意,不要影响关系!”
我一听真后悔,心里直骂自己头脑太简单,连累了好心人挨批评!可对伯伯的话又不能不执行。第二天,人骅特意按照老王留下的地址找到他,转达了伯伯对他的批评。人骅也和我一样觉着对不住老王,最后向他道歉:是我们想问题太简单,让您受批评。
谁知老王却挺神秘地笑了,可能因为人骅也是军人,军人之间讲话更坦率点,老王伏在人骅耳边说:“没关系!总理对我的表扬,都是通过组织传下来的,说我们外调认真、辛苦,向我们致敬。对我的批评,就让你们这些孩子转达,这是对我的提醒。你想,表扬我让大家都知道,批评我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只会胆更大,没问题!”
以后,王金岭一直关心着我妈妈和我弟弟、妹妹的生活,成了我们家要好的朋友。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一九六八年,王金岭是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的,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谢富治口气平静地介绍着情况的来龙去脉:“江青同志直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需要找一个比较强的干部来办此案,选中你,是对你的信任。”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王金岭立即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老天,当总理的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弟弟,还要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弟弟,这到底是什么严重问题?我如何才能处理好?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此时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紧锁眉心,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接着交待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样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越拖得时间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这句话了!王金岭面对傅司令,右手举向帽沿行了庄严的军礼,像战士出征一样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在当天夜里两点半,一辆没有打车灯的军用吉普车停在离我家五百米外的巷子里,一名身手敏捷的战士顺着院墙外大枣树爬上墙,轻手轻脚翻过屋顶,跳进院内,轻轻开了院门,王金岭带人立即闪身进了院,用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打开了我家的屋门,进了客厅才开灯,轻声把我父母从睡梦中唤醒。
王金岭宣布了拘捕命令后,先让我父亲穿好衣服并把他带走,送到巷外的车上,然后第二次返回我家,我妈妈搂着小六儿还呆呆地坐在客厅里。
“王老师,我们奉命逮捕周同宇,是有人揭发他与王光琦一块吃过饭,说是反革命聚餐会。至于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是反革命还是什么,是不是反革命聚餐会,要审查。所以,按照上级指示,我们还要搜查。”王金岭压低声音对我妈妈解释:“你们不必紧张,王老师您不属于审查范围,家里的孩子也不属于,所以,你和孩子的抽屉都不动,我们只查看周同宇的抽屉。”
我爸爸只有两个抽屉,王金岭就检查了这两个抽屉,拿走了我爸爸的笔记本和一个照相本。余光里,他读懂了我妈妈脸上的痛楚憎恶和小姑娘的恐惧害怕,他心里像压上块巨石,仿佛真是干了造反派还没干的坏事!以他的个性,他恨不能立即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真实情况都告诉惊恐中的母女俩,告诉她们这是保护措施,告诉她们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但他无意中从对面镜子里瞥到了自己帽子上的红五星时,他一下镇定了,咬紧嘴唇,什么也不再解释,作为一个军人,他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不该讲的,一个字也不能露。临走前,他又叮嘱一句:“王老师,周同宇被逮捕的事,对谁也不准说,这是纪律!如果有人问,就说出远门了。”
“孩子们问呢?”我妈妈追问一句。
“你也这样说。”王金岭想了想这样回答道:“我姓王,我还会再来看你们。”
两天后,王金岭把造反派找来,他个头魁梧,声音不卑不亢:“你们告周同宇是坏人,现在根据中央指示,由我和你们一块组织个审查班子,今天是不是选个组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
“你们是红卫兵,我是解放军,我才是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的兵嘛!”王金岭脸上笑容满面,嘴里却当仁不让。
“那好吧,我们推荐你当组长吧!”
“好,既然你们选举我当组长,你们就要听我的指挥,约法三章:从今天起,要见周同宇,我单独一个人不去,你们同样也没有资格单独去见他。外调我们一块去,提审也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问题查清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向中央报告。”
于是,去东北、上海、广东等地的外调,王金岭亲自带队;每回提审周同宇,王金岭也都必然在场。尽管造反派在提审时有过吼叫催逼,但有“王组长”在场,他们也没法武斗!短短几个月,王金岭已经查清了所有问题,但上面有命令:周同宇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全部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王金岭不再管此案。于是,周同宇案一拖再拖,周同宇被关了整整七年多,直至一九七五年五月才释放出来……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整整七年多没见,爸爸的头发铺了一层白霜,人瘦得很厉害,但因打过激素,脸显得浮肿。更让人心痛的是,他两眼似乎呆滞无光,神情也仿佛麻木迟钝,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眼睛明亮有神的爸爸!我忍不住抱着爸爸痛哭失声。我无法想象,整整七年,没有与家人见面,一张《参考消息》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爸爸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他的心一定浸泡在无尽的委屈和不平之中!
“秉德,别哭,快别哭!”爸爸两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被关的这七年中,我天天对自己讲,我是个小人物,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第七章“文革”中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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