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灾难的名词,永远不堪回首的一个民族灾难的名词。
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陈毅元帅、罗瑞卿元帅、宋庆龄副主席、章士钊教授,一大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物,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而在这场灭顶之灾中,挺身而出,尽力保护他们的,就是周恩来。
钱嘉东:周恩来秘书。
1966年的8月29日晚上,有一批北大的红卫兵冲到章士钊府上抄家。
周家鼎:周恩来秘书。
章士钊这个人,他和主席两个人,交游是很厚的。他马上就给毛主席写了一信封。
钱嘉东:
这个信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天就批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家鼎:
总理接到批示以后,就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条,归还章士钊全部物品;第二条,派警卫部队保护他的住宅;第三条,采取保护措施,把章士钊送到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病。实际上,是躲避红卫兵造反派对他的干扰。
在处理这件事的同时,总理联想到像章士钊这样的干部还有不少,应当予以保护。
钱嘉东:
因此,总理草拟了一张保护干部的名单,开列了十三个高级民主人士的名字。
周家鼎:
这个名单虽然只有七十九个字,但是,有几百位需要保护的人,都包括在内了。
比如,四副二高。什么叫四副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高是高检,高院。还有各部的部长,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有了主席的这个批示,总理就理直气壮地去保护这些干部。
一个名单七十多字,使几百位党和国家的精华得以保存下来,这显示了周恩来苦心挽救这场灾难的巨大智慧。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写信,反复叮咛,提醒他的战友们如何在灾难中保护自身,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过人胆识和良苦用心。
周家鼎:
总理很快又写了一封信,内容就是,要谨慎你们的言行,不然的话,我就不好说话,我就不好来保你们。
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可以检查什么错误,但是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然后,让我一个一个地给送他们传阅。这些人看了以后,很受感动,感觉这是总理对他们最大的爱护和保护,有的当时掉了眼泪。
傅崇碧: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前司令员。
彭真同志是第一个被抓的。卫戍区跑来跟我报告说,彭真被抓走了。我马上就给总理打电话。
总理非常生气,说:“为什么把人这样?把彭真同志抓到哪去了?你们赶快去找。”抓走了彭真,总理两晚上没有睡觉,和我一块去找这个造反派,马上谈。
最后,总算谈通了。
被周恩来誉为国之瑰宝、人中凤凰的宋庆龄,同样陷入了这场民族灾难。周恩来对她的保护,更是一种刚直果断,义正辞严!
傅崇碧:
总理说啊,宋庆龄是一只凤凰,对革命贡献相当大。所以,每次红卫兵要去围困宋庆龄,我总是去的。我们讲得很严厉,我们说,宋庆龄到北京来的时候,毛主席都去迎接她。你们要抓,要去冲,我们就开枪。
这样,也就保护住了。
总理把所有挨批斗的部长、副部长、统统都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里头。
接到中南海,住进西花厅。
周恩来的家,一度成了这场灭顶之灾的避难所。在那个不可理喻的年代,他自然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然而,他还是做当时别人所不敢做、所不能做的事。即使是对于在“文革”中被诬为“最大的走资派”的刘少奇与邓小平,周恩来在万般无奈中,依然设法向他们伸出自己温暖的手臂!
傅崇碧:
刘少奇住在中南海。蒯大富把他们两口儿骗出去了。总理说,刘少奇和王光美他们出去了,没有回来,你赶快想办法去找,看在什么地方,把他们找回来,弄回来。
我找到蒯大富。我说,你把少奇同志、王光美同志交给我们,这是主席讲的,总理讲的,不交给我们不行。
他开始不给。我说,蒯大富,你也不能走。总算把他们弄回来了。
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
我们在外面开会,看到那些大标语、大字报都写着“打倒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工贼、内奸”等等,名字上面都打着叉叉,或者名字倒着写。总理回家以后,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你们看见了吗,外面的那些标语?这是污辱人格嘛!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怎么能这么搞!你们这里的人不许这样。少奇同志的问题,现在还没定性嘛!还得叫少奇同志嘛!”
总理又让我去看望少奇同志。我对少奇同志说:“我是西花厅的,是总理那里的保健医生,叫张佐良,总理让我来看望你。”
邓朴方: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让老干部统统下去。这个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安排在赣州。
后来总理知道了,给江西的革委会的成员连续两次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可以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后来,他知道了江西已经落实了这个事情以后,父亲才出发的。
国家栋梁之材,社会各界人士,普通人民群众,以至于国际友人,无不在周恩来关心和保护之列。这方面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胡松华:歌唱家。
总理1969年就关心我们了。他曾点名问:胡松华,还有其他几位都哪儿去了?总理办公室指示:第一,尽快把胡松华的问题查清楚;第二,要保护他的形象,不要毁掉他的形象;第三,一定要让他恢复嗓音,要练基本功,千万不要使嗓子生锈。
新凤霞:评剧表演艺术家。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都被关起来了,而且限制吃饭,就给吃窝头,吃成菜。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看见中国评剧院那个旗子了,总理第一句话就问有关人员:“新凤霞现在在哪儿?”有人回答说:“已经关在我们那儿了。”“她吃饭好吗?”“只许吃一命窝头。”“你回去说,新凤霞我了解她,她出身很苦,不要让她这样吃饭,让她随便吃饭,她还要唱戏呀。”
西园寺一晃:西园寺公一长子、日本友好人士。
记得那是1968年或1969年,北京王府井的街头,出现了攻击我父亲是日本特务的大字报,在当时对外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但这张大字报出现后,不过几小时,就被取掉了。听说是总理知道后,立即命令取下的。
总理对我父亲说,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你可以先回国去,等中国情况好转以后,再请你回来。这件事直到我父亲临终前,都没有对外人说过。
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周恩来也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革风暴之中的。但他表现出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刚毅和决断。他想尽一切办法减轻这场浩劫给全民族带来的摧残。在文革的深重灾难中,周恩来耗尽了自己的体力、精力和智力。他不仅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苦衷,更有他人无法体会的遗憾。
周家鼎:
贺龙同志那时有病,糖尿病,身体一直很虚弱。总理派人把他们接到西花厅。贺龙同志和薛明同志就住在那里。
中南海也不是安全之地,当时中南海里边也有造反派。总理有一天见了贺老总,说:中南海也不是久居之处,也不是安全的地方。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到那里去休息。走的时候,总理跟贺老总讲,到秋天了,我去接你回来。
江青之流,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把那些照顾贺老总的人员全部给换掉了。所以,贺老总从那以后,受了很大的委屈。
贺龙最终被迫害死了。
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周恩来仍然没有能够保护住南昌首义中的亲密战友。
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失声痛哭,并一连七次鞠躬,来表达他无法诉诸语言的痛苦和遗憾。
这个举动本身,包含了多少他的苦涩,他的苦闷,他的苦痛以及他的苦衷。而所有这些他的苦涩,他的苦闷,他的苦痛和他的苦衷,同样也表现在保护陈毅的整个过程中。
陈昊苏:
当时那么多人强烈地要求批判我父亲。总理当时也不能说不许批判,他说:可以批判,可以开批判会,但是,你们不能搞武斗。
傅崇碧:
每一次斗争陈毅,上万人啊。在人民大会堂,我们部队五、六排守着,后面的造反派一万多人斗他。陈毅老帅他那脾气真是也怪,坐在那儿说,你们斗我,毛主席都说我是个好同志,你们知不知道!那些红卫兵就喊口号,要打倒他,他说,陈毅是不是毛派,你问总理。总理说,是。
钱嘉东:
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那些造反派,就从三楼、从二楼,挂出了什么“打倒”啊,什么“三反分子”啊,这样一种标语牌了。
张佐良:
总理一看不行啦,“哎!不是跟你们说好的吗,怎么又这样了,怎么还搞这一套?”总理生气了。这时候,他的手就捂在胸口上了。
傅崇碧:
这时造反派啊,就起来要抓陈毅啊,朝着我那个部队就冲过来了,总理也站到前面来了。
张佐良:
总理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这个时候,捂着胸部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搀着他。解放军战士呼呼都上来了,造反派当然是弄不过的,这样就把陈总护送走了。
钱嘉东:
离开了会场,那些造反派中间还有人这样讲,如果说是他们不能批判陈老总的话,他们就要冲大会堂。
总理说,如果你们要冲大会堂的话嘛,你们必须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陈昊苏: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里边,我父亲当时的情绪相当激愤。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是总理在那儿坐阵,还有8341部队的同志在那保驾,我今天也许就回不来了。
张佐良:
批陈总是多次,总理两次心脏病发作。等于说,好多次是陪着陈总检讨,甚至陪斗,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每次批斗陈毅,每次总理都出席,这几乎成了变相的陪斗。实际上是不惜用自己陪斗来进行保护。这其中的苦涩谁能体会,这其中的苦衷谁能理解?
周恩来顶住巨大的压力,对陈毅等一大批老同志费尽苦心地进行保护。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毅当年写下的《大雪压青松》,这首歌颂革命者精神气节的著名诗篇,成为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写照!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林彪、“四人帮”,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灾难代名词,又是押在历史审判台上的罪恶形象。他们在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的同时,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灭顶之灾!
而在这场灾难中,身处逆流,耗尽心血,想方设法尽一切努力使国民经济减少损失的,依然是周恩来!
袁宝华:
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0月,我靠边站一年半。
为什么这么短呢?这是总理打的招呼。那个军管会主任很好,是空军的一个后勤部长,到国务院开会时,总理跟他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赶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
这个军管会主任回去了以后,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我解放出来了。
谷牧:
当时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啊,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
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他说,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个国家,千头万绪,什么事情都叫我自己干,这是不合理的,我得有几个帮手。
钟子云:
那时候,煤炭生产产量已经下来了,一天生产七十多万吨下降到四十多万吨,生产和国民经济都无法维持了。工业生产真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袁宝华:
总理真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救火啊,我们这些人无非是救火队员就是了,一天到晚,拆东墙补西墙。
从“文革”,到改革,从当年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肆破坏,到今天的大展宏图,在这强烈的对比反差之中,我们会感到,正是由于当年周恩来为国家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保存了元气,才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谷牧:
有一次深更半夜三点多钟,我在别的地方工作完了,回去睡觉。刚刚闭上眼没多久,电话铃响了,我一拿过来就是总理的声音,他告诉我纺织部的两派武斗的情况。三点多钟了,我想找谁去啊,结果我睡了几个钟头。
早晨醒来,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放到我的桌子上了。上面写着: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明天啦,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并且告诉钱之光,把情况向你汇报。
那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我应当晚上不睡嘛,来处理这个问题。
吕正操: 、
当时那混乱得很哪,非常乱,铁路从来没那吆乱过,车顶上坐的都是人哪。
袁宝华:
那个时候,支援铁路的建设,总理有个什么想法呢?
他说,你把他这个注意力转移转移,你让他搞建设去了,他就不打派仗了。要不然,你让他闲着,他一天到晚在那儿打派仗。
很快,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把焦枝铁路建设通车了,把成昆铁道建设通车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还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尽可能地多办一些事情。
尽管是高天滚滚寒流急,生命的列车依然在行进。陷身灾难,逆风千里,从抓铁路建设,到抓港口建设,这就是在政治高压下,昂然挺进的周恩来!
谷牧:
总理说,我给你出个题目,你抓一抓港口建设怎么样?我提个口号,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那时候,我们的港口是落后得很哪!没有总理这个决心,以后我们的对外开放都要受牵制!
后人也许无法想像,一度时间,独臂将军余秋里和副总理谷牧,竟是周恩来在“文革”灾难中,抓国民经济建设仅有的三条胳膊。对于当时八亿人口的大国,周恩来就是这样的苦心支撑,才使我们的民族,没有陷于经济崩溃的苦海!
袁宝华:
总理向我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拔了五千吨铝,去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工作,怎么敢收回来呢?
总理他这个人就是体谅你的困难。所以,讲话的时候特别点明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作呀?不收回来,唯你是问。
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下发各个省市,一律收回。
只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的人都会懂得,下令收回做毛主席像章的五千吨铝将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敢于这样做,只有周恩来去这样做,并且敢于明确宣布这样做。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多么果敢又极富智慧的举措!
王占英: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叛国外逃,坠毁在温都尔汗。
王颖: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总理正在福建厅东大厅这几个厅室开会。出了这件事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主席,想到其他首长的安全。
崔守财:
当时总理几天几夜没睡觉,穿着一件睡衣,饭也吃不上,一共搞了三天,证明林彪确实坠毁在温都尔汗了,才在这地方开的香槟酒。
李德生:
林彪有一个手令,用红铅笔写的,都撕碎了。是总理叫人把它收回来,并说,你一点也不能丢掉。收回来后,总理亲自拿到家去对起来的。
圆满地解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华民族灾难的阴云中透出一些光亮。是他保护了一大批人才,是他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是他用病弱的身躯和钢铁的意志,顽强地支撑起。这座濒于倒塌的共和国大厦。有一首《曾经是你》的诗这样写道:
那一棵大树曾经是你,
是你高高举起的手臂,
一任枝叶披挂,顶住乌云,
挡住横来的风雨!
如今,望着满地的浓荫,
多少人怀着无限感激!
那一座大山曾经是你,
是你皱起的浓重的双眉;
无奈的日子,你以顽强的身躯,
支撑着一片天地;
如今,望着远远的山影,
谁能不由衷生出敬意!
百年恩来,十年文革,是周恩来最苦涩的时期。
他尊重毛泽东。他一方面要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另一方面又要借助毛泽东的支持,尽力减轻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与损失。这苦涩中渗透着千言万语道不尽的难字!
难中更苦,苦中更难的,是他运用各种策略与林彪、“四人帮”进行的斗争。他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他一天不被打倒,林彪、“四人帮”就不能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就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
但这苦中苦,累中累,难中难,同时集中在他身上,最终造成了他自身健康的灾难。
赵茂峰:周恩来秘书。
当年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是“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要打倒老干部,从而引发出的忍无可忍的一种反抗。
顾明:
怀仁堂会议之后,上海把陈丕显关起来批斗。那时候谭震林就不干了。谭震林说:“阿丕是井冈山时候的小鬼嘛!”他说,“你们斗他什么?你们再这样干,我不干了。”拿着皮包就走。
周总理拍着桌子把他叫回来。
赵茂峰:
周总理说,我还没开完会呢。硬是没让他走。
谷牧:
周总理三天没有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这件事,毛主席就火了。因为江青和王力他们当天就去报告了。讲的就是什么谭震林、陈毅呀,这一些人在中南海造反了。
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个人,文化大革命中天下不知会乱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决定的事情他要办;另一方面,在办的中间,他要迂回曲折地尽量避害就利,尽量地减轻这件事情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损失,煞费苦心啊。
当年的“二月逆流”,其实是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重大斗争的二月主流。毛泽东的火,正是来自政治野心家林彪、江青一伙的诬告。但是周恩来为了保护国家栋梁,忍辱负重,主动承担了对所谓“逆流”的重责。
张佐良:
那些日子,他在家里,趴在桌子上,老这么趴着,写呀,写了十来天,也不出来散步,也不见外宾,也不去开会,也不打乒乓球,就趴在那儿整天在写。胡子也很长,头发也不理。我们也不敢问,他的双脚肿到膝盖以上了。
半个月后,周恩来走出西花厅,在人民大会堂,心情沉重地做了一次检查。
张佐良:
那天开会,总理前前后后大概讲了将近三个小时。我觉得整个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总是觉得,怎么所有历史上的错误,他都一个人背着,怎么搞的?大家想不通。
周恩来借以揭批林彪极左路线,力图扭转文革造成的灾难局面。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揭批林彪的结果,却再次转向又一场极左的政治风雨。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立下首功的周恩来,被推到了受批判的位置。周恩来再一次承受了任何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以承受的难。
耿秀珍:
总理从1973年受“四人帮”迫害以后,身体就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了。
张佐良:
1974年血尿越来越重,身体拖不下去了。主要就是大量出血,不是一点点出血。每天我们计算的量,起码就几十个CC,多的时候一二百个CC。
张作文:
总理用毛笔批文件的时候,手抖啊,抖得厉害。往往那文件上就戳了很多墨点。后来,总理就想了一个办法,改用铅笔来批阅文件。
吴阶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他一天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每次到了人民大会堂,夜里两点多钟才回家,回到西花厅,回到家以后呢,上床,但上床不是睡觉。
张作文:
总理回来就问,有什么紧急的事?我们就把几件紧急需要批的,第二天必须处理的文件给总理。
吴阶平:
他躺在床上,有个架子垫着,批文件、看材料,这又得两个钟头左右。可能到四点钟左右才睡觉,十点钟、十一点钟起来,到卫生间又是办公,实际上有些事情在卫生间里就处理了。
张佐良:
每次小便因为出血量太大、太快,血块凝住了,小便就出不来,所以,有的时候小便一次,他就在那个地上滚啊。
卞志强:
后来,我们一起,把这个情况跟大姐说,请总理自己向上面去争取吧。有一次大姐很心痛地跟我们讲,她说,请示了,保守治疗。我说,还要保守治疗啊?!当时我们都哭了,大姐也要流眼泪,但是忍住了。
王颖:
有一次呢,总理靠在沙发背儿上,看着天花板说:“能给我一支烟吗?”
张劲智:
我们知道,总理是从来不抽烟的,当时就给了他一支烟。
张劲智:
总理吸了两口,然后就搁那儿了,他不会吸烟。
王颖:
看着总理要烟的这个样子,我们也看得出来,他是太疲劳了,太累了。
历史不会忽略这个细节:从不吸烟的周恩来,主动要求吸一支烟。他太苦了,他太难了,他太累了。他没有说的话,这支烟替他说了。
是他努力拯救文革深重的灾难,最后导致自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灾难,但他始终不渝地坚守着文革之初在极端愤激情绪下道出的心声!
谷牧:
这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部长们纷纷陈词了,说:这样的话,这个生产维持不住啊;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
总理也到会场了,有人给他建议,这种会议少来参加。就在这个场合,总理讲了一番话:“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这石破天惊的语言,是感天动地化雨化泪的心灵真言!是身心愈摧意志愈坚的钢铁真言!在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浩劫中,周恩来就是这样,忍辱负重,身心交瘁,力挽狂澜,以自己少活多少年为代价,写下了他生命中极为苦涩、因而也显示出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
九、苦涩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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