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人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役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①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②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③,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④,鲁迅就读时的教员的水平有多糟,也就可想而知。自己水平低,还不许学生笑,鲁迅因为和同学一起讥笑那位不识“钊”的教员,两天之内,竟被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呆下去?鲁迅读了半年,便赶紧转学,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他已经坐在另一所也设在南京的矿路学堂的教室里了。
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但是,鲁迅的智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满足。课堂上的功课,他几乎不需要温习,可每次考试,全班二十几人中,他多半是第一名,这样念书有什么味道呢、他只好将眼光投向课堂之外,或者是买书报来看,或者是租马来骑,在种种精神和物质的驰骋当中,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可是,你进入新的社会天地,就会遇到新的麻烦。一位本家长辈见他读西洋的小说和理论书,便神色郑重地教训他,弄得他很不愉快。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中的少年人,看见他一个汉人竟高高地骑马踱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和辱骂,使他立刻记起自己还是大清族的奴隶。他大怒了,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却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还有一次,他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纸印的茶壶,顺那壶嘴的方向望去,前面十字路口的墙上又有一个同样的茶壶,他好奇极了,一路追踪下去,直走到荒郊僻野,几乎迷了路,才猛然醒悟,这大概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联络暗号,于是赶紧止步,转身就跑。我想,这正是他在南京生活的缩影,在他四周,有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使他气闷,使他不能够率性而行。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先前那个老问题又拦住了他: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着家里的钱阔阔绰绰地远渡重洋,到欧美去直接拥抱西方文明的机遇,与他隔得太远了。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民族,它的性格中混合着极端的自卑和自大。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⑤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倘说这句话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某些中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吧。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是因为他打败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来再打败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上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迸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傲慢,鲁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员热心地张罗食住,任课的教授当中,更有藤野严九郎那样满怀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断在仙台的学业,固然有从文的动机,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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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周振甫编注:《鲁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页。
③《朝花夕拾》,五十一页。
④《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三百五十八页。
⑤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六十五页。
⑥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重庆,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