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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悔不当初

  陈公博、周佛海悔杀当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谈话到此,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央,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反共;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据说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是什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180度的转变?”

  “理论!”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我是从鹿儿岛七高毕业以后,升学京都帝大,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又彻底研究了他的著作,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根本不能实行。”

  “周先生参加共产党,是在七高时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长沙、广州、武昌、济南这6个地区的57名党员。”

  “只有57个人?”

  “是的。像广州,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3个人,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但是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因为——。”

  因为”北李”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身为馆长,不容他请假南下;”南陈”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以同样的理由,无法分身。因此,这一次”大会”的主席,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

  “据公博后来告诉我,他之脱离共产党,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当时张国涛的处置,我倒并不以为不当,而公博看出来了,事情是这样:最初决定,开会为了安全问题,应该逐日更换地点,但一连4天,都在法租界贝勒路,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

  张国涛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赤色的。原来俄国1917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国会,而国会置之不理,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但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当时认为”二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简明教程”中,更一再强调,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然水火不容。

  然则这一连4天在李汉俊家开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张国涛说,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在他家开”大会”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脸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

  陈公博却大起反感,认为既属”同志”,应该相见以诚,相待以义;张国涛这样做法,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甚至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顿时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连教员都不许当。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无产阶级”的”工农”;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与组织的要求不符,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岂非荒谬绝伦!

  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居然照案通过。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张国涛的答复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原来那时”第三国际”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一个叫吴庭斯基,一个叫马林;组织中国共产党,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在这次”全代会”中,俨然君临的姿态,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一两个俄国人竟可推翻”大会”通过的议案,自然气愤难起;疾言厉色地说:“这样子不必开什么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当场冲突,不欢而散。

  到得最后一天,终于出麻烦了。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这天人还没有到齐,正在闲谈时,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一听这话,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立刻主张解散。于是张国涛领头,纷纷下楼,开了前门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习惯由后门出入,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太AE絓f2门”了。

  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同志”危险,专跟李汉俊为难;及至急难来时,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恶,而且心鄙了。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来不走,跟李汉俊谈谈。

  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一人抽了一支,谈不到三五句话,3个法国”三道头”带着4个”包打听”上楼来了。”不准动!”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

  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准备敬客,那知手刚一伸,又吓一大跳!

  “叫你不准动,就不准动!”声音愈来愈粗暴了。不许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怕茶中预置了毒药;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他取烟抽,却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恰好48支烟抽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

  陈公博不懂法语,”包打听”翻译着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大为诧异,便用英语问”总办”:“你能不能说英语?”

  “行!”总办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

  “现在我更加怀疑了。”

  “为什么?”

  “你似乎不懂他说的中国话。”

  “哪有这回事?”陈公博转脸用广东味道的”京腔”向包打听说:“他说我不懂你的话;请你告诉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听为他证明以后,总办问道:“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

  “我是由广东来的。”

  “来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到上海来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这一问太容易回答了,陈公博手一指说:“喏,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么地方?”

  陈公博想说住在永安公司的大东酒楼;话到口边,蓦地里想起,说了实话,可能会去搜查;不独他的妻子李丽庄会受惊,而且旅馆中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这一搜出来,后果如何,难以逆料。于是他改口说道:“我就住在这里。”

  “你睡哪里?”一个曾将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听说:“楼上主人两夫妻一间房;楼下是佣人房,哪里还有第三间房?”

  他一开口陈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释,更让他有从容思考的机会,所以等他说完,不慌不忙地答说:“天气太热,就在这客厅里打地铺,也很舒服。”

  那包打听对他的答复很满意;用法语向总办报告以后,讯问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是他向李汉俊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只见李汉俊连连点头,事后告诉陈公博,那法国人教训了他一顿,说知道他们是智识份子,大概想有某种政治企图;但中国教育不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任意妄为无非引起混乱而已。今天因为没有抓到证据,只好算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作这种集会。

  “证据是有的。”李汉俊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张纸,”他们在搜抽屉,我的心已经跳到喉头了。居然这样重要而就在跟前的东西,会交臂而失,实在不可思议!”

  陈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陈独秀所草拟,自广州寄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上面已改得一塌糊涂,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许就因为如此,才会令人疏忽。

  风浪已过,陈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烟;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辞出门。那知一出弄堂,便发现有人跟踪,陈公博快他也快;陈公博慢他也慢。这一下就不能回大东旅馆了;陈公博漫无目的的走了一阵,盘算好了一条脱身之计;喊一辆”黄包车”,关照拉到八仙桥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车一停下,转身之际,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钉梢”的人。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张,逛游艺场,在”共和厅”听了”女校书”,最后来到露天电影场。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电影场,共有两处,一处在地面;一处在屋顶,陈公博是先到地面那一处,坐在后面看了三四分钟,趁银幕上出现夜景,光线特暗时,离座而去,直奔屋顶露天电影场,绕了一圈,从另一边下楼,疾步出门,跳上一辆车,很快地回到了旅馆;一进门便说:“丽庄,丽庄,快把箱子打开。”

  打开箱子,检取有关的文件,烧干净了,将灰烬丢了在痰盂里,陈公博方向妻子细谈这晚遇险的经过。

  “那天,”谈到这里,周佛海补叙他自己的经历,”我因为吃坏了肚子,大吐大泻;睡在贝勒路博文女中楼上的地板上,到得12点多钟醒来,发见毛泽东在门外警惕地张望,我问他为什么不进来?他说: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接着,将这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当然,公博的临危不苟,是事后听别人说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惊魂初定,又接触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东旅馆间壁的屋子——。”

  那间屋子里,寄宿的是一对情侣,由于婚事受阻,相约殉情;男的是洋行职员,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枪,打算先结果了女的性命,再饮弹自杀。到得后半夜,在大风雨中,陈公博听得一声枪响,起床开门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么人都没有;夫妇俩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陈公博还以为是梦魇。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却从从容容地走了。临走以前,写了一封长信,自道忽然觉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下去。而且还吃了一碗面,方始离去。

  这一下,陈公博又紧张了,因为巡捕房查缉命案,他是紧邻,也许会被传去问话;节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杭州去躲两天再说。

  就在这一天,周佛海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与杭州之中的嘉兴。原来周佛海听到了毛泽东的叙说以后,觉得”大会”功亏一篑,未免可惜,认为应该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将最后一天的大会开完。同时想到上海代表李达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热恋中的杨淑慧的同学,是嘉兴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达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替陈独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决定连夜通知”同志”第二天到嘉兴开会。李达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鸳鸯湖中一条大画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还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声真如李义山诗中所形容的”锦瑟惊弦破梦频”,所以尽管船中开会,大声争执,隔着白茫茫一片烟雨的邻近船上,竟一无所闻。

  这天会中,通过了”党纲”和”党的组织”;接着是选举,陈独秀自然膺选为”委员长”;周佛海由于力疾从公的功劳,被选为”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下面”组织”、”宣传”两部,由张国涛、李达分别担任。

  会后到上海,周佛海一面搞共产党;一面谈恋爱,在南成都路辅德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也是他跟杨淑慧秘密谈情之处。至于”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顶花园”都是;因为他常需要跟马林接触,而会面的地点,总是在这些地方。

  跟马林见面顶重要的一件事是,领取第三国际所发的经费,所以有些人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领取津贴,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暑假将近结束,陈独秀由于周佛海的函电交催,在广州辞了职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的大权。但他与马林的意见甚深,主要的是马林以为你们拿了第三国际的钱,就该听第三国际使唤,而陈独秀认为”朋友帮忙”是一回事,”独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说马林的话说错了,要他认错,才肯见面;马林不肯,以致形如参商,有什么事接头,要由”同志”转达。

  这时莫斯科又派了一个山东人杨明斋到上海,预备创办”中俄通讯社”,住在陈独秀家;陈太太喜欢打牌,杨明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志”去看陈独秀,常被她拉成麻将搭子,有时”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这种3人麻将。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劲,留沪未走的汉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说:“我刚刚从辅德路上遇见密斯杨,她到你那里去了。”

  听这一说,周佛海便将牌让给包惠僧打,匆匆赶回秘密住处去会杨淑慧。走了半个小时,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围渔阳里,陈独秀夫妇、杨明斋、包惠僧,还有去访陈独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陈独秀有过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经验,所以态度很沉着,不承认他就是陈独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为在想像中,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必定气概轩昂;而陈独秀其貌不扬,还带些土气,”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没有进一步查证。

  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陈独秀,”元凶在逃”,当然要继续缉捕,所以命令守在陈家的包打听,不论什么人上门,一律收禁。在这段期间,侥幸漏网的周佛海,陪着杨淑慧到法国公园去散步,经过渔阳里,杨淑慧要去看陈太太,周佛海不赞成,因而又侥幸逃过一关。但接踵之间,有个人自投罗网,遭了无妄之灾。

  这个人叫褚辅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访陈独秀时,为包打听逮捕,送到巡捕房,主办的翻译,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离座相迎,问他:“慧老,你怎么也在那里?”

  “我是去看陈独秀。”

  “慧老,你认不认识他?”

  “当然认识。”褚辅成没好平地答说:“不认识,我去看他干什么?”

  “好,好!我带你去看他。”

  带到别室,陈独秀一看褚辅成的脸色,急忙打手势想通款曲,褚辅成已经大声在问了。

  “仲甫,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陈家的包打听,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时,周佛海又来了——他是顺道去看马林;为马林带来一封致陈独秀的”哀的美敦书”,上面写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由于措词严重,所以周佛海连杨淑慧都顾不得陪,急急赶来下书。

  到得渔阳里一看,陈家的后门关着,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进后门就是厨房,时值黄昏,作炊之时,天气又那样热,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后门是没有一家不敞开的。陈家访客甚多,在白昼,后门从无关闭之时,唯独此刻例外,是何缘故?

  一面这样想,一面已动手去敲门;门开处出现一个彪形大汉,用山东话问道:“你找谁?”

  “我找陈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声,后门又关上了。

  周佛海越发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个叫陈望道的”同志”,神色仓皇地来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陈独秀等人被捕,暗叫一声”好险!”匆匆焚毁了重要文件,找个小旅馆住下:一面自己避祸,一面还要设法营救陈独秀。

  就在这时候,马林来找周佛海,说要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对抗”华盛顿会议”——美国总统哈定所发起,受邀参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国;会议的主旨在解决存在于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足以造成纠纷的各种问题。而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所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希望中国能够派出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国去出席。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周佛海只有亲自去奔走,坐了长江轮船到湖南、湖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拉了二十几个不满现状,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着便回到了鹿儿岛”七高”。

  七高毕业,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河上肇在帝大执教,想从他进一步精研马克思的学说。结果,周佛海从河上肇那里得到的,是坚强的反共产的意志。

  “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在劳资阶级的对立没有尖锐化和深刻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没有发达成熟的中国,在内受封建军阀统制,外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中国,绝对不能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周佛海不自觉地激昂了;话一句比一句重。

  “那么,”傅泾波问道:“照周先生的看法,产业发达以后的中国,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啰!”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着,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神态,”这方面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彻,我把他的看法介绍给你。”

  原来陈公博从上海开会回去以后,对共产主义虽未失望;而对共产党人却深为厌恶,最后陈独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陈公博致书绝交,同时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束缚。”

  事情之起是,陈独秀以书生搞”党”、搞政治,不免有投机主义的色彩;当民国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师,转道广东北伐时,陈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陈独秀却又翩然而至了。

  陈独秀来广州的目的是,要转道惠州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以为他故人情重,当陈炯明失意时,不远千里去慰问,是件极可称道的事;所以他虽不大欣赏陈炯明的作风,却并不反对陈独秀此行。

  那知陈独秀提出要求,希望陈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陈公博一口拒绝,他说:“你已经有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从没有见过陈炯明;黄居素几次要给我介绍,我抱定宗旨,教书、办报,不见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陈独秀答说:“我跟黄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说有笑,才有旅行之乐可言。”

  陈公博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便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个朋友,也是陈独秀相熟的陈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广九铁路往石龙,换轮船到惠州,黄居素陪着陈独秀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与陈秋霖买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挂绿”、带了两啤酒去逛”小西湖”,剧谈纵饮,在小艇上睡了一觉;黄昏归去,陈独秀和黄居素也回来了,即晚下船,踏上归程。

  “陈炯明不像下野的样子。”陈独秀在船上对陈公博说:“屋子里排满了军用地图;桌上好几架军用电话,我看,广东恐不免有事。”

  陈公博报以沉默,陈独秀也就不再说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为约请陈公博密谈;谈的仍是陈炯明。

  “广东不久恐怕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陈独秀说:“论道理应当联孙;论力量应当联陈,你有什么意见?”

  陈公博看他这趟来,行踪诡秘,所以听他这一问,不免存着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征询,还是在试探?

  考虑了一下,陈公博决定表示内心的看法,”我们暂时不谈道理和力量,”他说:“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国第一人;陈炯明再了不起,也不过广东第一人。何去何从,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择。”

  陈独秀默然;好一会才说了句:“我们再看罢!”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陈炯明终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并通电要求孙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脱险,抵达海珠海军司令部;司令温树德陪着中山先生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商决应变之策;第二天亲率7条军舰,回泊白鹅潭,炮击陈军。当双方炮火正烈之际,陈独秀派了一个本名张春木、改名张太雷的留俄”同志”到广州,专门为陈公博送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陈独秀的亲笔,说是希望陈公博马上离开广东到上海;因为上海盛传,陈公博有助陈炯明叛乱的嫌疑。

  这一看,陈公博暴跳如雷,问张太雷说:“是根据什么证据,说我帮助陈炯明?”

  “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

  “许多国民党员是什么人呢?倒指出来给我听听。至于香港报纸,我知道是《晨报》;那段消息,我也见过,附陈的头一名是古应芬,其实古应芬跟陈炯明的关系虽密切,也做过他的政务厅长,但古是为广东全局,更是为了拥护孙先生;孙先生北伐,陈炯明不肯接济军饷器械,古力劝不从,这是他辞职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轰观音山之后,他南下香港,后来又到江门组织大本营讨陈。你想,第一名古应芬就不是附陈叛变的人,何况排到第六,还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这些情形,外界是不会了解的——。”

  “可是,”内心越来越激动的陈公博,抢着说道:“陈仲甫应该知道: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而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上次陈仲甫来,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惠州回来,如果不是我的劝告,他也许已经跟陈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问他,他想联陈不联孙,问到我时,我是怎么说的。”

  “这些情形请你立刻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当面解释,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释。广州我是要离开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经决定到美国去读书,护照要签证——。”

  “公博,”张大雷急急打断他的话说:“要留学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国干什么?”

  陈公博不答他的话,只说:“我附陈不附陈?陈仲甫知道;刚去了上海的谭平山也知道,何以他们两个人知而不言,让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误会我!要朋友干什么?不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吗?他们两个人不但够不上朋友,连做人都有问题。”

  “公博,你不要激动,朋友之间,难免有误会。至于留学,我知道你对经济方面兴趣浓厚,学经济就不能不深研马克思理论,我劝你到俄国留学;我来替你安排。”

  “多谢你的好意。”陈公博一口拒绝,”我只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带封信给陈仲甫。”

  陈公博的那封信,长达一千余言,八行信笺写了二十多张;质问陈独秀记不记得问过他是联孙还是联陈;记不记得他的答复。后面附带大骂谭平山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你应该完全了解;对于上海那种无稽之谈,何以默无一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种卖友的行径,做个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论共同奋斗?我现在声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广州的共产党党部,声明即日期不再负责。广州的共产党,大为震动,连夜召集会议;陈公博出席报告了经过。有些人很激动,主张广州共产党全体独立;陈公博因为深深感到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像陈独秀那样,加入了共产党,就会变得不顾信义,不讲廉耻,所以下定决心,不但脱离共产党,而且不跟共产党人交往;他们独立不独立,与己无干,所以根本不赞一词。散会以后,只专心一志去办出国的手续。

  陈公博是在民国12年春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进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伦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道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公博在道经芝加哥时,定购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书在内。经过3年的钻研,马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道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马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美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马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进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干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马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出身,很容易地将唯物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马上又有一个反面出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马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根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根据个人恩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他倒是讲”道义”的,始终支持汪精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物中,比较冷静的,看出形势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色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抽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果角儿再不出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根本就唱不成;那时怎么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这个道理,听了这番警告,越觉得事不可缓。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尽快将开锣戏先推了出去;在”干部会议”中提出建议:2月20日开”中央政治会议”;3月26日”还都”。

  于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继汪精卫之后,坐了飘着”太阳”标帜的军用机,飞到南京;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

  “还都筹备委员会”的”总干事”罗君强,亲自来接;上车进城,直趋首都饭店。那时的南京,正是满目疮痍;而周佛海还是劫后初见,因为自从搞和平运动以来,他一直住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从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日本军队干的这些好事!

  当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车中,一直没有开口;到得一处叫西流湾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罗君强懂得他的意思,随即问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谓”老屋”,其实还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后起造的。房子不大,却有一个地下室;当时高级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当”八一三事变”一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许多朋友,到周家来避难,有的是搬了进来住;有的是晨至夕归;至于临时来逃警报的,更是不知其数。

  平时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朱绍良、李名扬。武的不谈政治、文的则对抗战前途,多抱悲观,主张到了相当时机,结束中日事变。当举国都在要求”抗战到底”,群情愤激之中,独有这一批人,在地下室里,压低声音谈如何”和平”,因此,胡适之戏称周家是”低调俱乐部”。

  如今劫后重归,周佛海回想当年,主张和平亦不过等于处士横议,在蒋委员长坚强的领导之下,这根本就是渺茫无据的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虽然只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变幻莫测,也就足以令身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于无穷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罗君强用安慰的语气说道:“只不过一片竹林没有了;我计划替你补植。”

  “就算景色仍如当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这里饮酒剧谈,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着汪精卫去谒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饭店,发现犬养健在等他,脸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极要紧的话要谈。

  于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个房间,将犬养健邀来,闭门叩询来意。

  “今井、臼井两君,到香港去过了;跟重庆方面的代表,有过好几次接触,据说谈得很好,大约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战的消息。因此,”犬养健很吃力地说:“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组织政府的工作,能够延期。”

  一听这话,周佛海如当头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样一件大事,你们在进行之前,进行之中,居然一点风声都不露!这真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的诚意。”周佛海又问:

  “今井、臼井到香港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发不悦:“我们是朝夕见面的人,你居然从来没有提过!”说罢,微微摇头,显示了他的强烈不满。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养健这样辩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见过面;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动?应该有情报送回来给你。”

  “我跟臼井见面谈过对重庆的和平问题,但仅止于谈而已;并不知道你们已经采取行动,至于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钱新之、杜月笙向重庆转达我们只为和平,不谋权势的诚意。并不是去做情报,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报。”

  “这,”犬养健赧然说道:“倒是我们这方面误会了。”

  徒然指责,一无用处,周佛海自我抑制地将情绪平复下来,方又问道:“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延期到什么时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们在香港所接触的重庆代表是谁?”

  “一位舒先生。”犬养健说:“我带得有他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应臼井之请,派人在门缝中所偷摄,人影模糊不清,只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听犬养健将”舒先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说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认识,不过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风度翩翩,决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说:“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么,那舒先生是极不重要的一个人。”

  “可是,他能跟顶顶重要的一个人,直接讲得上话呀!”

  “哪有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讲得上话,也不过谈谈家常。你们把中国的事情,也看得太简单了。”

  犬养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会,方又问道:“周先生,关于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头的人,确实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而派出来,并且可以负责的,则和平有期,不要说4月15,根本不组织都可以。但对方既是毫无分量的人,所作的承诺,大可怀疑,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归于失败,两头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养健深以为然,立即作了个提议:“约影佐来谈谈?”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为日、汪之间正式的桥梁是影佐祯昭,谈这件事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或者说要争取他的支持。于是周佛海一通电话,影佐立即赶到。

  影佐也是深知”双井”的活动,所以长话短说,立即谈到了延期的问题。

  “明天开中央政治会议,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只不过20天的工夫。”犬养健说:“如果反对4月15之说,似乎要有坚强的理由,才能获得派遣军方面的谅解。”

  “政治是变幻无常的;最需要当机立断,片刻都拖延不得,何况20天?”周佛海说:“如果能拖延20天,我为什么不让军方满意,而要故意反对?无奈实际的情势是,大家都已经知道,3月份之内,必定还都;到时不能实现,必致崩溃,因为现在由于直接谈和的传说很热闹,预备参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观望之中,经不起风吹草动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迟延到3月31日?”

  “可以这么说。”

  “大佐的意思呢?”犬养健转脸问说。

  “我同意这个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战的消息呢?”犬养健问:“是照常组府,还是再往后延?”

  “决不可能有什么停战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让戴雨农在香港的特别代表玩弄于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说,二十三四有停战消息,另当别论。”周佛海又说:“倘使没有,顶多再等一两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经失败。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这番话相当透彻,犬养与影佐再无话说;但为了郑重起见,3个人又一起去见汪精卫,征得同意,方由犬养去答复派遣军总司令部。

  第二天开”中央政治会议”,会期3天,第一天决定还都日期,公议定在3月30日,是黄花岗72烈士气义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旧是由国民革命而产生;是一种很巧妙的”号召”手法。第二天通过政纲、及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道;实业分为工商、农矿,平空添出两名”部长”,以便”摆平”各党各派。

  第三天通过各部会人选。散会后”新贵”弹冠相庆;热中者奔走钻营,夫子庙纸醉金迷、热闹非凡。但周佛海这一天通宵睡梦不宁;因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养说,如果真的有此震惊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这出戏,就不知如何收场了。

  “怎么样,”周佛海在电话中问犬养健,”有消息没有?”

  “跟臼井还没有联络上。”犬养答说:“跟东京方面约定了,晚上9点钟再联络。”

  9点未到,犬养有电话来了,说跟臼井已取得联络;消息虽还没有,臼井并未绝望。因为”舒先生”那方面的答复,要经过一条迂回的途径;在传递上,很费时间。

  “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灰尘可以落地呢?”

  “总得到后天。”

  “后天是25。好吧,”周佛海说:“我等到后天午夜12点。”

  在以后两天中,犬养及影佐,不断与派遣军总司令部及东京方面联络,找到臼井,说尚无消息;不过要跟今井见了面,方知究竟。于是他们移转目标,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机关在东京有个代表,名叫冢本,奉命四处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经喝得舌头都大了。

  “大佐,”冢本因为影佐催问甚急,明知今井已经半醉,亦仍旧要问一问:“关于桐工作——。”

  “马屁!”今井暴声喝断:“什么桐工作!你没有看见我用酒在浇我胸中的块垒吗?”

  “桐工作”本来是”和平”工作的试探;希望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但是,这一片桐叶终于未曾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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