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作者:李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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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公元642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预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惟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丞,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六、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作“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作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七、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八、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短暂,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皇帝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和在和与不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九、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以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才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不要为他人所左右
在社会中,什么事情是最可靠的,那莫过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但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到或听不到事实的真相,还容易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要探究事理、立足社会,有两点必须做到。
第一,不为他人所左右。譬如,我们都知道圣贤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行为不附庸风雅,超乎于世俗尘外,直接或间接地与天道合为一处。他们的文章可以教导后世。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人骚客学圣贤之道,并且依赖这些文章去考察古圣的行迹,探究他们的用心所在。但是对于著作中的词语缓急、韵味薄厚,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品味出来,或者又擅自加上了自己的观察理解,所以虽然差之毫厘,但是写出文章来就会谬之千里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的道德要亲自领会他们的教导,切不可尽找些后世的文章来把读。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搞研究作学问也好,干政事办案子也罢,都应该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不能轻信道听途说之言,更不要为他人所迷惑、所左右。
第二,不留有含混之言去疑惑后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先圣之作不篡改涂鸦,对身边的事实作如实地记录。据说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天子的德泽衰竭,礼仪俱废,孔子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戒,望流传于世而不改。这不能不说他用心良苦。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散布各地,传授孔子的道德学问,但他们文章的纯与杂,就完全取决于解道的多与少了。除了孟轲的文章世人认为比较纯粹之外,其他的文章与其驳杂繁琐,不如不去议论圣人之道,倒给后人留下了悟其真道的可能。
现在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应为世人所左右,但人人都似乎想用言行左右他人,深究其实质,这都是私欲的表现。
如果你今天正在做自己所不希望的事情的话,就立刻停止吧。
治人以收心为上
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
使别人害怕你,只是短暂的,而要让人感激你,却是长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