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11月，上面着手纠正自1958年以来干部队伍中产生的“五风”错误，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这本来是干部队伍内自身的事，但认为这是党内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即于1960年12月15日，对15个公社开展整风整社。提出这次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重点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2,157人。内老上中农1,297人，新上中农384人，五类分子464人，其它13人。
田土早已归到人民公社，老上中农已经一无所有，又冒出一种什么“新上中农”来。原来他们的生活比贫农好了点，又发明了个“新阶级”。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
先杀杀党外这群“鸡”，才好给这批党内“猴”看。于是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认为这些人的乱来，是原来的阶级敌人钻进来了或者已经变成敌人了。
既然犯“五风”错误的是“阶级敌人”，反的方法当然沿用老土改办法，把原有班底一脚踢开，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寻找还是穷得叮铛响的贫农根子为新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打击哪些被新认定为“敌人”的基层干部，再从他们手中把权夺回来。利用群众斗争群众，把新积极分子扶上台来，取而代之。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有217人，内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认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干部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五风源头，本来绝大部分来自上层，上层要“大跃进”，就有高指标，超过实际的高指标，本身就是制造“瞎指挥”。完不成就压，压得下级喘不过气来，就会做假，“浮夸风”也就出现了。完不成，除了“强迫命令”，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总是农民革命嘛！
经过清理，各级共平调生产队的资金39,958,310元，（专署平调414040元，县平调27,950,042元，公社平调11,590,828元，）这些平调去的钱，主要是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平调基层的现金、实物、劳动力。省里先后拨来140万元，县里分期分批退赔。笔者无数字，暂缺。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老干部还厉害。原来挨了整的干部撇了一肚子气，一旁观风，工作开展不了。这种过分追究社队干部的责任，他们有怨气、不愿干、怕干，全面消极怠工。后来，中央承担担子，对下面的问题一口风吹了，并对已挨整的干部甄别平反，再起用原班人马，才逐渐转过弯。
十二、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才填饱一下肚子，又要整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1961年，“大跃进”实践检验错了，人心不满，出勤不出力，生产上不去。基层干部或害怕，或好上爬，层层浮报虚夸，社会上已经出现饿死人现象，公共食堂这碗大锅饭再也无法往下端，为了活命，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解散了食堂，土地包产到了户，集市贸易亦已自发开放，毛泽东被迫也只得宣布解散食堂。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起死回生作用，社员到处开荒，每家仅开荒地的麦子都收了好几担，比生产队一年分的都要多几多倍。连党政机关也都到乡下找地种杂粮，以治干部的浮肿病。这种“活命术”，后来却被称为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农产品有了剩余，就要到市场上交换，商品要流通，就要有转手贸易者，这就被称为所谓“投机倒把风”。人们饿坏了，也就被饥寒起盗心所迫，社员家里反正光光的一无所有，只得到生产队仓库里偷点粮食，便出现“偷盗风”。人们长期处于生产生活紧张之下，思想已禁锢了很久，一旦肚子填满了，精神也想放松点，想玩玩，这就出现“牌赌风”。人们终年劳累，反不得一饱，在他们还懂不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自然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就出现了“迷信风”。1962年，人们肚子才填饱了点，精神上稍为舒畅了点，马上来了个反“五股黑风”，又是层层整顿，压了下去。而且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反“五股黑风”反的结果如何呢？田地都收到人民公社大集体去了，大家又来吃大锅饭，批斗一阵，一些得了点利的人，都被税收、罚款、没收到国家去了，因未掌握资料，待考。
十三、四清运动（1964–66）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十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1966–1977）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日，会议通过这一通知（这一文件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并强调：《二月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5月2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贤、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后来成为“文革”的最高指挥机构，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遭到完全破坏。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成立。5月，清华附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经常聚集起来讨论形势，他们认为，革命的后代有责任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他们在与校领导发生争执后，于5月29日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的学生群众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日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不久，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批评校领导压制学生，支持师生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红卫兵受到鼓舞。6月24日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申明：“革命就是要造反”，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红卫兵写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论证“革命造反精神”。他们的活动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工作组不同意红卫兵的某些主张，劝说红卫兵停止独立组织和活动，与红卫兵发生磨擦。7月下旬，工作组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红卫兵参加了对工作组的批判，于7月27日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卫兵的活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赞赏。红卫兵请江青把他们的大字报和信件转呈毛主席。此时，红卫兵作为以“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体的“左派”群众组织，影响迅速扩大。北京许多学校的学生仿效清华附中成立了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全国各大、中学校也开始闻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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