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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巩固皇权

  一 君临天下 南征北伐削群雄

  大局已成,天下抵定指日可待:南征北伐大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形势一片大好。当日听从老儒朱升“缓称王”的建议,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不称王;现在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众望所归,天命所定,万事俱备,不称帝也是不行了。前方将士鼓勇奋进,应天君臣正热火朝天准备登基大典。

  吴元年十二月,以中书省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 :“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兴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既膺在躬之历数,必当临御于宸居,伏冀俯从众请,早定尊称 。”按祖宗的规矩,朱元璋自然三请三谢,三进三辞,以表虔诚倨恭。

  奉表10天之后,朱元璋率文武百官祭告上帝:“惟我中国人民之君, 自宋运告终, 帝命真人于沙漠??今运亦终。 其天下土地人民, 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 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 息民于田野。??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备仪,昭告帝尊,惟简在帝心。 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尊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

  既至正月四日这天,果然天朗气清,和风柔云,紫气东来,开国大吉。朱元璋喜不自禁,心想天命眷顾,子孙万代福寿安康,竟在玉辇中自个儿笑出声来。自古皇帝登基,都要封赠列宗列祖,然后祭告社稷。待到龙袍衮冕,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山呼万岁,南面而帝,始为“中国主”。

  接着是封赏宗亲,进爵功臣。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皇亲国戚,不管死活,全都封王。一时间纷纷攘攘,喜气洋洋,新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了蓬勃生机。大明王朝“奉天承运 ”,洪武世运“如日中天”。

  大明的国号,是由刘基提出来,经过了朱元璋及其臣僚们的仔细推敲的。一合于明教教义,二溶于儒家阴阳五行学说。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和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的传说,已为民间所熟知并深信不疑。后来又与弥勒教混为一体,老百姓都普遍尊奉明王为救世主。朱元璋原属小明王部将,害死小明王后,继之而起,国号也用大明。表明皇朝也是明王的继承者,明朝是明教徒的明朝,天下明教徒是为一家,大家应携手共进,真心拥护大明王朝,积极为大明王朝的稳定繁荣竭诚尽力。

  在儒家阴阳五行说来,“明” 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来是“日”和“月 ”,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也是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起于南方,和历代朝廷起于北方正好相反:南方为火,属阳,奉神祝融,色赤;北方是水,属阴,主神玄冥,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远的漠北,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正合天理。再者,历史上有大明宫大明殿, 古神话中,“朱明”一词正好把国姓和国号联在一起,尤为巧合。

  南征军福建一旅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出击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为疑兵。陈有定的根据地延平和福州掎角,建宁则为延平外围据点,驻有重兵。三路大军分别同时出击:正兵寻敌人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明所以;疑兵使敌人判断失据,分其兵力,乱其决策。

  陈有定,福清农人出身,沉着勇敢讲义气。一度统领地主民兵与西系红军作战,屡立战功,升为小兵官。攻城掠地,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虽然福威自擅,赏罚自主,对元政权却很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领婺州后,始与接壤。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有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不料胡深孤军深入,中伏被俘,为陈有定所杀,平闽之计受挫。世易时移,此次朱元璋水陆并进,三路同发,志在必得。

  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水师乘胜南下。有定与元朝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守,延平失去外围屏障,旋即被克。有定和僚属决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朱元璋历数其攻处州杀胡深之罪,有定豪气冲天,厉声回答 :“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 !”朱元璋遂用一种铜马(也就是古代炮烙之刑)将其化为灰烬。其儿子也同时被杀。

  延平既克,福建沿海遂告平定。时在吴元年的次年正月,从吴元年十月发兵福建算起,平定福建费时4个月。从福建平定到天下安定,又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

  平定两广的战略也是兵分三路:第一路杨□周德兴由湖南进入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直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水师得胜后直取广州。第一路由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路于洪武元年二月出发。第一路由衡州到广西的进军途中,遇到了永州和全州两地守军的顽强抵抗,一路血战先后攻克宝庆、全州、永州,六月份进逼靖江。第二路军在3个月内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隔断广州和靖江的交通要道,所遇抵抗不大。第三路军一路顺风,大军到达潮州,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即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附,广州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四月份,广东平定。廖永忠遂挥师北上,一路攻克梧州,浔、贵、郁林诸州皆降。六月份与第一路军会合,攻围靖江。七月廖永忠攻陷象州,广西全境平定。

  福建两广既平,南部只剩四川云南,皆不足为虑。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粮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晓谕将士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于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

  北伐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事先经过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仔细推敲和商定,并拿到军事会议上与诸将商讨修正,让诸将充分理解其作战意图,以利于和保证战略战术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猛将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战雄师,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击,以王师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战而下。朱元璋则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御必严,工事必坚,假定大军孤军深入,元军断我粮道,攻城非一日可克,元朝四方援军可至,进退无据,大事去矣。仍宜采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叶,再动摇根本。先取山东,撤掉大都屏风;回师下河南,断其羽翼;进据潼关,占领他的门户。待彻底扫清其外围据点,确保粮道畅通,再进围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万全之策,稳扎稳打,确保立足于不败之地。

  为了确保北伐的胜利,一丝不苟地贯彻朱元璋的作战意图是关键。为此,对北伐军的统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慎重的组织。徐达是朱元璋儿时伙伴,用兵持重,纪律严明,生性谨慎,朱元璋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甚是放心。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任为副帅。元璋担心常遇春勇斗轻敌,特别告诫徐达,如大敌当前,宜以遇春为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可使其独挡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只管战略决策,策励将士,不可轻动。

  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斗志,争取北方民众的理解支持,朱元璋发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无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宁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 :“胡虏无百年之运 ”,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仅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居,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寡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贼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是宋濂奉命而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了数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其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之分,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 比之红军提出的“重开大宋之天 ”,更具号召力和革命性,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获得广大被压迫的汉人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复传统道德,尊崇儒家礼仪文化。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应规范到千百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之中。 如今北伐,目的在于“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 ”,一为恢复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乱的政治社会秩序,一为“救民于水火 ”,让“各安其土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民。

  文告中还骂元政府败腐透顶,天理不容。骂元朝大将认贼作父。河洛指扩廓贴木儿,原为汉人,名王保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他们飞扬跋扈,制造内乱,荼毒生灵,这两种人实力再大都只能是国家的不幸, 不可以做中华之主。“妖人” 自然指红军,“妖言”惑众,扰民太甚,乌合之众,自然也不能做中国主。 剩下的只有我“江淮布衣” 可秉承天意,而为“中华主 ”,“拯生灵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人,减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只要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厦之人抚养无异”。

  文告的宣传效果是巨大的。尤其是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支持,旧官吏们,迅速投降到新政府中。吴军之来只为恢复生产,安定秩序。元军抵抗亦不顽强,北伐军进展迅速顺利。

  徐达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引诱分散元军主力。

  从军事进展情况看,徐达忠实完美地执行了既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从吴元年十月出师那天算起,到第二年洪武元年正月,前后3个月,平定山东。第二步由山东回师河南。一路由南面取归德许州,和邓愈偏军会师,抄汴梁后路。一路北上,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两只铁钳死死夹住,汴梁守将左君弼不战而降,河南全境平定。四月,别将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逃走。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使其不能越雷池半步。

  第三步攻势目标是元大都。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重新检讨战略实施和战局进展状况。会后,令水陆大军沿运河直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顺帝怕被俘虏,赶紧于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

  八月初二日,北伐军攻陷大都,沦陷了430年的历史名都,到这一天算是物归旧主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以来, 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的民族愿望, 算是彻底实现了。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对北方蛮族的国防线——长城,再一次成为中华人民的自卫保垒了。蒙古政权,成吉思汗的后人君临中国的政权,从此土崩瓦解了。若从灭金算起,也成长了134年,若从灭宋算起,他仅仅存活了90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了!

  元大都虽下,顺帝在上都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元军实力仍然强大完整。徐达常遇春移师进取关中,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第四步战略目标。在这一年中,元军不断坚持抵抗,而且还作了几次大规模反攻。这是北伐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遣将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徐达得知,也不回救,竟率大军直捣扩廓总部太原。扩廓不得不救,回师途中,遭遇埋伏,不知所措,仓皇之中仅以18骑北走,山西遂平。

  洪武二年三月, 西征军进抵奉元路(今西安),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西征大军跟踪追击,李思齐势穷力竭,只好投降。是年六月元军又乘虚进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围魏救赵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七月,常遇春暴卒于军中,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元将脱列伯,杀孔兴。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反,城破被杀,陕西遂告平定。

  原来横行河洛关陕的元朝大将,也就是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所数骂的人物,这时只剩下一个扩廓贴木儿拥兵屯驻宁夏,不时出兵攻掠,闹得边境守军不得安逸。刘基警告说 :“不可轻看扩廓,此人真将材 。”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命大将军徐达总令大军出征沙漠,扩廓方围兰州,徐达被迫解围回救,被扩廓大败而奔和林。五年,朱元璋又动员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所大败。25年后,元璋想起此败,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诉他的儿子朱棣说 :“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 。”连同过去几次损失,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朱元璋一直对扩廓又敬又恨。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朱元璋就曾多次奉使通好,但扩廓就是不表态,总是扣留使者,也不回信。既至北走塞外,扩廓家属被俘,朱元璋又遣使劝降,扩廓仍然不为所动。最后派李思齐劝降,扩廓以礼相待,临走时,还派骑士送上一程。正要分别,骑士说 :“奉总兵令,请留下一点东西作纪念 。”思齐不知所措 :“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 。”骑士道 :“我要你一只手臂 !”思齐情知难免,乃挥刀砍下自己一只手臂,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朱元璋曾问 :“我朝谁为奇男子 ?” 众人都推常遇春。朱元璋则说 :“常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决不肯,这人才是奇男子 !”

  直到洪武八年,扩廓贴木儿死于军中,西北守军才得以安宁,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出兵伐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峡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夏国自明玉珍死后,子升年幼继位,大权旁落,国势竟一天不如一天。既致大军压境,依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两岸置放大量硝石铁铳,层层布防,以为固若金汤,朱元璋水军难以突破。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又把重兵配置于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趁机南下,连据名城,以克城之日写于木板上投于汉江中,顺流漂下,为廖永忠所知,即从间道绕过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毁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敌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得进攻成都,守军知重庆已失,抵抗无益,也就“缴枪不杀”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国正式宣告灭亡。

  这时,元朝残留的军事力量还有两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两者仍用元朝年号,孤军割据。洪武四年,当朱元璋灭夏以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云南。云南与元朝本部远远隔绝,势单力弱,孤立无援,朱元璋想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决。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前往招降,都被梁王所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52府54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阳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阳沈阳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日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干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 “温良恭俭让” 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子弟,不愿离乡别土。洪武元年攻取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视察,觉其虽位置适中,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还不如应天。但为了西北的军事进攻,必须有一个军饷和军力的补充基地,遂仿古代两京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问题再度提出。朱元璋力排众议:据南京形胜之地,虎踞龙盘,足以立国。且临濠前临长江后倚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遂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兵修筑城池宫阙,从洪武二年九月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才不得不放弃了建都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才改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

  京都虽然确定,朱元璋并未放弃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形胜。太子回朝后,晋献陕西地图,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迁都大事遂至搁浅。 这时朱元璋已65岁,从此不再轻谈迁都之事。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的四月初颁发《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二子到十子为亲王。但是亲王就藩,实际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 三子晋王建国太原; 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形成了可靠坚实的国防网络。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可划为前方线和后方线。第一线意在防止蒙古入侵,凭藉天然险要,沿长城线散布,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前线又可分外内二线:外线东度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庐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之路,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北平天险为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敝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廓,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州,联成一气。内线为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有开封周王,武昌楚王,青州齐王,长沙潭王,兖州鲁王,成都蜀王,荆州湘王等。

  诸王允许在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都得俯首称臣,不得均礼;但没有土地,不得干预民政。官府以外,悉归朝廷管治。

  年俸一万石。有设置护卫的特权,少者3000人,多者达9000人。平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统领,护卫兵从王调度;遇有军情危急时,并皆从王调度。然而守镇兵的调发,除御宝文书外,还必需藩王令旨,二者缺一不可。这里,亲王实际成了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严防地方守军轻举妄动犯上作乱。塞王每年秋天都要勒兵巡边,把蒙古部族赶得远远的,叫肃清沙漠。尤以晋燕二王多次将兵出塞,筑城屯田,屡立战功。

  南征北伐,江山一统,靠的是军队;巩固国防,江山永固,还得要靠军队。军队是立国之本,是皇权利益的根本保证。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军事制度。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以后,与刘基一起研究比较了古代各种军事制度的优劣,确立了民军一体的卫所制。朱元璋的兵力来源有四种:一是从征人员,即郭子兴旧部;一是归降的士兵;一是因罪被贬的谪军,也叫恩军;一是垛集,也叫征兵,即按人口比例,五丁或三丁出一军。为了维持兵员的稳定,军人都是世袭的。

  军人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有与户籍匠籍相平行的军籍隶属于兵部。民有一丁为军,可优免一丁徭役以为优恤。军士到卫所报到时,由家族治装。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放。马军月米二石,步军总旗为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等都由政府供给。

  军队组织为卫所两级:大致以5600人为卫,设卫指挥使。卫辖5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设千户长。每千户所设10个百户所,每所120人,设百户长。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人。卫所依地理军事险要而设;小据点设所,关联几个据点设卫,聚合一个军区的若干卫所设立都指挥使司,为军区最高军事机构,长管为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17个都指挥使司,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全国17个都指挥使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军需粮饷大部靠屯垦自给。先在边区开展,后普及到内地卫所。以每军受田50亩为一分,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一般开头免纳税租,到地熟以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七分屯种三分守备,内地八分屯种二分守备。

  除军屯外,也有商屯,这主要是为了减轻边地守军的粮食供给和运输压力。开始是让商人运粮到边地,拿到收据再到政府领到等价的盐,允许自由贩卖,获取重利,也叫开中法。后来商人们干脆雇人在边地屯垦,供给军队粮食,然后换取政府的食盐。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军粮所需,增加了政府收入,繁荣了边区经济;商人又减少了几倍的运输费用,获利更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统率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则由兵部号令。

  平时,军人在卫所屯粮练兵,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所集合为军,由都督府指派官员充任统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军士立即复员到原来卫所,将军要交回印绶,仍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唐宋以来的藩镇大将拥兵割据的弊端得到有效防治。朱元璋对于战争进行往往都要进行具体指导,诸军统帅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灵活处置,大的原则一般是不容改变的。如吴元年四月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正文之后,又说 :“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每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的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想难行事 。”怕将帅束缚手脚,也同时给予一些鼓励,不要拘泥于教条,须审势度时,灵活处置。

  三 严酷训导 官僚新成国子监

  朱元璋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平定天下,但是要治理统治这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和各级政府官僚。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到州县,少说也要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去哪里寻找这么些忠实于新王朝,愿意赤胆忠心为新政权鞠躬尽瘁的服务文人呢?

  至于元朝的旧官吏,非贪即奸,干净的没几个。有能力有眼光的早来投效了,剩下的不是老朽不堪,就是隐迹不露。用不了也不能用。

  还有一些做过官的读书人,他们大部分对元朝怀有旧情,对新政权患得患失,又以为“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加上严酷的法律, 稍有差失,即自取其辱,不是不得已,又谁敢做官?

  任用地主做官,亦称举荐。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等,有一出来就做朝廷和地方大官的,最多一次达3700多人。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再说这些地主官僚的行为思想,也不完全符合新朝的要求。千思万想,倒不如自我培养大量忠实的新兴的官僚人才。于是国子监应运而生。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出于吏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祭酒虽是衙门校长,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利。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学校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刑红凳二条, 拨有直厅皂隶二名,专事“教刑”。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再犯打篦五下,三犯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之权,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任。有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员。最初的目的是训练官生如何去执行统治,名额为150名,民生只有50名。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仅以洪武二十六年为例,在学总数8124名,官生只有4名。国子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监生的课业内容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 《五经》和刘向的《说苑》等书。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有德编、二编、三编、大诰武臣共四册。主要内容为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警民安守本分应尽义务。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 俱以大诰出题试之”。

  若有不遵,以违制论,违制即是抗旨,罪莫大矣!至于大明律令,那自然是做官必知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治国安邦的至正至理。朱元璋曾面谕国子监博士 :“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而于孟子则很不以为然,曾下令撤掉孔庙中的孟子牌位。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恢复孟子配享。洪武二十七年钦命审查孟子委员会,由刘三吾负责对其“反动毒素”严密检查, 严格删检。《说苑》因其“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 ”,而被指定为修身或公民课。

  学生课业要求极严: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痛决。低年级只通四书的,入正义、祟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后,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若在一年内考满八分者即予出身作官。

  监生制服叫□衫,也是御定。膳食公费,合校会馔。准许带家眷,每月支食粮六斗。监生和教员请假都必须皇帝特许。

  校规也是钦定的,极为严格,近乎残酷。前后增订一共有56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的,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事管理生活的批评,绝对禁止结社活动,不许不穿监服。有事必须事先通知,且行文不得烦紊。

  进出学监须有出恭入敬牌。违者都是痛决。最严重的一款是 :“敢有毁辱师长,乃生事告奸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去南地充军 。”所谓“毁辱师长”“生事告奸” 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涵义可以任意扩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此条监规的起草人,极意严酷,在其任内,师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即连死尸也必亲自验明正身,才许收殓。学录金文征于心不忍,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宽释。朱元璋先是不予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宋讷年届75岁,是该退休了。当其向皇帝辞官时,说出自己辞职并非真心,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尽杀金文征一伙,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也算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为最高,十九年为最多。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以前了,从做官逐步转向丈量田亩、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中去了。

  除国子监外,政府官吏的来源还有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25人最少,其他都为40人;第二年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会试,会试及格者再在殿廷经一次复试,称廷试或殿试。发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有3人,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由布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御修,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均授官职大小有差。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的改入国子监,也可选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州县的正官及学校教官。

  科举各级考试,专以四书五经为题,文体略仿经义,体裁凡为排偶,叫作八股亦称制义。这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三场:初试四书仪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校的兴办,不但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更主要的是使皇朝的统治思想深入民心,不断地教化臣民遵守臣道为国效力。科举的提倡,选拔考察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皇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训练了一大批忠实能干的官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气息,实现了唯才是举,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仕途之道。

  但是,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过份奴性化,专以四书五经为要,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智慧,死读书读死书,以至于“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勿者,惟四子一经之笔,是鑽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其迂腐之态可见一斑。以这样的人才去治国,因循守旧者是,革新进取者非。长此以往因循苟且,死气沉沉,失去进取活力,国家很难欣欣向荣,朝气勃蓬。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自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普查国情 发展农业盈国库

  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民问题也一直是历代王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农民反则天下大乱,农民安则天下太平。

  朱元璋从贫苦农民出身,对此不能没有深切体会;又以投身农军为基础,扫灭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对农民问题给以更大的关注。朱元璋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兼并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贫苦农民则忍饥挨饿,无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经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其有一种骨子里的本能的自然仇视。虽说建国伊始,江山不固,国力疲弱,朱元璋对各方地主豪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别保护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无情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

  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势力,还给农民部分农田。

  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绪,朱元璋用了20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600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600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8507623顷,夏秋二税收麦470万石,米2470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12114700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16052680户,60545812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11633281户,53654337人净增340万户700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40987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一顿鞭笞,把叶发配瓜州作了农夫。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被皇帝派人探知。第二天,朱元璋当面发问: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一一据实以对。朱元璋笑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唬得宋濂魂飞魄散。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还乡,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在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否 ?” 农人叉手而答 :“琳便是 。”使者如实回复,元璋大喜。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原来这都是锦衣卫干的事。

  在各衙门都有锦衣卫暗中侦察,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无人守夜,被锦衣卫抬走了门额。当事人发觉后又不敢作声,也就作了典故。

  有时朱元璋自己也作这种特务体验。如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老实罗。一天,忽然想证实一下老实罗是否老实,出其不意一个人跑到罗家,——城外一个小胡同里。只见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爬在梯子上粉刷墙壁, 一见皇帝老儿来了,不免诚恐惶恐, 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 老大不过意,说 :“ 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 !”即刻赏他城里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本人对检校并无好感,并喻之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清洗需要,特设锦衣卫,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锦衣卫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前后中五卫和仪鸾司,掌管侍卫法驾卤薄,十五年始改锦衣卫。

  锦衣卫设有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二人,四品佥事三人,五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从五品副千户和六品百户。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1500贯,柴琳贪污200贯,布政使杨贵是700贯,参政张宜为4000贯,王达8万贯,典吏王敏1500贯,张岩500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

  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刚刚经过了战争破坏的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对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朱元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功臣与地方官吏为害尤烈。一方面,朱元璋大封功臣,如徐达、常遇春、汤和、沐英等无不尊宠加身,享受各种特权;另一面,他又认为,如果功臣享有过多的特权,将严重侵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定,于是在洪武五年六月三十日,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 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 ”,并没收其家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

  从这里即可看出朱元璋对于官吏仗势敲榨勒索、侵占民田劳力财物行为的深恶痛绝。然而皇帝的一纸诏书却是远远不能抑制官僚腐败之风的复萌和蔓延的。

  明洪武二十年,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先后骗取黄知府白银600两、黄金100两;克扣军饷3281贯,并且差人将庶民杜通阳家的积粮350石强行搬回自己家中,他又教唆军人诬告南宁卫王指挥,索要官佩、玉绦环等物,还将追查犯人所得的赃款白银60两、钞40贯、铜钱36500多文落入自己的腰包。耿良甚至还强占属下军官的妻子。耿良多行不善,终于事发。就连朱元璋闻知后也不得不慨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哪。随后立即下旨,将耿良等斩首不赦。

  明初,地方上设粮长一职,负责田地丈量、征收税粮、奏报水害灾情等事务。然而粮长一职却往往成了奸吏们巧立名目、科敛为害最厉害之据。明洪武十八年,粮长邾阿仍不仅托故不赴京接受皇帝面训,而且伙同其党谭理、周伯贤等人巧立各种名目,科敛百姓。按规定,本来只应征粮1万石,但他们凭空立下本脚钱、均需钱、船米脚米等多种名目,共征收米37000石、钞11100百贯,总计贪污勒索达米2万石,钞11100贯。在邾阿仍的横征暴敛下,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有揭屋瓦、卖牲口衣物布帛以抵粮赋的情况。朱元璋一闻之下大怒,斥责其无爱民抚民之心,并亲自制其死罪。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干政的祸害。他以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始作甬者。这些人在宫廷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用作心腹:作耳目耳目坏,作心腹心腹乱。严令规矩,不许内臣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前铸立铁牌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服;内廷官级不得超过四品,月领俸禄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严禁后妃外戚干政。洪武三年即命儒臣修女诫,辑录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以教育宫人谨遵妇德,安分守己。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后宫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断绝内宫和政治的可能关联。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女子,严禁私进女口。明朝历代帝王也都谨遵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许高官厚禄,绝对不预政事。洪武朝三十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与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朝政最清的了。

  有鉴于元朝法令繁冗,官难懂法,吏乱擅权的恶政,朱元璋立国之始即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极意严简。经过缜密的商订,去烦减重,化了整个洪武朝三十年的时间, 更删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重要的法典。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赎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简洁明了,文吏无法舞文弄权。从此澄清吏治,使官管行政,吏主事务,比元朝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纯净了许多。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官吏在峻法之下,战战兢兢,惟恐犯禁,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史称“洪武以来,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 综观洪武全朝,高级官员中敢违禁贪赃横索无忌者,并不多见,充其量无非是各地方官或粮长之类的小打小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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