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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同盟 张冯密联 直奉二战 冯军倒戈 奉胜原因

  三角同盟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1919年秋,当时他35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1919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1922年4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①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10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1922年8月3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1921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1881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13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①。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的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两次派汪精卫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吴大计。后来又派伍朝枢来奉天考察,进一步促成粤奉合作的实现。

  汪精卫可以认为是孙中山的首席代表,他到奉天两次。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1910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释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到过日本、南洋和欧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的大名是显赫的。对他的到来,张作霖异常兴奋。随同他来的还有路孝忱,时任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张作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他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决定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亲自接待,并命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具体安排。奉方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

  欢迎宴会是在帅府大厅举行的。高朋满座,贵客如云。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这一切,都给见过世面的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出了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奉系张氏父子及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11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张总司令雨亭启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1923年11月25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50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1920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1924年9月1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

  张冯密联

  张作霖除成功地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外,还把目光投向了直系的内部。他想在直系内部找到一个合伙人,安上一颗定时炸弹,以备不时之需。他相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882年生。1897年入伍。1913年任陆军第七师步兵十四旅旅长。1921年任第十一师师长,8月署陕西督军。1922年5月任河南督军,10月调任陆军检阅使。1923年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1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虽然地广兵众,但内部也分帮划派,矛盾重重,逐渐分化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二派联合起来,拥曹抑吴,对付洛派。以后,津、保二派又因内阁总理之争,也发生龃龉。

  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志得意满,骄恣狂妄,不可一世。同时,对他认为不服管的部下,多方刁难。他对冯玉祥就是如此。

  冯玉祥出身在贫苦之家,“早年家里奇穷”。自入伍后,要求自己很严,想干一番事业。靠着勤奋努力,逐渐当上了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痛恨“媚日祸国”的张作霖,主动请缨,率兵步出潼关,参加了直系对奉系的战争。由于牵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反叛,立下战功。不得已,曹吴任命他为河南督军,驻开封。冯玉祥对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十分痛恨。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为此,遭到直系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吴佩孚处处与他为难,但冯玉祥并不肯俯首帖耳。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督军赵倜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其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个鲍德全本来和曹吴有旧,是不应该背弃直系的。但他也和赵倜一起反直,并造成冯军的很大伤亡。郑州战役后,赵倜只身逃往上海,得以不死。

  可是,鲍德全仗着和曹吴的老关系,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后来,吴佩孚来电诘问,冯玉祥答复从未与鲍德全见面,可能已被乱军打死。吴佩孚极为不满。此其一。

  冯玉祥还未到任时,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安排。冯玉祥对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佩孚推荐的人选悉数拒绝。此其二。

  吴佩孚来电,让他在河南筹借80万元款项,又说以后每月经常从河南划拨给中央20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马上复电说,他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接到这个电报,将他恨入骨髓。此其三。

  此外,冯玉祥起初欲帮助吴佩孚,曾诚恳地提出了20项条陈,详细地陈述了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建议。不料,吴佩孚感觉冯玉祥没有恭维他,“不但没有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此其四。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捋了吴佩孚的逆鳞。更由于吴佩孚长驻洛阳,开封近在咫尺,他对冯玉祥不放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1922年10月31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这都是因为他不买吴佩孚的账。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军开拔前,吴佩孚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20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早就把他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屈服。他利用这段时间,聘请教授讲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官兵素质,把他的部队训练成斗志旺盛、纪律严明、能攻善守的一支劲旅。这就使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愈发尖锐。此其五。

  以上五点都是冯玉祥对吴佩孚怨恨的理由。

  有鉴于此,奉系张作霖就密切注意着冯玉祥的动向,伺机而行。1923年春,张作霖曾派其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进行活动。傅兴沛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素有来往。刘骥深受冯玉祥的信任。他到京后,先至刘骥的私邸与其晤面,托其向冯转达来意。刘骥十分谨慎,答应于翌晨向冯报告,并约定:“如明天上午给你来电话,你可即来南苑进见;如无电话,你就急速返回奉天吧!”第二天上午,傅兴沛接到电话,即驰赴南苑与冯会面,代表张作霖深致问候之意。冯玉祥没有多说什么,嘱咐道:“我都知道了。北京耳目众多,你立即回奉天吧!”他就于当晚离京回奉。这是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第一次秘密联系。

  而以后进行实际联系的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马炳南在北京看守张作霖的府邸顺成王府。闲暇时间,他常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相往还。他们原来是老战友。冯玉祥在二十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他们早就相识。而且,冯玉祥和马炳南又都是基督徒,关系更进一步。在闲谈中,张树声向马炳南透露,“冯的处境极为苦闷,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情报,马炳南感到必须密告张作霖。适逢直军后来强行没收了顺成王府,马炳南立即赶回奉天,把他与张树声密谈的情况密报给了张氏父子。张作霖很高兴,立即派马炳南返回北京,与冯暗中联系。

  怎样才能和冯玉祥见上面呢?恰逢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举办典礼。于是,马炳南就以公开的身份,代表张学良前去祝贺。因为冯玉祥是基督教徒,为了表示亲近,马炳南特邀前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北京市公益联合会总干事刘锡廉,一同前往。

  在典礼后,由张树声带领马炳南单独进见了冯玉祥。马炳南借机把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的口信,说了出来。冯玉祥听后,亲切地笑着说:“你在两大之间(意指他与张作霖而言),要好好负责。”①这是冯玉祥的一次公开表态,表明愿与张作霖合作。从那以后,通过马炳南、郭瀛洲的往还,曾由奉军秘密接济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并经安福系要人贾德耀之手,以200万元日币赠冯。以后,双方的联系始终未断。

  在此期间,孙中山也在做冯玉祥的工作。其实,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扎在汉口时,孙中山就曾派他的秘书徐谦持孙中山的亲笔信,到汉口看望他,表示希望“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对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冯玉祥感激不尽。

  1923年,孙张段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催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12月,冯玉祥的教友马伯援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他,向孙中山致意,并说道:“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原来,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就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耳濡目染,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渐加深了认识,并心向往之。特别是他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之后,思想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共产党员李大钊在这个时候,有意识地接近冯玉祥。其实,他们早在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时,就彼此相知。远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和冯玉祥经白毓昆老师的介绍,一同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1月,以白毓昆为首,王金铭、冯玉祥、李大钊等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了,但那时冯玉祥和李大钊就结下了革命友谊。

  此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是著名学者。他为了争取冯玉祥革命,亲自到南苑去见冯玉祥。他们原来就是战友,见面格外亲热。冯玉祥对李大钊的才学品德,非常敬慕,尊为上宾。李大钊向冯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赞扬了列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李大钊欣然地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玉祥兴奋地说:“教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可见,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合作,除内因起关键作用外,外力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1924年秋,曹、吴密谋出兵东北,张作霖派马炳南赴京探听冯玉祥的动向。马炳南复到南苑,见了张树声。张树声告以实情:吴佩孚拟派冯玉祥率部出古北口,经承德、东蒙绕击奉军后路,并以黑龙江省主席许冯。但冯玉祥现已决心接受张绍曾的“全军为上策”的秘密建议,不拟与奉军作战云云。并嘱马炳南见冯面谈。

  必须交代一下,张绍曾时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是冯玉祥的老上级。辛亥革命时,张绍曾为二十镇统制,冯任该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一同酝酿革命,参加讨伐复辟之役。张绍曾为冯赞划甚多。因此,冯玉祥称,张绍曾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如此,张绍曾才给冯玉祥出谋划策。

  话又说回来,马炳南立即求见冯玉祥,冯派参谋长刘骥代见。不料,刘骥竟称冯部行动,一切听命中央。马炳南愕然,不知所以,急迫间,匆促答以中央乱命,何必听从。辞出后,即把会见情形告诉张树声。张树声说,刘骥说的不是真心话,让他放心。张树声并密告他: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日内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这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秘密合作。

  马炳南负有重命,不敢耽搁。他急赴天津搭轮转大连回沈阳向张作霖报告,并遵张作霖命,报告杨宇霆。杨宇霆当即书信两封,一致张绍曾,一致靳云鹏。还有张作霖致冯玉祥信函一封。并告马炳南急速进京,面投三信。马炳南到京时,已逾期三日,冯军先头部队已开往承德,冯本人也进驻古北口。

  马在面投张绍曾和靳云鹏二信后,急赴古北口,将张作霖的信面交冯。张作霖信的大意是,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玉祥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东昌旧毛头纸,书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向天空鸣枪;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便识别。至此,冯张协议完全成功。后来,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冯的“成”字复信,辗转送致张作霖的手中时,已在北京政变之后了。

  二次直奉之战,张作霖与冯玉祥取得双赢的结果。

  直奉二战

  在二次直奉之战前,作为序曲,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法之间的角斗。

  江浙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两个焦点问题。

  一个是争夺上海的控制权。上海本来属于江苏地盘,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永祥控制。1915年,卢任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淞沪巡阅副使。1917年,升为淞沪巡阅使。1920年7月,兼任浙江督军;12月,去淞沪巡阅使职。虽然卢永祥不再兼任上海的官职,但由于经营有年,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上海。上海是富庶之地,齐燮元早已垂涎三尺。江浙之战,不可避免。

  一个是对卢永祥扩军的恐惧。1924年,卢永祥接纳了闽军臧致平和杨化昭部,他们由赣入浙。而这两支部队,是被直系军阀从闽地赶出来的。卢永祥将接纳的这批部队,改编为浙江边防军4个师1个混成旅,拥有一万余人。卢永祥的大力扩军,引起他周围的4个省的极大不安。于是,苏、皖、赣、闽4省联合起来,制定了图浙的计划。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江浙问题关系到反直三角同盟的命运,因此,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发表致曹锟通电,痛斥直系,声援浙卢。电文谓:“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

  并派人到杭州向卢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又给卢永祥汇去300万元,作为军饷。

  9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粤”。于次日发布《讨伐曹吴对粤宣言》,下令讨伐曹吴。

  牵一发而动全身。江浙问题,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至10月13日,由于众寡悬殊,卢永祥战败,逃亡日本。后辗转来到奉天。

  张作霖非常关注日本对直奉二战的态度。于是,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一是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援助;二是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是张腹背受到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日本政府答复,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驻奉天总领事船津则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引导张作霖援助段祺瑞出山。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9月4日的晚间,在张作霖大帅府召开旅长以上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①,组成镇威军。9月13日,京奉线停开普通列车。15日,奉军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移动。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

  奉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把三省军队编成6个军。

  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1个队。

  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驻兴城、绥中一带为后备队。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进军赤峰,出承德。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奉军的战略部署,计划周密,配备得当,主题鲜明,暗含杀机。而且,在政治和策略上,张作霖也做好了先期准备。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直系,牵制了直系的兵力。同时,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暗中秘密联合,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乾坤颠倒的重大作用。这都是吴佩孚所始略不及的。

  9月10日,曹锟以百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9月17日,总统曹锟任命直军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下分为三个陆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原驻扎在滦州、榆关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空军组成4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住航空处。合计飞机七十余架。这一部署就是著名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四照堂是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因四面都是玻璃窗而得名。

  四照堂点将时,吴佩孚显得随心所欲,心不在焉。他穿着随便,“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坐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这就是冯玉祥笔下的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严肃的点将会议上的形象。他面对着六十余名衣冠严整的高级将领,表现得像一个落魄的算命先生。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对奉军的蔑视?也许他故意装出这种轻敌的样子,来遮掩他的恐惧心理?不得而知。

  不过,曹吴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已显分崩离析之相。外部三面受敌,处处捉襟见肘。从战略上看,曹吴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吴佩孚原来的战略部署是,笼络浙卢,稳定长江,少数防粤,全力对奉。现在张作霖抓住时机,突然发难,间不容发,他只得强打精神,勉强应战。吴佩孚似乎已经觉察到前景不妙,因此,只能用“一个月取胜”的狂话,来麻醉自己并蒙蔽下级官兵了。

  两方动用兵力:奉军计有4个师及13个旅,不足15万人;直军计有11个师1个团、11个旅,约有二十万人以上。这次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是包括陆海空在内的立体战。双方的总兵力在55万人以上,实际投入的也有35万人。

  在战争过程中,从全局看,战斗并不激烈。实际只有山海关方面和冷口、界岭口方面两路有激烈的战斗,其他方面均未发生战斗。战斗一打响,奉军在两路都采取主动攻势。直军开始采用攻势,后改守势,再后则溃退,终至一蹶不振。直军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奉军的勇猛善战,但关键的是冯玉祥的临阵倒戈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使吴佩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直军一败涂地。

  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兵分两路进热河。1924年9月13日,在热河朝阳寺一带开始接触。热河地方守军,一触即溃。奉军势如破竹,10天即攻占朝阳。9月末,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大包围的形势已成。

  山海关方面的主力战斗,起初奉军动手较晚,让直军彭寿莘部占了先机。彭寿莘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9月28日夜,山海关方面的两军开始接触。经两天的激战,奉军夺取了九门口的东口。占领这个据点,对奉军全局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到10月中旬末,战斗一直激烈进行,奉军第一军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部猛攻山海关正面,但遭遇直军的顽强抵抗,一时形成胶着的对峙局面。

  10月22日前后的一个晚间,奉军第一联军的首脑会议上,郭松龄主张突袭九门口。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以第一军在九门口已经取得很大战果,不同意把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出转移到这方面。两人争执不下,竟至发生口角。口角中,涉及战斗中人事调换问题。原来,二旅的炮兵陈琛团配属于第一军,在九门口作战。营长阎宗周素与陈不睦,战斗间陈向姜登选军长报告,说阎作战不力,遂被撤职。阎向郭松龄告状,郭松龄大怒,以陈琛为郭部,亦亲写命令撤陈琛团长职,恢复阎宗周营长职。这就种下了郭、姜之间嫌隙的种子。

  前嫌未释,会上郭、姜互不相让,以致引起奉军内部派系之争,言语间有所表露。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雨霆接近;郭松龄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陈琛乃士官出身,郭松龄怀疑其与姜、韩暗合;阎宗周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的话,郭松龄能听得进去。因此,会议上,郭松龄不听张学良的劝阻,竟然拂袖而去。姜登选向张学良说:“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郭松龄意气用事,极不冷静。当晚,郭松龄率数骑到宋九龄旅部,气急败坏地下令宋旅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接着,郭松龄等率数骑向后方而去。宋旅当即撤退,高旅迅速接防。早晨8时许,张学良闻讯急驰而来,令部队停止移动,并问郭松龄的去向。宋九龄指示方向,并说已去二十余里,张学良急忙追去。郭松龄离开约十余里,停在一棵大树下,随从极力劝解。张学良追至,两人见面痛哭,经张学良劝说,郭松龄回到宋九龄旅部。张学良责怪郭松龄说:“你搞的什么事,我应当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一定狠狠打你一顿。”①郭松龄沉默无语。郭松龄和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部队后撤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幸亏直军没有察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有名的张学良“月下追韩信”。

  张学良走后,郭松龄决定亲率宋旅3个步兵团、1个山炮营,突袭九门口。部队取急行军速度,夜间行军,白天休息。27日夜,宋旅到达九门口。穿过山间峡谷,于次日晨4时发起猛烈攻击。九门口直系守军不敌,全线崩溃。29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内重镇石门寨。午后5时,宋九龄占领北戴河,郭松龄占领秦皇岛。夜间,郭松龄留一个团于秦皇岛,自赴北戴河。命令3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扫荡直军。

  吴佩孚于10月10日驰往山海关。12日吴佩孚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13日,吴佩孚想从海上绕到奉军背后袭击,遂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两舰开往葫芦岛,以图寻找登陆突破口,袭击奉军后路。但中途遭奉军飞机袭击,被迫返回秦皇岛。地面部队告急,吴佩孚乃决定登陆指挥。

  然而,在吴佩孚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阴谋。曹吴还完全蒙在鼓里,虽有察觉,但没有料到冯玉祥会出此奇招。

  冯军倒戈

  如前所述,冯玉祥对曹吴早已不满,同孙中山和张作霖暗中联系,伺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冯玉祥不想错过。为此,他观察形势,周密部署,谨慎行事。

  冯玉祥处事深谋远虑,粗中有细。他对外联络孙中山和张作霖,对内又形成了一个冯、胡、孙三角同盟。

  冯玉祥和孙岳早有渊源关系。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1878年生。保定武备学堂毕业。1911年,任第十九师师长。1912年,任陆军中将。1913年,参加讨袁之役。1917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团长。1920年,任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后兼大名镇守使。

  他和冯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定交始,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孙岳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因他与冯玉祥等密谋滦州起义,被时任第三镇少校参谋的吴佩孚告发,被第三镇统制曹锟撤职,孙即南下,曾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曾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结交。及曹锟为直隶督军,委孙为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

  战事结束,因受吴佩孚压抑,仅给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孙对吴佩孚早已不满,现和冯玉祥一拍即合,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遂有了他们之间的“草亭秘议”①。

  1924年9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他们在墓地之间的一个草亭里,坐下议论国事。互相之间,敞开心扉,倾诉了对吴佩孚排斥异己的不满,表达了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的决心,也商定了联合胡景翼的具体办法。最后决定,由孙岳联系胡景翼。这就是“草亭秘议”。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胡曾任冯玉祥部下陕军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随冯玉祥参战。冯调任陆军检阅使,胡部移驻彰德一带。此时,冯胡仍然时相往来。胡本来和冯玉祥早就相知,彼此互有好感。待孙岳向胡景翼密谈起联合一事,当即得到胡景翼的赞同。这一次,胡景翼特派岳维峻去见冯,冯在北京旃檀寺兵营会见他。岳维峻表示:“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这样,冯胡孙的三角同盟就形成了。

  现在时机来了。冯玉祥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到京,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岳悄悄地对冯说:“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北京城防的内应就布置妥当了。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本该尽快出兵,先发制人。可是,他却采取了拖延的作法。

  9月17日,冯玉祥得到总司令的任命。18日,他派张之江旅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去热河,以掩人耳目。然后,他把部队分为数个梯队,次第开拔,先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直到24日才开拔完毕。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亲信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此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

  布置完毕,9月24日冯玉祥开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有二三十里,动作迟缓。当日到达怀柔,在此暂设第三军司令部。28日磨蹭到密云。29日,他电召留守司令蒋鸿遇到密云密议班师回京事宜。10月1日才到古北口。如果急行军,从北京到古北口三天即可到达,可是他们却走了七天。到达古北口后,冯玉祥以筹措给养为名,停顿下来。他一方面督饬各县加紧修筑公路,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利班师回京做准备。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吴佩孚令其支援开赴热河的王怀庆部。胡景翼经同冯密商,胡部决定暂缓开拔,以待冯部的行动变化。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和段祺瑞取得联系,段祺瑞表示同意合作。和皖系的交往,已经完全达成共识。

  吴佩孚虽然对冯的秘密活动毫无所闻,但对冯还是存有戒心。为了监视冯的行动,他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监督冯玉祥。但王承斌并不和吴佩孚一条心,冯把自己的秘密计划都告诉了王。王表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报告吴佩孚,但表示自己保持中立。

  10月11日,冯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冯玉祥和参谋长刘骥、熊斌,以及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等,与奉军协议停战。进攻热河的李景林向张作霖电请指示。张作霖因与冯玉祥已有秘密停战协定,令李改取守势,勿再进攻。奉军将进攻赤峰的部队,大部抽调到山海关方面,加重了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压力。从而,奉军撼动了直军战线的全局。

  直到此时,坐镇北京的吴佩孚看到事态严重,才迫不及待地赶赴前线。留守司令蒋鸿遇把北京的情报随时向冯玉祥电报,待冯玉祥听到吴佩孚亲上前线,知道班师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10月19日,冯玉祥在滦平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之代表会议,宣布班师回京计划,高级将领一致拥护。冯即发布命令①:

  命鹿钟麟率部自密云县秘密兼程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驰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命李鸣钟旅自古北口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交通;电停兵于喜峰口之胡景翼部南旋占领滦州、军粮城一带,截断直军之联络,并防吴佩孚率兵西向;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命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克期返京,并派员联络热河都统米振标取一致行动。

  10月22日,冯军第二十二师全部抵达北苑,旅长鹿钟麟与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等旅长会商,即于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鹿旅抵达安定门。事前已与孙岳议妥,孙即令守兵打开城门。次日1时,即占领车站、电报、电话等交通通讯机构。

  10月23日,冯军遍布北京内城各城门及东西四牌楼交通要道。入城士兵均袖缠白布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十字。总统府卫队和曹士杰旅均被解除武装。并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出主和通电。

  10月24日,冯玉祥派薛笃弼谒曹锟,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令停战;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曹锟都照办了,并任命吴佩孚督办青海恳务事宜。

  10月25日,冯玉祥等决定组织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并决定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电请段祺瑞入京。曹锟贿选政府不容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吴佩孚听到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仍故作镇静,但直军战斗力锐减。他在秦皇岛通电讨伐冯玉祥,自称奉曹锟密令,剪除凶顽,不使法统和政府任一二人颠覆。并在滦县通电否认曹锟之停战令,声称该令“显系伪造”。他急率所部一万余人,回救北京。但遭到冯军的截击,很快全军覆没。11月3日,吴佩孚见大势已去,遂眼含痛苦的泪水,率残部五千余人,由塘沽登上华甲运输舰,浮海南下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从9月13日交锋,到11月3日吴佩孚南逃,一共打了五十余天。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奉胜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这场战争,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之战,没有是非可言。国家遭殃,生灵涂炭。军阀战争,他们都一贯高喊为国为民,其实都是欺骗人民的假话。在这次战争中,倒是冯玉祥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这件事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是冯玉祥下令废除了溥仪小朝廷。清朝倒台,但在北京居然还保留着一个不死不活的清帝小朝廷。冯玉祥认为,这个小朝廷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为此,他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派鹿钟麟去执行。鹿钟麟带了几个卫士进宫,平静地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慌忙地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走了。”

  不管他是真话假话,鹿钟麟趁势回答:“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天,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溥仪被迫接受了这个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冯玉祥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剔除了这颗毒瘤。对此,冯玉祥自我评价道:“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①这个评价符合历史事实。

  直奉二战,直败奉胜,原因种种。包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

  在政治上,二次直奉战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就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在直奉一战前,慷慨激昂地高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旗,声嘶力竭地讨伐着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吴佩孚俨然成为了正义的化身。他的种种激进表现,蒙蔽了善良的人民。他赶走了张勋复辟的辫子兵,提出了“罢战主和”的政治主张,支持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公开提出“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夺地盘”的响亮口号,又公开宣布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的自律信条,还公开通电要求罢免国贼曹、陆、章,惩办后台段祺瑞、徐世昌。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的表现十分激进。他用通电这种先进的舆论手段,频繁地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进步主张。这一时期,他发表的通电最多,内容最广。他“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他的行动完全控制了舆论界。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史学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的原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矛盾时,还是要尊重客观效果。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激进表现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以后发生了质的蜕变。

  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

  1922年2月7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37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

  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1923年10月10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

  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9月13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4个小时。16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

  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

  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8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25万元作押,息借25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12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25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43县之3公司报效100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25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150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5万元。这8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

  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100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

  谢宗陶于10月9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

  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50万元,共100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200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10万元,共得120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40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

  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

  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3万支枪,250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60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

  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25个师,每师扣2万元,每月扣50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

  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在对日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大。日本的军部一直是支持张作霖的。

  在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直系的战前准备和战中调动,和奉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直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果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奉系大获全胜。奉系张作霖在战前的纵横捭阖,以及在战中的灵活调动,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但是,这场战争是军阀之间的战争,无正义与否可言。他们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干着危害国家人民的勾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殷实地盘,扩大势力范围,进而武力统一全国。小军阀做一省的小皇帝,大军阀做数省的大皇帝,再大的军阀则要做全国的最大的皇帝。这就是他们之间战争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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