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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空军 建立海军 筹建大学 整理财政 曹锟贿选

  建立空军

  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他深知,在现代战争中,陆军没有空军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到的歼灭敌人和扰乱军心的巨大作用,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中国开始建立空军是在1912年前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在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的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1917年使用这批飞机,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军的战斗,空袭过复辟军占领的北京,轰炸过紫禁城。1920年,直皖战后,因为奉系派兵支持了直系,张作霖分得战败了的皖系段祺瑞的一批飞机。这是张作霖梦寐以求的。这批飞机有旅客运输机4架,侦察教练机4架。同时,跟来航空人员姚锡九和王立序等专家。后来,张学良又从大沽造船厂等地调来技工赵鸿起等22人。有了这些,就为建立东北航空军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1921年1月,张作霖下令设置东三省航空处,并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赵延绪、章斌为正副主任。此外,还委派了副官、军需官、军医官、书记官、工厂管理员、技工、班长等若干干部,分别掌握航空处各项事务。在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旷地修建飞机场,又建厂房,盖仓库,造宿舍,筑办公室。以章斌、庄以临等为飞行骨干,以孔家桂、赵鸿起等为机械士,组建航空队。这样,就有了东北航空军的雏形。

  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利。据认为,“此次战败原因之一是直系的空军占了优势”①。在西线,直军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奉军招架不住。奉军前敌总指挥张景惠首先退却,引起奉军全线崩溃。这次惨败,对张作霖是刻骨铭心的。张作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自己的空军的必要性。这一次中国最早使用飞机作战奉军失败的情景,是张作霖永生难忘的。

  为此,1923年9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1923年间学习了航空驾驶,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很喜爱飞行,航空员都很钦佩他②。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得了胜利,东北空军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张作霖感到东北空军要加以整编,扩充实力。为此,张学良进行了机构改革。于1925年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3月,附设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多架飞机、正规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及训练机构等,才粗具规模。

  对航空员的培养,张作霖煞费苦心。第一批自己培养的航空员,基本不合格。第二批从陆军中选送到法国留学的12名航空员,也不理想。接受这两次教训,第三次选派留学的航空员就非常严格了。1925年,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名学员中,亲自挑选了28名学员。他们的特点是,品德好,年龄小,体格壮。一般是20岁左右,最小的仅17岁。这次送往法国留学的共35名。除28名学飞行的航空员外,还有学习其他学科的。

  28名航空员到法国后,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共18名;另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龙特航空学校,共10名。毛兰纳航空学校的教授方法是最优秀的,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新式的。教练机是毛兰纳工厂自己制造的。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高龙特航空学校的学习科目有:机械、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学习时间都是8个月。毕业后,两部分学员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驾驶人员资格。1926年秋,两部分学员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道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见习。实习的项目有: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还参观了欧战的遗迹。1927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启程回国①。

  这批留学生受到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在学习期间,就把他们的军衔由准尉提升为中尉。回国后,很快提为少校或中校。对他们在阶级、工资、生活各个方面,都给予满足。他们在奉军的航空事业上也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军阀手中缴获的。1921年缴获段祺瑞的8架,1926年缴获吴佩孚的2架,1927年缴获冯玉祥的3架,1928年从飞豹队山东带回10架。计有23架。二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张学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很快,他不惜花费巨资从这些国家购买新式飞机。1925年从法国购买十余架,每架10万元。1929年从法国又购买26架。同年,又从日本,花120万元,购买4架。1930年又从捷克购买40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共购买八十余架。三是接受西方国家赠予的。1929年美国赠送1架。同年,法国赠送1架。综合以上三个来源,东北空军约有飞机一百余架。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250架至300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东北空军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25年,东北航空处已经拥有六十多名飞行员,五十多架飞机。遂正式建立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等5个航空兵队。张学良自兼飞鹏队长。飞豹队成立不久,即调山东归张宗昌指挥。1925年秋,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中间又经过几度变迁,曾改为东北空军大队。1930年,又把大队改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这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装备和具有坚强战斗力量的空军劲旅。东北空军在张作霖问鼎中原的战争中,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充分发挥了飞机的作用。

  建立海军

  张作霖决心建立东北海军是有原因的。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乘温树德海军少将的旗舰“海圻”号,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并策应山海关的直系陆军,在葫芦岛发炮一百余发,对奉军造成威胁。5月,奉军失败。在奉军退出山海关时,遭到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从秦皇岛海面大炮的轰击,部队损失较大。甚至白天不敢行动,夜车不敢开灯。张作霖的座车也险被击中。张作霖深感没有海军不能控制海面的痛苦,遂决心建立东北海军。

  东北海军的创始人是沈鸿烈。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1882年生。1906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毕业回国。武昌起义爆发,沈鸿烈奉命为海军宣慰使,策动长江上下游海军反正。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次年,任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上校科长,主管海防。1916年,被派赴欧洲观战团海军武官。1918年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海军教官。1920年任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1922年,张作霖任命他为镇威上将军公署航警少将处长。

  原来,在清朝末年,他在湖北新军充当文书,由两湖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当时中国海军大权掌握在闽系手中,舰上服役也全是福建人。非闽系的赴日本留学的海军军官就不能在舰上服役,只能在北京海军部候补。以后也只是任参谋等文职人员,没有更好的出路。沈鸿烈不甘寂寞,他谋到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的差事,是难得的机遇。

  适逢奉军战败退回关外,张作霖自称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决心加强海防。沈鸿烈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具体建议,受到张作霖的赏识,竟被采纳。沈鸿烈把家眷接来东北,在法库买地落户,表示决心跟随张作霖。再加上他的丰富的海军阅历和深湛的海军知识,因而,受到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便任命其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一的航警处少将处长。沈鸿烈原来只是中校参谋,破格提升为少将处长,这在海军军官中还是空前的。后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改为镇威上将军公署。

  此后,沈鸿烈便放眼全国,大力招揽人才,把他昔日不得志的同学,尽量吸收到东北来。如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二十余往日的同学,都是先后投奔他来到东北的。有了这些海军人才,沈鸿烈便沉下心来,创建东北海军。

  首先,建立东三省航警学校。该校最初叫葫芦岛航警学校,校址设在奉天省锦西葫芦岛炮台山右侧的八号洋楼。后来改名为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等。当时的校长是海军上校凌霄,教育长是海军中校方念祖,佐理官是海军中校陈华森,学监是海军少校戴修鉴。以下设有兵学教官,分任航海、船艺、枪炮、鱼雷、轮机、气象、海洋,以及海战术,炮战术等科;另有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教官。

  学校初设军官班和学兵班两种。学生队有队长、班长,学兵队也有队长。在1921年冬,先招考海军学兵队、水兵队和轮机兵队,各200名。1923年春,在沈阳招考航海将校学生班。报名学历限定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报名者不多,约有五百人,录取40人。又为浙江督军卢永祥代培7名。

  这一期入学共为47名。1923年4月1日,正式开学。1926年9月毕业,真正训练出来的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27名。这是东北海军学校培养的第一期海军军官。第二期招考38名,毕业的只有33名。两期毕业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60名。

  但是,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海军的东北系,同以正统自居的闽系海军,形成北南对峙的格局。东北海军在中国海军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学兵班共办了6期,培养了海军士兵1090名。这所海军学校的创办,为东北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必要的人才准备。这也是张作霖命令沈鸿烈创办该校的初衷。

  其次,筹建东北海军舰队。当时东北自己没有军舰,向外国购买也不容易,只得着手改造商船。向烟台政纪轮船公司购买2500吨级的商船1艘,改造后命名为“镇海”军舰;向日本购买2500吨级的废商船1艘,改造后命名为“威海”军舰。又征召中央海军烟台海军学校的8年制毕业生,来东北海军服役,共招来三十余人。他们都上了军舰,解决了舰队基层军官不足的难题。1923年,“镇海”军舰正式成军,第一任舰长为海军上校凌霄,副长为海军少校盛建勋,轮机长为海军少校张振舣。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沈鸿烈向张作霖所作的“海防无虞”的保证,得以实现。从此,张作霖对东北海军的建设更加支持。不久,“威海”军舰也继续成军。又将在塘沽接收的1000吨级的俄国破冰船命名为“定海”军舰。还购入了300吨级的日本旧鱼雷艇,命名为“飞鹏”军舰。至此,东北海军舰队就以“镇海”、“威海”、“定海”、“飞鹏”4舰组成。凌霄任代将舰队长。代将是东北海军军衔,介于上校和少将之间。方念祖任“镇海”舰长,宋式善任“威海”舰长,冯涛任“定海”舰长,谢渭清任“飞鹏”舰长。沈鸿烈升任中将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海军拥有江防、海防两支舰队,以及一所海军学校。但东北海军的实力还很弱,没有一艘真正的军舰。

  第三,巧妙接收渤海舰队。东北海军成立后,面对的劲敌就是渤海舰队。渤海舰队拥有3艘巡洋舰、2艘炮舰、1艘鱼雷艇,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正式舰队。东北海军根本不能望其项背。和平地接收渤海舰队,是沈鸿烈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直奉二战后,直系失败,归直系管辖的渤海舰队陷入困境。连饷银都发不出来,欠饷达3个月之久。太阿倒持,军令废弛。军官聚赌,士兵放假,军舰失修。舰底的蚌壳附着物厚达一尺多,舰速大大降低。官兵士气消沉,感到前途无望。这给接收渤海舰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该舰队中的大型巡洋舰“海圻”号,必须修理,否则就废弃了。当时,北方除旅顺口外,没有可以停放“海圻”军舰的大型船坞。无法,只得于1927年到旅顺口来修理。恰巧同时在该船坞修理的还有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两舰隔坞相望,新旧对比鲜明。“镇海”军舰,生机勃勃;“海圻”军舰,死气沉沉。因此,“海圻”军舰的官兵人心思动,都在向往归附东北海军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军舰修好,刚出旅顺口之际,就通电全国归附东北,全舰官兵欢呼雀跃。在上校舰长袁方乔、协长张衍学和航海大副曹蓝亭的率领下,“海圻”军舰奉命驶向长山列岛,并以此为根据地,长期驻泊。张作霖异常兴奋,下令悉数补发官兵3个月的薪饷,袁方乔升为代将舰队长。要说明的是,该舰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山东人。他们一直受到闽系海军的排挤,同东北海军反而很亲密。这也是他们归附东北海军的心理基础。

  “海圻”军舰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它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4年,从英国购买的。辛亥革命前,曾代表中国海军,远渡重洋,赴英国伦敦庆贺英皇加冕典礼。之后,又应华侨的要求访问了美洲,辛亥革命后才回国。“海圻”被称为“海上王”,其航行速度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海圻”军舰归附东北,东北海军如虎添翼,壮大了东北海军的实力,鼓舞了东北海军的士气。据说,南京政府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曾问到他的部下:“如果东北海军南下,你们作何打算?”部下畏葸地答道:“最好不遇见。”可见,此时的东北海军已经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驻泊港湾,即可先声夺人。

  “海圻”军舰的归附,只是一条军舰的问题,要害是必须尽快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海圻”军舰的归附,为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排除了最大的障碍。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陆战失败了。奉系的势力已经延伸至直、鲁、苏、豫、皖5省。但属于直系的渤海舰队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当务之急。渤海舰队龟缩在青岛海湾,不主动投降。

  沈鸿烈采取了强行改编渤海舰队的计策。他策略地拥戴山东督军张宗昌为东北海军总司令,自居海军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第一舰队由原来的东北海防舰队及“海圻”、“江利”两舰组成,舰队长为袁方乔少将,驻泊长山岛;第二舰队由渤海舰队组成,舰队长为凌霄少将,驻泊青岛。依据命令,凌霄只带一两个幕僚就到渤海舰队的“肇和”军舰升起少将旗接任。但夜间凌霄就被该舰军官软禁,限制自由。同时,渤海舰队的“海琛”军舰,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夜间行动,到青岛海湾后海集中,并禁止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驶离码头。海面戒严,前后海不通,一时形势十分紧张。

  沈鸿烈忙中不乱,急中生智,速去济南向张宗昌求救。拥有海军总司令头衔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急赴青岛。在沈鸿烈的策划下,把东北葫芦岛航警学校的海军学生和学兵假扮成陆军,暂充张宗昌的卫队。张宗昌在沈鸿烈的陪同下,率领卫队,登上“肇和”军舰,立即集合官兵讲话。当全舰官兵集合到甲板上时,张宗昌的卫队就迅速地占领了该舰的枪炮位和火药库等要害部位。张宗昌粗中有细,他知道处理突发事件,必须迅速果断,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因此,大字不识几个的张宗昌讲话直截了当。他严厉地问:“我是总司令,你们服从我不?”官兵不知所以地齐声回答:“服从。”张宗昌立刻直接下令:“既然服从,我命令你们马上集合到岸上去听候改编。”就这样,三下五除二,不费一枪一弹,渤海舰队被和平地接收了。

  原来的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被调任军事部海军署长。张宗昌委任部将毕庶澄为舰队司令。后来,毕庶澄转任上海护军使,他打算把舰队带到南方去,不料消息泄露,为免除后患,张宗昌就把他枪毙了。又任命扬州人吴志馨海军少将为舰队司令。1928年,张宗昌以吴志馨与北伐军秘密勾结为由,将吴扣押在济南,4月,张宗昌从济南撤退时,把吴也枪毙了。就这样,沈鸿烈依靠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强大后盾,巧妙地接收了渤海舰队。

  第四,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接收渤海舰队后,东北海军进入了全盛时期。沈鸿烈任海军中将司令,直辖江防舰队。海防拥有两支舰队:第一舰队辖有“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以海军少将凌霄为舰队长,驻泊青岛;第二舰队辖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以袁方乔为舰队长,驻泊长山岛。陆上机关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这样,东北海军就与福建海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①。

  1927年6月,张作霖命令设立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张作霖兼总司令,沈鸿烈任海军上将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

  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21艘,约有3.22万吨,舰队官兵约3300人。当时全国海军舰只只有4.2万吨,官兵约有5400人。东北海军在全国海军中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东北海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起到了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

  张作霖重视东北海军的建设,不进行直接干预,放手让沈鸿烈去干,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张作霖用人策略的一个成功之处。

  筹建大学

  原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写道:“张作霖出身行伍,在绿林生活四年,认识字不多,属于粗人。然而他深知教育的重要。他以为国家的兴衰决定于人民的智力。”①

  张作霖曾说道:“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②这段谈话是在1921年12月5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

  在东北建立综合性大学,最早提出的是奉天省议会。1916年10月,议员郑英澜提出《整顿学务以储人才建议案》,其中有一条建议,即是“故拟联合吉、黑二省,并设东三省高师及大学”。这是建立东北大学的最初动议。后来,在1919年12月,议员李树滋再次提出创办大学的建议,他提议“每省均设一处大学”。此后,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多次建议张作霖“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教育厅长谢荫昌也积极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认为:“东西洋文明各国,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

  对于这些创办东北大学的主张,张作霖欣然采纳。并准备开始启动,就在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东北大学的创办事宜只得暂时搁置。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便狠抓东北大学的创办。张作霖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同这个国家大学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大学多的国家必然是强国。于是,决心创办东北大学。张作霖命令奉天省长王永江主持其事。1922年8月,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12月2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令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东北大学筹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23年1月5日,省长公署批准,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建理工科,以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建文法科。拟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6科,即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法科。每科又设若干系。后来这些学科发展为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农学院等。东北大学的经费来源基本是奉天省,占九成,另一成出自黑龙江省。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以此日为建校纪念日。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王永江绞尽脑汁。他看中了沈阳昭陵东南的一块500亩地,拨款买下,但其中有300亩是清皇室的陵地,不得随意动用。王永江特地去函,请醇亲王相助,得到同意,才开始动工。1923年5月开工,1925年竣工,理工两科迁入新校舍。当时,东北大学是南北分校,有诸多不便。张学良动议,将北陵南侧的空地扩建为新校舍。

  在建校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资金不足。王永江多方筹措。除奉天省长公署拨款外,张学良个人慷慨解囊,出资奉洋15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每年人均为奉洋800元。仅1929年度,就投入经费133万元。经费的投入在全国58所大学中占第四位。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一所规模可观、设备齐全、建筑新颖的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便建成了。

  1923年,首任校长是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1927年3月7日,王永江辞去奉天省长一职,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然解除。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兼任。刘校长派冯广民为总务长,主持日常校务工作。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兼任校长,以刘凤竹为副校长,具体承办校务。1930年改副校长为秘书长,由宁恩承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王卓然接任。

  东北大学非常重视师资的质量。一所大学质量的优劣,关键在师资。这是东北大学历届校长的共识。因此,他们把视野扩大到全国,不惜重金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教师的待遇是很高的,在全国首屈一指。以教授为例,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260现大洋,最低为150现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300现大洋,最低为180现大洋。后来教授的月薪提高到360现大洋。著名学者月薪更高,文法专家章士钊的月薪高达800现大洋①。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240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300元,还常常欠薪。此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建了宿舍区,所建皆为新式高等洋房。

  由于对教师重金聘请、大礼相邀,因此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清华校长刘仙洲等。

  东北大学在管理上吸取了国内外先进的方法。对学生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是当时大学管理学生的好办法。优胜劣汰,要求严格。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其中公费留学制,很有激励作用。该制度规定,凡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即公派英、美、德留学。

  1929年7月1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盛况空前。首届毕业生中,就有8位第一名被派往国外留学。这对后学者很具刺激性。东北大学为东北各个方面输送了许多高层次人才。30年代是东北大学的鼎盛时期。学生3000人,教授300人,经费每年160万元。校园大于沈阳旧城,巍然壮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东北大学流亡关内,走向衰落。现在东北大学又恢复了,张学良曾任名誉校长。

  张作霖重视教育,积极支持兴办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这对他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帮助很大。张学良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出谋、出力、出资,使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由于张作霖一心一意地整军经武,并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只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奉军面貌就有很大改观,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

  整理财政

  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1905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1907年4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1909年4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360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1911年6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1917年5月22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上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首先,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①。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1920年末,除还清4000万元外债,省库尚存1100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②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1923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③。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1924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曹锟贿选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得胜利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梦想攫取全国最高领导权。为此,吴佩孚走了几招棋。

  吴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张召开“国民大会”。1920年8月1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他们直系来执政。但这一招棋没有走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也因为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还因为直系军阀内部意见的相互龃龉,使得这一计划失败流产。

  吴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

  “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来有自。1920年7月,谭延闿首先通电在湖南实行“自治”。梁启超紧随其后,前进一步,提出“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意是说,各省有权自定宪法,有权根据自定的宪法组成本省政府,治理本省。自治各省派出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这样,中国就变成了美国、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国家。这是帮闲文人梁启超站在各省军阀立场上发表的见解。但却坚决地抵制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的口号。此计不成,吴佩孚又走了下一步棋。

  吴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极力提倡“法统重光”。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然取胜了,但直系权力所及也只有十几个省,大体是直、豫、鄂、苏、皖、赣、闽等7省控制较严,而鲁、晋、陕、甘、湘、热、察、绥等8省也可操纵。其余地区直系还没有控制。国民党、皖系、奉系、西南军阀和“联省自治”派等,都反对吴佩孚的“国民大会”和“武力统一”。为此,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但会议一开始,参加者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曹锟左右的依附者,以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赶走总统徐世昌,把曹锟黄袍加身,直接拥戴为总统。但这个说法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他便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与会者终于明白了吴佩孚欺蒙人民、曲线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这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策,再加上吴佩孚当时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保定会议是直系高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会议。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孙传芳。

  1922年5月19日,吴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电文称:“南北统一之分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开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①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这个通电的发表,犹如爆响一颗炸雷。他们以代表民意为幌子,矛头直指徐世昌和孙中山。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5月27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

  5月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

  6月2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

  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认为“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能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6月11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1923年6月8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9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10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14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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