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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自治 消灭叛匪 整军经武 扩兵工厂 帅府试炮

  宣布自治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撤退时,天津的帝国主义驻军对奉直双方军队发出警告,准许他们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同时,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军的条约不得违反。5月7日,败退下来的奉军在滦州集结时,英国公使艾思顿声明,不得损害开滦煤矿和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如发生问题,惟张作霖是问。又强调京奉路必须通车,必要时拟派英军保护通车。从中不难看出,英国对直军的偏袒,对奉军的压制。

  5月7日,得胜将军吴佩孚志得意满地视察奉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然后回到天津。不少中外人士前来一睹大名鼎鼎的秀才将军的风采。吴佩孚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这时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讥讽地调侃道:“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把个老迈的赵尔巽说得无地自容。这时的吴佩孚是自视甚高的,哪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却说,老练的张作霖一看形势不好,便在军粮城及时地下达了总退却令,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此时,张学良正同郭松龄率队猛冲猛打,已经深入敌阵。得到张作霖的命令,张学良就匆匆赶回,把部队交给郭松龄指挥。5月5日,张氏父子率部仓皇奔赴滦州,建立临时指挥部。5月6日,李景林不敌,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急忙撤退。因有铁路帮助,撤退比较顺利。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

  郭松龄率领的第二梯队,因孤军深入,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撤退很困难。郭松龄部撤退的先头部队到了马头镇,要渡永定河。军队刚刚渡过一半,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即追至左侧,情况相当危机。郭松龄镇定沉着,从容应对。一面派兵迎击,一面挥军抢渡。用了一夜的时间,全军强行渡过永定河,脱离了险境。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亟盼郭松龄第二梯队的消息。焦躁难耐,忧心如焚。正当此时,郭松龄率队风尘仆仆地归来。张作霖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因为郭松龄部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此队没有受到重创,张作霖就可以很快地东山再起。

  当时,张学良立即回到军中。张作霖命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左右相顾,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准备迎敌。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极其不利,直军是乘胜追击,希图一鼓作气,打到关外。张作霖又把张学良调离前线,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郭松龄。郭松龄使出浑身解数,指挥刚刚打了败仗的奉军,同彭寿莘的直军展开了殊死战斗,终于阻止了直军的猛攻①。山海关成了直军前进的最终地点。但是,直到此时,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

  张作霖知道,这时应该议和了。他派张学良出面,找张学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朋友帮忙。张学良找到这个组织的两名美国牧师普赖德和杨古,让他们请英美驻奉天领事出面,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事宜。不料,被两国领事以不干涉中国内战为由,加以拒绝。这是英美支持吴佩孚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无法,普赖德和杨古只得以私人的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到彭寿莘斡旋。双方在6月9日于直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秦皇岛接洽,约定于6月11日再进行具体商谈媾和事宜。

  但是,前线的直奉双方一直在冲突。11日至15日,激战未息,两方死伤均有三千余人,奉军战死三名团长。一直没有死心的彭寿莘久战不胜,感到山海关是攻不下了,才走到谈判桌旁。

  6月16日午夜12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古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决定双方停战。

  第二天17日,在秦皇岛英舰克尔留号上再进行第二次和谈。由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在英舰上签订和约八条,附约两款。并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王、宋于6月24日电告北京政府,两方军队已如约撤完①。

  直奉一战,奉系打败了。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余人,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当然,张作霖的元气并没有受到损伤。

  在5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后,于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东三省自治,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对外发表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口气强硬,表现了军阀的本质。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的宣言,声称严守中立。其实,这是一颗烟幕弹。日本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当时甚至出现了张作霖后援会。日本严防英美势力侵入东三省。5月20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表明对张作霖的支持。

  5月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和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军阀如果强调统一,那是他强大的时候;军阀一旦高唱自治,那就是他失势的时候了。

  1922年5月30日,张作霖返回奉天。6月上旬,奉天省议会与吉黑两省的代表会议,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并正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张作霖继续霸占东北。

  7月间,张作霖将巡阅使署和督军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省省长也以虚伪的“民选”形式,确定下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至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联省自治”就完成了。东三省脱离中央,完全成了张作霖军阀割据的一统天下。

  直奉一战,奉军之所以失败,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看,在军事上,奉军的军事素质很差,管理松弛,训练缺乏,军纪败坏。只有郭松龄旅、张学良旅和李景林旅能打仗,其他各部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政治上,奉军被认为是日本支持的军队。在直奉的电报战上,吴佩孚把奉军骂得狗血喷头,使奉军没有取得人们的同情。

  从国际看,华盛顿会议刚结束,日本在会上受到英美的孤立,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支持奉军。而吴佩孚却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消灭叛匪

  吴佩孚对张作霖恨之入骨,欲置张作霖于死地。除前方攻打外,又在张作霖的后方放了一把火。直奉两军在榆关对峙时,5月26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这是吴佩孚派人深入到吉林省策反的结果。他们收买了卢永贵,鼓动他独立。接着,北京政府又宣布奉督张作霖、吉督孙烈臣和江督吴俊升为叛逆。进而,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遥与远在关内的吴佩孚相呼应,里应外合,使张作霖有家难回。

  高士傧是前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而孟恩远就是被张作霖逼走天津的。当时,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也被撤职查办。这一箭之仇尚未得报,现在时机来了。原来,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后到达天津时,孟恩远前去找他,希望恢复吉林督军的权位。吴佩孚乘机挑拨说,要想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恩远受到鼓动,便找到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怎么办。高士傧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到绥芬河策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恩远的介绍,吴佩孚任命高士傧当上了这个讨逆军总司令,让他回到吉林放火,以便把张作霖的后方搅得烟雾腾腾。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击敌人的一个策略。

  高士傧接受任命,踌躇满志,遂乘船到达海参崴。经海参崴到绥芬河,同卢永贵接头,于是卢永贵宣布独立。这只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由绥芬河乘火车西进,和护路军警互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胡匪,一时声势甚壮。一路之上,他们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准备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27日经过海林时,听说宁古塔驻军一团人,担心这支部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从一面坡回到海林,下车占领海林为根据地。他们拟先解决这支部队,再行西驶。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吃惊不小。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剿灭这股叛匪的重任,那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张作霖是有恩于张宗昌的。

  这位张宗昌是有点来历的。他是山东掖县人,生于1882年,家里一贫如洗。原名张田,后改名张宗昌,字效坤。小时候,读过一年私塾。虽然吃得不好,他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年轻时,曾在县衙门里当过捕快。

  18岁时,他独自一人去闯了关东。挖过煤、淘过金、修过路,还当过镖手。他无所事事,整天同三教九流厮混在一起。他在关东的林莽中,练就了一身娴熟的马技和一手高超的枪法。他这个人还受武侠小说影响很深,讲江湖义气,挥金如土。因此,他在关东的山东掖县、黄县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后来,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给一家华商公会当保安小头目,同俄国军警频繁接触,学了一些半吊子俄语。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他的无形资本。

  1912年,他受到南方革命军的鼓动,率领部分人到达上海,胡里胡涂地参加了革命。张宗昌被任命为上海光复军骑兵团团长,驻防闸北地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张宗昌曾站在革命一方同北军作战,但受伤后,即叛变投靠了直系首领冯国璋。冯国璋很是器重张宗昌,让张自行招兵,先成立了一个师,后缩编为一个旅。冯国璋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在南京举办了江苏军官教育团,任命张宗昌为监理。后来,在袁世凯的密谋下,他派人暗杀了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张宗昌没有任何信仰,他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袁世凯给了他5万元,他就把革命党人暗杀了。

  做教育团的监理,他不感兴趣,要求去带兵。冯国璋将他调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后来,升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兼第二路军总司令。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看不上这个来路不正的张宗昌,张宗昌开始走下坡路。他被江西督军陈光远排挤,兵败江西。无法,他只身来到北京,想投靠曹锟、吴佩孚。但人家不把他当回事,连一个空头衔也不给他。这时,他想起了在曹锟的光园见到的张学良。张学良曾邀请他去奉天,他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了奉天。

  出乎意料,张作霖对这个粗犷豪放的张宗昌,很是欢迎。但由于他没有什么战功,也只安排他做了一个宪兵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统领。这是为了安排他的随行人员。张宗昌从一个师长降而为一个营长,不大满意,然而,也只好忍时待机。张作霖将他安排住在奉天大北关榆树胡同。他带来的亲信旧部200人散住在周围。张作霖经常让部下陪他吃喝嫖赌,养以待用。张宗昌是个大赌徒,赌博时下注很大。一天,他把带来的10万元钱全输光了。

  张作霖听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叫来昨天的赢家,到张作霖处打牌。大帅叫打牌,诸赢家受宠若惊。知道张作霖玩牌下注大,就带来很多钱。但打牌时,张作霖故意让张宗昌赢,让别人输。大家输到20万,才停止牌局。张宗昌看在眼里,对此深为感动。张作霖知道大家输得冤枉,后来对他们说:“效坤乃是一条好汉,当代豪杰,是远道来做客的。你们将他所带的一吃而光,让他扫兴,置我的面子于何地?我不亮牌,就是要把你们的不义之财收回来。”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有理。张作霖是个有心人,当人处境不利时,他常能给以援手。他深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这是张作霖的一大长处。

  眼下,张作霖就要动用张宗昌了。张作霖思忖,我的本兼各职已经被罢免,派出的人得是能听从我指挥的。而且,必须是同高士傧、卢永贵毫无瓜葛的人,以免临阵反叛。张作霖相中了张宗昌。他命令张宗昌到山海关外的天泰栈来。

  张宗昌见到张作霖,举手敬礼后,垂手伺立,恭敬地问道:“大帅叫我有什么吩咐?”

  张作霖微笑地说:“效坤,我现在已是败军之将不说,连我的差事也被徐世昌下令通通取消了,你知道吗?”

  张宗昌气愤地答道:“报告大帅,我不知道。别听他们那一套。北京政府那群狗娘养的,还不是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吴佩孚叫他们卧倒,他们就不敢蹲着。大帅别灰心,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看有一天大帅胜利,咱们怎么收拾他们。”

  张作霖面对眼前恭敬站立的高大山东汉子,生出无限感慨:“锦上添花世上有,雪中送炭人间无。人与人之间,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啊!”

  张宗昌立即表态道:“报告大帅!我张宗昌斗大的字也识不上一麻包,可是,我还懂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道理。虽然目前大帅走了背运,可是我张宗昌绝对效忠大帅到底。你老人家说吧,叫我跳火坑上刀山,只要大帅有命令,我张宗昌眉毛皱一下,也不是咱娘养的。”

  张作霖听了张宗昌这番感人肺腑的表白,也深深地被打动了。他听出了张宗昌的心音。经过了人生的大跌宕,张作霖深有感触,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他决定把这个关系全局的大事交给张宗昌去办。于是,他向张宗昌下达了任务,叫他到吉林去剿除叛匪。

  张宗昌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就带着几名随员赶回奉天。张作霖又发给他二百多支别烈弹。这是一种打铅丸子的枪。经过短暂筹备,张宗昌率领他的一营宪兵,乘火车匆匆赶赴哈尔滨。其实,派张宗昌带这么少的兵去剿匪,纯粹是一招险棋,带有赌博的性质。

  张宗昌北上攻打高士傧的消息,传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决心据守吉林省五站一带,以逸待劳,准备打他个张宗昌措手不及。等到张宗昌率队开到五站与高士傧部对峙时,本来张宗昌处于劣势。但刚一交锋,出乎意料,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张宗昌迅速获得了胜利。原来,卢永贵的红胡子队的中下级头目中,有许多过去都是张宗昌的患难同乡,不是掖县就是黄县人。他们当年和张宗昌在北满修筑中东路时一起当过工人,是在一个锅里搅过食吃的。听说对方是当年讲义气的张长腿带队,卢永贵的很多部下都投到张宗昌这边来了。这是卢永贵始料不及的。卢永贵只得败退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在张宗昌的猛攻下,独木难支,招架不住,节节败退。最后,6月3日,高士傧逃到中俄边界的珲春,他的部属乌营长倒戈,逮捕了高士傧和卢永贵。随后,他们两人成了张宗昌的俘虏。过了两天,张作霖下令,在珲春就地枪决了高士傧和卢永贵。

  此次大捷,挖掉了身后的一块毒疮,消除了后方的一个隐患。张宗昌深受张作霖赞许,对张宗昌高看一眼。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边防军第三旅旅长,并兼绥宁镇守使及中东铁路护路副司令。绥宁指绥芬河与东宁。同时,他还可以便宜行事,收编了高士傧和卢永贵的败兵,以及地方红胡子。一时,他的兵额大大超过编制。旅下辖三个团,团长一个是跟随他多年的暗杀陈其美的程国瑞,一个是北洋陆军大学毕业的许琨,一个是褚玉璞。

  第三旅军饷,由奉天省拨发。但奉天币折合银元八角,而吉林币折合奉天币只有六角。这样两次打折,军队欠亏太大。张宗昌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就在他的防区内种植鸦片烟,以解燃眉之急。土军阀是什么坏事都敢干的。

  张宗昌时来运转,还白拣了一支外国武装。1922年冬季,帝俄军队纷纷逃入中国境内。仅到五站的白卫军就有一万多人,枪马甚多。张宗昌在海参崴呆过,会说几句俄语。白卫军把他引为知己,请他收容,愿把军队交给他。他欣然接受。共计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大炮十七门。不费吹灰之力,唾手而得大量武器,真是天助也!白卫军的最高首领还派米诺夫为他的顾问,指挥这支白俄军的司令是捏洽叶夫。张宗昌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士兵组成工兵队,后来在铁路线上行驶的铁甲车,就是这部分人设制组成的①。据说,中国军队有铁甲车炮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宗昌有了枪炮,有了洋兵,有了顾问,实力大增,就极力整编训练,成为他以后发迹的重要资本。从此,张作霖对他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张宗昌逐步升为奉军的大将之一。

  张作霖对张宗昌的使用,充分地表现了张作霖的用人观。

  后方的问题解决了,张作霖考虑的是直奉之战失败的教训,他想的是整军经武,以备再战。

  整军经武

  7月16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三省同中央完全脱离关系,正式独立。张作霖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议。成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稽查等处,分管相关事宜。张作霖请书法家在他的纸扇上书写了“毋忘吴耻”四个大字,借以时时提醒自己,以报前仇。张作霖这类人,意志顽强,轻不言输。为了尽雪前耻,经总结教训,张作霖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

  首先,改组领导机构。张作霖设立了一个最高的整军经武的领导机构,名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该机构是1922年7月24日成立。委任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1925年,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改为东三省陆军训练处,人员相应作了更动。由张作霖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这次改动是为了加强张作霖父子的权力。陆军整理处下设两个处和若干科。两个处是,军学处,处长为陈瑛;工务处,处长为张宣。

  据曾任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何柱国将军回忆:“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决定。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①他又写道:“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麟春和参谋长张学良。”这段回忆有点误差,但是可以看出新派实际掌握了改革的实权。姜登选、韩麟春和张学良都是新派人物,尤其是张学良更是新派的首脑。由于新派掌握了改革的实权,推进奉军的近代化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严肃整顿陆军。奉军存在新旧两派。何柱国将军写道:“我要谈谈奉军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杨是东北法库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负责,从1918年继张作相为统帅部的总参议,始终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杨宇霆先后吸引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新军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壮大,终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军的主体。”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张作霖原来依靠的完全是旧派。是什么原因促使张作霖开始决心重用新派呢?这主要的是直奉一战的教训。

  何柱国将军分析:“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22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一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王升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

  接着他又写道:“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是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让步。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张作霖在实践中看到了新派的潜力,因此他决心重用新派。张作霖的头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

  整顿陆军的指导思想是依靠新派力量,裁汰为非作歹的胡匪及行伍出身的官佐。这已经成为张作霖的整军指导方针了。借着总结直奉战争各部的表现,严厉地惩处了违反军纪的军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惩处。

  在战争中,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焚劫掳掠者,一律枪决。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第二十七师第一〇六团团长阎玉成,第十混成旅第一团团长许益三。枪毙了一个旅长和两个团长,震动很大。

  对指挥不力、能力不佳、犯有小过者,给予撤职处分。有奉省军队中的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第十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朱砚长,独立骑兵第一团团长朱益清;吉省军队中的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九卿,第三混成旅旅长成明,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庆禄,第六混成旅旅长高凤城,第七混成旅旅长李桂林;黑省军队中的第一混成旅旅长英顺,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明九,第三混成旅旅长巴英额,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海鹏,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瑞禄,骑兵第二旅旅长张魁武,炮兵独立团团长吉兴等①。这些受到处分的军官遍布东三省,计有1个师长,13个旅长和3个团长。对他们的处分,也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当然,经过整顿,受到处分以后表现好的,又有重新得到任用的。如李桂林、李明九、巴英额等又当上了旅长。而吉兴反而由原来的团长被提升为旅长。

  同时,对如冯德麟、张景惠、邹芬等重量级的旧派人物则调为保安司令部顾问,使其有职无权,养尊处优。

  对官佐的整顿如此,对士兵的整顿也如此。他们本着“兵在精而不在多”的精神,大量裁汰兵员。把老、弱、病、残、劣的士兵,都给资遣散还乡。立有战功的老弱士兵,照顾改充辎重兵或后勤兵。总计东三省的奉军共裁减6.9万人。奉军总数大大减少了,但战斗力却提高了。

  从以上举措不难看出,此次整顿力度很强,动作很大。虽然个别人有怨言,但总体上,整顿还是通行无阻的。其根本原因是有老帅张作霖的坚强支持。这个强而有力的后盾,保证了陆军整顿的顺利进行。这也说明张作霖对于新的形势,还是能够主动适应的。

  惩处裁汰的同时,奉军又大量引进新式军事人才。他们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仅在东三省招揽各种新式军事人才,还派人到关内的重镇京、津、沪、宁、汉等地,去广招各类新式军事人才。举凡航空、航海、炮术、军需、军医、兵工等人才,他们都给予高待遇、高礼遇,悉数请来,为我所用。他们很重视文凭,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地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极力延揽。其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更是受到特别的重用。

  奉军还规定各部队采取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废除原来的推荐制。推荐制的人为因素很大,不利于军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对军官的培养,也有一套科学的作法。“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军校毕业生认为到奉军来有前途。“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何柱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到奉军来的。

  经过统一整编的奉军,统称东三省陆军。共有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每旅设3团,每团设3营,每营设3连,每连足额150人。整编后的奉军有17万人,比直奉一战前减少很多。但军队的素质有很大提高,士气也非常旺盛。朝气蓬勃,面貌一新。

  第三,建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最早创办于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那时是奉天将军赵尔巽,为造就陆军初级军官而设立的。原名为奉天讲武堂,训练期为一年,只办一期。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时,将讲武堂扩大,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地点在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东侧。每期学期定为6个月。1910年革命军兴起,该堂即停办。1912年,巡防营改为陆军师,为整顿军队,又继续开办,办至第三期停办。曾在陆军第二十七师任旅长、团长的孙烈臣、汤玉麟、张作相等,都先后是该堂的毕业生。至1915年中日交涉起,复行停办。这是讲武堂的前身。但这两期讲武堂是短训班性质,而且都是采用旧式的军训方法。因此,影响不大。

  真正有全国影响的东北讲武堂是指张作霖于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为了整顿东北军队,在1919年3月所成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个讲武堂是奉军自办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张作霖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赖于军事学校,有赖于军事教育。因此,他对独立开办军校,极为重视。解放前,中国有四大军官学校,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黄埔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其中之一。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13年中共训练了11期学员,学生八千九百余名。在东北军,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的。

  现在着重说一说,直奉一战后,张作霖狠抓讲武堂训练的情况。这时适逢讲武堂的第四期。第四期是1922年10月召集的。因为直奉之战,奉军战败。为此,张作霖听从有益的意见,对讲武堂加强了管理,进行了改革。在组织体制、主要领导和学员招生等方面,均作了较大改变。堂长仍由张作霖自兼。在堂长下增设一名监督,由张学良兼任。并由中、日两个陆军大学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的名义代张学良负责。将原来的9个区队改为3个中队,下辖10个分队。取消总队长一职,增设步、骑、炮、工、辎各科,由资深的中队长兼任术科教官。学习时间明确规定一年。

  鉴于前三期学员全部是从部队抽调的在职团以下行伍出身的军官,文化程度较低,学习困难。在第四期学员的招生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张学良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在社会上招考了一部分中学生。同时,还从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一期学员中,考选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兵一百一十余名,连同从部队调训的在职行伍出身的军官335名。这样,学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规定凡由社会上招收的中学生和由教导队考选的学生,毕业后须先到部队当3个月见习教官,然后才能任少尉军官①。

  关于在军士教导队招生的情况,当年亲自参加报考的教导队军士张国威有一段形象真实的回忆:“总值官杨焕彩宣布说,本队附魏益三命令,接旅部(指二、六旅司令部)电话说郭旅长的指示,现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要开学了,由教导队学兵中有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可报名应考第四期讲武堂为学员。有考试的学兵,可即日由各连报名。学兵们听到这个命令,真是从心眼里高兴。大家都说,讲武堂是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府,我们能考上,毕业后不就是陆军军官了吗!当时各连报考的学兵计有数百人。经郭旅长自己出题,自己批阅试卷,录取者只有五十多名。郭旅长又亲自点名后,进入讲武堂第四期受训。”②张国威就是经过这个考试而进入讲武堂的,毕业后当上了陆军军官。这个规定对军官军事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期干部的质量也比前三期好。各中队长和部分教官是聘请在保定陆军学校任教多年的军官,如杨正治、戴联玺、何柱国、毛福成等,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第四期毕业生的质量要好于往届。由于狠抓了军官的培养和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五期举办的中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战争,奉军官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印证了东北讲武堂的举办是成功的。

  第四,树立奉军典范。为了提高奉军整体素质,张作霖很重视在奉军中树立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部队。郭松龄曾任东北讲武堂教官,深受当时在讲武堂当学生的张学良的爱戴和尊重。1920年,张学良毕业后,即调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1921年奉军扩编,张学良任奉军第三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八旅旅长。三、八旅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张学良放手由郭松龄统一负责,实际上郭松龄就统辖了两个旅。三、八旅在郭松龄的苦心训练下,成了两支劲旅①。在直奉第一次战争中,由于三、八旅的顽强作战,阻止了直军的追击。他们的顽强作风和抗击能力,给全军树立了榜样。但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个战役中,三、八旅损失很重。战后,东三省陆军统一军制,张作霖出于对长子张学良的信任和厚望,把三、八旅整编为二、六旅,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挑选精兵强将,调配新式枪械,充实两旅,使这两个旅成为奉军的模范旅。两旅的训练和管理,张学良仍然完全交给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尊崇备至。这两旅后来在直奉第二次战争中,确实表现突出,战功卓著。而他们本身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张作霖的整军经武除上面谈及的几点外,还有建立和扩大兵工厂,以及建立空军和海军等,下面将要谈到。

  扩兵工厂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张作霖处心积虑地扩建兵工厂。1919年春,张作霖偕参谋长乔焕章、实业厅长谈保隍亲自实地踏勘。决定奉天东塔以东八百余亩归航空处及飞机场占有;东塔以东约一千八百余亩为兵工厂基址。在该处建立了东三省兵工厂。

  兵工厂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时期:1919年8月至1924年,为初建期;1924年后为扩建期。1919年秋,派原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建厂筹备工作。陶治平于1921年首先建成了无烟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三个工厂。因此,陶治平被委为兵工厂总办。1923年陶治平去职,由韩麟春继任。1924年韩麟春转任他职,遗缺由督军署总参议杨宇霆兼任,改称督办。从此,兵工厂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1929年杨宇霆被杀,由臧式毅接任。不久,臧式毅调任辽宁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兵工厂被日军占领。

  1923年增设了炮弹厂。1924年后,杨宇霆又大力扩建了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达到了建厂的最高峰。计有8厂、4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17个单位。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职员由一百余人,增加到一千余人;工人由300人,增加到2万人,最多时达到2.5万人。

  对兵工厂的扩建,张作霖给予大力支持。杨宇霆由于兼任督军署总参议,有很大的决策权。兵工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花钱多少,在所不计。

  建厂初期,人才匮乏。张作霖命令大胆聘请外籍技术专家。聘请的外国专家有日本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等,他们都得到了重用,担任顾问、技师或技士等职。他们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机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等,起了很大作用。

  张作霖对所用的人十分信任,有一次,他直接约见药厂负责人叶禾和枪弹厂负责人吴伯琴。他们二人不知何事,结果是当面鼓励他们好好干,并当场开给他们二人各5万元的支票。张作霖用人就是这样,不惜花钱。

  此外,为了培养自己的兵工人才,设立了兵工学校。学员分为初中、高中、专门三部,采三三制。初中毕业后,派到厂里任三等技手,服务3年。高中毕业,派厂为练习生,可升一等技手。专门部毕业等于大学毕业,任一等技手或技士。这个制度,有利于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以后,虽然外籍专家有所减少,但由于中国技术人才的成长,兵工厂未受任何影响,反而有所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兵工厂发展很快,全厂装备大小机器约计在万台以上,可谓应有尽有,品种齐全①。此时该厂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兵工厂之一。

  由于投入巨大、经营得法,军工生产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枪弹厂的生产能力,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1920年4月至1923年12月,六五、七九步枪弹由日产1万发,扩充到10万发。第二期1924年日产15万发。第三期192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日产30万发。第二期比第一期年产300万发,增长15倍。第三期年产9000万发,多时达到1亿粒,比第一期增长30倍。其他各厂也都有较大发展。每年生产的大炮150门,炮弹二十余万发。步枪六万余支,枪弹1亿粒,轻重机枪1000挺。

  东三省兵工厂的扩建和发展,为张作霖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打下了军事物质基础。当然,这是大军阀不顾人民死活,采取穷兵黩武政策的体现。

  帅府试炮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在扩建兵工厂的同时,对迫击炮情有独钟。他下令从俄国购进了一批迫击炮,就是通常所说的六〇炮。这种炮小巧玲珑,操作简便,运输容易,几个人抬起来就走。它具有曲射和直射两种性能。这种迫击炮极适合近距离的攻坚战,既可以直接轰击掩体,杀伤目标;也可以跨越掩蔽物,攻击其后边的目标。

  但因为刚刚购进,对这种迫击炮的性能和威力,都不了解。张作霖决定试放一下。试放地点选择了帅府影壁墙南边的荷花池,以此为发射地,往南对着相距不足百米的城墙上打。在荷花池附近,放置了十多门迫击炮,调好了高度,计算了距离。每门炮前都站着5名炮兵,分管装弹,运弹,发射。演习场周围站满了人。

  张作霖在炮兵旅齐旅长的陪同下,来到演习现场。参加观看的有奉天督军署的军政要员,如杨宇霆、吴俊升、张作相、郭松龄、王永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以及各师、旅长,足有二百多人。大帅府里的夫人、少奶奶、小姐、少爷、佣人和督军署的军官,都来看热闹。

  齐旅长看看各个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就径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请示演习是否可以开始。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齐旅长刚要下令,只见少奶奶于凤至跑到张学良身边,焦急地问道:“汉卿,这演习的事,南门脸的老百姓和店铺知道吗?”张学良一听,遭了,怎么把这事忘了呢!他赶紧叫住齐旅长,然后快步走到张作霖跟前,说明了情况。

  张作霖反问道:“这些小炮有那么大响动吗?”张学良说:“不过还是通知一下好,以免吓着老百姓,造成混乱。”张作霖感到言之有理,就点头道:“那就快去通知一下吧!”过了一会儿,差官通知完了,这边下令开始演习。

  话音刚落,这十多门迫击炮同时开火,山摇地动,震耳欲聋。刹那间,尘土飞扬,烟雾蒸腾,人们哗然。城墙上,碎砖横飞,浓烟四起。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大、小南门一带的老百姓和店铺、商号,虽然知道演习迫击炮,可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动静。而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没命地乱跑,撞倒了摊床,踩坏了商品。

  卫队把情况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赶忙下令停止:“不成,不成!不要演习了,快停止,快停止!”张作霖回到帅府上房,对张学良说:“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迫击炮有这么大的劲,让老百姓受惊了。快下去看看伤人没有,损失、毁坏的东西,咱们如数赔偿。”①后来,都如数作了赔偿。

  经过这次演习,张作霖才知道迫击炮的威力,因此,他下令建立奉天迫击炮厂。说办就办。1922年,张作霖重金聘请英国人沙敦主持建立了奉天迫击炮厂。该厂生产迫击炮、迫击炮弹及其附属品。1922年开始生产迫击炮和迫击炮弹,比上海和汉阳兵工厂早一二年,造出的炮是英国斯托克斯式的。它构造简单,操作容易,运作方便,适合在各种地形上作战。

  1922年生产的称为11年式,1924年生产的称为13年式,1926年生产的称为16年式。新式性能良好,射程远,威力大。每门炮还随带炮车1辆,弹药车1辆,每辆弹药车可载10发炮弹。炮车和弹药车使用方便,节省人力①。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可制造迫击炮80门,炮弹4万发。

  由于迫击炮的大量生产,使奉军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当然,迫击炮厂的建立,投入的都是民脂民膏。在沙敦任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预算约为78万元。在他的后任李宜春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达到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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