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张作霖传 > 入京调停 逃脱虎口 助直讨皖 直奉相争 四巨头会
入京调停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１９１８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１９１８年８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１９２０年３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４月９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１９２０年５月，吴佩孚撤兵北上，６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６月１０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４个营开往廊房。６月１５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３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６月１７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
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２０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２２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５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５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５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５项条件带回北京。２３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５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２９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５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３０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５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７月１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７月４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接收。原边疆大吏撤职，给一个有名无实的将军闲差，这是在民国时期处理地方军阀的一个通常作法。这显然是直系的一大胜利，他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段祺瑞深感受到了愚弄，十分恼怒。５日，段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以做最后挣扎。
徐树铮对调人张作霖极为痛恨，顿起杀机。７月５日，徐树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热情地拜访了张作霖，并亲切地密谈了一个小时。在谈话中，徐对张表现得亲密无间，了无芥蒂。这一招，骗得了张作霖的信任，对徐放松了警惕。徐趁机以段的名义，敦请张作霖７月７日晚，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列席研究讨伐直系的问题。张作霖不知是计，欣然同意。
会议进行中间，徐树铮以接电话的名义，把段祺瑞叫出来，急切地说：“马上把他扣起来！”①段祺瑞不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考虑到受过张作霖的援救，不忍下手，面露犹豫之色。据日人园田一龟写道：“不愧是张作霖，看出段祺瑞的神色异常，直感到将有大难临头，不能久留，遂借口出恭而偷偷溜走。”据说，张从尿道逃走，到达车站，已是半夜１时。徐树铮还不善罢甘休，又生一计。“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幸免于难。后来张回奉时，甫下车即慨叹云：‘我又回来了！’”②
张作霖逃脱后，徐树铮顿足曰：“大势去矣！”当时，张作霖逃脱虎口后，回到了军粮城的奉军总司令部，立即宣布“局外中立”。但他对皖系的恶感更深了，因而参加了助直讨皖的战争。
助直讨皖
皖系军阀段祺瑞们已被逼到极致，他们决心对直系兴师问罪。７月８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皖系高层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段向总统徐世昌递交一份措辞严厉的呈文，在历数曹吴的种种罪行后，要求“上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篇奇文。它哪里是呈文，分明是命令。无兵无权的徐世昌面对咄咄逼人的段，还想讨价还价。但段不给面子，“乃以重兵围公府，强迫总统依允”①。
无奈之下，徐世昌才盖印下令：“吴佩孚着褫夺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曹锟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这一回合，段靠军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段派人人称快”。９日，段积极调兵。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在团河设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但终因仓促上马，筹备未周。
直系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曹锟于９日上午到天津举行誓师大会，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故所部名讨贼军”。保定为大本营，高碑店为司令部。摩拳擦掌，着力备战。吴佩孚很重视舆论的力量。他每每在战前和战中，都要利用电报这种快捷的传播方式，狠打电报战。这一次，他又尽展丰采。
他连续发表了几份通电，申明主张，痛斥段徐，以争取舆论的支持。诸如：《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等，都是响亮的讨贼檄文。如在申明讨贼的理由时，他写道：“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又表态：“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以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贼死则我生。”还发誓：“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①
他所揭露的段祺瑞卖国求荣的丑行，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当时，吴佩孚的军阀本质还掩盖得比较深，人们还没有看透他。直系在舆论和军事的准备上，都要好于皖系。这为他们战胜皖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系还得到了奉系的支持。张作霖在７月９日，从军粮城回到了奉天。他也用电报这种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奉军入关参战找理由，作掩护。张作霖先后发表了几个通电，冠冕堂皇，欺世盗名。
这些通电有：《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张作霖劝段祺瑞勿袒护徐树铮电》《张作霖等共举义师通电》《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通电》等。张阐述率军入关的原因：“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他的率军入关，完全是为了人民。这是欺世盗名。
１０日，张又进一步阐明奉军入关是为了“清君侧”：“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这里的“公敌”是指徐树铮，“督办”是指段祺瑞。张作霖知道打击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就是打击了段祺瑞。他以“清君侧”的策略，狠狠地打击直系。
１２日，张又发一通电称：“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１３名，亲笔供认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既然你皖系派奸细到我东省捣乱，我就有理由出兵打你。此电文最后说：“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除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张作霖发誓要打败皖系军阀。其目的是为了未来称霸中原，君临全国。但现在却是拣好听的说。
张作霖一面发表通电告之全国，一面派出大军进关参战。段起初以为，张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料到他真的出兵，而且到达京津一带。奉军由张作霖率领，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带兵先期入关，其后奉军陆续西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结于天津、北仓附近，约有七万余人，给皖军造成很大压力。
７月１０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１１日，直皖两军前线发生小冲突。１４日，直皖双方正式开战。从１４日开战到１９日停战，首尾加起来一共６天，真正打仗只有３天。直皖战争，雷声大，雨点小。战争结局，是直胜皖败。
直军胜利的原因，主要是吴佩孚的军队军纪严整，英勇善战。而且，１７日，吴佩孚又绕道偷袭了松林店的皖系边防军前敌总司令部，俘获了总司令曲同丰与总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群龙无首，这一路的边防军和第十五师就顷刻瓦解了。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率领部分士兵投降。
１８日，在保定曹锟府第光园，举行了曲同丰等将领向曹锟投降的献刀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说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说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戴。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曹锟将这个受降过程专门发了一个通电，通告前敌各军，起到了瓦解皖军的重大作用。当天，曲同丰也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共起讨贼”。曲同丰是段祺瑞的两个爱将之一，另一个就是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对皖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皖系将领看到段祺瑞的心腹爱将曲同丰都束手就擒，甘愿降敌，于是也都无心恋战，不想卖命了。西路军很快就全线崩溃了。
东战场，由于奉军协助直军作战，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廊房担任指挥的统帅徐树铮，畏敌如虎，丢下军队，不战逃回北京。东路边防军失去指挥，队伍大乱，只好投降。１９日，参战督办段祺瑞看到大势已去，建议停战，通电辞职。大总统徐世昌照准，笑对左右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段祺瑞此时痛苦地承认了４条：惩办徐树铮；解散边防军；解散安福部；解散新国会。直皖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直奉相争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直奉的矛盾便突现出来。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他心想，打倒了段祺瑞这个太上皇，他可以安稳地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是，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关于如何善后的问题，徐世昌以为应该由他来处理。但是如果得不到直奉的许可，那是寸步难行的。如惩办祸首一项，徐世昌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一概不究。张作霖对此比较赞同，因为张同皖系分子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是，直系军阀却不同意。吴佩孚非常激烈，主张查抄祸首财产，肃清安福系分子，将段幽禁于汤山。最后，于７月２９日，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这个通缉名单，居然没有段祺瑞。段祺瑞是卖国集团的头目，竟然漏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纷纷通电加以谴责，但无济于事。８月４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民国时期，对战争祸首的惩办，基本都是惩而不办，所发的通缉令也是官样文章，做个样子罢了。这次也是如此，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直奉的裂痕，在直皖战争结尾时，就表现出来了。奉军借口武装调停，把军队开到北京南苑的皖军驻地，乘机收缴军械。他们接收了北京东直门里徐树铮部的库房；汤玉麟在西苑接收了邹作华所带的炮兵；还接收了蒋斌的无线电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获得不少战利品。但张作霖还不满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缴获空军探照灯２只，后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直系很是不满。曹锟不屑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①吴佩孚更是气愤。直系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力，是在抢夺胜利果实。分赃不均，导致直奉的分裂。
直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地盘上。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插进长江流域，而又都把安徽视为盘中美味。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顽固分子，此时病入膏肓，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安徽督军一职，就成了直奉两派争夺的焦点。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
原来张勋失势后，张作霖想在长江流域插上一脚，便想到了张勋，认为张勋无论如何还是有影响的。就把自己的四女张怀卿许配给了张勋的儿子张梦朝，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张勋是臭名昭著的复辟派，安徽人民极力反对。张作霖无法，又把他的另一个亲家鲍贵卿抬了出来，保举鲍任安徽督军。原来张作霖为了牢牢地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把自己的大女儿张冠英许配给了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结成了亲戚。
但直系军阀对张作霖的保举，一律坚决反对。后来徐世昌用别的利益换取了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但由此，直奉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了。
直奉争夺的另一个地盘是江苏省。江苏督军是李纯，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共称苏、鄂、赣长江三督。而李纯是长江三督的首领，俨然是长江流域之盟主。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把他提升为长江巡阅使。但李纯不以为意，感到是个空头衔，没有实权。１０月，提为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督军之上，有了实权。１０月１０日，又晋升为英威上将军①。
此时的李纯，和曹锟、张作霖可谓并驾齐驱的三套马车，地位显赫，人皆仰视。曹锟原来是川粤湘赣四省巡阅使，但鞭长莫及，控制不了这四省。直皖战后，曹锟借机改任直鲁豫巡阅使，一举取得了直鲁豫三省的大权。这是直系的一个胜利。天有不测风云。李纯在得到上将军任命的第二天便开枪自杀，这是精神病所致。
李纯死后，苏督一职空缺，引起了直奉两派的激烈争夺。张作霖立即推荐张勋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张作霖担心江苏人民反对，就又提出自己可以担任江苏督军，而把奉天督军让给张勋。直系的曹锟则马上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曹锟知道，要想顶住张勋的任命，只有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王士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要员，曾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资历甚深。此时，王已是６０岁的老人了。徐世昌左右权衡，感到任命王士珍有利于两派的平衡。就动员王士珍担任了苏皖赣巡阅使，条件是不必走马上任。而江苏督军就任命了齐燮元，因为齐燮元原来就在江苏。
这个任命是１２月３日发表的。这一回合，直系占了便宜。直奉两派之争，使徐世昌这个总统不好当。于是，徐世昌命内阁总理靳云鹏动议召开四巨头会，以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有关问题。
四巨头会
四巨头会是在天津召开的。四巨头除靳云鹏外，还有三个，即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不以占领东三省为其最后的目标，他有更大的野心。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再加上直系在长江领域的辖区，俨然占有了半壁河山。因此，徐世昌过去只受段祺瑞一个人管，现在变成两个人管了。而这两位又常常意见不一致，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争吵不休，徐世昌这个小媳妇总统很难当。
这时又加进来一个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王已被提升为两湖巡阅使，仍兼湖北督军。他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紧靠西南，因此同西南军阀的关系很是密切，他们打得火热。西南军阀也需要和平自保，便宣布“自治”。因此，王占元便乘机同重庆镇守使兼川军总司令刘湘签订了《川鄂联防条约》，又同湖南督军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刘湘签订了《湘鄂赣联防条约》，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两湖地区就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而王占元同西南军阀的善邻关系，反而成为他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北京政府幻想统一全国，就不得不重视王占元。因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也被邀请参加天津会议。
张作霖于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５日，启程赴津①。一行有总参谋长许兰洲、顾问日人町野舞马中校以及其他幕僚，同时带领卫队、机关枪队一个连，步兵一个营。一行于１６日清晨到达天津新站，下榻于河北街恒记德军衣庄。与张作霖事先约好的曹锟随后于１６日午后６时，到达天津，入住曹家花园。
当晚曹锟拜会了张作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张作霖和叶恭绰、王乃斌、张景惠、曹锟、曹锐等共进晚餐，并就内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主张在天津开会，内阁总理靳云鹏只得听他们的，也于１８日到天津。张作霖一见到曹锟，就故作亲切地握着曹锟的手，话里有话地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把曹锟造得一头雾水，一时语塞。张作霖的意思，亲戚是指他自己。因为张作霖的第四子张学思和曹锟的第六女曹士英定了亲，那时定亲就是亲家。部下是指曹锟的干将吴佩孚。接着，张作霖就显得极为关切地给曹锟出主意，让他注意吴佩孚，说吴佩孚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很难驾驭。张作霖表面关心，实则挑拨。张作霖是作戏的能手，他对曹锟表示衷心，指天誓日地说：“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②当然，曹锟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他和张作霖虚与委蛇。
因河南战事耽误行程的王占元，于４月２５日晨终于到达天津，进入前奥租界新邸。２５日，在曹家花园，靳云鹏、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四巨头会开始，议论了讨伐南方的问题。以后的会议在曹家花园和恒记德军衣庄轮流举行。这一次不是过去召开的督军团会议，而是比督军高一级的巡阅使会议，引人注目。“天下耳目尽皆集中天津”。其实，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２７日，通过谴责孙中山的电报，指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在电报上署名的有张、曹、王三巡阅使和各省军民长官３２人。２８日，讨论财政问题，这是会议的焦点。列席会议的曹锟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首先发难，指责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公。他提出，直军欠饷平均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但最近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助库仑难民，先后领到军费２００万元和开拔费１００万元，而直军才领到５０万元。
内阁总理靳云鹏诉苦道：“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话，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锟，拿起茶杯就向靳云鹏的头上摔去，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骂道：“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到这个样子，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①
靳云鹏要辞职，会议一度陷于停顿。其后，经过有关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辞职的念头。５月１日，在恒记德军衣庄再次召开四巨头会，协商阁员问题和财政问题。５月２日，三巡阅使和各总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就各项问题作了大致的决定。天津会议结束后，５月５日靳云鹏返京，向徐世昌汇报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同时，张、曹、王三巡阅使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拥护靳内阁。会议就这样，在争吵声中结束。
５月６日，受徐世昌之邀，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分别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摆下盛宴，欢迎他们。他们分别向徐世昌作了汇报。但他们感到心中无数，就滞留北京不归。直到２４日、２５日徐世昌在大总统府怀仁堂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才开始各自返回。
５月２５日午后，徐世昌总统在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召开蒙古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位巡阅使，及靳云鹏总理以下各阁员，还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余人。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等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当前急务是征蒙问题，正式决定全部责任委之张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最后，徐世昌总统说道：“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领土完整。今特命令张作霖出师，急速戡乱。”
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国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①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５月３０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６月５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７月５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７月６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２８日，王占元于３０日，张作霖于３１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４月１６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宿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二十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６月３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６月７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８月９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１０月１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