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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1577年九月二十五,秋高气爽。志得意满的张居正在内阁接到了老家的来信。信并不厚重,摸上去似乎只有单薄的两页纸。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信时,右眼突然跳了几下,这不是好征兆。看到一半时,他的脸色已变,果然不是好事:他的父亲张文明在十二天前去世了!

  信是他老娘写的,内容凄怆,最后一句话简直让张居正心都碎了:家境凄凉,望尔早归。

  张文明其实早就病了,1577年夏天,他就病得已不能走路。当时张居正就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但被李太后挽留。理由是,此时此刻离不开张先生,况且皇上的婚事临近,张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张居正没办法,索性决定在朱翊钧大婚后再回家。不过这段时间,张居正异常焦虑。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十九年前。十九年父子不能相见,纵是大逆不道之辈,也不能释怀。那段时间,张居正几乎度日如年,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朱翊钧抓紧时间结婚。想不到的是,朱翊钧的婚事连个鬼影都未见到,老爹就离开了人间。

  他捏着信纸,信纸有韵律地颤动。吕调阳和张四维早已察觉到张居正的情绪不对,突然看到张居正眼眶湿润,嘴角抽搐,急忙凑过来看那封信。张四维一目十行,先看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吕调阳也附和了一声叹息,然后对张居正说:“张大人遭此不幸,我等也很悲痛。希望大人以国家为重,不要过分忧伤。请您先回府歇息,我等即刻上疏皇上。”

  张居正已从万分悲痛中清醒过来,但神情茫然,看了看吕调阳和张四维,艰难地站起,把信装好,整理了桌案上的公文,怅然若失地走出了办公室。

  吕调阳和张四维很快就将张居正父亲的死讯上报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写信给张居正说:“今日知道您父亲已离世十余日,我很悲痛。先生哀痛之情,我能理解。不过天生先生,非寻常者可比。我年纪还小,还希望先生节哀,为江山社稷着想,这是人间最大的孝。”

  这封信之外,朱翊钧还赐给张居正很多奠礼,并要吕调阳嘱咐湖北江陵地方官好生照理张文明的丧事。

  朱翊钧的安慰并未减轻张居正的悲伤,三天后,张居正咨行吏部,由吏部向朱翊钧递交丁忧的请求。他在家满面戚容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

  “丁忧”是指臣子遇到祖父母、父母的丧事,自得到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之后复职。

  朱翊钧一得到吏部的信,马上跳了起来:“什么?张先生要回家三年?我的婚礼怎么办?谁来给我讲课?国家大事谁来办?绝对不行,张先生不能走!”

  吏部官员小心翼翼地说:“丁忧是祖宗之法,礼仪根本啊。”

  朱翊钧“哦”了一声,转动了许久眼珠,最后说:“容我再想一下。”

  没有人知道他要想什么,因为这五年来,他就没想过什么,他的大脑是张居正。如今没有了大脑,他如果能想出东西来,那就是奇迹。

  冯保在想,想得异常深邃,他是一面想一面快马加鞭去了张居正家里。

  张居正身穿孝服接见他,冯保屁股都未坐稳,劈头就说:“张大人糊涂啊。”

  张居正一愣。冯保不等张居正发问,就说:“你要丁忧,这是轻率,糊涂啊,你不能走!”

  张居正不禁有点恼火:冯保这禽兽下面没了,孝心也被连带割了吗?死了老爹还不回去,那和禽兽有何分别!

  不过这时,张居正没有心情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回家守孝,这是传统,也是制度,我岂敢违背?”

  冯保气急败坏:“张先生真不能走,如果你走了,皇上怎么办,国家朝政谁来处理?”

  张居正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我只回家三年,以三年事父,终身事皇上,忠孝两全。”

  冯保冷笑:“张先生真是奇思妙想,您这一走就是三年。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您在,还有人觊觎您的位子,您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张居正不置可否。冯保指着窗外内阁的方向:“张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您还没离开京城呢,吕调阳就在内阁堂而皇之地接受翰林们的道贺了。您现在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应该还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呢。”

  张居正悚然。明制,首辅去位三日之后,次辅便可将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学士们和内阁僚属都要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种道贺意味着次辅升级为首辅。吕调阳是老实人,并没有搬椅子,可仍美滋滋地接受了翰林学士和张四维的祝贺,这群人有说有笑,打破了五年多的内阁严肃气氛。

  冯保见到张居正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是冷酷而非悲伤,所以添油加醋道:“您总说吕调阳是老实人,可在权力面前,病猫都成猛虎。纵然吕调阳没有异心,张四维呢?纵然他们二人都没有异心,三年之后人事变迁,您敢保证应付得了吗?”

  冯保的话没错,帝制时代,人亡政息是定律。政治场中,人走茶凉也是定律。纵然将来回来仍能掌控大局,可五年来的努力必会被继任者连根拔起,没有人愿意自己五年来的辛苦白费。

  张居正只犹疑了一会儿,在冯保饥渴般的期盼中脱口而出:“可惜我已让吏部递交了丁忧申请。”

  冯保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只要张先生有心,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番话,冯保一个利索的转身,自信满满地走出张家。

  望着冯保的背影,张居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极为复杂,是老爹还是权力,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哪种味道更重些。他只知道冯保是个有本事的人,只要答应下来的事,没有办不了的。

  冯保从张居正家出来后,就跑回宫中见李太后。他把张居正的憔悴先说一遍,然后就说到张居正的丁忧,最后加了一句:“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兰心蕙质,当然明白冯保的意思。这位女中豪杰当即拍板:“那就把张先生留下!”

  冯保谨慎地问道:“不知皇上的意思是?”

  李太后看了冯保一眼,这种事她李太后就能做主,但她从冯保的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意思。是啊,朱翊钧从年龄上来说已不是小孩子,很多事应该征求下他的意见了。

  朱翊钧有意见,意见就是,张先生应该不能走。

  李太后听了朱翊钧的意见,大为不满:“可曾下旨挽留?”

  朱翊钧摇头。

  李太后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那你还等什么!”

  朱翊钧愕然,小声道:“朕不知该如何挽留。”

  李太后也愣住:“是啊,丁忧是祖宗法制,皇帝也不能违法啊。”

  冯保适时地说道:“皇上,可夺情。”

  “夺情?”朱翊钧和李太后看着冯保,冯保的胖脸洋溢着光芒。

  “夺情”,通俗而言,就是要臣子不许丁忧。在明代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也就是说,皇帝用“夺情”留下丁忧的大臣符合祖制的传统,自然也就符合法律。

  于是,张居正就回不去家了。但张居正来了劲,非要回家。于是他和皇室上演了一场“回不回家”的拉锯战。

  不许回家

  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客观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钧的圣旨更为诚恳动人:“连日不见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犹嫌太长,何况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无一不从,今日这件事,您就从了我这一回吧。”

  朱翊钧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张居正留住,他和吕调阳与张四维说:“张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说完这句话,他看了吕、张二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官员们要知道朕的心。”

  这是个积极的暗示。朱翊钧此时希望的就是有官员站出来,为他对张居正“夺情”擂鼓助威,推波助澜。其实不必吕、张二人故意传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来,所有官员都明白,张居正的“丁忧”要泡汤了。

  皇上既然已发出积极的信号,一向鼓吹为君王排忧解难的臣子们没有理由还大眼瞪小眼。于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陈三谟陆续上疏,请留张居正。

  明眼人一听到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曾士楚和陈三谟都是张居正的言官,多年来没少给张居正排忧解难。如今他二人先后跳出来,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据说,两人上疏请留张居正后,“人心顿死,举国若狂”。

  朱翊钧没有发现谁的心死了,也没发现国家人民成了疯子。他对曾士楚和陈三谟适时的表现大为满意,迅速命令吏部尚书张瀚慰留张居正。

  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用时人的话说,他是张居正夹袋中的人。他自己也不讳言吏部尚书这个职务是张居正赏赐的。按人性,此时最该上蹿下跳挽留张居正的就该是他,可他没有。在朱翊钧挽留张居正的过程中,身为吏部尚书的他,无动于衷。朱翊钧的圣旨一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召开会议。

  吏部左侍郎何维柏第一个发言:“大臣丁忧守制,天经地义,这事恐怕没得商量。”有官员叹息说:“皇上要夺情,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吏部官员议论了一上午,张瀚一言未发。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慢吞吞地说道:“大学士奔丧,应该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啊,和我们吏部有什么关系?”

  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张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张居正,他把皮球踢得远远的。问题是,他这是掩耳盗铃,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圣旨发到六部后,还要到六科备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还未等到那道圣旨,于是去请求张瀚履行圣旨,挽留张居正。

  张瀚这几天眼看着上疏挽留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多,愁肠百结。在他看来,张居正就该回去守制,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发到王道成身上:“万古纲常要被人践踏,你也助纣为虐吗?”

  王道成大吃一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张大人您糊涂了?”

  张瀚捶胸顿足,哆嗦着双手,说:“好,好,我明天就去见张居正,你们这群人啊,不知体统啊!”

  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授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文化。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

  吴中行开炮

  中国历史上有两样东西最害人,一是革命,二是名教。天下许多罪恶,都借这二者之名而行。所谓“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守孝就是其内容之一。在那些卫道士眼中,无论如何,张居正都没有回家守孝,这就是违反名教,天下人都该对其口诛笔伐。

  政府官员们齐聚一堂,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有人吐沫横飞道:“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道乃人伦之本,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连天子都该遵守,他张居正居然违背,这是抽了我们读书人的耳光。”也有人说:“丁忧是法律规定,如有官员死了老爹老娘不上报,还会得到严惩。张居正不丁忧,不但践踏了纲常,还践踏了法律!”还有人痛心疾首道:“张居正老爹死了,不奔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哗起来,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为名教而哭,为儒家教统而哭。这种情势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张居正不丁忧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了。

  在这场撒疯般的集会中,有一人始终冷眼旁观,静耳倾听。当大家陆续散掉去吃花酒后,他踏着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关起大门,正襟危坐于桌前。在闭目沉思了许久后,他呵了双手,取出笔在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八个字: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接着是内容,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大名:吴中行。

  吴中行,1571年的进士,座主正是张居正。刚步入仕途时,他对张居正相当有好感。这大概是对比的结果,当时高拱在位飞扬跋扈,而张居正沉静内敛,所以吴中行偷偷和张居正走得很近,并且向张居正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仅从办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张一百分的试卷,高拱和张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进来,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张居正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分数只有一百分。

  但吴中行对张居正这种崇拜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名教。张居正不回家丁忧,就是践踏名教,这让吴中行对张老师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但他对张老师还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中,他把责任推到了朱翊钧身上:“居正父子,异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让居正匍匐奔丧,抚棺而哭,必欲其违心抑情,愁眉苦脸在庙堂之上,这岂是君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话都合情合理。

  这份上疏,吴中行写了两份,在把一份呈上后,他又揣着另一份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奏疏,愕然道:“已经奏上了吗?”

  吴中行不卑不亢地说:“没有奏上,是不敢让老师看的。”

  张居正冷冷地道:“真能捣乱。”

  吴中行发现了张居正冷酷的眼神,急忙回避,扯起了别的:“老师您知道吗?昨天夜里有一颗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尾巴,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天文家说,这颗彗星从尾星、箕星,翻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个大变异啊。天文方面的官员已经报告给皇上了。”

  张居正知道,昨天晚上的确有彗星,北京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寂寞孤独的彗星划过天空的样子。吴中行此时说这种事,显然是在暗示他,因为他不回家丁忧,上天用这种变异来警告。

  张居正不信鬼神,但信传统。朱翊钧同样如此,所以吴中行的奏疏上去几个时辰后,朱翊钧就下诏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可以说,吴中行在这方面占了先机。

  他虽然占了先机,却没有收获。朱翊钧扣住他的奏疏不发。吴中行自有他的办法,他扯开嗓子,在政府里到处散播自己的英雄业绩。

  人情汹汹。1577年十月初七,终于有人来附和他了。此人叫赵用贤,只是个翰林院检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赵用贤大言不惭地给朱翊钧出主意说:“其实可以用先朝故事,让张居正奔丧归葬,回家待四十九天,然后再回朝。”

  吴中行在他的奏疏中也提到这样的办法。两人恐怕没有坏心,可问题是,“夺情”明明已尘埃落定,他们非跳出来说道一番,这正如星星之火,搞不好就会燎原。

  张居正怕的就是这个。有人曾安慰张居正,这两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奏疏的内容,都不值一提。张居正冷笑道:“两人是想出名,想疯了。”随即又叹息道,“好名真是害死人,我担心他们是引线,会引爆一座火山。”

  他们果然就是引线,火山很快爆发。1577年十月初八,刑部的两位中级官员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籍守制。他们以一副万分沉痛的语气说:“社稷所重就是纲常,而元辅大臣,则是纲常之表率。如果连纲常都不顾,社稷怎么能安?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吗?如果是,为何失去父亲而方寸不乱?位极人臣,反而连个草民的道德都不遵守,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看了之后七窍生烟,朱翊钧也发了雷霆之怒。正如张居正所说的那样,夺情事件本来已完,偏偏自己的门生吴中行抽风似的跳出来搅和。他这一搅和,沉浸多年的言官们看到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不做点什么,那真是死不瞑目。张居正恨吴中行,更恨艾穆和沈思孝。

  朱翊钧比张居正还要恨,因为夺情这件事不是他一人决定的,而是老娘李太后和冯保与他一起商量的。他没有独裁,却获取了骂名。他气呼呼地问身边的冯保:“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此时江山社稷离不开张先生吗?张先生走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张先生走了,他们能承担起张先生的责任吗?”

  冯保说:“皇上您想啊,他们是把矛头对准的您,在忌惮张先生的情况下藐视您。”

  朱翊钧的神经被挑起来:“这群人的屁股是痒了,廷杖如何?!”

  冯保说:“皇上英明。”

  众人齐救四官员

  要对四位上疏官员廷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廷杖足以要人性命。

  吏部尚书马自强有悲天悯人之心,慌慌张张地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正在孝帷里匍匐着,马自强来的目的,他心知肚明,所以他懒得起来。马自强极力为吴中行等人解释,他说:“这是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冒昧无知,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苍生,他们并非是有意攻击首辅大人。”

  张居正跪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正在居丧,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大人谅解。”

  马自强发现了张居正的冷淡态度,但觉得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于是又说:“皇上震怒,只有您能上疏营救他们,才可免去一场大祸啊。”

  张居正本来已把身子匍匐下去,听到马自强的这番话,身体像弹簧一样立起来,恼怒道:“皇上震怒,我能营救?!马大人,你太高看我张居正了!我张居正只是人臣,怎能干扰君王的意志?请回!”

  马自强见再求情下去,也是热脸贴冷屁股,只好神情黯然地离开。

  张居正在孝帷里先是一阵冷笑,接着就是一声叹息。他的这声叹息有深深的凄凉:四根搅屎棍中,吴中行是他的门生,艾穆和沈思孝是他的同乡。在这点上,他比严嵩还惨,严嵩在位十几年,从未有同乡攻击过他。一想到这里,他的肺就如炸了一样,心脏剧烈刺痛。他又想到马自强:这人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居然来向他替攻击他的人求情!

  向他求情的人不仅是马自强,翰林院的官员们最先行动起来,他们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取消对那四个年轻气盛的官员的廷杖。但这份上疏如同进了墓道,朱翊钧毫无回音。

  官员们走不通皇上这条路,又调头走张居正的路。马自强的失败是教训,于是他们曲线救国。翰林院官员沈懋学和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学,他写信给张嗣修,请他和张居正求情。一连去了三封信,张嗣修都没有回信。张嗣修也有难处,他不敢和父亲张居正说。

  沈懋学又去找李幼孜,他知道李幼孜和张居正关系不错。想不到的是,李幼孜不阴不阳地答复他:“张首辅不奔丧有大道在,岂是竖儒所能知?”

  沈懋学气得哇啦怪叫,不禁脱口而出:“看这架势,张居正原本请求守制,现在却是有意不丁忧,居然还振振有词啊!”

  他挑事,把李幼孜的信散播,这就激起了很多传统卫道士的极度反感。他们虽然反感,怒气冲天,可仍阻挡不了廷杖命令的发布。

  翰林院学士王锡爵是正义凛然,并肯为真理而奋不顾身的人,他集结了翰林院诸多学士,来见张居正。张居正在孝帷里守丧,晾了他们大半天。王锡爵急了,也不顾体统,径直闯进了孝帷面前,请张居正搭救吴中行四人。

  张居正平静地说道:“圣怒太严重,说不得。”

  王锡爵反应极快:“圣怒严重,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张居正看了王锡爵一眼:“请回吧,守丧期间不便见客。”

  王锡爵来了劲:“您守丧期间,还会批阅奏折?您守丧期间,还能推荐别人?您分明是度量狭小,见死不救,假天子之手以泄私愤!”

  这些话是王锡爵冒着无比勇气和风险说的,在这种时候,胆小如鼠的人都会离张居正远远的,王锡爵说完这段话,就等着张居正的雷霆之怒。大出他意外的是,张居正虽然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却没有动怒,如同遭了瘟一样垂头丧气。

  他看着王锡爵,把他当成生平的知己,缓缓道:“你说我度量狭小,我请问,这件事是谁先挑起来的?你们真以为我不想回家看望老爹,皇上的旨意在那里,我如何走?外面人言汹汹,我能救得了他们四个,你敢保证后面不会有人再跳出来拿‘夺情’这件事做文章?我看,你们还是饶了我吧,不要来求我。试想,如果我去皇上面前向这四人求情,皇上怎么看我?如果我真去求情,那岂不是助长了这些人的气焰?”

  几个问句把王锡爵问得目瞪口呆,但我们说过,他是有急智的人,腹中已有草稿。可当他正要说话时,张居正用一个石破天惊的动作堵住了他的嘴:他突然向王锡爵跪下,“咚”的一声磕了个响头,声音近乎哀求地说道:“大家要我走,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把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你们也好心安!”未等王锡爵反应过来,张居正的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夸张地要抹脖子。王锡爵下意识地去抢刀子,张居正号啕起来:“让我死了吧,只有这样,你们就安心了!”

  王锡爵把刀子甩到一旁,看着近乎疯狂的张居正在那里以头撞地,惊慌地站起来就跑。王锡爵不是被吓跑的,而是被张居正的反常惊跑的。正如十几年在你眼前一大家闺秀,突然变成了荡妇,任是谁,都会被惊到。

  王锡爵跑出孝帷,那群翰林院学士看到他苍白的脸色、飘忽的眼神,明白事情必然不顺,于是全都跟着王锡爵跑出了张居正家。

  那个张居正撒泼的场景,深深留在王锡爵脑海里,一生未泯。

  张居正撒泼,被记入正史,当然是贬大于褒。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倘若不用这招,他真的很难堵住那些穷嚼蛆的嘴,堵不住他们的嘴,这群人就会一直来,不把他气死,也会把他烦死。

  救人没有错,但要看救什么人。救仇人,那是愚蠢,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可惜那群官员不明白。于是,四位官员的廷杖的执行,就是注定的事了。

  明代的廷杖用四个字可以概括:血肉横飞。其程序是,将受刑人的裤子褪到膝盖处,趴在地上,两名行刑员用棍子一前一后地敲打屁股和大腿。行刑员都受过特殊训练,几棍子下去,受刑人的屁股以后就不能用了。

  1577年十月二十二,吴中行和赵用贤受廷杖六十,吴中行受刑后,已经气绝。幸亏有人叫来医生将其救活,割下几十块大腿上的腐肉。赵用贤是个胖子,受刑下来仍有气息,不过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也有手掌那么大,他后来剑走偏锋,把那块腐肉风干,留给子孙做传家宝。

  吴、赵二人受刑之后即被驱逐出京,代价是昂贵的,但收获也很丰盛,他们美名远扬,成为天下士子口头上的真君子。特别是吴中行,简直大名垂宇宙,直到清朝时,还有言官把他当成“文死谏”的祖师爷。

  艾穆和沈思孝所受到的惩罚比吴、赵二人重,他们得到了八十廷杖,廷杖之后侥幸未死,发配边疆充军。

  但人们看到这四人的悲惨境况后,都紧闭了嘴巴。肉体的惨痛有时候就是这样,能震慑人的心魄,让你闭嘴。原本一些咋咋呼呼的人现在突然想到孔子的话,“君子讷于言而慎于行”,又想到老子的话,“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几根棍子让他们闭嘴了,张居正在孝帷里长出一口气:结束了。

  世间法则之一:你越是预想到的事,它越不会发生,发生的事,永远都是你没有想到的。

  一个叫邹元标的人,突然在众人噤若寒蝉的压抑气氛中跳了出来,掀起另一轮风暴。

  邹元标再掀波澜

  邹元标是江西人,九岁即读通儒家经书,二十岁时出游,遍历名山大川,到天下各个书院踢场子,因其学富五车,又能言善辩,所以在辩才上无人是他的对手。他的志向也异常远大,认为男儿当自强,有道德的人就不能消极退让和放弃指责。1577年,他中进士,到刑部实习,苍天有眼,他赶上了张居正夺情事件,以他的性格,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连上两道奏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家丁忧。但很遗憾,他位卑言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吴中行等四人被廷杖时,冯保特意命令全体京官观赏。在血肉横飞和受刑人的惨叫声中,邹元标的雄性激素加速度升高,他有了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廷杖完毕,大家都去救人,他却从袖子中抽出一封信,交给小宦官。

  小宦官问:“何事?”

  邹元标平静地回答:“请假。”

  小宦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邹元标这封信是弹劾张居正的,大概没有人能想得到这么变态的人,刚观看完行刑场面却去犯相同的错误。小宦官把邹元标的信交给冯保,冯保看后惊骇道:“真有不怕死的啊!”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张居正手上,冯保派人特意提醒张居正:看信之前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邹元标这小子的话说得太难听。

  张居正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会被人骂死,可看了邹元标的弹劾书,还是气得浑身发抖,险些晕厥。

  邹元标的这份弹劾书,大有泼妇骂街的神韵。他首先批驳朱翊钧对张居正“有利社稷”的评价,他说张居正虽然有才,但学术却很异端。志向虽正,却刚愎自用,设施乖张。接着他对朱翊钧说:“您应该自立,不要总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否则这辈子就算完了。”然后猛地拐到张居正身上,“张居正经常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我看他果然够非常的,连老爹死了都不回家奔丧。守孝是五常之道,他践踏大道,留恋权位,这是违背良知的禽兽行为!”

  自夺情事件以来,还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禽兽,邹元标开了个先河,他付出的代价自然也和别人不同:他被廷杖八十。冯保告诉行刑员:“给我好生打着。”很多人认为邹元标必死无疑,想不到他凭着胸中的浩然正气,坚持下来,被发配边疆。虽然如此,张居正还是给他的肉体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他从此成了个瘸子,直到四十多年后,如果坐久,还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

  据说被驱出京城后,张居正还派了杀手去宰他。幸运的是,这名杀手追错了路,邹元标才逃过一劫。若干年后,邹元标重回北京,担当重要官员。当时已是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末年,他眼见国事败坏,才想起张居正的好来。他拄着拐杖四处奔走,为张居正平反,并每夜焚香,祈祷上天能再降下一个张居正来。有人问他:“你不记得自己屁股被打烂的事吗?那可都是拜张居正所赐啊。”他却苦笑道:“年轻时太无知,现在明白了,恐怕已晚了。”

  人只有到末世时,才会想到那些力挽狂澜、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的好。

  邹元标用残废换来了天下美名,士大夫们都说他是顶级男儿,是天底下第一君子。他拄着拐杖去边疆了,可就因为他,夺情事件再度升温。无数的人都决心用腐烂的屁股换取天下之名。张居正有成人之美的心,既然屁股的主人都不怜惜他们的屁股,他何必狗拿耗子。于是那段时间,紫禁城中随时都有惨叫声,廷杖行刑员累个半死。

  张居正不仅要迎战那群想获取清誉的人,还要对付他的朋友。邹元标事件后,吕调阳和张四维来找他,委婉地劝告他回老家丁忧。张居正不为所动,只是说:“圣旨不可违抗。”吕调阳和张四维碰了一鼻子灰,叹息着走了。

  戚继光居然也来信说:“平息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家丁忧。”张居正给戚继光回信说:“您远离京城,不知事情原委。有些人别有用心,是想赶我走。我如果走了,岂不是正符了他们的心意。皇上英明,恐怕也看到这点,所以才坚决挽留我。我当然想回家,可我怎敢违抗圣旨啊?”

  这些人只是劝他回家,并未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他的另一位朋友周友山可就很不客气了,他说:“您这是恋位,不是君子所为!”

  张居正冷静而又坦然地回复道:“恋位并不是坏事。当大责重任的人,心存国家,不同于普通臣僚,不可轻言抛去。所以古人说,恋之一字,古纯臣所不讳言。如果只是为官位,持禄自固,则又当别论。但天下人都知,即使天下人不知,您也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天下人如果真懂得这其中的道理,那就真能如理学大师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了。”

  周友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他也不在张居正的位置上,所以无法理解张居正的想法。张居正当然恋位,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内阁成了帝国的政治重心,而他张居正又是这个重心中的神经中枢,他就是要去,也不可能得到朱翊钧的许可。他明知无法脱身,又何必装腔作势,博取个恬退的虚名?

  但这种心思,很少有人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也假装不理解。就在这种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些人见上疏已无效果,于是另辟蹊径,散播起了谣言。其中一条谣言最让张居正震惊:张居正要谋反。

  这谣言一下道出了这次夺情风波的本质,如果吴中行等人反对夺情是出风头的话,那后来的一批人反对夺情,其实就是想让张居正滚蛋。他们不是痛心疾首名教被张居正践踏,只是痛恨张居正的新政。

  张居正要谋反的谣言主要有三条内容:第一,张居正擅权,目的当然是谋反;第二,张居正连名教都能践踏,可以想见他的心有多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第三,张居正用淫威处置正直官员,这是为他谋反扫清道路。

  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也不一定止于沉默者,张居正和朱翊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翊钧很快就发了一道圣旨。圣旨说:“我是天下君,进退予夺我说了算,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我下的命令,和他何干?那群屁股被打烂的官员也是我下的命令,又于张先生何干?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干好自己的事,如果你们管不好自己的嘴,我就修理下你们的屁股!”

  这道上谕马上起了作用,谣言烟消云散,之前纷纷跑来贡献屁股的人也日益稀少。

  张居正适时地上疏请求朱翊钧恢宏圣度,不要和这些人再计较下去。看上去,张居正这是要收拾人心,人人都知道,廷杖了那么多人,背后的主谋就是他张居正。他已被人打上了“心地狭窄”的烙印。实际上,张居正并非是想收拾那群大嘴巴的心,这是没有必要的事。他只是希望夺情事件尽快消停,他不想把一部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可天下事往往不遂人愿,就当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时,又一起风波来了。这场风波不在北京,而发生在南京。

  吴仕期案

  风波的主角叫吴仕期,是宁国府生员,由于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交流不畅,所以直到1577年十月中旬,南方才知道了夺情事件的全部。吴仕期脑子灵光,也有传统道德意识,认为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人心世道的大变。霉运当头,他决定上疏请皇上朱翊钧收回夺情的命令。

  太平府副知府(同知)龙宗武是张居正的人,听到有人还要火上浇油,立即把吴仕期捉进大牢,随后给好友操江御史胡槚通气。胡槚连忙报告给张居正这件事,同时又报告了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也和当时的张居正有关,那就是流传在南方多时的《劾张居正疏》。据流言说,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海瑞。张居正稍作分析,就得出正确结论:海瑞不可能是这道奏疏的作者。海瑞自在朱载垕时代罢官后就再未出山,海瑞这人在其位才谋其政,所以绝对不能是他。之所以要把作者说成海瑞,是因为海瑞在江南极负盛名。胡槚自然而然想到的真正作者是吴仕期,张居正也认为是吴仕期,但他却去信给胡槚说:“这件事你就不要惊动朝廷了,本来夺情一事已经完结,如果你再向朝廷报告吴仕期案,恐怕会再起风波。这些人都是喷血自污之辈,没必要和他们计较。请你知会龙宗武,就在太平府明察秋毫,彻底查明这件事。如果吴仕期不是作者,马上释放;如果他真是《劾张居正疏》的作者,也请龙宗武秉公办理,不可有私心。”

  胡槚和龙宗武坐到一起,对张居正的这封信开始谨慎研究。龙宗武抓耳挠腮道:“元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啊。”

  胡槚从张居正的字里行间得到确切的信息:“元辅大人不想株连。”

  龙宗武不明白。

  胡槚道:“如果我们真把吴仕期案上报朝廷,必会牵扯出无数人,此时正是皇上震怒之时,这些人肯定逃不了。”

  龙宗武不置可否:“那该如何审理此案?”

  胡槚笑道:“事情在你这里开始,就在你这里结束。”

  龙宗武终于做出了恍然大悟的样子:“元辅实在高明。”

  七天后,吴仕期在太平府大牢中被活活刑讯逼供而死,这件事告于结束。显然,这是起冤案,胡槚和龙宗武对此要负责。那么张居正呢?

  也许他根本没有要杀吴仕期的意思,他只是希望尽快结案,不一定非要取了吴仕期的小命。可他的下属们却忠心耿耿,认为非如此不可。人类历史上,这种事不胜枚举,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吴仕期的死悄无声息,所以夺情事件并未在南方掀起余波。张居正现在安全了,四十九天守孝完毕,他去见了朱翊钧。

  一见到朱翊钧,张居正终于把持不住多日来所受的诋毁,流下委屈的泪水。朱翊钧安慰他:“先生孝情已尽,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看在父皇的面上,成全始终,可谓大忠大孝。”

  张居正的眼泪哗哗,这是真哭。他只有忠,并无孝。人世间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孝”活生生被眼前这个小孩和他那炙手可热的权力埋葬了,如今只有忠,用最极限的忠来弥补他的不孝。

  他说:“皇上前后圣谕多次,委曲恳切,臣怎敢不遵?又有先帝的托付,臣当以死报,今日更不敢违背。可是皇上您知道吗?臣天性愚直,凡事只知一心为国,不能顾忌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良之路。皇上如此圣明,现在就该放我回家,让我尽迟到的孝道,也可保全晚节。”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张居正是想告诉朱翊钧,他一心为国,因为听从了您的命令而不丁忧,却得来了很多人的攻击。虽然那些人已受到惩罚,可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他也不是咽不下这口气,而是因为朝堂之上还隐藏着这么多异己者,如果让这些人继续隐藏,他的改革大业仍会受到阻挠。他的想法是,要趁这个机会,一来报仇,二来清除潜在的障碍。

  朱翊钧年纪还小,当然听不明白张居正这段话背后的意思。他安慰张居正:“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太后和朕也知道。那群阴险小人乘机生事,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张居正必须要介怀,可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而且自夺情事件之后第一次见皇上,有些话不能说。

  他沉默了许久。朱翊钧知道这件事还没完,说:“先生先上班吧,其他事慢慢说。”

  张居正等的就是这句话,叩头谢恩。1577年十一月初六,张居正穿着孝服(青衣角带)缓缓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张居正的眼神里带着阴柔的杀气,马上感觉到,张居正已准备反攻!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吕调阳和张四维的感觉很快成为现实。张居正用一天时间处理了内阁多日来遗留的事,第二天,就对两人说:“这段时间彗星向东北直射,天象大变,人间恐怕有不正之气啊。”

  吕、张二人心里打起了鼓,天象有变是之前反对夺情的那群人当话柄的,张居正怎么也谈起天象了,他不是不信这套玩意儿吗?张四维记得张居正说过:“天道玄远,灾难和吉祥的感应,都不可知,也不可信。自然界的现象对于人事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张居正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吕调阳小心翼翼地问:“张大人的意思是?”

  张居正一本正经地说道:“天象大变,说明朝中有小人,需要来次大考核,把不合格的官员清除,平息天之怒。”

  张四维吃惊道:“考核京官每六年一次,这不符合规矩啊。”

  张居正看了他一眼,眼神犀利,像是根锥子。

  张四维低下头,吕调阳一字不吐。

  内阁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时光似乎凝固了。许久,张居正才开口,语气很温和:“张公说得很对,做人做事都要有规矩。尤其是我们内阁辅臣,要按祖宗之法做事。我记得随时考核京官是有先例的,不知二位可知?”

  张四维和吕调阳变了脸色,他们做官多年,当然知道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所谓的“闰察”。“闰察”始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期,由宦官刘瑾提出,方式是不定期地考核京官,目的是借此打击异己。这个自然是先例,但却是恶例。两人想不到反夺情事件会把张居正伤得这样深,居然动起了“闰察”这邪门武器。

  张居正见两人不说话,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二位既然知道,那就要吏部上奏章吧。”说完,他站起来,施施然地走了出去,留下张四维和吕调阳大眼瞪小眼。

  张居正一向深思熟虑,闰察这件事大概在反夺情事件初发时,他就已决定。所以吏部尚书张瀚被免职的当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推荐为吏部尚书。这就叫作布局,只有智慧高绝的人才能看透。王国光在张居正的指示下,很快就向朱翊钧上疏,请求闰察。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商议,结果自然是同意。

  闰察还未开始,已有人感到危机。但这些人正如笼中的老鼠,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发泄,或者说是过过嘴瘾。有流言说,皇上冬天时都会赏赐他臣貂皮帽抵御风寒,而张居正却带头不戴貂皮帽,他号称是为了节省开支,实际上是服壮阳药过多,毒都上了脑袋,燥热难耐,如果戴了貂皮帽肯定会成熟猪头。还有流言说,张居正的儿子是靠作弊中了进士。

  流言蜚语,甚嚣尘上,连张居正都听到了。对付这种“扯老婆舌”的行径,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他曾说:“浮言私议,人情自不能免。”尤其是他这种大人物,更是如此。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也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面对诽谤和流言,张居正有句名言:“我一生都是顺着自己所欲所求来学习的,不在意别人理解还是不理解。不但一时之毁誉,不挂于心,就是万世之是非,也不计较(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这就是阳明心学,他读懂了阳明心学。他又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只要能成就大业,什么得失毁誉,万世是非,一切都在所不惜,这种坚强的意志只能出自良知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发挥,就会所向披靡。这年的闰察纯是张居正对反夺情成员的反攻倒算,也纯是发自良知。

  那位被罚薪三个月的何维柏勒令去职,一直叫嚣张居正应该回家丁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也被罢职,上疏解救吴中行等人的翰林院大批官员被调到南京坐冷板凳。他们离开北京前已确定,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他们肯定看不到北京的太阳了。

  闰察刚开始时,冯保来找张居正,希望张居正能帮他清退几个他看不上眼的官员。张居正不动声色地回道:“冯公想多了,此次考核是圣上的命令,目的是清除不合格的官员,您怎么可以让我拿闰察排除异己呢?”

  冯保张大了嘴巴,张居正明明就在排除异己,想不到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如此炉火纯青。但当他看到张居正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态时,只好作罢。

  这是张居正主政以来的底线:冯保绝不允许插手政府的事。

  1577年的最后几个月,波澜起伏,但终于在年末随着闰察的结束而结束。张居正稳定了一切,并未因夺情事件而损失分毫。

  他终于有时间思念老家老爹的尸体和老家的人了。他决定在主持完毕朱翊钧的大婚后,就启程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对普通人而言再轻易不过,可对他张居正,回一次家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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