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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个人的谢幕

  她是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谁做主,对她的小生活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她依旧可以留在这所隔绝人寰的公寓里,想想逝去的人与恋情,写一点痴男怨女的故事。

   然而,时局似乎并不允许她如此。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张爱玲这个仅关注爱情,并且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女子,必然不是当局喜欢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往事,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幸运的是,一开始,在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受到第一波“大清洗”的时候,张爱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但她到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知道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她不愿自己将来的所有文字,都被打上“红色”的烙印。另外,留在大陆,她的物质生活,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有一回,参加某活动,她穿着自己认为已经非常朴素的衣衫,仍然被侧目。

   “朴素”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是张爱玲的死敌。没有自由的创作氛围,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自己爱的人与爱自己的人也都不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张爱玲决定,要离开大陆。

   起初,她是不愿出国的---那么便去台湾或者香港。台湾岛上,盘踞着刚刚吃了败仗,一蹶不振的国民党,气氛也很是紧张。相比之下,香港的境况就要好上许多了。更令张爱玲满意的是,香港大学也在那个时期复校。

   何必留在这个已经渐陌生,甚至开始变得可怕的地方呢? 在审查还不算太严格的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张爱玲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前往香港。

   她当然也是不舍得上海的---她出生、她成长、她笔下大部分人物生活的地方。然而,她熟悉的上海,霓虹灯、舞会、舞女的姿态与绅士的笑,似乎都一霎便消失尽了。这座城市原本如一个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人, 她一举一动都有着让人感到心动的魅力,而她转过身去吸食鸦片时,又让人感到颓唐而疲惫。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仿佛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底气。美丽的妆容都被剥夺了,如同一个惊惶中的女人,抱着双臂,瞪大眼睛。

   张爱玲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座城市,临走之前,姑姑张茂渊好似预料到了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将曾经的照片,都交给她保管。

   该离开的时候总要到来,张爱玲收拾包袱,踏上了永诀故乡之行。她忐忑不安,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是怀着希冀的。一路上一切都还算顺利。

   离开上海之前,她的行李接受了检查。她回忆道:“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 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 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没有太多的刁难,到底还是过去了这一关。只是,旧时光如镯子上的金屑剥落,留下一段白,如同疤痕。

   就此,三十二岁的张爱玲,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了香港岛。

   在香港,张爱玲没有看到上次匆匆逃离时的绝望氛围。这座岛屿又复活了,带着欣欣向荣又更加“新式”的做派,向张爱玲打了个招呼。

   但这一次到香港,又与上一回的情形全然不同。上一回来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少女,也有大家族小姐的身家,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一次,她却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没有人撑腰,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女人。在港大念书的同时,她还要为生计发愁。

   为了节省钱,张爱玲就寄居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此免去租房的花销。但吃、穿、行,仍是要钱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香港的确是繁华,较之多年前,只好不坏。但这繁华并不属于张爱玲,她没有能力让自己去享受那繁华带来的乐趣。

   有人说,在一个人生命里,理想是最重要的。然而,这话也是不愁温饱的人说说罢了。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哪里还有能量来追逐理想? 何况,再次入读港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张爱玲逃离大陆的一个借口。

   生活窘困,还读什么书? 那便退学吧。张爱玲再次离开了港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走日本的炎樱忽然来信,说自己能够在日本为张爱玲找到工作。清高也好,不愿求人也好,既然往日好友已提出相助,为何不顺着台阶下? 何况---与炎樱一起的日子,真是人生中少有的快乐与轻松吧。何不去见一见,这位非常怀念的故人呢?

   仅仅在香港待了两个月,张爱玲便去了日本。

   来香港时,还是炎热的夏天,热情的岛屿给人希望。而走的时候,却是秋天了。凉飕飕,冷冷清清,真是与这世情一般。

   她踏上开往日本的海轮, 带着母亲当年周游列国时用的箱子。

   那只箱子上,有母亲的痕迹,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女人,将女儿远远地抛开,追逐自己的爱与幸福。她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张爱玲崇拜的人。

   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张爱玲也许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这海一般迷茫。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飞蓬一般辗转,却不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去往何方。

   张爱玲到了日本后,到底遇到了什么? 她和炎樱一起,做了怎样的努力? 在日本的三个月,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炎樱的许诺,为什么成为一纸空谈? 且不说细枝末节,连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灭在历史的灰烬里了。人们猜测,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经的爱人胡兰成?或者说,似《同学少年多不贱》里写的一样,当年的一对好友,一个落魄,一个蒸蒸日上,到底拉开了距离。再怀念往昔,也免不了尴尬。

   第三次来到香港岛的张爱玲,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学校也回不去了---因为学费与奖学金问题的纠葛,与学校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本来张爱玲打算再次入学, 但港大怎会允许一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着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说,这是在“新闻署”的授意下创作的。但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对共产党有些“怨怼”。若不是大陆换了天,她的上海,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吗? 她会被迫远走他乡吗?

   在政治上,张爱玲是为人所诟病的:先是嫁了汉奸,又跑去香港,为美国人撰文“黑”共产党。但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不过为情势所迫,吃口饭而已。小说本身,也是充满了文学性---连胡适看了《秧歌》都大加赞赏。

   张爱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让她成长得都多。若说与胡兰成的感情,让她从一个“理论感情专家”完成了一次悲伤又带着幻梦般美好的实践,那么在香港的三年,就让张爱玲彻彻底底地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了经历者。

   以往的她,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她要获得生存的空间……与旁人接触,虽然让张爱玲感到苦恼,但也让她幸运地结识了也是在“新闻署”工作的宋淇夫妇---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与他们有着联系。

   不过,在香港的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胡兰成新书《今生今世》出版,有记者来采访张爱玲,这让她必须不断搬家。

   张爱玲终究喜欢做的是旁观者。对于她来说,在不必与人交流的环境里,才是最快乐的。香港……太嘈杂,周围的人对她的窥视欲太强烈,到底不是个久居的地方。索性走得太远一点,再远一点,在没有人打扰她的地方,在更广阔的地方,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生活。

   在“新闻署”负责人的担保下,张爱玲去了美国。被她远远抛在身后的,是大陆,是香港,是日本。是那些她曾经爱过的,又爱过她的人。他们曾经伴着她,走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但他们终究还是纷纷离开了。她孑然一身,身上映着青灰的月影,走向自己苍凉的结尾。

   是永结无情游,相期……此生,相会无期了。

   放入另一个胸膛的温暖一个孤身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定是不知所措的。不论她看起来多么独立和强大,在一个身边来往的都是不同肤色的人的地方,总会感到无援。

   留学生在美国的状态,是於梨华与严歌苓都描写过的---尤其是女留学生。来自并不宽裕的家庭的她们,不但要完成学业,还要在白种人的夹缝中讨生活,赚取足以支撑日常开销的一点工资。

   然而,她们又是有希望的---学成之后,便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或者返回国内。与这些更类于“过客”的女留学生相比,打算在美国度过余生的张爱玲,境况更加艰难。虽然她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文学天赋,但她孤僻的性格,注定让她的每一步,都不会容易。

   那是一个秋天,一辆海轮驶出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甲板上,看着那座在视线里越来越模糊的岛屿。

   那是一座繁华却又冷漠的岛屿。它给她留下无限的回忆,又为她带来无限的伤感。她那色调稍明快些的青年时代,在这座岛屿上留下一串串褪色的笑,她落魄的中年时代,又在这座岛屿上留下无数不堪。

   它终于在滚滚的海水与灰色天空的交界处消失了。名叫张爱玲的女人转过身来,她知道,她需要向前走,面对新的生活。

   人说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对张爱玲而言,这个陌生的国度,带来的是比香港更加难以忍受的艰难。在度过难堪的几个月之后,张爱玲向基因会求助,进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为有才华却又生活窘迫的作家建立的,张爱玲在这里工作,基本的生活开销得到了保障。

   按说,在文艺营中应该有不少写作的“同行”。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起码,与张爱玲处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与这样的人一起,张爱玲应该能够感觉到快慰些, 或者能够结交到与她性格相契的朋友。然而,不过三十余岁的张爱玲,已经被命运的艰难与坎坷消磨掉了希望。她不愿与人来往,把自己藏在一层厚厚的保护壳里,甚至与自己的同事都鲜有交流。

   每天,她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读书、写字。她见到了无数的苍凉,无数的悲欢离合。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在她的脑海里浮动,等她将它们打捞起来,写成令人伤感的文字。旁人的嘈杂喧嚷,她没有兴趣参与,甚至连旁观都不屑了。她只是觉得太累:试图让他人知晓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意,是多么困难又可笑的事情。

   有一天,她听到自己的工作室外,照例传来嘈杂的声音---她的同行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她本来该如往常一样,对这不属于她的热烈一笑置之的。但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她竟鬼使神差地想出去看看。命运的转盘就这样悄然转动,命中注定的相逢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

   她站在大厅里,有些局促,神经紧张起来。她环顾四周,人们带着各种有趣的表情,试图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见解,费心费力,不知是否徒劳。她知道,他们都是“天才”。这里集中着许多甚至比她更加出色的天才。这时她忽然感到些快慰,她不再是那个出类拔萃,但永远像是“异类”的、孤单的天才了。这样待在许多“天才”中间,沸腾的人声虽然讨厌, 但未尝不让她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属于这个群体的,她不再是奇怪的一个。

   她的视线掠过许多人的面孔,最终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高而壮实,头发花白,生着典型的白种人的高鼻子,蓄了一点胡须,看起来是个顶普通的西方老头子。但他的双眼里,却闪着熠熠的光辉。他正在对身边的几个人讲着什么,而听众们也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缘分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人们在不期中相会,让两个本来天南地北的男女相爱。放在人群里,他们也许都很普通,甚至难以在茫茫的人海里,一眼辨认出对方的模样。或者说,他们都太出色。按照他们本身心里的界定,对方是无法打破自己高傲的壁垒。但缘分却让他们鬼使神差地遇见了,甚至相爱了。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游戏。当张爱玲看到甫德南·赖雅时,便进入了上帝最新开局的一场游戏。

   她并不是还做着公主梦的女孩子了,她也是有过爱人的,有一段过去的女人。曾经的爱人,胡兰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道疤痕。在她离开他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爱交给另外一个人。但在她与赖雅相逢时,忽觉得心里一暖:“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她向他走进一步,听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是在讲笑话。她听了几句,也不自觉笑起来。他的目光,恰好在这时候移到了她脸上。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眯着眼睛笑的黄种女人。她的身材并不像自己的同胞一样娇小,看起来高挑而又伶仃。她的下巴仰起来,那笑容很快收起来之后,眉眼间有些冷淡的意思。但,那冷淡中,分明还有些别的。或许是掩藏起来的一点温热。

   这相视中的默契,带来了第一次交谈。这次的交谈,让张爱玲感到惬意而温和,这个大了她几乎三十岁的男人,是异国的一盏灯。他并不那么明亮,只是暖暖地烧着,有一点让人安心的光芒,昏昏的,显得闲适又安静。

   他甚至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记得许多年前,自己还小,母亲还没有与父亲决裂,父亲的阿芙蓉癖也不是那么严重。那时候的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他身上虽然带着些遗少的味道,却并不妨碍他活得优雅而考究。他本来是一个温柔而博学的男人。

   她想,若是生命中没有那么多变故,父亲老了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吧? 他不应该被生活折磨成一具让她恋慕又恐惧的行尸走肉。

   他应该是,应该是赖雅这个样子的。幽默,博学,又很温柔。

   也许这只是臆想,但与赖雅一起时,张爱玲确凿地感受到了温暖与片刻的安宁。让人厌倦而恐惧的生活,终于留给她一点宽慰。

   与赖雅几次交谈之后,她知道他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男人。

   他写剧本,写小说赚钱,然后将它们统统花掉。旅行,美餐,他不会吝啬,但也不是一个静好而安稳的居家男人。不过,她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她也急迫地需要一个依靠。

   他们就这样一起了。

   张爱玲对赖雅的爱,与她对胡兰成的爱不同。对胡兰成,是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爱,如野火一般燃烧过去,不管不顾的决绝。而对赖雅,则是对父亲般的依恋。

   然而,命运注定不公,这份如奇迹一般的爱情,没过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危机。原来,文艺营收留作家们的时间,是有限定的。赖雅的最后期限到了,他不得不离开生活安逸的文艺营。

   分别在即,但张爱玲对此又能做什么? 她的一身中,经历了太多的分离,送走了太多的人。她必须保证自己生活的安稳。

   赖雅离开的日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张爱玲只能看着这个即将离开她的男人,她那父亲一般的爱人。

   实际上,喜欢漂泊的赖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良配:他并没有钱,也不会过日子,他所能提供给张爱玲的,只是心灵上的依靠。即便再标榜自己喜欢物质,张爱玲更加需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懂她的男人。

   她的经济条件本就很不宽裕,在送走赖雅的时候,她却将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钱都给了他。一个看透世情的女人,一个认为花爱人的钱就是幸福标志的女人,在两次恋情里,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幸福。她够聪明,却不够幸运。

   这段如冬日阳光一般的感情,看似就要结束了。但是,在分别之后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个幼嫩的生命正在她体内孕育,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张爱玲对此感到困惑又惶恐。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母亲,她从小就没有体验到真正的母爱,她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母亲,她缺乏母性的温柔与怜悯。

   于是,她给赖雅写了信。这个已经六十五岁的“浪子”得知这个情形,终于打算安定下来了。他不再如年轻时一样,有无限的精力去冒险。他老了,这个世界上最尖新的东西,属于年轻人。

   于是,他立即给张爱玲写信,向她求婚。在求婚的回信还没有送到张爱玲手中时,她决定,要去找他。

   这情形,与多年前是多么相似。那时候,她独身上路,去温州寻找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那时候,她心怀忐忑,他在那边过得怎样?

   是不是还想着她? 但她披星戴月地去到他身边时,发现他已经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这是如同死亡一般沉重的绝望,一颗心脏的枯萎。

   多年后,她再次上路,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去寻找另一个男人。

   她想,他会怎样呢? 是不是也和当年的那人一样,同别人在一起,她被踢出局,成为一个可笑的失败者? 不过,不论如何,她一定要找到他。他是她在这个陌生国度,唯一的依靠。

   她到达那座美国北方小镇时,看到了他。在那一瞬间,她心中一紧:他身后,有没有跟着一个女人?

   但这个有着慈父模样的爱人,走到她身边。他来迎接的是,是他的新娘,他向她求婚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在瞬间淹没了她。

   她不是没有人爱着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磐石,她是缠绕在他身上一株藤,开花结果,依靠在他的身上。

   但生活永远是这样戏剧化:当她等待着温暖时,意外总是在下一个转角等她。每每当她发现自己收之桑榆,却又被告知失之东隅。

   她抬起头,想要安稳地过下去,把漫长时光、琐碎生活过成一帖褪色了却又喜庆的旧年画,生活立即给她迎头一棒。她在角落里养伤,好不容易再次鼓起勇气,结果却仍然是头破血流。生活永远是绵长而真实的:即便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生活还在继续。

   与赖雅结婚后,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更加容易。生性自由的赖雅,不愿意再负担一个孩子,于是建议张爱玲把胎儿打掉。本就不知如何做母亲的张爱玲同意了。那个代表着她生命延续的孩子,再也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张爱玲与赖雅都只能依靠写作赚一点聊以度日的微薄钱钞。在之后漫长的十一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在这期间,张爱玲的作品产量是很大的。但它们并没有在美国获得成功,这让她灰心丧气。而赖雅年龄毕竟大了,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摔断了股骨,又几度中风。在他们十一年婚姻的最后两年里,赖雅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照料。

   在生活方面一窍不通,甚至需要他人照料的张爱玲,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这一次的婚姻,实际上并没有给她带来依靠,反倒是对她生命力与希望的透支。

   对于这段婚姻,张爱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只有赖雅的日记,一字一句,将这漫长的十一年记录。而这日记的笔调,也从明媚渐渐转为绝望。

   这一段婚姻,到底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 它在她本就伤痕累累的心脏上,添了一条新鲜的伤口。十一年的爱恋与现实的困苦纠缠、折磨,让她在余下的生命里,永远地向旁人关上了通往心灵的门。

   她如彼岸花般的遥望在张爱玲和赖斯婚后的第二年, 她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逝了。

   “母亲”是一个柔软的字眼。但凡说起母亲,人们心里便会温柔起来。“母亲”永远代表童年的摇篮,轻柔舒缓的摇篮曲。母亲是爱,是童梦里最美好的微笑。但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却是一个让她爱恨交织的人。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的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是独子,但她的母亲说起来有些让人唏嘘,她是一个买来的农村女人。她有幸留下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生得木讷,并不美貌。她坐着,似乎有些紧张,缩着脖子,双手放在腿上。

   水师提督的公子,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原来,黄宗炎的原配夫人多年无所出,为了延续香火,家里便从长沙乡下买来一个女子做小妾。不过多久,这女子有了身孕,而黄宗炎也前往广西做官。

   谁知不到一年,黄宗炎便在广西染病去世了。而留在南京家里的姨太太,则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不久后也去世了。而那对龙凤胎中的女孩子,便是黄逸梵。她原本的名字,叫作黄素琼。

   出生在这样的人家,黄素琼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她被要求做一个温顺的官家小姐:要低眉顺眼,背要微微弓着,让自己显得更加没有存在感。当然,缠足也是不可逃脱的。

   黄家的所有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裹了足。用明矾、布条,将幼嫩的双足裹起来。五指折断,弯向脚心。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年幼的黄逸梵,但她又是无力反抗这命运的。在那个封建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畸形的小脚,让她们无法快速行走,甚至连站立,都是颤巍巍的。这让男人们有了强烈的征服欲,让他们感到,这些女人,是不得不依靠于他们的。

   这样的心理,在中国的白蛇传说中直接将脚化为蛇尾,与西方的人鱼传说中脚被化为完全失去行走能力的鱼尾类似。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有一张黄逸梵少时的照片。背景大概是家里的大厅,有一方木桌子,桌上放着瓷器与西洋钟表,背后则是雕花的木门。照片上的女孩子不过十岁左右,斜坐在一张圈椅上头。她头发团了一个如道人一般的发髻,穿着浅色的衫裤,都滚了边,领口绣了一溜的花,很是精致。她手上握了一柄团扇,大抵画着竹子,一丛丛墨竹在扇面上铺开。她身后,则站着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少女,手中也握着团扇。这应当是她的侍女。

   令人感到一阵不忍的是,两个女孩子裤脚下面,都露着裹过了的小脚。黄逸梵穿着一双绣鞋,斜面上密密匝匝地绣着花。那鞋子尖尖的,短短的,几乎不到一掌长。这是一双让她终生感到羞耻的脚,是男权社会发展演变出的畸形产物。

   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虽然,她心里有无数反抗的呐喊,但她在家里保持沉默,作出乖顺的表象。也许她想,等到自己长大了,总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

   童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当年的女童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又长成美貌的青年女子。她并没有遗传到生母的平庸,反倒拥有令人讶异的美貌。

   当然,即便成年了,她也是没有自由的。她被迫嫁给了遗少张廷重。这个男人初看时,还是好的,温文尔雅,又有学识。但他身上带着她讨厌的陈腐的味道,让她感到窒息。

   有人说,嫁到夫家,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与姑嫂关系。对于黄逸梵来说,却并非如此。婆婆早就去世了,小姑张茂渊,却和她非常投契。张茂渊是个活泼而有见地的女子,她的生长环境,也比黄逸梵要自由许多,这让黄逸梵非常羡慕。她尤其羡慕的是,张茂渊能够去学校里读书。

   张爱玲后来回忆自己母亲时,这样说:“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对黄逸梵来说,也许她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她只是想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想要自由。家庭是温暖的,是一个保护巢,但她厌倦了家里如一团死水一般的生活,她想要行走,想要去看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她一直在酝酿,直到生了两个孩子---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还是没有放弃。许多希望外出闯荡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静下心来,将自己整个投入家庭当中。但向往自由的黄逸梵却并没有这样。她如同一阵风,一阵无情的风。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没有太深的感情,她自我,她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去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郁郁寡欢的:“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家庭生活不是她的全部,她属于更广阔的世界。

   很快,机会就来了。小姑张茂渊要外出留学,这让黄逸梵也一起激动起来。她不想自己的年华在幽深寂静的院落里腐坏,她要跟着张茂渊一起走。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惊世骇俗的。但黄逸梵坚持着,她也有自己的借口:小姑外出留学,她要做她的监护人,照顾她。

   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让一个坚定的女人放弃她的理想。黄逸梵就这样把她的家庭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黄逸梵的人生之门,这才算刚刚开启。

   在国外,她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大。她学习油画,参加各种新式的活动。很快,她就成为一个新派的人。

   当她和张茂渊再次回国时,曾经那个身上还能看到些传统闺秀气质的黄素琼,已经被一个完全西化的黄逸梵所代替。在《对照记》

   里,存着好多张黄逸梵的照片。真是极美的一个女子,烫着卷发,穿西式的连衣裙与高跟鞋。她的五官长得非常精致而深邃,竟有些欧洲人的意思。在照片上,她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容,双眼熠熠地看着镜头,如同一个派对上的女王。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在海船上的照片。黄逸梵站在甲板边缘的栏杆前,侧着身子。她裹着头巾,头发在颈后绾起来。她穿着无袖束腰的连衣裙,逆光让她的身形成一个美好的剪影。

   回到国内的黄逸梵, 不愿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一个温顺的闺秀,便坚持要带她去学校,并且教她钢琴与绘画。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但她的一举一动,都让张爱玲非常羡慕。这样一个如同“女神”

   一般的母亲啊……见识到世界广大的黄逸梵,当然是不愿意再与抽鸦片、下堂子、娶姨太太的张廷重一起生活了。她果断地和丈夫离了婚,并和小姑张茂渊一起搬了出去。这小姑子张茂渊也非常看不惯哥哥的生活习惯。

   两个留过洋的女人,租了一所漂亮的房子,请了白俄的厨师与司机,过着小资的生活。受到继母与父亲虐待的张爱玲一度与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的冷漠与高姿态,西式的“自由”与无情,都让张爱玲又爱又恨。

   当然,对于黄逸梵来说,安定不是她的本性。自由的风,只会在某个地方暂驻,而不会永远停留。不久之后,她又出国了。

   与多年前那个和小姑一起第一次来到国外,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生疏而惊讶的女子相比,这一次的黄逸梵,是一个熟门熟路的旅行者,是一个生命的书写者。她的旅行经历,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她去过许多国家,多年后,女儿张爱玲继承了她惯用的行李箱。那箱子上满满地贴着各国轮船的标签,这是一个旅行者得到的徽章。

   在张爱玲的记录中,黄逸梵在国外的生活,时刻都充满了趣味,当然也免不了危险。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记录道:

   “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尼,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连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六三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巷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了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暴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夹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黄逸梵如同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自由,肆意,活得似凡高的向日葵,热情四溢,几乎燃烧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母亲,张爱玲的心情很复杂。母亲曾经努力让她上了新式的学校,也教她怎样生活得有情调,教她怎样生活才是有趣味的。但母亲到底是自私的,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在《小团圆》里,影射黄逸梵的蕊秋,甚至将女儿的奖学金拿走打麻将。女儿在学校过着拮据的生活,依靠这奖学金度日,母亲却住在豪华的浅水湾酒店。

   总觉黄逸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相似之处。同样是追逐爱情与自由,从不停留如卡门一般的女子。在异国他乡辗转,黄逸梵与女儿的联系越发少了。她带着自己的身家,几箱子古董,永不停止地冒险。她爱过许多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男人。大概是彼时的中国男人让她感到乏味而陈腐吧。

   多年以后,张爱玲到美国定居,与赖雅结婚。这时候,已经苍老的黄逸梵漂泊到英国。婚后不久,张爱玲生活拮据,黄逸梵到底还是挂念着这个不幸的女儿,便为她寄来了一箱子古董。可在张爱玲婚后第二年,黄逸梵就病逝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爱玲,心中非常痛苦。她是爱着她的母亲的,她崇拜着她。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张爱玲,大病了两个月。

   对于黄逸梵来说,在异国他乡孤单地病逝,也许并不如旁人眼中那样来得凄凉。回望自己的一生,她一定未曾后悔出来闯荡。这多年的冒险,让她风一样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自由,才是风的意义所在。若是老死在家中的床榻上,即便儿女满堂,有人照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死去元知万事空。多少年在一所房子里徘徊,每天见到的都是相同的人,做的都是相同的梦,这样重复相同的生活,还不如来一场短暂却终生难忘的冒险。说到底,人不过活一世,区区几十年太短暂,如白驹过隙。人说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若不依着自己的愿过一辈子,岂不是太委屈、太不甘心?

   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几乎没有尽到母亲义务的女人,是她遥望的,追逐的一朵花。她绽放得肆意而又热烈,在自己能够看到,却无法触摸的彼岸。

   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近几年《红楼梦》忽又热起来,出书考据的、在电视上做讲演的,那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总能演绎出许多新东西。而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是不得不提的。就连红学家周汝昌也说:“只有张爱玲,才堪称曹雪芹知己。”

   其实,张爱玲与曹雪芹,应当是有共鸣的吧。同是生在显赫之家,不,是没落的显赫之家,总有些相通的地方。

   张爱玲与《红楼梦》,是很有渊源的。她第一次读《红楼梦》时,不过八岁。那时候,一家子住在天津。彼时,母亲黄逸梵已经出国,家中只剩下三人。父亲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只能待在寂静的大宅子里,读读书,或在花园子里玩耍。就在那时候,《红楼梦》走入了她的生活。

   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小说的《红楼梦》,的确精彩;但让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孩子去看,未免有些难了。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是能够写出“声如羯鼓催花发”的天才。这部书给她带来的乐趣,远胜于任何游戏。

   有时,父亲有空,也会为她讲一两段。父女二人一同读书,在张爱玲灰色的童年里,尤其难得。父亲张廷重也非常喜欢《红楼梦》,他甚至算得上是张爱玲读《红楼梦》的启蒙老师。

   她第一次读那部书时,只见厚厚的大部头,带着好奇,也为“红楼梦”三个虚渺又旖旎的字所吸引,便读了去。不想这翻开了第一页,一生都对它爱不释手了。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伏笔也不少,成人要看懂也够呛,但张爱玲竟在十二三岁时,便入了《红楼梦》之门:这部共有一百二十回的小说,前八十回,看起来是光风霁月,转到后四十回,瞬间便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能分辨出前后两部分的差别,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真是十分难得。

   众所周知,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个是众说纷纭。大部分人认为,此乃高鹗续书,于是,对于曹雪芹原本安排的结局的猜测,也有不少。当时,张爱玲看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内有一段话,说有一个旧版本的《红楼梦》,结局是荣宁二府败落,宝玉沦落成了打更人。后来,宝玉与湘云重逢,白头偕老。见到这样的结局,张爱玲的反应,竟然是“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年幼的女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文学功底真不是一般的深厚。

   张爱玲对《红楼梦》有着特殊的偏爱。到了十四岁时,她执笔写下一篇《摩登红楼梦》,将红楼中的人物都放到了民国背景里。父亲张廷重心血来潮,还为她这部小说拟了章节的名字。

   这篇共有六回的短篇小说,内容非常有趣。在故事的开头,秦钟与智能儿私奔,结婚了。这里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幼小的张爱玲,大抵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才编出这样的情节吧? 但张爱玲终究是不落俗套的。在故事的后来,这一对私奔的爱侣,过得并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钱。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桥段,不脱离现实,也有合理的幻想,但更像是她在自我宽慰:看,即便他们能够在一起,结果也不会太好。那么,在原着里,秦钟病死的遗憾,也就不那么重了吧。

   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爱好,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而《红楼梦》对她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许多细节描写,都能见到《红楼梦》的影子。《红楼梦》偏好对景物与器物、服饰的描写。

   那些器物与服饰,都有长长的名字,十分考究,描写得非常细腻。而曹雪芹对颜色也十分偏爱,整部《红楼梦》里,可见他不厌其烦地对各种颜色进行描写。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见到。如这样的段落:“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玦琅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

   而一些情节的铺垫,人物关系,对话与人物情态描写,也有许多借鉴之处。比如,《金锁记》里下面这段:“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呦了一声道:

   ‘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作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原来是姨奶奶。'

   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作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这语言描写生鲜泼辣,恰到好处,与《红楼梦》里小丫头私底下排揎主人家的情形,很是相似。

   而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是封建男权时代,一部褒扬女性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金陵十二钗且不提,就是一些仅仅出场过几次的丫环、戏子,都非常有性格。这源于其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精确把握。这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够见到。她笔下的女子,总是活灵活现,形象丰满。

   另一点有趣的是,在《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两个角色,是两种完全美女性的极端。虽然宝玉最终倾心的还是黛玉,但宝钗未尝没有令他动心过。这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投射成白玫瑰与红玫瑰。同样是两个类型的女人,虽然不完美,却都有各自的动人之处。

   张爱玲的文字,与《红楼梦》联系最密切之处,当属其悲凉哀婉的气氛。她与曹雪芹一样,都在寻找悲剧的根源。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也许是时代大背景造成的无奈。张爱玲在早期塑造的人物多是有缺陷的,但《半生缘》的顾曼桢又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单纯的“人性弱点”会造成悲剧的观点。是命运,或者说,是时代,是整个人类的本质,造成了悲剧的诞生。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才会让人感到绝望而苍凉。

   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重恨:鲥鱼多刺,海棠无香,红楼未完。残缺的《红楼梦》,如同断臂的维纳斯一般,也有其独特的美感。但高鹗的续笔,让《红楼梦》显得庸俗了,这让张爱玲非常难以接受。她说:

   “《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和阅读趣味……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待过些时,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恋爱悲剧。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是否同性恋者。”

   高鹗的续写,在张爱玲看来,是“跗骨之蛆”。可见其流毒之深,对《红楼梦》的文学性与美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于是,在美国定居的张爱玲,花费了十年时间,作了一部考据《红楼梦》的《红楼梦魇》。《红楼梦魇》,这个名字听起来总是森冷的,让人不知不觉便打个寒战。不过,这也正是张爱玲的风格。

   这个名字的由来,在书本的序言中有解释:“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 ‘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实是这情形---一种疯狂。”

   这部书里,都是非常详尽的考究。就连周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的记忆力好到可怕。张爱玲的考据,与严肃的学术考据又是不同的。《红楼梦魇》读起来并不干瘪,反倒很有趣、很活泼。张爱玲的行文,看起来似乎没有章法,她好像是在做一个猜心游戏。

   她一面将那些自己觉得可疑的字句摘出来对比,一面猜测当年曹雪芹落笔时的想法,让人觉得看起来轻松容易。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张爱玲幼年时,《红楼梦》为她带来乐趣,给她文学的启蒙。它甚至无孔不入,钻入她的作品中。于是,在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故事里,人们能看到熟悉的笔调。那冗长而又不厌其烦的器物与风景描写,用得非常“险”却又巧妙的形容词。当然,还有“红楼式”的对话方式。有些对话,好似换一个人说,换一个背景,生生地就成红楼梦了。

   而张爱玲,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这部她挚爱的小说。她花费了十年时间,写出了《红楼梦魇》。不深奥、不晦涩,试图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雪芹的想法。

   对张爱玲来说,《红楼梦》毋宁没有结局,也不要一个让它变得“俗气”的收梢。

   有道是:“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

   旗袍里的虱子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她是一个病人。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凄冷的,没有温度,让人读了之后心里凉飕飕。她笔下的人,都是贪婪的,或者狡诈,或者肮脏,一个个被生活扭曲了的灵魂,在一座她用纸笔建造的虚假城市里狂舞。

   张爱玲总是更擅长于从生活中发现丑陋与病态。有人说,心中有什么,见到的便是什么。张爱玲看到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面,是因为,她是一个病人---缺乏爱与安全感的病人。她追求物质,于是,物质为她织了一袭华美的袍,但生活的挫折,又如同寄生在袍子里的虱子,令人不得不忍受。

   走在街道上,看到人来人往。人们或贫穷,或富有。他们脸上写着人生百态。不过,这百态大多被麻木与虚假的笑所掩盖。人们戴着假面,穿着袍子。只有在寂静无人时,才会撩开袍子的一角,看看袍里的虱子。

   张爱玲永远是抱着双臂,带着疏离的笑容在一旁冷冷注视。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与腐坏片段,她经历过,她从中获得了终生难以忘怀的痛苦。于是对那些同样受着苦的人,她没有怜悯。她是一个无情的记录者,只负责写下来,客观地描写出所有细节,鲜有评论。她却分明地把自己的态度摆明了:生命就是无趣的、苍凉的,如同寒夜的月色,凄凉的一点白,病恹恹,死沉沉。

   张爱玲似乎早就看透了爱情的本质:她所看到的,只是欲望与需求。男人与女人之间延续了千年,却仍然让所有人乐此不疲的爱情游戏,是一场交换。所谓的情,总是小于欲的。欲望是原罪,是感情游戏开场的必须条件。

   于是,男人为了欲望,不断寻找新的女人。譬如白玫瑰与红玫瑰。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温柔贤惠的妻与热辣娇嗔的情人,哪一个男人都不想失去。振保是这样,而振保只是千万男人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概括。男人类于捕猎型的动物,或者说如同贪婪的收藏家,希望将看到的猎物都吃掉,或将珍宝都收藏起来。若单得到一个,见到别人手中那个,或未得那个,总会眼红,总觉已到手的不那么好了。

   而女人,则是为了寻找依靠,精神依靠与金钱依靠。譬如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是要找到一个好男人,带回家去,出一口气。

   但,怎样算好?有钱,能依靠便是了。在张爱玲的故事里,男人总是要可恨些,女人即便是坏,也让人可怜。白流苏算是幸运的。若香港城不沦陷,没有那末日的氛围,她怎能等到范柳原,怎能打这场翻身仗?

   而相比之下,她笔下的另几个女人,要可悲得多。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是个到香港留学的女学生。她聪明,生得也好看。但在富孀姑母的引诱之下,为了物质,出卖自己的青春。漂亮的衣衫,柔软的绸缎,让贫穷的女学生眼花缭乱。她想要获得它们:这样好的青春美貌,为什么要过得穷酸? 一步步地堕落,她最后想,嫁个有钱人也是好的。谁知,劫数却在这时候来了。她喜欢上一个叫作乔琪的浪荡子。这就是女人,会为了物质,背叛自己;又会为了男人,背叛物质。乔琪说话很直白,他给她爱,与她结婚。她则出卖自己,换钱给他挥霍。

   “乔琪笑道:’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 一气, 就把我杀了, 也说不定! 我简直害怕! ‘”

   “薇龙笑道:’我爱你,关你什么事? 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就是男人与女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故事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一同外出。薇龙被人当作卖身的女子,乔琪很是不忿。她却苦笑,说自己与她们其实没有分别。乔琪有些恼了,薇龙方悠然道,她们是被迫,我是自愿。

   张爱玲实在是心狠。不知她在香港读书时,是否真看到过类似的实例,她总能挑出最狠的字句,让更多人唏嘘。这是生命的无奈,爱上一个人,就是一个无法躲过的劫数。恰如张爱玲自己,与胡兰成的爱情,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但未尝没有给她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穿了一袭华服,即便是有虱子,在外头看起来,也是好的,表面的光线,大抵也让人欣慰。

   《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被爱人背叛,被姐姐背叛,失身于獐头鼠目的姐夫,最后甚至下嫁于他。这样,她受了所有的苦,忍辱负重地活着。命运强横,年轻人总是喜欢与命运对抗,不低头。只有吃够了命运的苦头,方会低下头去,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死亡有时可以看作是静谧的栖息,温柔的永夜。痛苦与欢乐都在死亡里终结,死亡带来的是安宁。而活着,要困难许多。有那么多不如意要去忍受,痛苦与不甘,都加在肩上,最后让人崩溃,成为生命这座残酷森林里的渣滓。

   顾曼桢活着。多年后,她与曾经的爱人相见。她平缓地叙述这些年自己受过的苦楚,仿佛这些都不曾发生在她身上,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强大的,如同大地一般温柔而勇猛的母性,她活着,承受痛苦。

   相比之下,出卖妹妹的顾曼璐,其实也非常悲哀。为了养活妹妹,她豁出去做了舞女。可后来,又为了留住丈夫,牺牲了妹妹。对于寻求依靠的女人来说,自己是可以出卖的,亲人也是可以出卖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留住那个依靠。男人与女人,婚姻与爱情,若做不到等价交换,一方必然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 世纪50 年代创作的。那时候,她生活非常不如意。朋友炎樱成功进入上流社会,可她却是爱人没有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淡薄的。处在这样的困境里,张爱玲更多的不是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拷问,而是对命运玩笑进行了一番注解。

   《半生缘》的女主角顾曼桢,与张爱玲笔下其他女主角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以往的着作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可悲又可笑。而顾曼桢,姿态近乎完美。天真,善良,纯洁,是一个几乎没有阴暗面的女人。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未能与爱人一起。生命中总有那么多阴差阳错,那么多不可抗力。稍稍一个差池,或者仅是一念的转变,便能将一生改写。而命运,看似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然。每个人都属于世界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小部分。一旦齿轮开始转动,所有人都会被时代背景所笼罩,不自觉地被推进。张爱玲自己,也是被时代所左右的。她的爱人、她的生命轨迹,无一不受到了时代的撞击。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则是在痛苦重压下扭曲的典型。麻油店店主泼辣而漂亮的女儿, 被贪财的兄长嫁给了大户人家瘫痪的儿子。大家族里,妯娌都看不起小户人家出身的曹七巧,而患病的丈夫,也不能给她带来希望。一个女人要活下去,总是需要支撑。没有爱,那么有钱也不错。

   于是,曹七巧对金钱有了疯狂的嗜好,对于自己的一对子女,也有强烈的控制欲。自己受过的痛苦,她在不知不觉中,将之一一施加在子女身上,让这痛一代代地传下去。

   曹七巧对金钱的狂热,也许隐藏着张爱玲对自己的剖析。张爱玲喜欢钱,自称小市民,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物质的狂热,源于曾经的匮乏,也源于寻求依托。所谓的恋物癖,也正是相似的道理。人的感情太危险、太缥缈,难以捉摸,难以依靠,于是就将爱放在物质上了。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追求,是没有安全的表现。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于男女之情之外,女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探究的。张爱玲与苏青、与炎樱,都有过友情,但这样的情感,都未能保持一生。苏青留在国内,确是无法与张爱玲联系;而炎樱与张爱玲的关系,到了后来就值得推敲了。

   在看张爱玲遗稿《同学少年多不贱》,写的就是一对好友后来的境况。大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以后,一个境况窘迫,另一个进入上流社会。两人再次见面,心中怎可能没有芥蒂?已经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聊天也是鸡同鸭讲。张爱玲与炎樱,到后来大抵就是这样的状况。

   炎樱是真正聪明而现实的女人, 这注定她会生活得更加容易,这也注定她会有一点“势利”。而张爱玲,当然就不愿再与这位昔日的好友交往了。即便对方不作表示,她也会不自觉地在对方面前低头。由此,多年后,已经年老的炎樱写信给张爱玲,炫耀丈夫夸自己漂亮,孀居的张爱玲会作何感想?

   人情总是最贱的东西。不在一个世界里,没有利用的意义,关系就自动破灭了。

   观张爱玲的一生,经历许多痛苦,欢乐却着实少见。她的故事明明已经写出了无数悲剧,无数前车之鉴,她自己却偏要重蹈覆辙。

   幼年时代,被母亲抛弃,稍长些,又被父亲和继母虐待。在香港念书,全靠自己拿奖学金维持开销。遇到一个了解她的男人,对方却是个无论如何用多少真心与努力都无法赚回来的浪荡子。她经历了战争,改天换日,她又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漂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托付的男人,对方却反倒成为她的负担,白白给她增加了十一年的困苦。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爱人到底也离她而去,在她最后的二十六年里,过着如幽灵一般的生活。

   那寂寞的岁月里,张爱玲居住在汽车旅馆,不需要家具,对食物的要求也非常低。她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写作。在那段日子里,她完成了《红楼梦魇》,完成了回顾自己一生的《小团圆》。

   她不再试图与旁人交往,她大抵认为,在自己的生命里,把应当受的苦都受过了。她也曾有过朋友,有过刻骨铭心的爱人。她不愿再结识他人,她不想再承受一次失去,也不想再负担什么,也没有希望依靠什么。

   她不断搬家,她害怕那些“跳蚤”。她躲避它们,也躲避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张爱玲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生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痛苦, 但她写下的文字又那样华美,让人惊叹。她说人生是苍凉的,她抬着头,高傲而淡漠地笑着。她穿着一袭华美的旗袍,但旗袍里爬满了让她无比痛苦的虱子。

   这些虱子吞噬着她的生命,给予她无限痛苦,让她感受到无限的矛盾。但也正是这些痛苦与矛盾,刺激着她,写出直抵人心的句子,在这么长的岁月里,让多少人叹息,又让多少人流泪。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启她从旧上海走来。一个出身显赫、命运坎坷的女人,用她的文字,保留住了旧上海的风光。

   若有人问,提到旧上海,会令人想起什么? 一一数来,有百乐门舞厅里的纸醉金迷,大世界的塔楼,横跨苏州河下游河口的外白渡桥……当然,还有那个叫作张爱玲的女人。

   她和旧上海,仿佛已经融成一体了。它在她的笔下,展现出百态,而她又在它体内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获得了灵感。

   张爱玲实在是个“怪才”。她笔下的人,总是格外矛盾,情感总是格外细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不去关心国家的存亡,反倒喜欢钻研“鄙俗”的男女之情,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毕竟是她,将最俗辣的人情记录下来,把男人和女人,情感与欲望,写得那么透彻。

   白话文写作在中国的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但在这百余年里,张爱玲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将男女之情写得这样深刻的女人。而与她同期的女作家的创作题材,都与她大相径庭。

   张爱玲的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她所表现的,是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的男女。那个时代终结之后,再回望她的作品,便如看老照片,让人感慨万千。

   但民国时代的终结,并不代表对情与欲,男女之间感情游戏的思索会停止。一个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如今,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成为类于“小资必读”的经典。

   经典的建立,也促使在张爱玲之后,涌现了更多探讨此类题材的作家。她们沿袭着张爱玲的某些特质,又演变出花样百出的风格。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亦舒与李碧华。

   亦舒出身子书香世家,是科幻作家倪匡的妹妹。与张爱玲相似的是,她也是一个“天才”。她在中学时代即被人追到学校要稿子。同样是写爱情,较之张爱玲,亦舒的文字更加“速食化”。

   张爱玲让女人相信爱情的不纯粹性,而亦舒几乎是彻底地将爱情踩碎,否定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很少有完美的、她们都有着缺陷,有或这或那的别扭,这也是最后造成悲剧的根源之一。而亦舒笔下的女人,则如同斗士一般,个个都是女人中的精英。她们美貌,聪明,心灵强大。这些精明女人,对于物质的要求,更加直接,但即便是如此, 还是会在感情游戏里吃亏。这样, 还让人对爱情有什么希求?

   譬如说《喜宝》。一个穷,却聪明美貌的女留学生,在回国的飞机上,认识了富家小姐。两人竟很投缘,于是富家小姐便邀她参加自家的宴会。在宴会上,女学生认识了富家小姐的父亲,一个有名望的富商。女学生本来美貌聪明,又有学历,却甘心做富商的情妇。

   故事的开始写得精彩,但是到了后部分,到底让人觉得有些造作,与张爱玲相比,到底是功力不足。若把张爱玲的书比作是一道精心烹制的菜肴,那么亦舒的小说便是洋快餐:吃起来爽快,但也仅是爽快而已。当然,亦舒的小说里不乏鲜辣的句子,但尝多了,到底觉得有些像加多了的味精,反倒让人觉索然无味了。

   李碧华与张爱玲的相似度则更高一些。或者说,她更加着意去模仿张爱玲。

   不过,与张爱玲关注于现实题材不同的是,学习张爱玲笔调的李碧华,偏好的是幻想题材。比如《胭脂扣》与《青蛇》。

   《青蛇》显而易见是模仿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甚至连那段经典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理论都化用掉:

   “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

   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

   “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他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 生世位候他稍假词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眼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李碧华。《青蛇》)语句安排得漂亮,但到底还是拾人牙慧。

   当然,李碧华亦有李碧华的特色。即便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妖气四射,但她到底还是含蓄的。而李碧华则不然,她下笔更加“野”,也更加直白。张爱玲喜欢不厌其烦的景色与器物描写,也喜欢细节刻画,李碧华则不然。她将大部分细枝末节都斩去了,只留下最必须的。简洁,看起来不费神,却也少了许多阅读的乐趣。

   旁人学张爱玲,虽然能学的几分她的意思,却不如她有深厚的功底。她痴迷红楼,读过不少传统小说,于西方名着亦有涉猎,英文也精通。如今有这样功底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张爱玲特殊的家庭与阅历,也注定她在文学之路上,能够走得更远。生于封建大家庭,让她对生活有着更加真切而奇特的体验。她与胡兰成惊世骇俗的恋情,也是罕见的。

   说到底,张爱玲到底是张爱玲。即便有别人学她,学得一点皮相,还是学不到她的魂。她只属于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她已与那个时代融在一起,再也不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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