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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 父亲张志沂:前世的情人,还是怨偶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1.他还没长大就过时了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张志沂,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天各一方,彼此想到,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儿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life!What a girl’s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儿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量身定做了一则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绝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常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菊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儿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百孔千疮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多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流转,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可见他不曾真的幸福;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儿:“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菊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看着镜头,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都来自身旁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多年来,李菊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从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菊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菊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菊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花的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承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李菊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好习惯,难坚持,李菊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家族优秀传统,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儿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般的荒诞。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2.被时代和妻子一同抛弃

  也许李菊耦预感到,重振家业成了一个邈不可追的梦,她转攻为守,老女仆话说当年,首先想起的就是老太太怎么变着法地省草纸。

  从李菊耦留下的丰厚家产看,她还没到这个地步,节省草纸,与其说是一种必须,不如说是内心恐慌的外显。既然希望无法抓摸,她只有用心算计手中的所有,延缓坐吃山空的速度,却想不到没等到坐吃山空,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张爱玲说:“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李菊耦去世的第三年,张志沂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的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对于门当户对这件事,经常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力挺者居多,尤其是一些当年不信这个邪吃了亏的主儿,大谈门当户对的好处,生活习惯相似,有共同语言,等等。不过这也难免有失偏颇,若是张志沂先生和黄素琼小姐九泉之下有知,一定要跳出来掰扯一番,这两位,都是“门当户对”的受害者。

  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戎马一生,官运亨通,却有一憾事—人丁不旺,他本人四十七岁才得了个独子黄宗炎,这个儿子快三十了,还没有孩子。黄宗炎的老婆贤惠,亲自跑到乡下给老公买了个姨太太。等姨太太终于怀了孕,黄宗炎却病逝于广西盐法道任上,姨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黄家唯一的血脉,大太太唯一的指望。临盆这天,大太太紧张至极,听接生婆说是个女孩,当即昏倒过去,然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里面还有一个,而这个,是个男孩,大太太短时间内经历大悲大喜。

  这是张爱玲早年散文里写到的,多年后,她在《小团圆》里告诉我们,那个男孩,其实不是姨太太生的。黄宗炎病逝时,姨太太还大着肚子,黄家的族人气势汹汹上门争夺财产,若生下来的是女孩,家产就没这些女人什么事了。大太太胸中有韬略,让用人去外面抱了个男婴送进内宅,只说是个双胞胎,一路的惊心动魄自不必说,好在,有惊无险地成功了。

  不知道《小团圆》里这段是否属实,但大太太对这个帮助她们维护了家族财产的男孩仁至义尽,待他长大将他送进了震旦大学,那个女孩倒留在家里读私塾,还缠了一双小脚。那女孩,不消说,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

  按这个趋势,黄素琼本该长成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但不同的性格加诸不同的命运之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用它来梦想光明。

  比如说,她没有进过学校,就对学校无比向往,她用幽深庭院里一个寂寞女孩的想象,将“学校”这个新生事物包装得光芒万丈。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可样样都与她无关,她的向往,既甜蜜又酸楚。

  二十岁那年,她带着嫁妆,更带着已成形、未出口的梦想嫁给了张志沂。他们开始时相处得不错,张志沂读过很多书,中英文都不错,乍一看也像个有新思想的人,而黄素琼漂亮、上进、志存高远,又有一些楚楚动人的缺失感,看上去也很可爱。《对照记》里,收有一张照片,张志沂小夫妻和亲戚家的几个年轻人围桌而坐,背景应该是个大花园,草木繁盛,绿意幽然,黄素琼跷着兰花指提起水壶续水,喇叭口袖子垂下来,风姿绰约,这场景好像一帮学生聚会,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时尚杂志总是在对女人谆谆教导—不要梦想去改变男人,当然,男人也别想改变女人。其实,别说改变对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蜜月期里,张志沂也许会稍稍收敛自己的荒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是不愿意好好对她,而是,他更爱自己,更舍不得让自己受委屈,时间一长,尤其在张爱玲和弟弟出生之后,他管不住自己了,又出去鬼混,抽大烟,逛妓院,跟过去的生活衔接上了。

  黄素琼不能接受,从极封建的家庭里走出来,她比别人更向往光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纳妾、抽鸦片,如昏昧陈旧的梦魇,她躲之不及,唯恐沾身,如何与之朝夕共处?

  这时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她以监护为由,同去了英国。旧家庭出来的女子,一般是不太容易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的,比如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但黄素琼不是,她一直那样向往文明社会,现在好了,她完全地在这社会中了,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艺术、礼仪、穿衣打扮、生活方式……多么可爱多么浪漫多么华丽的这一切啊,黄素琼眼花缭乱,在英国的她一定是个很勤勉的学生,很快就从中国的小脚女子,进化成了西洋式的美妇人。

  但终究不能彻底,国内有张爱玲和张子静,张志沂也不像《红楼梦》里的贾珍贾蓉乃至贾琏那样全无心肝。他一直催她回来,给她写信,信里有诗: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括号里的字都是年深日久,张爱玲不记得了,瞎猜的。

  虽然黄素琼努力将自己西化,对于这中国式的感情表达,也不能完全无感,她将这首诗随身携带多年,直到成为遗物交给张爱玲,一块儿交给张爱玲的,还有张志沂的一张照片。

  但是,写这首诗的同时,张志沂已荒唐到极限,他纳妾,把一个年龄不小脾气很大的妓女接回家,闹得鸡犬不宁,自己的脑袋也被打破;他吸毒,吸得过了度,“离死很近了”,坐在阳台上,额头搭一块湿毛巾,目光呆滞,喃喃自语……恣肆的荒唐过之后,会有一种酒伤式的空茫倦怠,这时,他想要回头了。

  得到浪子回头的允诺,又有感情牵绊,离国四年之后,黄素琼归来。张爱玲这年八岁,八岁的小女孩感到母亲带回来了一个无比新奇的世界,又明亮,又轻盈,又柔和。从新式的装修,到“蕴藉华美”的客人,钢琴、绘画、表演,以及被母亲鼓励着,为一朵枯萎的花落泪,这些都是张爱玲未曾经历而又无比热爱的,她是那么喜欢母亲带回来的世界。

  但张志沂未必喜欢。他尝到过旧世界的甜头,知道它种种微妙隐晦的可爱,即便它声名狼藉,他对它仍有感情。就算为了妻子,为了家庭稳定愿意洗心革面,可是,改变自己这件事,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中连根拔起,即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一般人如我是做不到的,而张志沂很可能连我都不如。

  决心被时间稀释,细微的芥蒂生出,初时的快乐空气被破坏掉,张志沂故态复萌,照样抽鸦片逛妓院,连家用都不拿出来,想着把妻子的钱耗光了,她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他忘掉了,黄素琼是勇敢的湖南人,宁可壮士断腕,也不愿委曲求全,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黄素琼提出离婚,张志沂不愿意。

  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肯离婚,老婆再不好,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就不用费什么心思了。尽管理论上说以旧换新是个合算的买卖,但是,在这一点上男女不同,除非已经找到特别可心的下家,不然男人懒得为一个理论上的东西折腾。

  何况,黄素琼尽管脾气暴烈,却美丽优秀,张志沂对她有一点在乎,珍惜她的好,但对她又不那么在乎,可以看轻她的心情与脾气,他又是那么懒散的一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这是20世纪30年代,“皇帝”溥仪对于“妃子”文绣的离婚申诉都无计可施,张志沂再不情愿,还是到了直面离婚协议书的一刻,他心绪如麻,绕室三匝,律师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黄素琼用一种非常欧化的语气,简洁明了地说:我的心已经是一块木头。

  宛如弦断不可续,水泼不可回,她惜字如金,一个字都不想跟他啰唆,张志沂的自尊大受震动,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

  回望张爱玲父母的十余年婚史,会发现他俩之间梗着的,是一个新时代。无疑,张志沂和新时代不投缘,和旧时代更相知,而黄素琼作为女子,在旧时代可没占到什么便宜,缠小脚,不识字,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旧时代是一只可恶的手,把这个心气挺高的女子摁得死死的,危急关头,新时代现身,像一个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对她露出亲切的甚至是怂恿的笑容,成为她的后盾,她可以信赖的隐秘情人。

  3.怎样开罪“衣服癖”患者

  当黄素琼丢下一切包袱,一往无前地拥抱新时代,张志沂心中则有一种酸溜溜的悻悻然。这个男人更加不走运之处在于,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两个女人全对这新时代心悦诚服,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儿张爱玲。

  父母离婚这年,张爱玲约十岁,前面说过,她对母亲带回来的新世界一见钟情,现在,越发情深意笃了。父母离异,一度使她微感不安,但是,当她来到母亲家中,看到了煤气炉子和陶瓷脸盆,她立即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假如父母的离异,能使她母亲,还有她自己,离那样一个光明现代的世界更近一点,把父亲抛弃掉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张志沂固然荒唐,但对这个早慧的女儿很器重。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认真阅读她的所有文字,和她畅谈《红楼梦》,张爱玲对高鹗的续作大加抨击,张志沂颇以为然,同时指出,续作对于官场景况的刻画生动逼真,这跟高鹗本人出身有关系。张爱玲写过一篇很无厘头的《摩登红楼梦》,讲宝玉出国,贾琏当了铁路局局长,芳官变身娱乐明星,就像现在的《大话××》。不是所有的老爸都对这种文字有耐心的,但张志沂非但认真看完,还给拟了“很像样”的回目。

  张志沂打心眼里没把这个女儿“小”看,他知道她什么都懂,心情好的时候,他愿意和她谈谈亲戚家的笑话,休要轻看这一举动,进行这种沟通,是相信对方在人情世故上,达到了和自己同样的层次。

  很多年之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她要小蛋糕,而他则总是买香肠卷,她偶尔也会尝一只。那年在多伦多,她看见类似的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却不是那个味了。浅淡的文字间,透露出当年这对父女的好时光,他们也曾经那样亲密温馨过。

  只是,那个时候,张爱玲是个成长中的少女,且有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文艺气质,即使她足够早熟,也难以避免该年龄段普遍具有的矫情:无限夸大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爱好,无限强调自己对某些事物的厌恶,企图在这种夸张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而黄素琼和张志沂客观存在的差别,正使得这种矫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亲在一起时,更轻松,更快乐,更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情调,但张爱玲还是告诉或者说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段,属于父亲的这一端,是黑暗没落腐朽的。“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而母亲的这一端,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光明,秩序俨然,即便有点凉,却像是“在新房子里过年”,是兴旺的,有指望的,很提神。

  黄素琼离婚后不久,就去了法国,没关系,姑姑还在,姑姑长期和黄素琼同出同入,是一个阵营的,张爱玲在姑姑家里感到了相似的空气。而姑姑给母亲寄信时也会夹上张爱玲的照片,并且告诉张爱玲,她是答应了黄素琼才来照顾她的,不至于离间她们母女感情。

  张志沂这边的生活,也在有序进行着,他再娶,仍秉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娶了原北洋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宝琦鼎盛时期,妻妾成群,共计娶了五房太太,生下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赋闲之后没了进项,家里人又多,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再怎么着,人家孙宝琦也是做过总理的,前总理的女儿,这名头就像水果上打的那层蜡,固然无补于内在品质,但卖相光鲜了,价钱就上去了。

  孙宝琦的女儿,专供权贵之家,其亲家囊括了冯国璋、盛宣怀、王文韶以及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等。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中,讽刺过一个将女儿做诱饵,一门心思钓有钱女婿,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老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以这位“外公”为原型。尽管孙宝琦在嫁女儿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孙用蕃到了三十五岁才嫁掉,还是做填房,不能算作成功。看过孙用蕃一张中年时的照片,五官饱满,眼睛很大,也算是个美女了,未嫁之前,又有精明能干的名头,怎么着也不该轮到她嫁不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庶出的身份有关。

  《红楼梦》里,凤姐说起探春的婚事,就感叹过有些轻浮的人,结亲要挑对方是正出庶出。黄素琼也是庶出的,但黄的父亲不过一妻一妾,正室无所出,基本上跟正出的一样。除了这个原因,孙用蕃还有鸦片之癖,不过我也怀疑,不是这癖好导致了她嫁不掉,而是她嫁不掉才有了这癖好。

  孙用蕃珍惜这次婚姻,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她就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

  她自己的两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主观,她自己家境不好,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一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家不是。李菊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张爱玲还从黄素琼那里继承了“衣服癖”。她五岁时就梦想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小时候的衣服,她一件件记得分明,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褂,飞着蓝蝴蝶的洋纱衫褂,姨太太用整块丝绒做的小斗篷,被老妈否定了的俏皮的小红袄,还有那件还没有上身就小了的葱绿织锦的外国衣服,让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伤心,认为是终身遗憾。要想得罪这种“衣服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她的衣着,孙用蕃自称自己的衣服料子很好,张爱玲却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发狠地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戏剧化的设想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她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作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我感觉良好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4.他和她互相背叛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但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则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后母的心》,讲继母也很不容易。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而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旧时代里三十多岁才嫁掉的老姑娘内心的那股戾气。

  孙用蕃不敢动张爱玲这个大小姐,就拣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用的词是“磨折”。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承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调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松沪会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

  “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黄素琼在他心里,模模糊糊地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起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5.最后一面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关于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在前文里有详细叙述,这里抛下两人各种芥蒂不提,只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终于以极其优秀的成绩,考上了香港大学。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渺小,如此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终于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让她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两百余字,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6.漂泊于各自的路途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天荒地老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儿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此多的人生使然?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她只要做选择,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让她在皇皇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做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如水,记忆如冰。张爱玲接着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后,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用)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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