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五部分 第31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
毛主席勤政殿召见，菊香书屋论兵。毛主席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后说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中、美、蒋三方的停战谈判。毛主席、党中央看穿了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在军调部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之前，我趁机向领导提出到前线基层下放锻炼，因为我深知自己从参军起一直在统帅部工作，缺乏基层特别是前线实战经验，不利用这个时间下去锻炼锻炼补课，将来工作就容易犯错误，但上级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再次提出到前线去锻炼，意外地得到了叶剑英的批准。不过叶剑英找我谈话时说：“去前线下放锻炼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随叫随回来，不能讲价钱。”我高兴地点着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在华野十纵(第二十八军)，我一直在团和师里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确实体验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活。打完福州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周总理发电报调我回来，一开始准备要我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后来未能成行。周总理要我到他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实是给毛、周当参谋)。
1950年6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总理突然叫住了我，说毛主席马上要见我。我很激动，因为自从去了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单独和主席在一起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正抽烟，见我过来，连忙拍着身边的沙发说：“这不是我们的雷娃子吗，来，坐这边来。”我高兴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问我：“这几年都去了什么地方了?”
我回答说：“到基层锻炼去了。”
主席问：“在哪个部队?”我回答说：“在宋时轮领导的华野十纵。”
主席问：“在机关还是在基层?”我说：“在师和团，主要时间在团。福州解放以后搞了一段军管会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层的连队干干，可上边不让，说只准在团以上单位。”
听到这儿，主席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上边说这是根据陈老总的指示，理由是我在军委当过科长，在军调部当过代处长，在敌我双方都是较有影响的人物，怕我下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向军委交待。”
毛主席笑了：“这个陈毅，考虑问题还蛮周到的嘛!”他接着问：“那你当没当过团长?”
我说：“当了团长，又是领导又是学生。”
毛主席点着头说：“好，当了就好。团是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了一团之长，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带兵经验。你那个团在华东参加了哪些大的战役?”
我说：“华东一些大的战役基本都参加了。”
毛主席眯起了眼睛：“在前线整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害怕吗?”
我真没想到主席会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怕，可也有点怕。”
毛主席表现出更浓的兴趣：“细细说来，到底怎么个又怕又不怕?”
我说：“从战略上讲，我们是革命军队，打的是正义战争，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终归是要战胜敌人的，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从某些局部、某些战术上形势对我不利时，也确实有点怕，怕因自己没经验给部队造成损失。具体说来有五怕：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误人子弟(一个兵从出生到参军，人民要花费许多心血，如果因指挥失误牺牲战士的生命，怎么向人民交待)，四怕当戈尔洛夫(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司令，老保守)，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有段时间我发现，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因此我很怕干不好，给毛主席和领导脸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后发现，怕与不怕也是相互转化的。开始怕，是因为心里没底，有了经验就不怕了。有时是开始不怕，傻大胆，打了败仗吃了苦头才怕起来。有时成功与失败会反复多次，稍不注意，胜仗之后就是败仗；败仗之后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办事，就可能又打胜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少吃苦头……”
听到这儿，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主席这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赶忙说：“主席，我说的很不成熟，让你笑话了。”
主席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队锻炼没有白去，有收获，你说的是心里话、老实话。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乐观主义，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我们现在是胜利者，权力很大，捧场的人很多，可同样有许多让人害怕的事情。特别有很多工作，比如经济、外交等，都是我们接触不多的，可形势又逼着我们去干，你说怎么能不怕呢?因此大家都要兢兢业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老老实实工作。害怕没关系，只要变压力为动力，就能转化为不怕。千万不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就是军事工作，我们当了几十年的兵，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如何搞现代化、正规化，如何使用飞机、大炮、坦克打现代战争，我们就不会。不虚心学习行吗?”
谈到此，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还要开会，找个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主席勤政殿的这次谈话，像过电影似的，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深情的目光、亲切的话语，那满怀希望的嘱托成为我做好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动力。那时候，能被主席召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后，叶剑英对我说：“小雷啊，主席这次当面考试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嘛!”
我很不好意思，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谈话的对象。时间过了很久，我为那次召见自己说得过多而内疚。
如果照叶帅说法，这次召见是一次面试，可以称之为“勤政殿对应”的话，那么两个月后，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召见，则是一次更严格更现实的考试。
就在毛主席于中南海勤政殿召见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人扶植的韩国李承晚伪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惟恐韩国伪政权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
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向我国的领土台湾派了兵，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的伪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刻到来。
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记得周总理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我们常见他在一幅军用地图前踱步。他说：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
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主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就在毛主席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我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地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8月，参谋们冒着炎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
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均都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本能，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隐忧来。“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
“朝鲜的地形很像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我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
讨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6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位于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将处在被包围的危险中。对美国军队可能选择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我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在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距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近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9月、10月、11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我们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我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我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我们整理出来的6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
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对所提意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我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最终决定战略战术的还是统帅人物。作为参谋人员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直接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的事极少。现在我们的这些意见显然超出了情报资料的范围，一旦提出，就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指挥了。
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种情况：眼下已经建国了，统帅们已经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和作战，更多的则是考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建设，作为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当好参谋。何况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朝鲜情况的变化。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6条意见首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总理。于是当天晚上10点左右我回到西花厅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作战室的同志对朝鲜战争作了研究，认为眼下潜伏着很大危险。”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怎么，有什么重要发现吗?”
我说：“美军很可能要在朝鲜半岛实行登陆作战，登陆地点最大可能是在仁川。我们具体研究了6条理由。”
周总理以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详细说说看。”
我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非常认真地汇报说：“第一，麦克阿瑟眼下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每8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两万人。现在李承晚伪军龟缩在洛东江以东地区，釜山解放指日可待。可美伪的这二十几万部队既不撤退，也不往一线增援，固守这一片滩头，到底要干什么?从战备上看，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线来。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的话，这其中更隐藏着极为险恶的战略意图。”周总理点点头示意我说下去。
“第二，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战斗力很强。眼下南朝鲜部队处在险境，可据情报证实，这两个师没有任何去南朝鲜增援的迹象，而这两个师中的一个师是海军陆战队。”
周总理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目光瞄向仁川前面的那片海域。不论从美伪军的兵力部署，还是从朝鲜整个地理地形看，仁川都将是敌人登陆地点的最佳选择。这里东西海岸的距离很小，一旦登陆完成，便很容易将南北朝鲜拦腰切断，而挺进南部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将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周总理的眉毛拧紧了，自言自语地说：“麦克阿瑟这个冒险将军看来确实要在仁川再显身手了。”
我继续汇报：“再说麦克阿瑟和他的第8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善于登陆作战而著称的，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曾吃了他不少苦头。就麦克阿瑟本人来讲，素来是敢冒险的，为此他与总统杜鲁门曾多次有过口角。比如，当年他搞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他岛屿时，五角大楼都说风险太大，但他每次都力陈己见，最终都实现了计划，完成了登陆。”
周总理双臂抱在胸前，微微点着头说：“现在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位高权重，按照他的禀性，要冒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风险，恐怕更有可能了。”
我说：“第四，便是我们对朝鲜地形的分析。朝鲜半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而东西最窄处只有200公里，最有利于分割。而且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多，比如元山、镇南浦、仁川、群山。”
我略作沉思，对美军登陆地点的阐述显得异常慎重：“现在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全部投入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岸的仁川将是美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为什么?”周总理问。
“因为这里人民军队少；这里既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潮水落差大，地势危险且复杂，很可能因这样一个原因被朝鲜人民军所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又是一个善于搞出人意料、惊人之举的人物，那么，选择仁川便完全符合麦克阿瑟的个性。”
周总理点头示意我说完。
“这第六条也同样是重要的因素。眼下无论是朝鲜还是苏联，似乎都沉浸在一片迎接胜利的气氛中，好像明天早上朝鲜就会统一了。报纸发社论，金日成发文告，表面看形势一派大好，其实在这大好形势之下，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一旦人民军被切断退路，就可能陷入绝境。美国人对苏联和朝鲜目前的心态是很清楚的。美、英最近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等地又抽调海、空军到朝鲜海峡来，正是登陆作战的又一个明显征候。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正在筹划更大的阴谋……”
我话未说完，电话铃声响了。“我是周恩来，啊，主席。”周总理手握听筒，看了我一眼说：“刚才雷英夫同志到我这儿来，讲了他们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是的，我认为很有道理。好，我马上带他去见你。”
“英夫同志，你跟我马上去见毛主席。”周总理放下听筒，带我朝屋外走去。
事后我才知道，美军的这步险棋已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了。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之时，主席没有被当时的胜利所陶醉，而是提出朝鲜人民军应该休整，对战局作个客观准确的估计。当金日成的文告及朝鲜报纸的社论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却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谈胜利的时候，朝鲜领导人及人民军应立即冷静下来。当美伪军陈兵釜山一线，引而不发，杜鲁门又亲派顾问到了东京的时候，他预测战争很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未雨绸缪，早在半个多月前，他就对今日的朝鲜战局有所估计。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好轻易下结论，但有些工作毛主席已经在做了——1950年8月5日他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在8月份完成战争准备，以防不测；8月18日，他再次要求：“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
此时已是8月23日。毛主席正在菊香书屋仔细研究关于美军最新动态的一大摞电报。他打电话给周总理，是想交换一下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没想到周总理几句关于作战室见解的话，正是他数日来反复琢磨思考的问题。
在菊香书屋，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他还不时用铅笔在面前的稿笺上写上几笔。
我一口气汇报完毕，毛主席只是不住点头，没有插话，两眼一直在看着我，末了郑重地讲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周总理表示了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毛主席起身在屋内踱步。他一边抽烟一边说：“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看来美军如有大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最近。”说完，他把征询的目光投向我。
我鼓足勇气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席，对美军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日，美军很有可能在这一天实施仁川登陆。”
“啊，如此精确，能不能谈得更具体点?”毛主席对这个登陆时间似乎很有兴趣。
我说：“我们对9月至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有三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在这三个最佳日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没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的时间选定在9月15日。”说完，我顿时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在最高统帅即将实施重大决策的时候，我用如此精确的时间判断为统帅部提供参考意见，一旦有误，我知道这将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毛主席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当他缓缓吐出憋在胸中的烟团时，紧接着便发出一道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命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英、美、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立即通知东北的13兵团要加紧准备，8、9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三道命令，由周总理亲自布置实施。
不知为什么，自从离开了菊香书屋，我总感到肩上有千钧重担压着。或许在我去菊香书屋以前，毛主席那些意见已成竹在胸；或许我的那些意见，恰恰促使了毛主席最后决心的形成。不管怎么说，毛主席是在听了我们的6条意见之后发出命令的。这不能不给我造成极大的不安。
从8月23日开始，我常常彻夜难眠，我几乎把全部注意力关注到朝鲜战场上。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希望我们的判断成为事实。因为作为普通参谋，能为统帅提供事关全局的正确意见，内心将是一种极大的快慰，我们没有失职。何况这是普通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的重大决策呢?但是，从内心讲，我又不愿看到我们的判断成为真正的事实。因为如果真的那样，将意味着朝鲜统一化为泡影，更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将会爆发，朝鲜人民将会陷入更深的战争灾难，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受到威胁。所以，我宁可承担一个失职参谋的罪名，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判断成为事实。
然而，不管我内心怎样矛盾，朝鲜战争始终在以它的固有规律发展变化着。
正当我为在菊香书屋给毛主席汇报而时时担忧的时候，就在我们预料的那一天，即1950年9月15日晨5时，对朝鲜人民军最不利的美军仁川登陆开始实施了。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当面的月尾岛(它被看作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节，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3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至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
已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作战。
美军占领仁川后，遂向汉城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南下水原，策应其正面战线上的部队实施反攻。驻汉城的朝鲜人民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美军血战半个月后撤离，为洛东江地域的主力大撤退赢得了时间。当美军打到三八线时，美国政府为稳住中国，曾传话给我国领导人说只打到三八线。当侵占北朝鲜的行动开始前后又传话给中国说，将在距鸭绿江40公里处停止前进。
毛主席从来没有相信过美国的谎言。
当苏联人垂头丧气地对中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的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周总理说：“我们的毛主席会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
据说，这句话传到斯大林那里，他感动得流了泪。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毛主席在周总理面前表扬了我们。
他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的。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还说：“我们的小参谋懂政治，懂战略，不怕死不要钱，不怕苦不怕累，尽打胜仗。通过这件事，对少数犯‘恐美病’的人，是个最有力的教育。”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让我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作战指挥工作，有什么重要情况和意见，可以随时向总理和他报告，不要有什么顾虑。毛主席还提出，军队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谋们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不要有自卑感。作为统帅部的参谋，毛主席的夸奖和鼓励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肩头上的责任更重了。
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朝，毛主席立即作了回应。林彪以到苏联养病为由拒绝任职，关键时刻彭德怀挂帅出征
自从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的那排平房里，参谋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着。
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要我们提供朝鲜战局的进度情况，有时还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他商量。我们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着统帅部的决策，我们倍感肩上担子的分量。
就在美军仁川登陆的第三天，即9月17日，毛主席已预感到形势将会发生大的逆转，他致信东北局的领导人高岗，要东北方面做好出兵准备，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
9月20日，在毛主席的赞同下，周总理以个人名义向金日成建议：采取自力更生、持久作战的方针，在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和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分割的敌人，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
然而，朝鲜形势在日趋恶化中。
毛主席、周总理认为：在出兵援朝问题上对外应该先向敌人发出警告，争取让他知难而退。如果敌人打到三八线时提出和谈，就不应该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对内则请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再议一议，掌握好最后决定出兵的时机，早了不利充分暴露敌人，晚了又对我军事上不利。9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向世界舆论传递信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保卫和平，也从不害怕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周总理的演说震动了全世界。“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那就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扩大侵略战争，中国不能坐视不管。
但是，也就在周总理发表演说的同一天，李承晚军第三师越过了三八线。
10月1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竟向北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金日成便召见中国大使。他说：“麦克阿瑟要我们举手，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与此同时，他向毛主席提出了中国出兵援朝的请求，希望中国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尽快过江作战。
对金日成的请求，毛主席立即作出回应。
10月2日开始，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都到了会。
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先作了个开场白。他说，这是个诸葛亮会，请大家来，谈谈对出兵援朝问题的看法，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有什么困难的问题。
与会者畅所欲言，确实摆了不少不利因素和困难。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让大家放开说，这样做便于吸取群众的智慧，丰富决策的依据。很多同志摆出的意见非常具有建设性，对完善出兵方案和赴朝后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困难，提得非常具体。
但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也确有从一开始就唱低调的，林彪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10月6日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因事未到会)，林彪满脸病态倦容，声音十分低沉地说：“打仗，打仗，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了，10年内战，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啊。现在再去出兵打仗，可是不得人心啊。国家刚解放，国内经济这么个烂摊子，军队的破枪旧炮还没有改装，还有土匪在活动，还出去打，自己顾得过来吗?再说，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打美国的现代化，还有原子弹，我们行吗?我看中央还是要慎重考虑，稳妥行事。”
当时听了林彪的发言，我身上觉得猛地一紧，毛主席已决定出兵，跟林彪是打了招呼的呀，现在不过是就出兵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发表意见，林彪怎么连外地来的代表也不如，公开唱反调呢?几天会上他一直是一副病态，当时我想他或许身体不好，心情不好。因为那几天正传说他想去苏联疗养，不出兵朝鲜，他也不去带兵，也免得让别人说闲话，不是两全其美吗?我正猜度林彪的心思时，周总理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打断了林彪的发言。他严正指出：“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讨论怎么出，怎么理解和落实毛主席的决定!”
周总理一向很尊重林彪，对他热情而有礼貌，但是，面对林彪低沉的调子，周总理实在忍不住了。
听了周总理的批评，林彪病恹恹的面容似乎又增添了几分难堪，他此后不再多讲，但又提了一个出而不战的方针，即兵可出，但不打。显然，这是一个幻想。
相比之下，彭德怀对出兵朝鲜，态度鲜明而坚决。
他是10月4日下午由中央派专机从西安接到北京的。一下飞机，他就赶到颐年堂参加会议，讨论出兵问题，当晚住在北京饭店。
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以为睡沙发床不习惯，享不了那个福，搬到地毯上，还是睡不着，心里老想着美国占领朝鲜后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
第二天，正逢林彪在会上唱反调，彭德怀态度坚决地说：“出兵援朝是完全必要的，无非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重兵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的，我们还是不得安宁。这个兵我看是非出不可。”
彭老总与林彪截然不同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赞许。
当天，会议一直开到很晚。会议结束后，我随周总理步行回西花厅。
北京正是十月金秋，清风送爽的季节。开了一天会，漫步在中南海边，觉得空气是那样清新。周总理一边和我交谈对会上发言的看法，一边舒臂伸腰，活动筋骨。正走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们走来。
是毛主席正在岸边散步。
一见周总理和我，毛主席连忙问：“会议开得怎么样啊?”
周总理说：“多数同志对出兵意见比较统一，只有少数同志有不同意见。”接着，他把林彪的意见逐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听后，毛主席显然有些气愤了，他说：“他有他的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那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毛主席大手一挥，情绪显得有点激动。当听说林彪对美国的原子弹有些顾虑时，毛主席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有些人只看见美国原子弹在广岛大爆炸的厉害，不懂得它在广岛的爆炸毁灭的也是它自己，归根结底不是原子弹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原子弹。我坚信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毛主席充满坚定和自信的湖南方言，使人听了很受鼓舞。
在这更深夜阑的中南海之夜，听着毛主席这激昂的谈论，我心中暗暗揣测，毛主席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就在不久前，毛主席曾向周总理透露过让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的想法，因为志愿军兵力除13兵团的四个军以外还要扩大，9兵团、19兵团、3兵团、20兵团等都准备去参战，指挥工作非一般的将领所能胜任。而且志愿军的主力是原来四野的部队，是林彪的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面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在各战略区指挥员当中林彪年纪又最轻，当时只有44岁，是以能打仗、花样多而著称的名将，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很器重他，说他打仗的特点是又狠又刁。在众人的心目中林彪去当志愿军统帅是很合适的。
然而，后来果真提出要林彪领兵出征时，他却以到苏联养病为借口拒绝任职。
毛主席失望了，只得改派彭德怀挂帅出征。
此刻，令毛主席意外的是，被他寄予厚望的林彪，竟成了党内反对出兵的代表人物。联系全国胜利以后林彪不断滋长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背着手望着满天繁星，沉思良久后说：“个别人的反对无碍大局，历史照样前进，革命照样胜利。我们的彭大将军，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相信他一定能打好这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在颐年堂会议的那些日子，毛主席逐个与政治局委员们谈心，逐个地做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尽管有些同志对出兵有些意见，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亡时刻，作为邻国和社会主义伙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是难过的。”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终于说服了所有的与会者，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出兵朝鲜。
毛主席大笔一挥，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
出兵大策一定，接着便是怎么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
如果公开宣布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那便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等于公开向美国宣战。这无形中便给敌人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怎么做到师出有名，又不为美军扩大战争提供借口，毛主席颇费了一番脑筋，为此还征求了不少民主人士的意见。
刚开始，毛主席几次找周总理商议以什么名义出兵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的意见叫“支援军”比较妥当，支援朝鲜人民嘛，并且作为初步意见基本定了下来。在拟定计划方案时，我们已开始使用“支援军”的字样。
但是，初步意见毕竟是初步的，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他认为，这些老先生阅历广，见识多，有许多经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事情会更加周全。
博采众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毛主席多年的习惯，也是他在党内倡导的传统作风之一。
毛主席指示就出兵名义问题征求意见，请民主人士就“支援军”一事谈看法。开始也有人觉得用“支援”二字很合适，出兵在即，不必再为此费时了。毛主席不同意，他说一定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
这一问，意见还真的来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要求就“支援军”一事见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也很高兴，亲迎他来中南海，并和周总理一起听黄炎培谈意见。
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从1917年便投身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在国内很有影响。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位老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所以很尊敬他，当时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副主席，就国家大事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有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呀!”黄炎培刚一落座，便开始提意见。他望望毛主席，又望望周总理，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那么好打!”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不是名正言顺嘛!”
黄炎培摇着头说：“不，这样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我看还值得考虑。”
“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先生有何高见?”周总理问。
毛主席看看黄炎培，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黄炎培像教书先生一样将手向外一挥说：“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还是国家嘛!那不等于说是我们公开向美国宣战?”
“噢，有道理!”毛主席伸出手从笔筒里拿出一支很粗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两字一划，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人民的，他们不愿看着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七十余岁的黄炎培频频点头，高兴地说：“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有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主席、周总理一起送他上了车。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第一个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应朝鲜政府请求，“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
伴随着毛主席命令的下达，聚集在中国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都换上那种印有许多道线的志愿军军装秘密开往鸭绿江。于是，战争史上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毛主席命令下达的当晚，彭德怀即到了沈阳。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披挂上阵之际，与一些随行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他举起酒杯致词：“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整齐的回答声以浑厚的阳刚之气，震荡屋宇飞出窗外。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朝鲜人民为之欢呼。
苏联首脑为之感动。
美国及其同盟者为之震惊。
斯大林说：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为了整个东方的利益，我们坚决出兵
毛主席关于出兵朝鲜的意见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过，部队立即全面进入战前准备。在大部队尚未进入朝鲜之前，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去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二是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由于连年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国内建设各方面百废待兴，再挑起战争负担，的确有很大困难。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周总理便偕工作人员师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于是周总理又偕同推辞出任志愿军司令而来苏养病的林彪飞往斯大林的休假地。
周总理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对朝鲜局势曾作出这样的估计：他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北朝鲜至多再坚持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不如尽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议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境内。理由是一旦条件成熟，从中国东北入朝比从苏联方便。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是低调的，他已经做了朝鲜失败的准备。可当周总理明确谈了中国的出兵主张后，他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从而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形成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组织朝鲜“流亡政府”。
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周总理立即电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中国出兵的主张决不改变，这不仅是为了朝鲜利益和中国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总理报告的当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尚属新生事物，朝鲜这么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布出兵朝鲜，实际上是代表东方向西方帝国主义表明一种不甘屈服的严正立场。它的国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出兵这个事件本身。而我们不出兵，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占领整个北朝鲜，这不仅给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对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邻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顾及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出兵犹豫不定。
毛主席不仅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出兵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当毛主席把坚定不移的出兵决心电告斯大林后，斯大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比较尊重的，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多次检讨过。比如，周总理提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斯大林说，在物资上，如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尽力提供。在作战时，我们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掩护一下，但只限于在后方，不宜深入。否则如被美军击落俘获，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多提供装备，可以在战争的情况下使中国部分部队得到改装。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抗美援朝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苏方提供部分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提出来的。这在会谈中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只是没有明确下来。因为任务紧急，周总理准备在下次会见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能作出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同斯大林谈及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这笔军火的费用。后来，他去世了，这件事便成为一桩悬案。若干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经济遇到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遗留问题，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的款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开始，毛主席和彭德怀曾考虑，让志愿军四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两个军、6个师、加上两个炮兵师。后来毛主席和彭德怀考虑，为了防止敌人在我渡江时利用空军狂轰滥炸，封锁鸭绿江，造成我后梯队渡江的困难，遂改为志愿军4个军部、12个师、3个炮兵师计26万人一起渡江。当时敌人在朝鲜共有15个师42万人，第一线就有13万余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队少了，就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所以，毛主席、彭德怀关于4个军一起渡江的决定，为初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晚8时20分，我们接到彭总随渡江部队已顺利过江，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的报告时，大家兴奋极了，赶紧将这一喜讯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和我们这些参谋们粗略估算：只要我军顺利渡过江去，胜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后再有十天八天战役展开的时间，胜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敌人这时候还未发现我过江，仍昏头昏脑地向北猛进，那胜利就有了确实的把握。眼下彭总和主力部队既已过江，敌人又未发现，那胜利就有望了。
彭总过江后，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但是，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同一天，毛主席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电告彭总，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
几乎是在同时，彭总在听完金日成的介绍之后，也致电毛主席，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他说，目前人民军抗击美伪北犯很困难，敌人在未发现我军行动前仍在北犯冒进，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极有可能的。
领袖和将军在战略思想上如此一致，这是胜利的重要基础。等到敌机于10月25日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全部部署完毕。第一次战役下来，敌人便被赶到清川江以南，我军旗开得胜，取得了歼敌1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敌人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最终成了梦想。第二次战役下来，平壤解放，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敌人被歼3600人，又是一个大胜利。仅仅两个月，中朝军队便彻底地粉碎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灭亡朝鲜的狂妄计划，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二次战役开始，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四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进攻。
12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下达了紧急战备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美国人，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
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一一送毛主席。老实说，我们这些参谋们的心里不免都有几分紧张，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说不定真的会将更大规模的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时，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祖国将重新遭到践踏，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
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些情报材料，不仅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毛主席将那些情报材料随手一掷，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的把戏了。美国这个靠世界大战拣洋落儿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全是些一触即跳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总理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他的伙伴不会那样死心塌地合作。”
果然不出毛主席、周总理所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吓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伙。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在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杜鲁门没办法，只好马上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更不敢采用。相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美伪军赶过三八线以后，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一切职务，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闹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二次战役期间，那是我军举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狂轰滥炸。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了，彭总由副司令员洪学智强拉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当司令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后，周总理向刘少奇报告并迅速采取措施——即暂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因当时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二次战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欢毛岸英，总理和中央怕这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影响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军也过了三八线，周总理才向毛主席写了正式报告。同时，周总理亲自用军委名义致电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务必注意防空，特别是要保证彭总的安全，责成志愿军党委规定防空纪律，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周总理对我们说：“彭总脾气犟，别人劝他防空，他可以不听，但他党性强，只要一说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他就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果然，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从此便有了保障。
第三件事，是我们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怎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愚蠢之极。麦克阿瑟除了前边提到的那些错误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64年麦克阿瑟死前写的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真是贻笑大方。
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
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
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报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
毛主席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异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耶夫调离了朝鲜。
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作儿戏呢!”
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
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他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温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
毛主席的对策仍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雷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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