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27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策。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的敌人共六十余万，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子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拚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惟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已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与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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