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1902年5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10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1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35，页6.
②《大公报》，1907年8月8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1907年2月6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1908年4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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