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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1897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1863-1908),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1885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1906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1853-1912),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1881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1880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1888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1895年12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1864-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1895年12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1896年4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1896年1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1]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1890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1895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2]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河北正定人。1888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1894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1896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3]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1862-1834),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1900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4]

  段芝贵(1868-1925),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1879-1918)、李纯(1867-1920)、田中玉(1869-1935)、杨善德(1873-1919)、王占元(1861-1934)、鲍贵卿(1867-1934)、田文烈(1858-1924)、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1838-1921),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5]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1863年至1870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1867-1917)、王怀庆、言敦源(1869-1932)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1895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6]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7]1908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4,页4.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2,页21.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4,页14.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1]《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1668号。

  [2]同⑨,页15.

  [3]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4]《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2,页44.

  [6]吴生:《北江先生集》,卷9.页32.

  [7]《阮忠枢讣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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