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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

  百日维新的经历,对于袁世凯来说,就如同一场惊险无比的走钢丝一样,尽管走得心惊胆战,但还是凭借着过人的冷静和狡猾平安着落。这样的艰险,直到很多年后,袁世凯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也算是上天对于他的垂怜吧——或许,还想留给袁世凯一点时间,让他继续完成一些事业,毕竟,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一切都是开了个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义和团事件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滋生涌动——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与西方的角力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时,人们开始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国农村,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机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中国人多年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被点燃,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一股带有仇恨的强大力量终于迸发了。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情绪、经济困窘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没有约束和控制。当这种情绪以一种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轰轰烈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误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之后北方捻军的兴起同样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跟迷信与残酷纠缠在一起。它的兴起,根源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困惑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这些客观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产生了诸多非理性的认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承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乱神”也占有相当的成分。中国历史上无数循环往复的暴力,证明了这一点。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明朝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广大的百姓来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与四书五经一样深远,它们根深蒂固地影响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民族的性格和行为。

  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当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的走向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种暴力和“怪力乱神”相结合的东西便会在社会的底层自然而然地显灵了。它们或以单纯的暴力方式表现,或以怪力乱神的方式显形,或者两者糅杂在一起,难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乱神中,人们找到了安慰,不满情绪得到了宣泄,然后坠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境地中。这样的变形,从根本上说,既是缺乏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群众运动所无法控制的结果。

  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他们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诸多的生灵和保护者:他们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萨,相信关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术,相信鬼神附体,相信刀枪不入,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子弹无法穿透……因为有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那些从不懂得现代化,不懂得科学精神,也不懂得现代战争的农民,就这样模糊了戏剧和生活的区别——在此情景下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

  义和团的发源,应该是从1897年开始的。在山东曹州,也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于当地百姓与教民的冲突,引发了暴动。一批自称为义和拳的百姓,杀死两名德国神甫,砸毁了教堂。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自此之后,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势。当时的山东按察使毓贤在捕杀了早期义和拳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后,因为兵力不足,无奈之下采取了安抚和招安政策,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民团”组织。1899年秋天毓贤升任巡抚之后,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愈发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个州县,各地烧杀教堂的事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担忧山东政局进一步混乱,以防范德军的理由,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山东。袁世凯带兵进驻山东之后,面对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保持冷静和克制。袁世凯向朝廷建言,以四点对策保持山东的稳定:一是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教案迭出,究其原由,是地方官未能公正办事,有的敌视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发生教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抓足证据,把情况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据理驳斥,按照有关条例,请上司照会有关国家的领事、公使,并转照总理衙门进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县能做到办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会得到安抚。二是讲求约章。袁世凯认为内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种条约,遇事无所依据,给办事和外交带来诸多不便。袁世凯请求总理衙门选派明晰练达的官员,将各国条约公法及有关文件,多加刊印,分发给各州县地方官员及候补人员,加强对他们的培养,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法规。三是分驻巡兵。袁世凯认为,德兵由海上登陆时,一遇到中国方面的拦阻,即起纠纷。应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士兵,分驻在胶州各县及胶济铁路经过处,往来巡查,并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驻扎精兵以应援,这样,德国人见我军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能借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寻衅。四是派员驻胶州。袁世凯认为,应与德方交涉,派兵驻扎在胶州地区,遇事既可以会商,又能随时刺探德兵的意向动静。

  袁世凯的这四点看法,对山东当时面临的外交难题,可以说既有针对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干脆将山东巡抚毓贤调往京城,让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一职。

  袁世凯毕竟见多识广,他既有在朝鲜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对于西方的了解始终处于前沿状态;同时,也富有草根经验——自小的耳濡目染,使袁世凯对那些“怪力乱神”的把戏并不陌生。袁世凯当然知道这样的群众运动一旦兴起,结局将不可控制。1900年1月,袁世凯上了一个奏折,表达了自己对于义和团的看法,中心意思有两层,一是认为义和团盲目排外,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也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奏折列举了山东各地发生教案的情况以及相关损失数据。二是认为义和团系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绝不可用来对付洋人,如果控制不好,反被洋人作为侵略借口,大局将不堪设想。在奏折中,袁世凯陈述了已经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种:治本就是调和民教,颁示约章,整顿吏治,让人们清楚,教民虽入了西教,但仍是中国百姓,要守中国之法;同时照会洋教士,谨守教规,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至于治标,就是以武力和劝导结合,取缔义和团,恢复地方秩序。

  有一个故事,似乎能说明袁世凯处理义和团事务的不动声色——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一些义和团的首领尚不清楚袁世凯的态度,他们相约去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像前任巡抚毓贤一样,对义和拳积极支持。坐定之后,义和团首领们照例吹嘘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袁世凯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不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吃饭时间,袁世凯盛邀首领们一道进餐。餐桌上,首领再次吹嘘自己的法术。袁世凯提议让义和团当场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义和团首领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袁世凯让那些说大话的义和团首领站成一列,又叫来军中最好的神枪手——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吹牛的义和团首领哪里挡得住枪子的穿透力呢!这种不动声色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凯风格。很快,在全省范围内,袁世凯命令广贴告示,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严禁设坛习拳,“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

  任山东巡抚时的袁世凯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也遭遇到诸多“教案事件”。因为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袁世凯的处理显得干练多了——有一次,山东平阴县教堂英国牧师在由泰安府回平阴县的途中,突然失踪。消息传至袁世凯这里,袁世凯一方面急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使节,表示会尽快妥善处理好此案;一方面调集有关人员,悬赏通缉案犯。很快,案犯被抓获,这是一桩抢劫行凶案。袁世凯很快在济南公开审理此案,并特意邀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旁听。由于证据确凿,审理公开,判决公正,英方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轰动一时的肥城教案,就这样顺利终结,结案之快,赔偿之少,都是历次教案中少有的。

  在外事矛盾与纠纷中,袁世凯也不算一味地倾向洋人。1900年1月至3月,高密县数百民众聚集,武力抗拒德国人建设的胶济铁路从境内通过。德国人调集海军陆战队三百多人进驻,扬言要以武力护路。双方各不相让,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火速调集大批军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调查,袁世凯认为当地的民众虽然愚昧无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对于征用田地赔偿不够。于是,袁世凯亲自拟定了有关条件,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由于袁世凯据理力争,德方作了让步。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对德国人筑路用地、路矿公司设局、雇工、火车运载货物、征收厘税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袁世凯在山东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当然,由于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大肆围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满。为了杀鸡儆猴,朝廷一帮人找了一个理由,将同时在山东做官的袁世凯的胞兄袁世敦革职回籍。压力之下,袁世凯仍冒着风险,上了一封《遵旨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再次阐述自己对义和团的认识,提醒朝廷不要受骗上当。袁世凯声称:经过调查,义和团实际上就是离卦教中所称的义和门,与当年抗清的白莲教同出一源。只有拳会之名,并无拳会之实。嘉庆年间,已奉旨严禁。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还聚众闹事,掠害平民,骚扰地方,危害很大。义和团也没有什么本领,屡战屡败,怎么可能用来抵御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呢?袁世凯强调,自古以来,绝无利用旁门左道邪教来抵御外敌的,也没有把这些抢劫拒捕之人当做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图倚重义和团,实属不可行。

  由于袁世凯坚持不放弃对义和团的强有力打击,到了1900年,山东境内已无义和团的踪迹。义和团越境到了直隶境内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带地区,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与袁世凯约好,对义和团南北夹击,但此时朝廷对于义和团的纵容态度,让他不再敢轻举妄动。于是,义和拳设坛焚香,毁铁路、折电线、烧教堂、杀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这时候,对于义和团到底采取什么办法,清廷还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义和团的口号转变也是清国统治者看法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由最初与清廷的不共戴天,变成拥护清廷驱除洋人了。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股民间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的时候,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北方的广大地区越发处于无政府状况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对于义和团的判断缺失,明显地是缺乏常识所造成的。当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东方古国,义和团民以及清国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无论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宦们,还是没权无势的百姓,既缺乏基础的科学常识,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们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满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谋深算,又自作聪明。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这种怪力乱神,相信那些带有神功的义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们可以刀枪不入,相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洋人。以当时清廷自作聪明的想法,先纵容民间义和团力量打击洋人,给洋人施压,然后,再跟洋人谈条件。在官方的纵容之下,这股自发的农民运动变得有恃无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趋势。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为一片火海。

  时间到了1900年6月,义和团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缠红、黑、黄等各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脚,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北京的城门被莫名其妙地打开,十多万义和团民涌进了城中。他们满街逡巡,搜捕和杀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杀无赦;三毛子以下的,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之人……义和团证实一个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简单——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祭坛前,然后点燃一张写着上呈给义和团保护神的话语的纸条,根据纸灰的上升还是下落,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罪该杀。义和团扬言要拿获“一龙二虎”来祭天,以偿背祖叛国之罪——“龙”便是主张变法的光绪,“二虎”则是庆亲王奕和李鸿章。甚至有一度,几十个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想杀死光绪,最后被慈禧阻止……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战争也变得不可避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个时候,由于李鸿章远在广东,朝中无人与外国公使接触斡旋,朝廷数次征调李鸿章北上处理事务,李鸿章拒不应诏。慈禧太后方寸大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军官恩海枪杀。在京的义和团又组织起来,围攻各国使馆。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头孤独的母狼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诏对十一国宣战。

  清廷孤注一掷宣战之时,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员们,知道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合在一起,力求“东南互保”,以宣战的诏书为“矫诏”、“假上谕”为托词,拒绝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诏令。此时身在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在看法和立场上与李鸿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与朝廷相悖,只是把山东境内的外国人送至烟台避乱,使山东免遭列强蹂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慈禧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赴京增援,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左右为难,不派兵,开罪于慈禧,后果不堪设想;派兵的话,明显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无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摆出出兵的架势,对战事的格局持观望态度。战争期间,华北交通、电讯中断,袁世凯主动承担了通讯中转的职责,东南各省督抚、驻外各使节的奏折、函电等,都是先发至济南,然后由袁世凯发电代奏;朝廷的上谕、电令也是经袁世凯,转发至各地督抚、各驻外使节。纷乱的事务之中,袁世凯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比如说密电荣禄,建言设法妥善保护各国使馆,不让各使馆受更大的损失;在万不得已之时,要派遣军队护送各国公使安全离京,避免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接下来的事情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了:尽管义和团士气高涨,驻守在津京地区的清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装的联军面前,只得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京城,十多万义和拳民不知所踪。8月14日,也就是慈禧宣战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梳着巴巴头,像一个农村老太一样,携着光绪皇帝扮成难民模样,混在人群之中,由德胜门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歇下脚,这个村镇距京城仅七十里。村镇里的百姓谁也没认出大车里的人是皇室成员,也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看似农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监李莲英捧着碎银子到处求购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论生熟,一收而尽。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手下的。就这样,慈禧一行,如丧家犬一样一路逃到了太原。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不久,机敏的袁世凯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动向。当慈禧9月10日到达太原时,袁世凯特意派人给慈禧送来了二十五万两白银。这一笔巨款对于大难之中的慈禧来说,无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凯之前的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陈醋一样。此后,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来了很多钱物。袁世凯的这一番情感投资,无疑已打动了慈禧。

  经过清国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全力抗争,清国和八国联军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有4.5亿两,“人均一两,以示警告”,加上4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了9.8亿两,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单项赔款,总数超过10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

  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谈判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去世,朝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岁的袁世凯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凯的升迁,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是因李鸿章在临死之前推荐了袁世凯,传言最广的,是李鸿章举荐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真查询起来,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出处。李鸿章去世之时,正是中俄谈判最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条约》谈判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后来周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李鸿章去世时,自己由于极度悲伤,已不能亲自拟稿向朝廷报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笔的。也就是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别人记下后,报告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鸿章话语一事。实际上李鸿章一病不起时,慈禧已对李氏的病情有预感,对接任之人也有考虑。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时,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电禀很简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电文只字未提李鸿章对袁世凯的保荐。慈禧太后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即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袁世凯的升迁,与其说是李鸿章推荐,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袁世凯之所以顺理成章地接替李鸿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干以及感情投资深得慈禧信任之外,还在于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军队的再一次溃不成军,自己如丧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过花甲的慈禧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由于决策错误,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于西逃途中的宣化鸡鸣驿,公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负罪实甚”,表示要“涤虑洗心”,重新变法图强。1900年12月1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当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诏,承诺对清廷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两个月后,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改弦更法诏,表示“母子一心”实行变法,要求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在两个月之内提出改革方案,以备朝廷参考实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张,让大臣们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慈禧急了,下诏成立新政督办政务处,将各要臣全部纳入,这当中有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并且对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实行督察。

  由于慈禧太后的新政颁布在辛丑年的纷乱之中,时局不明,颁布的地点又是偏于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这一系列改革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只有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觉察到这当中的变化,接到诏书的第四天,袁世凯即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了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条革新方案,内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全面启动山东省的各项新政。当然,作为袁世凯本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为一个开明的地方官,袁世凯早就想对境内的一些事务进行改革了,现在,朝廷有明确的旨意,正可以因势利导。很快,山东的各项新政都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山东境内的教育改革,动静很大——1901年9月,清政府命将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的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并多设蒙养成学堂。号令颁布一个月后,袁世凯即在山东省城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章程大体涵盖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袁世凯还高薪聘任了美国人赫士担当总教习。袁世凯的这一番举动自然得到朝廷的赏识,清廷发布上谕,命各省仿照袁世凯所定山东学堂章程,立即举办学校,不得延误,袁世凯因此也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

  袁世凯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前后的表现,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不仅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评,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官僚,他用他的行动表明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而且,在西方人看来,袁世凯也是比较好沟通的一个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又知道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实状况。总之,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自知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则是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于是,西方列强也有意无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才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选。正因为慈禧的赏识,以及西方列强的推崇,袁世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总督。

  刘体智的《异辞录》一书中,有一则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自代的记述颇值得玩味。刘体智是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深晓李鸿章幕中机密,其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接近倒袁。刘说:李鸿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劝他保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任人选。李鸿章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李鸿章说的就是袁世凯。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选,干吗要多此一举呢?李鸿章知道,无论是才干还是性格,袁世凯是最像他的一个。李鸿章也明白,自己未竟的事业,肯定会在袁世凯手中完成。

  袁世凯也深晓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沿脉关系——无论李鸿章有无举袁自代的荐折,袁世凯都不否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下,袁世凯还坦然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李氏衣钵的继承人。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的挽联就这样写道: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是用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鸿章是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下联用的是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的典故,以“萧规曹随”来比喻自己是李鸿章的追随者。

  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后,袁世凯又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仍说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的故事自喻。虽然挽联与祭文一样多半是谀墓之词,但从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李鸿章的追慕和尊敬。无论从派系上,还是革新变法的实际举动上来说,袁世凯都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正宗继承者。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追随着李鸿章的脚印,登堂入室正式进入清廷的权力中心。这一年,袁世凯只有四十三岁。

  一个人,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他总是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来说,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前仆后继,就像是链条中的一环又一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得那样紧密,就如同一个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样。

  一个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时代中,也生活在历史的延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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