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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督办和局

  咸丰仓皇出逃之时,京城危急。城外,英法联军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守城之兵无钱无粮,不足抗敌。奕訢在仓促之中接手,万事不备,形势十分严峻。

  奕訢迅速理清思路,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就在他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即照会额尔金和葛罗,告知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奉旨撤去钦差大臣”,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局”,希望能“暂息干戈,以敦和好”。同时,他派人整顿城内秩序,安定民心,并挑灯疾书,草拟文书,严令各地勤王之师赴京守城。当他拟完最后一封文书,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向窗外望去,窗上已泛起一层光亮,天将亮了。

  新的一天是随着一份圣谕一起来临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奕訢打开圣谕,一行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和硕恭亲王奕及其留京诸臣:此次北巡,事出有因,行事仓促,朕未能与尔等细商守城之事宜,今特发明谕,着令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着令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守外城。奕驻圆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必亲见夷使,也不必进住城中,以免不测。

  看罢,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想自己为大清朝分忧解难,殚精竭虑,皇上还是对自己充满了猜疑与顾忌,既没有被授予节制守城文武大臣之权,又不允许进住城中,就是与夷人和议,也由恒祺等人去办理,自己与前几任钦差大臣并无区别,仅是一议和大臣而已。

  奕訢很快收到额尔金和葛罗的复照,复照要求先放战俘,声称在被俘人员安全返回之前,决不能“停止干戈”,“再议和好”。25日,又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等人认为,外国侵略者“狡猾成性,动施伎俩,即使放回巴酋等,未必几能罢兵”。而且巴夏礼等既被拘执,怀恨必深,如果放其回去,必然怂恿英法联军攻城,决不能轻易释放。奕訢的这一主张深得咸丰帝的赞同,认为所办“甚是”,并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只有相机而行”。于是,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复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初出茅庐的奕訢想得太简单了;敌强我弱,对方会就此接受撤军的要求吗?果然,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毫无进展。

  额尔金在巴夏礼等人被俘一事上大做文章,似乎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经张家湾、八里桥两次激战之后,英法联军的军火消耗殆尽,无力骤然攻城。但自从大沽沦陷后就倾向主和的僧格林沁,此时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见英法联军“数日不动”,便以为其“另有诡谋”,请求咸丰帝命奕訢对巴夏礼“加以恩礼,妥为看待”,并一再陈述所带马步官兵屡次战败,士气不振,人心涣散。因而建议赶紧议和。八月二十日(10月4日),他竟别出心裁地派出一批商人“备牛羊千头前往夷军犒师请和”,遭到英法联军的侮辱和拒绝。他们夺走食物,却声称:“此国中大事,非尔商人所得闻也,必欲以和议请,须恭王自来。”于是恒祺再请释放巴夏礼。奕訢在这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第二日,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次日凌晨,进犯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所带各队,望风而逃,不战而溃。奕訢等人从圆明园仓皇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迁往卢沟桥。英法强盗闯入圆明园中大肆劫掠,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开始了。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也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之一,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罕见的宏伟壮观的宫苑。这座大型的皇家园林,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堪称中国园林建筑最光辉的杰作,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享有盛名。园内陈设极为丰富华丽,不仅收藏有国内外极为珍贵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历代图书字画、鼎彝礼器和清代文书档案。它不仅是一处汇萃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而且还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关于这次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形,《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毁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位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后,英法侵略者还不满足,为了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也为了消灭他们劫掠的罪证,竟然四处放火,顿时,火光冲天,仿佛一张幔子,笼罩着整个天空,烟雾随着大风蔓延到附近的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筑。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经营了两百多年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竟然化为一片废墟。

  残酷野蛮至此,天人为之共怒!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毁,悲愤交加,热泪不止。而奕訢,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亲眼看见列祖列宗苦心经营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付之一炬,心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和痛恨;而作为留守北京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能力阻挡英法强盗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英法强盗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一封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侵略者劫掠了圆明园之后,奕訢见事已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咸丰帝却在答复中要求奕訢于万难之中,设法极力挽回,以冀维持大局。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约见恒祺,要求于二十四日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开炮攻城,同时在德胜门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庆惠、恒祺、义道等人惊恐万分,按咸丰帝谕旨的权限,未与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得寸进尺,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来照,声称二十九日(13日)午时将派兵把守安定门,届时如“不照所议,更有阻挠,立将京城攻开”。对此,奕訢满腔愤怒:刚把人质放还,又要占据城门,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但此时兵临城下,只得妥协,他提议待双方议定开城章程后再开城门。但义道等人掌守城之权,怵于夷人恫吓,未经奕訢同意,于二十九日(13日)准时打开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咸丰帝是否在安排留京大员时作了特殊的人员安排,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团结一致对敌,我们无从得知,但当咸丰帝得知义道准备开城时,也确实认为“开门揖盗,害不胜言”,立即传旨要求“激励人心,坚守以待”。然而这道迟到的谕旨传到北京的时候,英法联军早已入城,安定门布满了英法联军的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皇城坚厚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奕訢对义道开门揖盗的行为,非常愤怒,斥责他们是“被夷人虚声恫吓,为一身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但事已至此,只能无条件议和了。于是他颇为伤感地向咸丰帝奏道:“此时藩篱已破,设有决裂,既无以为却敌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挟,臣等更何以自处?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惟抚议尚无就绪,而腥膻已满都城,睹园庭之被毁,修葺为难,念行在之苦寒,迎銮莫遂,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

  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也一同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速定和议。咸丰无可奈何,料想若与英法侵略者僵持下去,势必荼毒生灵,遂命奕訢迅速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条约互换,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驻京章程”。咸丰十年九月初三(10月17日),奕訢回驻广宁门外天宁寺,次日照会英法公使,表示同意京城换约,要求指定换约日期。九月初三(10月17日),英法公使分别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英使额尔金在照会中,索赔“恤金”三十万两,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法使葛罗在照会中除索取“恤金”二十万两外,又要求清政府退还历次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的财产,同时规定上述要求限于23日答复。两国照会在最后都一致威胁说,如不一一满足上述条件,将立即攻占皇宫,并断绝漕粮,截取关税,直至进攻全国。10月22日,英法公使收到奕訢的复照之后,又提出无理要求,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出国;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奕訢已无法据理驳斥,自英法军队入城来,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致使夷人气焰嚣张,难保不又生事端,所以一概允准。

  22日,奕訢入住城内法华寺。24日(九月十日),礼部大堂彩灯辉煌,陈设华美,下午二时,英国公使巴夏礼乘马车率兵百人至礼部大堂外,由恒祺带见恭亲王,去帽为礼,四时,额尔金乘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姗姗来迟,鼓乐前导,带马步兵约千人,均持器械,自东四牌楼至礼部,络绎不绝。恭亲王奕訢走向前去迎接,这位英国大使竟佯装没有看见,径直走到签约大厅,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接着又一句话也没有对这位亲王讲,就自顾自地坐到为他准备的位子上。额尔金的傲慢无理,严重刺伤了奕訢的自尊心,但他只能强忍怒火。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随即所有的洋人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这时,堂下走出一位英国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场景。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惟有奕訢阴沉着脸,两眼放出仇恨的光芒。这一次奇耻大辱,给年轻亲王的心灵以极大的刺伤,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也对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奕訢多次发出“庚申之衅,创巨痛深”的慨叹,大力倡导“自强”运动,大概也受此影响。

  就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气氛当中,双方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当时,北京城上空,英法强盗焚烧圆明园的浓浓黑烟仍然未绝……第二日,仍在礼部大堂设宴,以同样的方式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第一,《天津条约》继续有效;第二,增开天津为商埠;第三,中国对“大沽事件”表示“谢罪”;第四,改赔款数额为800万两(《天津条约》规定为400万两);第五,英国公使驻京;第六,中国割让九龙司半岛南部给英国。《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条,内容与《中英北京条约》大致相同,另外增加了“中国归还天主教产,准许法国天主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房屋”一项。

  《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无疑也使饱受外侮的中国人民的原本深重的苦难又雪上加霜。

  条约签订后,恒祺等人经与巴夏礼“面商酌定”,代拟一道谕旨,称“所有英法两国条约,现经互换,均已允准,即着行知各该省查照办理”,由奕訢、文祥奏请确认。咸丰帝据此另行颁发一道上谕,令“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但却未提“允准”二字。此项上谕送达北京前,英法侵略者又进而另拟一道上谕,强调“无不允准”,“永远遵行”,要求清政府照发。奕訢恐再生枝节,根据英法侵略者的旨意,将咸丰帝从热河发来的上谕“前后字句,恭加润饰”,随即向英法侵略者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咸丰帝闻奏,亦无异议。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清政府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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