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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春秋未年的政治形势

  孙武所处的春秋未年,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要弄清这些矛盾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西周初年说起。

  (一)

  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社会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殷奴隶制王朝,即着手对土地制度和国家政体进行变革。《意林·大公金匮》记姜太公对武王建议道:"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逸周书·大聚解》又载周公主张对殷民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国语·周语中》阐述"周制"的规定说:"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即不要剥夺农民耕种私田的时间,不要糟蹋农民的私有经济。大量的史书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都分得了一定的私田,同时又要到公田上去进行劳作。统治者对农民采用的是力役地租的剥削。在当时的社会中,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①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藩屏,卫护王室,周天子又分封许多亲戚。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周大夫富辰阐述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之昭也;、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风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在诸侯国内,又分封一些采邑给卿大夫。这样,在周天子之下就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历史证明,殷代虽也有"侯卫",但大多是些被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异姓;而周初的分封,则多是由周天子统一派遣的同姓。因此,西周建立的是和商殷完全不同的领主制封建国家。这种领主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曾经是秩序井然,大有起色的。据史籍记载,在周公东征、"兴正礼乐"之后,"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古本竹书纪年》)当时的农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获之,积之栗栗;其崇如塘,其比如栉"(《诗·周颂·良耜》);"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抵如京"(《诗·小雅·甫田》):到处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分封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到西周晚期的"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史记·奏本纪》)由于王室势力的衰微和对诸侯政策的不当,天子逐渐失去往日的威严,诸侯的叛逆行为开始出现。自平王东迁以后,王畿的土地大为缩小,军事力量相应削弱,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诸侯的朝贡几乎废绝。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年),桓王亲自率领主室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卒大败",郑师还"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桓王差点丢了性命。自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殆尽,西周以来建立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封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详见杨善群《周代土地制度的转化和中国封建社 会的开端》一文,载《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年版。

  (二)

  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经过不断的削灭和兼并,到春秋时代,尚有140 多个。在众多的诸侯国中,以中原的晋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以及后起的在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兼井的土地较多,疆域广阔,实力雄厚,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处于晋、齐、楚三国中间的鲁、宋、郑、卫等国,兼并的土地较少,实力不如前面的六个大国,是为二等国。其他星罗棋布分散于各处的陈、蔡、曹、邾、随、邓、许、申等国,疆域狭小,实力更差,只能是三等国。地处东北方的燕国(时称北燕),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强大,逐渐参与中原国家的纷争。

  当时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谁要篡夺天子之位取而代之,还是要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而是很难得逞的。于是,一些大国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表面上尊重周天子,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今天下"(《战国策·秦一》引张仪语)。这就是春秋时代的所谓"霸主"。

  由于霸主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征调军队和收取贡赋,享受过去天于所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大国君主都想充当,因而在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按照一般的说法,春秋时代先后出现过五位霸主。《孟于·告子》、《商君书·更法》中,都有关于春秋"五霸"的议论。但这"五霸"究竟指谁,历来有很多分歧。战国初年的墨翟指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墨子·所染》)。战国末期的荀况又称:上述五君,"信立而霸"(《荀子·王霸》)。"五霸"实指的这一说,出现的时代较早,也较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曾一度主持过会盟、征伐,但很快就为楚所败;秦穆公曾并国开地,"遂霸西戎",但他"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吴夫差一度兵威很盛,在黄池会上与晋争先,但就在这时被越勾践抄了后路,攻入吴都,自此国势一蹶不振。上述数人,都难于列入春秋时的五霸之中。大国争霸时,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使"百姓富",而"民不苟","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国语·齐语》)。晋文公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举善援能,官方定物",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楚庄上任用孙叔敖为令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大兴水利,"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淮南子·人间训》)。僻在东南的吴阖闾任用伍子胥为将相,"修法制,下贤良"(《吕氏春秋·首时》),"实仓廪,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勾践也任用文种、范蠡等谋臣,"垦草创邑,辟地殖谷"(《战国策·秦三》),使"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国语·吴语》)。显然,大国争霸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治的修明和历史的进步。

  (三)

  诸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除了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夺取霸权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以外,诸侯国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诸侯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卿大夫,不仅采邑的土地和管辖的人民世袭的,得到的租税归己所有,而且可以自行收取军赋,建筑防御城墙,组织私属的军队。这样,每个卿大夫的采邑就犹如一个独立的小国。由于贪欲的驱使,卿大夫们采用兼并他人、借功邀赏、施舍小惠以争取民众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吸引民众的来归。于是,在各国的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领地和民众的斗争。《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齐崔抒杀高厚干洒蓝而兼其室";郑子展、子西"杀子孔而分其室"。这里的"室",即指包括土地、依附农民在内的家族财富。《国语·晋语八》记,晋国的范氏曾两次居功邀赏,占据了随、范、郇、栎等邑,还要"与和大夫争田"。鲁国的"三桓"(季氏、孟氏、叔孙氏)曾"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年》),即瓜分国君所辖郊乡的土地、国人和军赋,并把昭公逐出鲁国。齐国的景公与田氏争夺民众,晏婴指出:"公厚敛焉,陈氏(即田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他又向景公献计道:"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但景公终未能实行。田氏以大量贷出、小量收进的"厚施"办法,使民众都来投奔到其领地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其次是诸侯国内领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由于领主的贪婪剥削,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如鲁国在春秋后期"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执政者"季康子患盗"(《论语·颜渊》)。当三桓攻击鲁昭公的居地郓时,"郓溃"(《春秋·昭公二十九年》)。杜注云:"民逃其上日溃,溃散叛公。"可见鲁国人民对昭公的怨恨。晋国在春秋后期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平公为营造宫室,奢侈腐化,大肆征发劳役,使"庶民罢敝,道相望","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一些得势的卿大夫,如曾"铸刑鼎"的中行寅,也搜刮民财制造"船车"之类,因"赋敛厚"而"民谤诅"(《论衡·解除篇》)。齐国人民对齐景公的贪婪剥削、残酷用刑亦恨之人骨。晏婴议论当时的情况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左传·昭公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 年),陈国筑城的役夫,因不堪忍受庆氏的**暴虐而举行起义,杀死了庆氏的大贵族庆虎、庆寅。郑国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在野外聚众行事。史称"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局势更是紧张:"民之赢馁,日己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国语·楚语下》)至吴国攻人楚都,楚昭上逃人云梦泽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和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

  再次是文化较高的华夏族各国与文化较低的蛮夷戎狄各国族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少数族一般居住在周边地区:居于南方的称为南蛮,在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包括荆蛮、百濮、百越等;居于东方的称为东夷,在今淮河流域和山东境内,包括淮夷、莱夷等;居于西方的称为西戎,在今陕西、甘肃和山西南部,包括骊戎、犬戎、茅戎等;居于北方的称为北狄,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包括赤狄、白狄等。也有的少数族已经移居中原,如在今河南中部,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由于少数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处于以游牧为主的阶段,因而极富于掠夺性,构成了对华夏族各国的严重威胁。有人评论当时的形势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华夏族各国对于少数族的侵扰,则互相救助,奋力反击,并进而驱逐、吞灭之。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一些大国霸主打起"尊王"旗帜的同时,又提出了"攘夷"的口号。齐桓公在位期间,曾北伐山戎以救燕,西逐北狄以救邢、卫;又联合秦、晋等国,击退扬距、泉皋、伊洛之戎对周室京师的进犯。有时,华夏诸国为了避免激烈的冲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便对少数族采取和亲政策。如晋国的魏绎曾经提出:"和戎有五利。"(《左传·襄公四年》)晋国行此策数年,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春秋末期,齐、晋、秦、楚、吴、越、燕诸国,都击退、吞灭、融合了周围的大部分蛮夷戎狄国族,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春秋未年是领主制封建社会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西周"礼乐征伐自大子出"的宗法等级秩序稳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代替。虽然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各国的政治有所整饬,生产有所发展,但是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在国外,要与其他诸侯国为争夺领土、人民、赋税、财富而斗争,又要抵御蛮夷戎狄部族的侵犯与骚扰;在国内,有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领地、人民、赋税、财富的斗争,又有人民反抗领主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的斗争。如何解决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权威和制度,回到有秩序的稳定状态,历史在前进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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