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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求学之路

  ●初见世面

  孙眉娶亲结婚,自是孙家的一件大喜事。婚事操办得风光体面,热闹非凡。这在孙中山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婚事之后,孙眉过了一段舒适恬静的生活。然后,便着手办理招募华工的公务。

  原来,经营有方的孙眉,在此次回乡之时,得到了檀香山政府的特别准许,准许他多招华工赴檀,进一步发展岛上的垦殖畜牧业。

  孙眉乐于担当这一角色,他四处奔跑,不断地向人们介绍檀香山的美丽与富饶,不断地向人们鼓劲:去檀做工,一定能多挣钱并逐渐富裕起来。孙眉的介绍和鼓动很有魅力。他不仅细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岛风光,而且展示出挣钱的巨大潜力和致富的广阔道路,引得村邻中的小伙子,一个个跃跃欲试,就连孙中山,也被他大哥的介绍与描绘所吸引,不禁心神向往。

  其实,最好的样板还是孙眉本人。这个孙家的穷小子,如今的阔侨商,他的经历,他的致富道路,便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告。他形象地昭示:明天的你和他,也会像我那样发达起来。

  于是,陆陆续续有一百多人报名,愿随孙眉前往檀香山。

  到了9月,孙眉回乡不知不觉已呆了三个月。他十分放心不下檀香山的生意,心想,是到了该回檀的时候了。

  一听说大哥要走,对海外钦羡已久的孙中山,便提出要与大哥一起走。

  孙眉倒没什么意见,非常乐意带上这个机灵活泼的阿弟,可是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制止。

  两位老人,对出外谋生,总还心存疑虑和莫名的恐惧。虽然儿子孙眉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但是,他们阿弟的惨死,尸骨无归的后果,都给了他们痛悔莫及的打击,给了他们铭刻在心、终生难忘的痛苦,尤其是当他们一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在得知失去儿子后的那种悲恸欲绝的表情时,心里就不寒而栗。何况,两个儿子已经出去一个,另一个就该留在身边,要为孙家留条根苗。

  可是,小小年纪的孙中山,怎能体会得到父母的这种感情与担心。他依然吵着、嚷着,就是要跟大哥走。然而,父母像是铁了心,任凭孙中山如何吵嚷、恳求,就是一百个不答应。最后,还是孙眉安慰弟弟道:“你现在太小了点,等长大些,我一定带你出去。”

  孙中山无可奈何,嘴上虽不再说什么,心里却是难受极了,失望极了。

  不久,孙眉告别父母,领着招募的华工,匆匆走了。

  孙中山的心也跟着大哥飞走了。很有一阵子,他觉得做什么都无心无绪,提不起精神,课前饭后,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家门口,久久地望着大海的方向发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一天,孙中山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客人,原来是大哥在檀香山的同事郑强。他这次受大哥委派,一来招募第二批华工,二来特请孙达成夫妇携阿弟一同前往檀香山生活。

  孙中山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就催着父母答应赴檀,恳求父母带他一同前往。郑强在一旁,也帮着劝说。

  年事已高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去。倒是母亲听了郑强的劝说和帝象的恳求,心里开始活动起来。她决定去海外看看,去看看自己的大儿子在那块神秘的土地上开辟的天地,并且愿意带上小儿子帝象一起去。父亲虽说不大情愿,也不好再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1878年5月初的一天,孙中山跟在母亲的身边,在郑强的关照下,登上了开往檀香山的轮船。孙中山向往已久而屡次无奈的心,终于得到了满足。他兴奋无比,好奇无比,睁大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所有的新鲜事物,仔细地体味着所有的新鲜事物给予他的非同寻常的感觉。

  首先,是他所乘坐的那艘巨大轮船,船上的一切,使孙中山感到新鲜而惊讶。

  这是一艘排水两千吨的英国轮船。巨大的船体,足有十余间房子那么长。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航行的呢?见不到一个人划桨,一点也不像香山的小木船,只有隆隆的机器声,船头犁出一股股巨大的浪花,飞速地向后退去,那船便划出一条水道,神气十足地往前奔。真是奇怪!世界上竟还有如此令人感到新鲜奇妙的东西。

  最使孙中山着迷而引起他的遐思的,是轮船上的那根铁梁,实在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孙中山一边看,一边用手摸着,心想:这么巨大的铁梁该有多重呢?它是怎么装配上去的呢?发明这铁梁的人真是个天才,一根铁梁,将船的两边紧紧地连贯在一起,使船体显得更加结实坚固了。为什么中国人只能做那种小木船,而不会做这种巨大而坚固的铁船呢?

  想着想着,一种深恨自己国家落后的不满情绪,便闯进了孙中山的脑海中。

  孙中山默默地走回舱底,心里不觉有些郁闷。

  机器声隆隆不断。轮船在茫茫的大海中,继续航行。

  一天早晨,正在熟睡的孙中山,被郑强喊醒了。“小阿弟,走,看日出去。”

  孙中山迷迷糊糊地跟着郑强来到甲板上。那里已稀稀疏疏地站着一些看日出的人。前行的轮船,带动着清晨的海风,一阵连着一阵,向孙中山吹来。那略带咸味的海风,既使他清醒振奋,又使他舒服惬意。

  “小阿弟,快看,太阳就要出来啦。”郑强边说边用手指示着观看的方向。

  孙中山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只见海天紧紧地吻合在一起,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

  慢慢地,前方的天际处泛出了一抹微红,那红越来越浓,越来越高,最后焕发成一道道清晰而柔和的光芒。接着,一个大火球从水中渐渐浮起,像是被人顶出了水面,巍然屹立在海面。整个大海被鲜红的太阳映照得像是一匹红盈盈的绸缎,散发出晶莹耀眼的斑斓。

  孙中山看得呆了,脱口喊道:“很好看,好漂亮哟!”

  这海上日出的美丽与壮观,深深震撼了孙中山,给那单调、乏味的海上之行带来了不少的生气与活力。

  这天,好奇的孙中山,又在船上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总也看不够,总也摸不够。不知不觉,他转到了水手住的顶舱上。只见几个外国水手跑出跑进,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在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却是严肃而神秘。

  孙中山壮着胆子,悄悄走近那间舱房的门口。朝里一看,只见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浑身上下穿着一套白衣裳。光着脚,五个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脸色灰白,双眼紧闭。孙中山不觉吓了一跳,忙往后退了几步。

  可是,好奇心又驱使他靠近门去。他屏住呼吸,想看个究竟,看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这时,一个水手打来一盆情水,把毛巾搓了搓之后,小心翼翼地在死者的脸上擦拭一遍;另一个水手拿来一只很大的帆布袋,几个人便七手八脚,把尸体往袋子里面装。那袋子实在够大,整个人全都套了进去,竟丝毫也没露出什么来。然后,水手们又放进去一个小包裹,大概是死者生前用过的什么东西;接着,又塞进去几块沉甸甸的铁块。没什么需要再放进袋子里,一个水手就用针线将袋口缝起来。最后,他们又用绳子,在布袋的上中下三个地方,分别紧紧地捆绑了几道,尸体的轮廓又清晰地凸现出来。

  一位长者,像是水手们的头,说了句什么,水手们立刻全都行动起来。

  只留下四个水手抬那帆布袋,其余的全都去了甲板上,排成整齐的队列。不一会,洪亮而沉重的钟声敲响。四个水手抬起,在钟声的轰鸣中,默默地走向甲板。甲板上的水手站得更直了,一个个神情肃穆地注视着那缓缓移动的帆布袋。

  抬袋子的四个水手,在船舷边停下了。一个水手拿了面鲜艳的旗帜走上前去,把旗子裹在帆布袋的外面,又用绳系好。

  然后,所有水手在那位像是船长的人的带领下,做起了祈祷。他们一个个把右手掌竖在胸前,低着头,嘴里一阵嘀咕。

  与此同时,四个水手继续往前走了两步。他们把帆布袋的一头搁在船栏上,然后将后面一头高高举起。帆布袋顺着船边,迅速下滑栽进了大海。等孙中山伸头去看时,帆布袋早没有了踪影,只有汹涌的海浪在发出巨响,海风迎面抚摸着他那惊讶莫名的头脑。

  对于眼前这一幕,孙中山实在难以接受。一具尸体扔进海里,被海浪冲来荡去,还会被鱼儿撕咬,到最后,一定会弄得什么也没有。这样做,对死者实在是太残忍了。船长有什么权力不把尸体归还他的家属,竟然投入这茫无边际的大海?

  他想起在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幼耳闻目睹的一切:一旦死了人,人们总是四处寻找风水好的地方去安葬他。每到清明,家属又可以很方便地去坟头祭扫一番,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而眼前的情景竟是那样的不合常理。这样想着,比较着,更激起了孙中山的不平。他转过头去。瞪着两只眼睛,将探索的目光在那些水手尤其是船长的脸上狠狠地扫了一遍,希望从他们的表情和神态中寻找出不合理的残忍无道的东西来。

  但是孙中山失望了。那船长和所有的水手一样,都默默地站在甲板上,神情严肃而虔诚地注视着大海,像是在给他们的朋友送行,祝福他们的朋友,在大海的宽阔胸怀里找到宁静而安详的归宿。

  难道他们并没有错,而是自己错怪了他们?为什么不能海葬而一定要土葬呢?土葬就是对的吗?孙中山原来的想法不禁开始动摇了。他凝望广阔无垠的大海,想到自己即将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觉得自己原来所奉行的那一套规则和标准,显得是多么的狭隘和幼稚?

  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船舷,终于明白了:这世界大得很,新鲜事多得很,他才不过见到一点点世面,才不过领略到这世面的一点点奇异而已。他必须以活跃的头脑,以豁达的胸怀,以锐敏的观察,去迎接,去审视这世界的一切!

  ●店铺中的小伙计

  轮船在茫茫的太平洋上,颠簸了二十多天,终于抵达檀香山。

  轮船发出长长的一声啼鸣,一股浓烟从粗大的烟囱口奔涌而出,然后慢慢地平息下来,就像是一个长途跋涉之后的人,在喘着粗气,努力清除满身的疲倦。

  满船的华工,一起涌到了甲板上,满怀着惊异的目光,贪婪地眺望着他们的目的地。这就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他们即将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然后像孙眉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样发起来。看着,想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和兴奋油然而生。

  孙中山与母亲夹杂在人群中,郑强站在他们的身边,不时地伸出手来,指指点点,向他们作点简单的介绍。

  缓缓地,轮船渐渐向码头靠上去。到处张望的孙中山,突然对母亲说:“大哥,阿妈看。大哥接我们来啦!”

  然后,孙中山就大喊起来:“大哥——”边喊边挥舞着手臂,高兴得直跳。

  孙眉也看到了母亲和阿弟,他答应着,连连挥手。

  轮船终于靠稳了。华工们争先恐后,接踵而下。孙眉逆着人流,往船上走。好不容易,才挤到母亲身边。他兴奋、激动地搓着大手,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亲亲热热地喊了声“阿妈”,就什么话也没有了。然后,挥手在阿弟的肩膀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说:“大哥等你三个小时啦,这下你该满意了。”孙中山高兴得直咧嘴,兴奋地盯着他的大哥。大哥的一切都使他着迷、钦佩。是大哥把他带出了家门,来到这奇异的地方。真是个好大哥,一个说话算话的大哥。一种感激之情,在孙中山的胸怀里逐渐弥漫开来。

  对于母亲和阿弟的到来,孙眉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尊敬和孝顺,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陪伴着母亲和阿弟,在夏威夷群岛上游玩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到一处,孙眉便就他所知道的,详细地向母亲和阿弟介绍,包括岛上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

  夏威夷,一个风光绮丽的群岛,中国人称之为檀香山。它位于太平洋的中部,成为东西方交往的必经之地,享有“太平洋的十字路口”的美誉。靛蓝色的海水,簇拥在群岛的四周,形成海天同宽的奇景。黄金似的沙滩,在日照下闪闪发光,柔软得如同一张巨大的毛毡。晶莹洁净的温泉,随处可见,长年不断流。挺拔的紫山,翠屏似地矗立在岛中,显得更为峻峭巍峨。草苇茂盛的荒地,广阔无垠,绵延到海天的尽头。终年不息的活火山,常常喷火冒烟,流出的熔岩带着热气缓缓移动,荡漾成浩瀚千顷的岩浆带,蔚为世界的一大奇观。

  而且,这里的气候十分宜人。虽然夏威夷地处热带,但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湿润,并无酷热。温和的气候,适合各种生物的生长,岛上土地肥沃,森林密布,枝繁叶茂,奇花烂漫。许多热带作物,如甘蔗、菠萝、咖啡、香蕉以及水稻、烟草,都是岛上的名产,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享有盛名。夏威夷美丽而富饶,无怪乎西洋人把它称为太平洋的乐园,也难怪不少华侨把它描绘成现实中的桃花源。

  此后,孙眉一有空,或只要能腾出时间,就陪着母亲聊天谈心,出外游览,毕恭毕敬,克尽孝道,把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照顾得开朗舒心,竟使母亲有些过意不去。

  这样的参观游览,这样的快活自在,对于孙中山来说,却是他从来没有领略过的,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十三四岁的他,正是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时候。他跟在大哥、母亲的身后,到处观赏,仔细打量。异域的风土人情,旖旎风光,都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不知疲倦地跑着、看着、记着,想把看到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

  在所有的景致当中,最令孙中山着迷而惊异不已的,是那腾腾冒火的火山。他真弄不明白,这山怎么会冒火喷烟?那火是从哪里来的呢?问大哥,大哥也说不清。“这世界上的趣事真多”,孙中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弄清这火山喷发的奥妙呢。”

  有一天,孙眉陪母亲阿弟上街游玩,顺便在邮局发了一封信。他在信封上贴了一张小小纸片,将信投入一个箱子,转身就走。

  孙中山见了奇怪极了,就问大哥:“那信投入箱子,怎么就能到达收信人手中呢?”

  大哥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明地址,贴上邮票,世界各地都能去呢。

  而且很快,比如寄信回中国老家去,就不必等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归国侨民来带信,什么时候想寄都行。

  “大哥以前写信和寄钱回家,就是在这儿寄的吗?”孙中山想起在家中不时收到大哥信款的事,就又追问一句。

  孙眉点了点头。孙中山惊愕不已。真是所神奇的房子!他边走边又回过头去,仔细打量那被称为邮局的房子,却又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母亲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执意要回去,尽管生活得舒服,孙眉照顾得体贴入微,但她还是觉得不自在。时间一长,就呆不住了。

  可孙中山不想走。母亲见夏威夷确实是个好地方,大儿子的事业又蒸蒸日上,也就不强求帝象跟她一起回去;对于孙眉来说,当然希望阿弟能留下来,学习学习商务,成为他生意上的好帮手。

  这就样,母亲搭船回乡了,孙中山跟着大哥,留在了檀香山。

  母亲回乡的当天晚上,兄弟俩一起吃晚饭。大哥给自己斟上酒,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盯着孙中山看了一会,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问道:“阿弟,从明天起,到我的店铺中帮帮忙,好不好?”

  这时的孙中山,正沉浸在得以留下来的喜悦当中,叫他干什么自然都乐意,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反问道:“我做些什么呢?”

  孙眉又喝了一口,说:“就是学习卖卖东西,记记帐,明天到了店里,我再跟你细细地说。”

  孙中山听说有活干,似乎来了劲头,那晚上的饭吃得也特别的多,特别的香。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便一起去了商店。商店设在茂宜岛的茄荷蕾埠上,孙中山前不久去过一次。不过那是陪同母亲一起去参观,只是走马观花似的转了一圈。今天可不一样,他是要去店至干活,帮助哥哥管理店铺。他十分兴奋,突然有了一种长高长大的感觉。走到店门口时,他的脚步更有了弹性,就像要往上升腾,往上飞跃。

  店员们见老板带着他的阿弟来了,便一起迎出柜台来,十分恭敬。孙眉挥挥手,让他们各去忙自己的,只是把店中的管事留了下来,很客气地对他说道:“管事,我阿弟就交给你了,请你多费神,教他学会记帐。

  这之后,我再另安排份更重要的事让你做。”

  那管事答应一声,友好地瞧了瞧孙中山,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孙眉转过身,又对孙中山交待道:“阿弟,你在店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这位师傅学记帐,了解、掌握店中的生意往来情况。空闲的时候,就在柜台上帮帮忙。”

  “是,大哥。”孙中山欢快地应诺下来,又对着那管事,有礼貌地喊了声“师傅”。

  孙眉交待完毕就走了。孙中山便跟着管事进了店堂。那管事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帐本,让孙中山坐下,然后详详细细地作了一番介绍。这个本子记什么,那个本子该怎么记,这样说了一通之后,管事的最后说道:“小阿哥,你再自己看看,有不懂的地方问我,我再跟你说。”

  管事的说得清楚,孙中山听得明白。接着,孙中山又把那些帐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要不了多半天,孙中山就对记帐的事有了个大致的眉目。

  孙中山的机灵、聪慧,引得那管事十分高兴,话也不觉多起来。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如数家珍似的,把商店的情况里里外外说了个遍。到最后,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向孙中山问道:“小阿哥,你会打算盘吗?”

  “不会,”孙中山应道。

  “噢,那可不行。学记帐,一走要学会打算盘。明天开始,我教你。”

  第二天,店堂里就响起了噼哩啪啦的算盘声。孙中山端坐在桌前,按照管事所教的口诀,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来。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

  此后的一段时间,孙中山一面学记帐,一面学珠算,学了加法学减法。

  过往的人们,总能看见一个拖着长辫子,头戴蓝皮帽的小男孩,坐在桌子后面,不停地拨弄着算盘珠。

  孙中山也不时地来到柜台前,看店员如何做买卖。来店中买货的,大多是当地的揩奈楷人。他们说的是本地的方言,既快又模糊,对孙中山来说,无异于天书,一点也不懂。可那些店员,即从大陆来的华工,都能听得憧,并且能对话。每当进来一个揩奈楷人,他们就用当地的方言交谈,显得亲热而融洽。

  这一情景引起了孙中山的兴趣。他便向店员们学习揩奈楷人的方言。这个东西怎么说,那件物品叫什么,完全与中国话不同。两相对照起来,显得很有趣。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奇怪的发声,极不自然的节奏,引起了店员们一阵又一阵笑声。有了揩奈楷人进店,孙中山便主动上去搭话,努力地听,费力地讲,并不时地辅以手势来帮忙。等客人走了之后,孙中山已憋得满脸通红,累得满头是汗,那些店员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就这样,好学而机敏的孙中山,既很快学会了记帐,能够独立地应付一些简单的生意往来,又学会了揩奈楷人的方言,能够较为自然地与这些异国他邦的人交流了。

  孙中山自小就做惯了各种活,养成了勤快而不怕吃苦的性格。每天来到店里,他除了学做他该做的事情外,只要一有空,他就主动地去干这干那。擦桌子,打扫店堂,整理货架,搬运货物,什么事都干,从来不嫌脏、不嫌累。店员们同他开玩笑,说:“小阿哥,你是我们的老板。这些活用不着你做。”

  可孙中山回答:“我不是什么老板。就是老板,也要干活嘛”。

  一天,孙眉来店里巡视,顺带问问阿弟在店中的情况。管事和店员们都在他的面前直夸孙中山,夸孙中山聪明好学、勤劳能干。孙眉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脸上泛出喜悦、自豪的光芒。

  “阿弟,过来”,孙眉喊道。

  孙中山离开帐台,来到大哥面前。

  “阿弟,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有的话,就向大哥提出来。”

  孙中山想了想,说:“我就觉得清算帐目有些困难。”

  “噢,我知道了,你还从来没学过算术。这样吧,我送你去盘罗河学校补一补。到时你就不会再觉得难了。”

  于是,孙中山来到盘罗河学校,集中一段时间,专门把算术补习了一遍。除了加快了加减法的运算,还学会了乘除。

  不久,孙中山又回到了店里。学会了算术方法的他,再面对那些数字时,他就能应付自如了。他拨弄着算盘,不时地在帐本上记着,成了店中道地的小伙计。

  ●就读意奥兰尼

  孙中山在大哥的店中,不知不觉已干了两个多月,他已经学会了记帐,学会了珠算,熟悉了店铺中的种种事务。他每天准时来到店里,照例很认真,很仔细地做着一切。

  渐渐地,孙中山有些提不起精神了,他觉得记帐、打算盘已不能再给他兴趣:每天都是那些简单而枯燥的数字,每天面对的是一堆堆去而又来、来而复去的相同的货物,每天都是在单调和机械中重复。难道他远涉重洋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生活?难道他的青春生命,就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打磨殆尽吗?

  这么一想,孙中山不免着急起来。他不想再干下去了。出海以来所遇到的许多新鲜韦又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新鲜事所给予他的新奇与启示又一点一滴地涌上他的心头,补习算术时那位老师讲过的话又重新在他的耳畔回响:“你们所学的不过是一点点皮毛,这世界上的学问多得很深得很,即使穷尽毕生精力,也是学不完的。”

  想到这里,孙中山的心里突然明亮开来。

  那天晚上,孙中山回到大哥的住处。他望了望大哥,终于鼓起勇气,说:“大哥,我不想在店里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孙眉感到很奇怪。

  “我想读书。”孙中山一字一顿地回答。

  “读书?”孙眉不觉重复了一遍,显得有些为难起来。俗话道,打狗还得亲兄弟。何况他那日趋壮大的事业呢?他多么盼望眼前这个聪明能干的弟弟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使自己的事业更为兴旺发达。

  孙眉正在寻思,只听孙中山催问道:“大哥,送我读书去,行吗?”

  孙眉看了着眼前的弟弟,才不过十三岁,还是个孩子,正是读书的年龄啊!为什么不满足弟弟的愿望?有什么理由不送他去学校读书呢?

  孙眉虽说本有自己的一套打算,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拒绝弟弟的要求,他爽快地回道:“行。待我联系好学校,就送你去。”

  孙中山快活得直蹦,眼睛里闪烁出兴奋而感激的目光。

  果然,孙眉立即为弟弟找到了学校。经过一番奔波、了解,终于找到了一所很合孙眉心意的学校。

  这就是檀香山的意奥兰尼。这是一所实施八年学制的男子中学,不仅允许华侨子弟入学,而且具有寄宿条件。但是学费比较昂贵,一年须缴纳一百五十美元。

  孙眉当年初到檀香山做工时,每月的工钱才不过十五美元。这一年的学费,竟相当于那时他辛苦劳作一年的工钱。然而慷慨的孙眉不仅不感到心疼,反而感到值得花,应该花。他觉得,为了让阿弟加快学习的进度和熟悉洋人的种种习俗,就是要进这种花费较大的寄宿学校。他一下子为阿弟交清了一年的学费。

  1878年秋天,十三岁的孙中山,在大哥的陪同下,跨入了意奥兰尼学校的大门。这时,学校已经开课整整两周了。

  意奥兰尼设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是一所纯粹的教会学校。1862年,由英国圣公会毕斯浦主教与威尔士夫人创立。1872年,韦礼士牧师继任校长。第二年,学校迁入白地斯街,并扩建校舍,由夏威夷王卡麦哈麦第五将学校命名为意奥兰尼。

  那时,夏威夷还是个独立的君主政体国家,意奥兰尼学校是一个英国文化色彩十分强烈的学校。学校里的教师全是君主政体的拥护者,所讲授的功课,只是英国史,而没有美国史;数学只讲英币的镑、先令、便士,却不讲美元的元、角、分。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受教育,实在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这大概正好应了那句俗话:相反相成。不过这是后话了。

  却说孙中山满足了心愿,进入了意奥兰尼学校学习,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语言不通。

  学校里的教师只有一个夏威夷人,其余全是英国人,英语成了教学的正规用语。

  第一次走进教室,同学们同他打招呼,他听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坐下来听课,老师所说的是清一色的英语,黑板上出现的是他曾在夏威夷街上看到过的字母,但比街上的更难辨认,常常连缀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一个字也看不懂,就像个又聋又哑的人,呆呆地坐在那儿,只是从教师的手势和表情当中,努力地去体会出一点什么来。

  此后一连好多天,孙中山都是这样呆坐着。但是他并不气馁,更不放弃。他默默地观察,观察英语的特点,将他所知道的汉语与英语作比较。他虚心地向同学、老师请教,请教英语字母的发音和拼读的方法。很快地,他就摸索出一些独到的体会。他发现,中文和英文实在是差别很大的两种文字。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结构,由许多笔画构成,每一个字或词句都必须熟记;英文却只有二十六个字母,所有的字词句都是由这二十六个字母拼合而成。只要熟悉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和拼读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成串成串地掌握许许多多的单词。这一发现,使孙中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英文比汉字容易学,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此,孙中山学得更有信心,也更为勤奋了。不久,他就掌握了英语常用的一些单词,能够与老师、同学作简单会话了。

  攻克了语言这个障碍之后,无疑为孙中山的求知热望,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他坐在教室里,静静地、聚精会神地聆听教师所说的每一句话,努力地从每一句表述当中,去汲取、体会他所不懂的知识;他尽量多与老师、同学交谈,从交谈中了解异国他乡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亦从中锻炼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除此之外,广泛地阅读各种英文书籍,就成了孙中山那时的最大乐趣。

  一到课余时间,当同学们都在尽情地嬉戏打闹的时候,孙中山却静静地坐在一边,捧着书,边读边用笔记着什么。同学们的追逐打闹声,连续不断,越来越响,可在孙中山却是充耳不闻。他读得那样专心,那样入迷,似乎已超脱出身边的嘈杂环境,进入了一个神怡心旷的知识世界。

  在孙中山所接触到的英文书籍中,他最爱读的是史传一类作品。尤其是对华盛顿、林肯的传记,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读了一遍又一遍。英美等国的历史,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条贯穿古今的知识长河、英美历史上许多的著名人物,在他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使他敬仰,使他企羡不已。一种凝重的历史感,一种仿效伟人建功立业的思想意识,就在这孜孜不倦的阅读中潜滋暗长。

  这种广泛而勤奋的阅读,使孙中山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在孙中山之前,学校已有钟工宇、唐雄和李弼三名华侨寄宿生。孙中山都曾经向他们请教过英语方面的问题,而不久,孙中山就成了他们的小老师。他们常拿一些不懂的问题来与孙中山商讨。每当这时,孙中山总是很耐心,他就其所知,倾其所有,详详细细地与同学们谈论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这所意奥兰尼学校,确实给孙中山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里,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为落后的中国私塾里所没有的东西。学校里不仅开设英语、历史,还开设数学、地理等自然学科。比如在地理课上,孙中山看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地图,从那张地图中,他了解到世界的辽阔广大,了解到世界上除了他原来所知道的中国、英国和美国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国家和民族。了解到这一点,孙中山真是惊讶不已,顿时感到他所在的夏威夷的渺小。在地图上,夏威夷只不过是几颗小小的豆子而已。

  学校还开设一门军事体操课。对这一课程,孙中山也特别感兴趣。他跟随老师来到操场上,列队、做操、跑步、跳跃,然后用一些器械做各种各洋的运动。沐浴在朗朗的阳光下,活动在宽敞的场地中,哪个少年孩子不喜欢?孙中山尽可能按照老师要求的去做,累得气喘吁吁,累得满头是汗,但这是绝不同于除草担柴的那种累。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流遍全身。

  除了开设各种课程之外,学校还规定寄宿生每天都须做一些轻便的劳动,并且给每个同学分配了相应的任务。钟工宇管理抽水机,唐雄负责铲除水塘边的杂草,孙中山、李弼以及其他同学则照管园中的蔬菜。每当劳动的时候,孙中山就觉得特别舒心,因为照管蔬菜对于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而其他同学则显得笨手笨脚,不知如何下手。于是孙中山在做完了自己的那一份之后,就热心地去帮助同学。

  学校里还设有一个灭火组织。这个组织有一间专门的房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灭火的器具,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一旦发生火情,这个组织就会出面组织人力灭火。大家共同出力,有条不紊,所以就能消灾免祸,化险为夷。孙中山由此想到自己家乡救火的情景:一遇火灾,乡亲们便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一阵忙乱之后,还没来得及扑救,大火已蹿上了屋顶。失火的人家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要是家乡也有这样的灭火组织就好了”,孙中山羡慕、赞叹地想道,由此深思,生发开去,他似乎找到了改革他所不满意的家乡私塾教育的方法。

  ●兄弟隔膜

  意奥兰尼的学习和生活,给了孙中山很多的知识与收获;孙中山则从知识与收获中获得很多的启迪与教育。他欢快地、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在这良好而丰厚的土壤里,孙中山就像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拼命地吮吸营养,充分地消化吸收,茁壮成长。

  然而,孙中山并不是没有烦恼,他的烦恼,来自他的国家,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的旧礼俗给他留下的那根辫子。

  那时的西方社会,人们向来歧视东方人,看不起东方人,尤其鄙薄中国人。西方人的这种自矜自傲的优越感,有形无形地濡染了他们的子弟,因此,在意奥兰尼这个西方子弟占多数的学校里,中国人自然成了他们玩笑、嘲弄的对象。

  一天,那是孙中山刚入学不久,他队宿舍往教室走,刚走出宿舍楼,就听见几个洋人子弟在他的背后嘀嘀咕咕。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他们对他的比画中,从他们的神态表情中,他看得出那是在议论他,嘲笑他。他看了看他们,一股愤怒的火窝在心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默默地往前走。

  他边走边想,这些洋人到底嘲笑自己什么呢?他往周围看了看,终于明白了。洋人所穿的,是短捷挺刮的西装,系着领带,梳着分头,蹬着锃亮的皮鞋;而自己,穿的是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圆帽,脖子后还垂着根小辫子,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确实与学校的整个环境氛围有些不协调。但是,他转念一想,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风俗与习惯,谁也不能说就一定比别国强。而嘲笑别人,只能是自己无知的一种表现,就像自己第一次看到轮船上的海葬那样,硬要以自己所习惯的土葬去否走别人的海葬,那不是显得很幼稚、很可笑吗?

  这样一想,孙中山的气就平息了。他觉得不值得为这事生气。那些洋人要笑,就让他们笑去好了。

  可是那些洋人都并不觉得嘲笑别人是什么幼稚无知,相反,他们把孙中山的宽宏大度当作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嘲笑与凌辱泼向孙中山。一天,孙中山坐在一棵大树下看书,正看得入神。突然,一阵巨疼从头部传遍全身,原来是一个顽皮的洋同学,紧紧攥住了他的辫子。孙中山连忙护住头发,以减轻疼痛。然后偏转身子,大喊道:“快放开!快放开!”可那顽皮蛋不仅没松手,反而绕着树干转来转去,开心得哇哇大叫。顿时,又围上来几个洋同学,他们像看把戏似的,看着孙中山被拖来拖去,用手捂住头顶的痛苦模样,反而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那攥辫子的家伙开心够了,才松开手。

  孙中山怒火中烧,他握紧拳头,忽地冲上前去,猛地一拳,狠狠地落在那洋小子的脸上。那洋小子正在得意,突然被打得后退了几步,疼得哇哇喊叫起来。他一清醒过来,连忙摆出架势同孙中山扭打起来。但这洋小子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文静瘦弱的中国学生,力气竟然那样大,他不仅占不了丝毫的便宜,反倒被孙中山推搡得晃来晃去,好几次差点摔倒。尤其是他的拳头一碰上孙中山的拳头,就像撞在坚硬的铁块上,骨头像是断了似的,他不免有些发怵了。

  旁边的同学见事情闹大了,忙上来将他俩拉开。孙中山仍是怒气未消,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那洋小子自知理亏,又不是孙中山的对手,就借着同学们劝阻之机,顺势下了台阶,嘴里喃喃地走开了。

  从此,那些洋同学再也不敢拿孙中山开玩笑,更不敢欺辱他了。

  那天,孙中山回到自己的宿舍,依然愤愤不平。但同时,他又感到脖后的小辫子确实别扭。他叹口气,握住自己的辫子,陷入了沉思。

  同室的同学看着孙中山那又气又闷的样子,就劝他,干脆把辫子剪掉算了。

  孙中山确实很想把辫子剪掉,但他并不图一时之快意,他想得很深很远。过了一会儿,他才回答道:“留辫子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的结果。我一个人剪掉辫子又有什么用,这耻辱还不是留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等到大多数中国人都想将辫子剪去的时候,我也会毫不迟疑地剪去的。到那时,我们还应该把中国人所遭受的其他种种耻辱一同洗雪掉。”

  孙中山说完,又陷入了沉思。

  光阴荏苒。孙中山已在意奥兰尼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孙中山除了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知识,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圣经》,并逐渐迷上了基督教。而这样一来,便引发了孙中山与他大哥的尖锐冲突。

  《圣经》也是意奥兰尼学校的必修课程。为了使学校内的华侨寄宿生成为忠实的基督徒,校长韦礼士牧师费了不少心思,花了很大工夫。

  韦礼士牧师单把几个中国学生集中起来,专门派了一位牧师去给他们讲授《圣经》。一开始,孙中山和他的同胞都很反感,根本不想听福音传教士的宗教宣传,他们甚至以罢课相威胁,弄得那位牧师毫无办法,只好抱着经文,愤愤离去。

  这时,韦礼士校长来了。他对中国学生说,“你们如果不想听福音,那也可以,但必须离开意奥兰尼学校。”这就意味着,要在意奥兰尼呆下去,就必须研习经文。孙中山和同学们面面相觑,无可奈何,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屈从了。

  但先前的那位牧师却无论如何不肯再来。于是,韦礼士校长便亲自担当起给中国学生传教的任务。他讲课,严谨不苟,要求他的学生必须熟悉经文,不容有半点的偷懒与疏漏。同时又规定他们必须和学校所有的寄宿生一样,每天早晚两次在学校教堂祈祷,星期天则要到学校附近的圣安德勒教堂参加唱诗班,作礼拜。没有特殊情况,绝不允许缺席。

  韦礼士牧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态度则显得温和亲切。他从不高声说话,但是在平和的话语中却给人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他不时地与他的夫人一道,来到中国寄宿生中间,与他们同桌吃饭,一边吃,一边与孙中山等闲聊几句,并且常常讨论教义,又使得学生们愿意与他接近。

  就这样,韦礼士校长用强制与诱导的两种手段,把孙中山等中国学生都吸引到基督教上去了。

  于是孙中山对基督教的教义十分向往和推崇起来。他不仅专心攻读《圣经》,认真按照韦礼士校长的要求去做,而且热心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为了表现他的虔诚和对基督教的信念,他甚至萌发了要受洗入教的念头。

  一次,孙眉来学校看望孙中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哥。

  大哥一听,气得大发雷霆,咆哮道:“谁让你信基督教的?竟然还想入教做基督徒。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否则我就停你的学,叫你回老家去。听见没有?”

  兄弟之间一向相处得很好,孙中山十分敬重他的大哥,很感激大哥带他走出落后的中国乡村,送他来这样的学校学习西方的知识。孙眉则非常关心、爱护他的阿弟,很喜欢阿弟的机灵、聪慧,喜欢阿弟的文静、有礼、肯干、好学。可是,今天的大哥,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孙眉的怒火其实早已孕育了。只不过到今天才一下子集中爆发出来。

  那是两个月之前,学校放暑假。孙中山回到孙眉的农场,他看到屋里烛光辉映,香烟缭绕,有病的工人,不找医生医治,却跑在关羽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虔诚地祈求夫帝保佑,驱除病魔。他对这种愚昧行为感到气恼,就劝导那些工人,说:“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关羽不过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战败让孙权给杀了。他连自己都保不住,怎么可能降福人间,替后人消灾免病呢。”

  接着,孙中山来到大哥的房里,悄悄地把大哥供奉的关羽画像扯碎扔掉了。

  那时,旅居檀香山的粤籍华侨,都供奉关羽。因为,关羽忠肝义胆、患难与共的品格,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寄托。他们希望关羽能带来好运,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可孙中山竟然把关羽的像撕碎了,这实在是大大触犯了众怒。对此,孙眉当然也很生气,但他那时以为是阿弟调皮,也就没多责怪他。

  岂知他撕碎关羽像,原因竟然是信上了外国宗教!这真是忘本和大逆不道!

  孙中山还从未见过大哥发这样的火。他惶惶然瞥了大哥一眼,心里不觉有些害怕。尽管他心里很是不服,他不明白入教有什么不好?也不明白入教妨碍了大哥什么,以至大哥要如此强烈地反对。但是,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既不想拂了大哥的面子,更不想失去求学的机会。于是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用沉默来表示应允大哥的要求。

  这时,韦礼士校长正好也在一旁,他见孙眉如此强烈地反对孙中山入教,便堆下笑来,一面劝孙眉不要生气,一面又劝孙中山,让他听大哥的话,暂时不要入教。

  一场冲突就这样平息下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孙中山与孙眉都是性格刚强的人。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件事没做错,就不会轻易改变和放弃。隔膜产生了,而兄弟俩相似的倔强个性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冲突。

  ●辍学回国

  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了。这个刚入校连英文字母都不识的中国学生,不仅毕业了,而且成绩优异,获得了英语文法第二名。

  1882年7月27日,意奥兰尼学校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盛大的毕业典礼。

  所有毕业生,像过节一样兴奋、激动。他们穿着新衣服,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了学校的操场。操场上已临时搭起了一个主席台,装饰得隆重而华丽。突然,会场骚动起来,接着爆发了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原来是夏威夷国王和王后来了。国王和王后不仅要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而且要亲自为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授奖。

  孙中山的心情激动得无以夏加,他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他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他大哥,更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毕业典礼开始了。首先由韦礼士校长作了个简短的讲话,他祝福所有的学生顺利毕业,祝福他们今后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知识。

  然后,就由国王和王后向获奖者颁奖。孙中山迈着自豪的步伐,在人们惊羡和赞叹的目光中,健步走向主席台,来到国王和王后的身前。国王拿起准备好的奖品——一本精致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书,放在孙中山伸出的手上。孙中山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接过奖品,又在所有人的惊叹声中,喜气洋洋地回到原来的位子。左右前后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要看那本由国王奖给的书。孙中山任由他们把书传来传去。因为让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欢乐,是最为高兴和惬意的事。

  毕业典礼结束了。孙中山准备回宿舍,突然,他听到韦礼士校长在喊他。孙中山连忙跑过去。“请把那本书给我。”孙中山吃了一惊,不解地看着校长。

  校长接着说:“我要把你获得的奖品,亲自送到你大哥的手里。”

  是这么回事,孙中山尚未平静的心,又激动和兴奋起来。

  第二天,毕业离校的孙中山,与韦礼土校长一同来到了大哥的牧场。

  孙眉听说校长亲临牧场,连忙迎了出来。他们一同走进办公室。刚一坐定,韦礼士校长就向孙眉介绍了孙中山这几年的学习情况,称赞他是个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受到夏威夷国王的亲自颁奖。他一边说,一边从提包里掏出那本作为奖品的书,然后站起身郑重其事地交到孙眉手上,说:“我为你有这样出色的弟弟而感到自豪。”

  孙眉亦连忙站起,双手接过那本书,高兴得眉飞色舞。

  这时,一些侨工在办公室的窗口探头朝里面张望,见是孙中山获奖,都一起欢呼起来。

  孙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紧紧握住韦礼士校长的手,连声说:“感谢校长,感谢学校的老师”。

  然后,他喊来管事,吩咐道:为庆祝阿弟毕业,祝贺阿弟获奖,牧场休假一天,并设宴招待韦礼士校长和牧场里所有的工人。

  孙眉向韦礼士校长提出邀请,校长欣然同意了。

  整个牧场顿时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工人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扬眉吐气。孙中山获奖,就是他们自己获奖。孙中山的荣誉,就是他们的荣誉,也就是夏威夷整个华人社会的荣誉。

  工人们兴奋不已,啧啧赞叹孙中山为他们带来荣光,许多人都主动为宴会忙碌,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融洽、热烈的气氛。这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多年之后都不能忘怀。

  而最高兴的人,是孙中山的大哥。他向韦礼士校长连连敬酒,喝得满脸泛红。乘着酒兴,喜气洋洋的孙眉当众宣布,他要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划归到他阿弟的名下,作为对阿弟学业优异的奖励。

  韦礼士校长听了,带头鼓起掌来,孙眉和牧场的工人也跟着一起鼓掌。

  作为主角的孙中山,那一整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他的兴奋,只是出自对成功本身的喜悦,只是对大哥以及所有华工给予他的友好支持及鼓励的一种对等的反应。至于财产什么的,他根本无所谓。他甚至有些奇怪,大哥何必要这样做呢?

  可是孙眉却郑重其事。他学着西方人在财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到律师所办理了相应的手续。

  毕业后的孙中山,自然还想继续求学。但所有的学校都放了假,再入学,那也是秋天的事。这期间,有近两个月的空闲。自小做惯活儿的孙中山,可不是个能闲得住的人。他向大哥主动提出,要去茄荷蕾店铺帮忙。

  孙眉看了阿弟,以为是他的财产分割促使弟弟改变了主张,使他对从商有了兴趣,自然十分高兴。

  孙中山来到茄荷蕾店铺。这时的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小伙计了,他不仅长高长大了,更有了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辨别、鉴赏能力。

  他以一种审慎的眼光,打量着店铺。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店铺里的货架,只是简单的一字排开,显得单调、呆板。各种货物码砖似地堆放在架上,架前是一排篓子,给人以零乱、拥挤的感觉。“应该变一变”,他想。于是,他与管事的一商量,就发动店员们一起动手,重新布置店铺。

  首先是把店铺的主要构件货架,进行了不同的组合搭配。正面是四个大货架,几个小货架则对称地放在左右两边。里边的货物,根据不同的形状、色彩,重新堆放,摆成不同的姿势,既醒目又美观。装满水果的各种篓子,集中放在店堂的中央,形成一个长方形,四面留出走道,便于客人挑选购买。然后买了一些花瓶、鲜花和小小的装饰品,安放在柜台上,或挂在空余的墙壁上。

  孙中山一面指挥,一面亲自动手,弄得一身汗,一身灰。不一会儿,全部整理好了。

  重新布置后的店堂焕然一新,整洁而美观,店员们都夸孙中山有眼力、会安排。孙中山擦擦头上的汗,看着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也满意地笑了。干了一段时间,孙中山向大哥提出了继续求学的要求。对此,孙眉感到意外。在他看来,孙中山的学识,已足够在商业上应用了,何必再花费那许多功夫。可孙中山的志趣并不在商业上,他要继续深造,要求得人生更多更深的科学文化知识。

  孙眉只好同意。但他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孙中山必须断绝与基督徒的来往。

  孙中山自然不肯答应。但为了求学,他没有公开顶撞大哥,仍然以沉默来表示他的服从。孙眉这才为孙中山联系安排了一所中学。

  到了秋季开学时,孙中山又来到了火奴鲁鲁,重新跨入了学校大门。这次所进的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设的高级中学,名叫奥阿厚书院。孙中山更勤奋了。他已经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但他还须深入到宝库中去,去获得更多更好的宝藏。他已经尝过勤奋带来的喜悦和甘甜,他还须用勤奋来创造更大的喜悦和甜蜜的成果。他的生活,就只是上课,看书,看书,上课。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宿舍,两点一线,十分明确。节假日,他也不想回到大哥的牧场去,只是埋头于书本之中。

  在苦读的同时,孙中山仍然对基督教一往情深。他坚持参加早晚的祈祷,按时去教堂做礼拜,而且与韦礼士校长保持紧密的联系,常常去意奥兰尼学校,向韦礼士牧师请教经文中的一些问题。

  孙中山好久没回牧场,引起了孙眉的不满。一个星期天,见孙中山又没回去,孙眉便赶到奥阿厚书院,想看看他的弟弟究竟在干些什么。

  孙眉来到奥阿厚,宿舍的门上挂着锁,教室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人上哪去了呢?问同学,都说不知道。最后有个同学告诉他,说孙中山可能去了意奥兰尼。

  去那干嘛?孙眉立即明白过来。阿弟一定是与那牧师打得火热。他不觉怒火上冲,干脆走向校大门,在那里等孙中山。孙中山终于回来了。孙眉迎上前去,劈头就说:“是从韦礼士牧师那儿来吧。我告诉你的话,都忘了?”“信基督有什么不好?大哥不要干涉我的信仰自由嘛!”向来敬重大哥的孙中山还从没顶过嘴,这是第一次。因为他不想再沉默了。

  孙眉本已憋了一肚子气,如今阿弟竟敢项嘴,还说什么“信仰自由”,满腔的怒火便如夏威夷岛上的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大吼道:“你竟敢顶嘴,竟敢不听我的劝告,还说是什么自由。那好,我不会再拿钱供你念书了。我要立即送你回老家!”

  他说着,把孙中山丢在那儿,径直进了学校,直奔校长家中,要立即办理孙中山退学的手续。

  孙中山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一种结果,不觉有些后悔。他连忙追上前去,喊道:“大哥,大哥。”大哥并不睬他,只管往里走。

  校长是美国人,高高的个子,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一头银丝,给人以睿智明理、和蔼可亲的感觉。孙中山希望校长能劝住大哥。

  孙眉二话不说,就说要让孙中山退学,并要求校长将学费退还给他。

  校长微笑着听孙眉说完了话,果真像孙中山预料的那样来劝孙眉。但终于未能得到预想的结果。

  孙眉火气丝毫未消,也根本听不进校长的劝告。最后,竟气冲冲地,掉头走了。

  孙中山无法可想,怔怔地站了一会。只好回宿舍收拾行李。

  “我错在哪里呢?”孙中山想不通。他曾劝说过华工不要相信关帝,也曾偷偷地把大哥的关帝像撕了。但是年轻的他,还不知道信奉基督教与祭奉关帝并无本质的区别。

  孙中山在一阵懊悔之后,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倒也坦然了:“回家就回家,这并不能改变我的信仰。”

  过了几天,孙眉打听到了一艘去中国的轮船,给孙中山买好了船票。

  就这样,孙中山中断学业,启程回国了。  ●忍无可忍  1883年7月,孙中山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檀香山,带着些微的惆怅与迷茫,乘船回国。

  在漫长的旅途中,孙中山回想起自己在檀香山所经历的一切,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幕幕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而最使孙中山追忆和回味的是:他曾与杜南山所作的一次交谈。

  那还是在意奥兰尼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去一所辅助华侨子弟进修中文的夜校学习。

  夜校的开办者,是个名叫杜南山的老师。杜老师是广东顺德人,因受广州美国领事的邀请,遂前往檀香山,给当地美国政府人员教授中文粤语。由于事情不多,他就开办了这所夜校。

  孙中山很喜欢听杜南山讲课,杜南山也喜欢孙中山的聪明好学。两人于是常有来往。一天,孙中山拜访杜南山,见老师的书架上放着好些医书,不免有些奇怪,就向老师请教。

  杜南山笑着解释道:“北宋范文正有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欣赏他的话,试着做做罢了。”

  孙中山听后若有所思,似乎觉得不妥,又弄不清不妥之处在哪里。他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通了,就又来到老师住处,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老师所举的范文正的话虽有道理,但也有误人之处。在我国,读书人并非很容易就能参预政治,就是参预了,也不能很快管理国家大事。如果费尽全力以求作相,到了不可得的时候再去行医,即使努力去做,也已经晚了,岂不误人?在我看来,应该两者兼行,政治与医术同时进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杜南山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觉得孙中山想得深,说得在理。

  如今,孙中山被迫中断学业,受责回乡,种种复杂的心绪搅得他不得安宁:回乡之后,我该做什么?今后我又该做什么?

  轮船在大海上颠簸,孙中山的心绪像那起伏汹涌的海浪一样,始终不能平静。他就像那艘轮船,终于在不平的心绪大海中走完了全程。

  轮船到达香港之后,他换乘一种中国的沙船赴香山县的金星港。

  快到香山的途中,船只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海岛。清政府的厘捐局在这道必经关口上,设置了一个检查关卡,以检查为名,专门搜刮过往旅客的钱财。沙船的船长已多次目睹和亲身遭受厘捐局的搜刮,知道那班家伙的厉害,因此,在船只快要到达小岛时,就提醒船上的旅客说:“各位对厘捐局老爷的检查一定要忍耐。否则惹恼了他们,吃亏倒霉的还是我们大家。”

  旅客们听了,心里未免有些担心起来,可又无法躲避,只好随着船只,硬着头皮往老虎口里钻。

  孙中山看看快要到家,不久就能见到父母亲人,心里越来越兴奋,并没注意到船长的叮咛和告诫。

  船只到达小岛,便停了下来。孙中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问,原来是要接受检查,心里的气就来了。

  约摸过了十几分钟,孙中山等得都有些焦急了。这才见一批吏员大摇大摆,慢条斯理地走上船来。

  这些家伙一上船就吆三喝四,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他们在旅客眼前晃来晃去,不怀好意地打量一番。接着,便翻箱倒筐,任意打开旅客的行李。看到一些像样的东西,就当成是“违禁品”没收。他们翻呀,查啊,翻过来倒过去,没完没了。一些“晓事”的旅客于是给他们塞了不少东西,一面满脸堆笑,说了不少好听、客气的话,他们才停住了手。然后提着“违禁品”和客人们送的“礼物”趾高气扬地上岸去了。

  孙中山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默默地收拾被弄得乱七八糟的箱子。刚收拾好,正待上锁,只听一阵吆喝,又跳上来几个吏员,其中一个大叫道:“统统打开行李,接受检查!”

  旅客们都知道这些家伙蛮不讲理,一个个赶紧敞开箱子,打开提包,等候检查。

  孙中山没有动,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怎么又要检查?正在想着,一个吏员走到孙中山的跟前,大喝道:“你聋了么!叫你打开行李,快让我们检查!”

  孙中山忍住气,回道:“我的行李已经检查过了。”

  那吏员把头一歪,斜眼瞧着孙中山,鼻子里又哼了一声,大模大样地说:“你知道他们检查什么,我们又是检查什么吗?看来你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他们检查收的是本地的海关税,我们这次检查,收的是厘捐税。这下你知道了吧!快把箱子打开!”

  说着,那吏员又用脚尖在孙中山的箱子上踢了踢。

  孙中山只好把箱子重新打开。那吏员伸出手来,毫无来由地一阵乱翻,看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转身走了。

  这第二批刚走,大家还没来得及整理,第三批关吏又出现在甲板上,一个个身佩弯刀,气势汹汹的样子,好不吓人。

  他们一上船,也不管旅客的行李有没有打开,就大声命令道:“统统打开行李,挨个检查!”

  旅客们都站着没动,吆喝的那家伙一看,见大家的行李都敞着,忙自我解嘲似的说:“各位很自觉,配合得很好,我们不会为难大家的,很快就能检查好。”孙中山又好气又好笑,就说了一句:“我们都接受了两次检查了,何必再检查一次呢!就免了吧!”

  “那可不行。前两次征收的是关税和厘捐。我们这次是查禁鸦片的。”

  说完,几个关吏走上前来,又在早已凌乱的箱子、提包里一阵捣鼓。

  孙中山站在一旁,轻蔑地看着那些家伙捣腾行李的丑像,心想:查吧,让你们查。这都第三次了,该完了吧!

  旅客们都与孙中山抱同样的想法。一等第三批关吏离去,一个个唉声叹气,赶紧将行李整理好,并催着船长开船。

  船长苦笑一声,说:“还没完呢!”

  怎么,还有一道检查?大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正在诧异之中,第四批关吏已出现在小岛的路口上。

  这一次,关吏们全都穿着军服,背着军械,样子更是怕人。一上船,就凶神恶煞般地喊起来:“统统打开行李!”

  孙中山压抑很久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狠狠地瞪着他们,厉声责问道:“你们又想干什么?我门都被检查三次了,还想查什么?”

  “查什么?老子们是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安全的!你小子竟敢质问起我们来了!找死呀!叫你打开你就得打开!”一个关吏恶狠狠地说。

  孙中山不吃这一套,他一听“火油”二字,更是气得火上加油,讥讽地回答:“衣箱内也能窝藏火油吗?真是笑话,连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那些关吏又羞又恼,不禁涨得面红耳赤,像块臭猪肝似的。但他们自恃权势在手,就是蛮不讲理,一定要孙中山打开箱子接受检查。

  孙中山热血沸腾,愤怒的烈火熊熊燃烧。他理直气壮地护住自己的箱子,毫不示弱,一动也不动。

  孙中山的不满和不愿接受检查似乎正合这帮关吏的心意,他们相互瞥了一眼,发出一阵会心的奸笑。

  有位怕事的旅客忙上前来劝孙中山,说:“小伙子,你就打开箱子吧,否则,你会给我们大家找来麻烦的。”

  孙中山哪里肯让步,勇气十足地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等到了港口,我们都去控告这帮家伙。只要官厅有点公正,就不会随意放过他们,叫他们受到应有惩罚。”

  那旅客苦笑一声走开了。心想,你这小伙子也太天真了。这世道官官相护,哪有什么公正可言?

  这时,那几个关吏已带着船长离开了船,往岛上走去。

  旅客们知道船只被扣,当天走不了,不禁唉声叹气,议论纷纷。有的旅客就埋怨起孙中山来,怪他不懂事,逞一时之气,连累了大伙,更多的人则把愤怒转向了那些敲榨勒索、任意坑民的关吏,纷纷说:“不能怪这小伙子。这帮家伙就是要找碴子弄钱,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会找出别的借口来的。这世道就这样,有什么法子!”

  孙中山气得要喷出火来,他激愤地高喊:“中国掌握在这样的贪官污吏手中,我们难道能容忍么?难道就任其胡作非为,坐视不问么?”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孙中山和旅客们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动弹不得。

  直到第二天早晨,船长才放了回来,在被迫交出“罚款”之后,才得到允诺:准许开船。

  被耽搁了一夜的沙船,终于慢馒驶离了那恶魔般的小岛。

  ●宣传新思想

  回到离别了五年的家乡,孙中山感到分外亲切和温暖。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勾起了孙中山多少回忆。。回忆之中的家乡,与眼前所见到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山还是那样的山,田还是那样的田,硗瘠而无生气,村中的道路还是那般坑洼狭小,村里的住房还是那般低矮破旧。乡亲们依然生活在愚味落后之中,许多贫苦人家依然连白薯也吃不饱;进了村塾的孩子们依然整天念着那些根本不知所云的文字;先生手里照样拿着戒尺,孩童们战战兢兢的,一遍一遍地读,一段一段地背。

  眼前的一切,使孙中山默默慨叹。与檀香山所见到的景象比比,更使他黯然神伤,忧虑不已。一种迷惘惆怅的心绪笼罩在心头,使他精神萎靡,心灰意冷。一连好多天,他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干。

  这天,他躺在床上,闷闷地发呆,然后,又拿起一本书,毫无心绪地翻着。翻了没几页,又换一本,还是看不下去。他丢下书,想睡一会,可又睡不着。他想起他读过的一些书,想起他在檀香山见到的一些事,华盛顿、林肯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夏威夷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激昂场面清晰地推到他的面前,满场的“夏威夷是夏威夷人民的夏成夷”的口号,似乎震耳欲聋,他似乎又在对杜南山说那关于从政与行医并行不悖的话。。他憬然有悟,不禁一阵脸红,猛地坐起来,“我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我应该尽我自己的力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孙中山像换了个人似的,终于摆脱了突然的辍学和凋敝的现实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姿态,昂扬奋发的热情面向生活,走向生活。他开始帮助父母做农活。这些农活,很多都是他曾经做过的,做起来特别熟悉,又特别亲切。他还学会了一些过去没做过的话,譬如耕田犁地。他在父亲的指点下,一手执鞭,一手扶犁,兴味盎然地看着那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土,在铁犁前面有节奏地翻转过去,形成一条条高低起伏的犁道。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他的心情却很振奋,怅然若失的情绪顿然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的充实感。

  听说乡里的里正、副乡长陆星甫、杨汉川有较好的国语修养,孙中山便常去向他们请教,并从他们那借了不少古书来读。空闲的时候,则带领青年朋友到小门溪泅水游戏,学枪法,习体操。而在各种活动中,孙中山总不忘同乡亲们谈心聊天,一面介绍檀香山的风俗人情,讲述他所见到的许多新鲜事;一面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恶劣,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每当孙中山讲述的时候,他的身边总围聚了不少人。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钦羡而好奇地听着看着孙中山的滔滔不绝的议论,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孙中山越说越来劲,越说越兴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一些济世利民的措施和方法。

  孙中山的丰富见识和热情鼓吹,赢得了村民们的钦佩。他们甚至推举他为“宿老议员”,在不少事情上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一个因循守旧、长者为尊的封建宗法统治下的落后农村,显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表明了孙中山在除旧立新的介绍与宣传方面是多么的不遗余力。他的工夫没有自费,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应有的回报。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思想越来越敏锐,感触越来越多,宣传得也越来越激烈。他看见乡村市场上零零落落货物稀少,便十分生气,就对乡亲们说:“如此衰败的市场,叫人如何能买到想要的物品。政府为什么不提供一些便利商业的措施呢?”

  官衙横征暴敛,巧立各种名目向人民征收繁多的重税,孙中山回乡后,经常看到那些衙吏出出进进,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对那些因交纳税务后而愁眉苦脸的人们说:“衙吏每年要来好多次,每次你们都须交纳衙门规定的什么税钱。既然这样,收了钱的衙门就应该为你们做点好事,修桥补路啊,建造学校啊,都行。可是却连一件也没见到过!你们出的钱到哪去了?全跑到‘天子’那儿去了,这种专收钱不做事的天子和他的官府,是多么腐败啊!”

  乡邻们当然都知道孙中山说得对,说到他们心里去了。可是他们却又害怕,怎么能直斥官府非议天子呢?那可是重罪啊,弄不好还会掉脑袋灭门诛九族哩。他们一声不吭,默默地听着,然后竟悄悄走开了。能最后听到底的,只是孙中山的一些年轻朋友。

  在孙中山的年轻朋友中,有几个同乡成了孙中山意气相投的好朋友。他们共是四人,除了孙中山,另三人分别是陆皓东、杨鹤龄和杨心如。

  四个人都对现实不满,常常在一起议论时弊,设想一些改除旧俗的方法。有一次,他们甚至商议起筹集钱款,购买一些剪刀,鼓动大家一起剪掉辫子的事。他们谈得非常激动,恨不得把辫子甩到大海里去。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终于没有办成。但是,孙中山从这些热血沸腾、充满求新愿望的同龄人身上,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其中,最使孙中山倾心和激奋的是陆皓东。陆皓东自小在上海长大,跑的地方多,见的事憎也多。头脑灵活,勤奋好学,而且能诗会画,多才多艺。孙中山与他形影相随,整日处在一起,经常在山丘、树下一起看书谈心,交流思想,谈论社会政治问题,十分投机。

  一天,陆皓东提着个行翼来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非常奇怪,就问:“你去哪里?怎么说走就走。”

  陆皓东愤愤地说:“鬼知道呢?昨晚回家,乡长来告诉我,要我一早去县城报到。”

  “做什么?”

  “不大清楚。据说是抽我们去当几天兵勇,接受什么检查。”

  孙中山还在沉思,陆皓东却匆忙走了。

  陆皓东一走,孙中山干什么也没了心思和劲头,仿佛像抽去了一半魂,他天天去陆皓东家打听,问陆皓东回来没有。

  四五天后,陆皓东回来了。孙中山忙问他这几天都在县城干了些什么?

  陆皓东把行囊一摔,气呼呼地说道:“干什么?给那些当官的家伙装门面摆样子去了。”

  然后,他喘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孙中山。

  原来,地处沿海的广东,为了抵御外人侵略,受朝廷命令,办起了团练,就是从各地抽调青壮年,组成队伍,以备防守疆土之用,为了检查团练操办的情况,朝廷派了一个阅兵大臣来香山县检查,准备在濠乡头举行阅兵仪式。香山县官府从来没正儿八经地办过团练,却采用虚报兵额的办法把经费弄到自己腰包里。这次得知上面要来人检查,便急急忙忙向各乡抽丁,冒充兵勇,拼凑成一支人马给阅兵大臣看。

  “那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陆皓东越说越气“一大半都是些烟鬼,要饭的。一个个衣冠不整,怪模怪佯。队伍根本就没个队伍的形状,乱七八糟。放枪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有闭着眼的,有扭着头的,好几次差点没打着人。可那些当官的,一个个装模作样,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检阅得还怪起劲怪高兴似的。真气人!”

  “竟有这等事?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成样了。”孙中山愤愤地说。

  两人都在生气,然后又从这次拼凑成军的事,推想到清政府大概所有的军队都是一个样:腐败无能,没有战斗力。那高大的虎门炮台,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要不了五六十个强壮男儿,就能一举攻破。

  这样想着,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紧握拳头,一副跃跃欲试,一展身手的样子。

  ●砸像出走

  孙中山回乡之后,所见尽是些不能如意的景象:田地里稀稀疏疏,村庄里冷冷清清,乡亲们衣衫褴褛,愁眉苦脸,孩童们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面对这凋敝和衰败,孙中山那年轻、火热的心就不能平静。他苦恼,他不平,他想改变这一切,可不知如何改变,只能把苦闷和不平藏在心底。只有在与陆皓东等朋友们的交谈中,郁积不平之气才稍稍得到一些抒发。可是,这样的议论又有什么用?于是,短暂的舒畅之后,又陷入了长长的痛苦之中。总该做点什么!这一想法在孙中山的潜意识里,悄悄地扎下根来。

  一天,孙中山与陆皓东又在村头读书聚谈。正谈得起劲,突然见乡长领着几个村民往北极殿去。孙中山便问陆皓东是怎么回事,陆皓东没好气地说:“还不是去整修那无用的菩萨!”

  “整修菩萨?”

  “是啊!几乎每年都要弄一次。每次都整修得焕然一新。村民就为这,也还得摊派不少钱呢,没钱的,就出工。”

  “走,看看去。”

  孙中山站起身,拉起陆皓东就走。

  他们来到北极殿,看乡长指挥着那几个村民正在忙乎。刷的刷,描的描,修补的修补,干得是那样的专注认真。中间的北帝像已修整好,一副活灵活现的样子,两眼圆睁,嘲讽似的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花许多人力物力来修复这样一堆泥塑木雕,究竟有什么意义?贫穷的愚昧的人们啊,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做一点有益的事呢?我该怎样去唤醒人们不再供奉这些烂泥朽木,唤醒他们不再为虚幻所迷惑?

  他这样想着,默默地退了出来。陆皓东跟在后面,看孙中山那沉思难受的样子,也就一声不吭。

  突然,孙中山回过头,对陆皓东喊道:“我有个主意,你敢不敢同我一起做?”

  “为什么不敢!你说吧!”

  “等乡长他们把北极殿修好之后,我们找个机会把它砸了,给那些信奉神像的人一记猛掌,使他们从那被迷惑的虚幻中摆脱出来。”

  “我跟你干。不过,砸像的时间最好选在中秋节。那天人多,影响大,对大家更有震憾力量。”

  “好,就定在那天。”

  孙中山作出了这一决定之后,就像即将面临一场大战似的,兴奋而紧张。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搅得他夜不能寐,饭也吃不香。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缓慢难熬。

  终于,等来了中秋节。那天一吃过早饭,孙中山就同陆皓东一起来到北极殿。

  北极殿里已是烟雾缭绕,烛光谣曳,几个老头老奶早把月饼、水果等安放在供桌上,开始弯腰撅屁股地跪拜起来。一面拜,一面喃喃有词,脸上的表情无比虔诚,各种动作做得规范有度,一丝不苟。磕了几个响头之后,站起身,拈起一束香,就烛上点燃插在香炉里。

  孙中山立在他们的身后,默默地看了一会,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辛辛苦苦弄出点好吃的东西,自己还舍不得吃,却要送来供奉这些泥菩萨,多么可怜而可悲啊!他心里不禁一阵心酸,于是,就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对那几个老人说:“敬这些泥菩萨管用吗?”

  几个老人惊愕地看着孙中山,不明白小伙子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有位老人愣了愣,回答道:“怎么不管用?心诚则灵啊!”

  “老伯,你的心不是很诚吗?可是这堆泥菩萨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你老人家不还是终年吃苦受累,过不上一天舒坦日子吗?”

  “不,小伙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是命中注定,强求不来的。我们供奉北帝,求不到福就罢了,只求它暗中保佑,为我们消灾免祸。无灾无祸,也就是最大的福了。”

  孙中山听了这一席话,不禁觉得好笑,深知这些老人的愚昧和麻木程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通的,这更激发和坚定了他砸毁神像的决心,就直率而干脆地说道:“这泥东西能保佑什么?它连自己都保佑不了,哪还能保佑你们!”

  几个老人听了孙中山这话,更是惊呆了,简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供桌前的神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又进来几个村民,一个个提着装着供品的篮子。

  孙中山看看时机已到,便一步跨上供桌,右手紧紧抓住“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然后,扭回头,向底下那些望着他发呆的村民们说道:“你们信不信,这泥东西连它自己都保不住。如果不信,就看看它能不能阻挡我折断它的手指头。”

  说着,孙中山用力一拽,只听“啪,的一声,神像的手指头立时折断了,只见断开处是一个小小的窟窿,里面的木头、泥巴和裹在其中的烂稻草一起露了出来。

  村民们都惊呆了,尤其是那些老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孙中山举起右手,用他手中那只掰下的泥指头去戳神像的脸,轻蔑地说:“你们看哪,我折断了它的手指,它还照样对着我笑。这种无用的东西,如何能保佑我们村民?”

  话音刚落,他便把泥指往供桌上一摔,泥指啪地落在地上,碎成几块,扬起一阵不小的灰雾。

  那几位老人这才清醒过来,忙喊道:“快下来,快下来!”

  孙中山没下来,陆皓东却又跳了上去。他们用木炭,在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上一阵乱画,画成个又花又丑的大花脸,最后,干脆连它的一只“耳朵”也扯了下来。

  北极殿里顿时一片嘈杂和混乱。老人们就像是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似的,吓得心惊肉跳,手足无措,跪在地上连连向神像叩头作揖,嘴里一迭声地念叨着:“罪过!作孽!罪过!作孽!罪过!作孽!”

  其他人则议论纷纷,以一种惊异和迷惘的目光打量着孙中山和陆皓东,好像不认识这两个小伙子似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跳下供桌,呵呵大笑着,扬长而去。孙中山大闹北极殿、砸毁神像的事,立即在翠亨村传了开来。一些没有亲眼见过的村民,都不大相信,他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相继到北极殿去察看,察看之后,就在殿门内外,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于是,人越聚越多,全村几乎有一半人都来了。

  孙达成听说有这样的事,忙赶到了北极殿。他向来胆小怕事,老实忠厚,一听说儿子做出了这样的事,又气恼又害怕,当孙达成一出现在北极殿时,聚集在殿前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向了他,一些人便张口骂起来。

  “这样的疯小子,是怎么管教的?竟然把神像给毁了,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那是出洋的好结果!如此胆大妄为,亵渎神明,只有受过洋教的人才做得出。”

  “神殿刚刚花钱修复,就弄得这样一塌糊涂。一定得罚他们把神像修理好。”

  人们三言两语,你一句,我一句,向孙达成兴师问罪,横加指责。孙达成看看神殿的神像,自觉理亏,只好一个劲地赔不是,又连连说:“我赔,我赔。修复神像需要多少钱,由我出,由我出。”

  “光修殿还不行,这本来就是你孙家做的好事,你孙家自然得出来收拾。毁坏神像,神是会发怒的,弄不好还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恶运。你那小子必须离开村庄,或许能使我们躲开灾难,否则,出了什么事,我们还要找你算帐。”村里一个颇有身份的老人这样说道,其他的人也跟着附和起哄,叫嚷起来:“对,一定要让这小子离开!”

  孙达成又是诺诺连声:“叫他走。我一定叫他走。”

  孙达成气得头昏眼花,颤巍巍地回到家,一见孙中山就光火,厉声训斥道:“你干的好事,让我在村人面前丢尽了脸。你给我滚!”

  孙达成一向喜欢机灵的孙中山,只因这次的祸闯得太大了,才破天荒发这么大的火。

  母亲在一旁看了焦急,问道:“你叫孩子滚,他能去哪呢!”

  孙中山一直默不作声。他已从砸像的兴奋中走了出来,陷入压抑与沉重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破除迷信之举不仅没有唤醒愚昧的人们,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无情指责,甚至以必须离开村庄作为毁殿砸像的代价,而这代价则意味着承认对自己的惩罚,更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他不想走,他不愿意走,可是,父亲的态度又是那样的坚决,他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再生气呢?“让他去香港吧。。”孙达成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回乡还不到半年的孙中山又被迫离开了家。

  他望着寂静的村庄,暗暗发誓道:我迟早会回来,我总有一天要唤醒那些愚昧的人们。

  ●入教弃财

  孙中山因为闹殿砸神像,触怒了强大的传统势力,在无可奈何之下,离开家乡,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孙中山先进了拔萃书室,在这家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里修习英文。由于他已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觉得学校的课程已不能满足自己,于是不久就退了学。

  这是1883年11月至12月之间的事。

  到了这年年底,原先与孙中山一起砸像而被迫出走上海的陆皓东,也来到了香港。两位朋友一见面,分外高兴,谈起毁殿的事来,都感慨不已。一次,俩人谈起信仰问题,孙中山便向陆皓东介绍了基督教,并向朋友表明他自己崇奉基督,还希望受洗入教的信念。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发了一番感慨。他认为西方比中国进步,英、美政府和他们的人民相处得那么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基督,以忍耐、顺从和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精神面对生活,面对一切。孙中山对基督教的理解与信奉自然有些幼稚,显然是陷入另一种无用的迷信。然而,无论如何,基督耶稣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了他。正是这种献身精神,才使得孙中山对基督深信不疑。

  陆皓东睁大眼睛,听着好友的讲述,一种共鸣强烈地产生了。他也喜欢上了基督,信奉上了基督,他脱口而出:“我们入教吧!”

  孙中山没想到陆皓东这么爽快、果断,十分高兴,说:“好。咱们一起加入基督教。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牧师,请他给我们主持受洗礼。”

  孙中山所说的牧师叫喜嘉理,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孙中山到香港之后,常去喜嘉理所在的教堂作祈祷,因而认识他。

  1883年12月末的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怀着兴奋而严肃的心情,来到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接受喜嘉理牧师的受洗主持,加入了基督教。

  孙中山神情虔诚而严肃,他默默地望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心里一阵激动。他暗自鼓励道:“要学习耶稣,为拯救别人而牺牲自己。”

  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这“日新”一名,是取自《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话,鲜明地表达出他弃旧迎新、日有所进的愿望。

  入教之后的孙中山,俨然成了基督教的忠实信徒。他激动不已,兴奋不已,一阵冲动激起他满腔的热情,他干脆搬到喜嘉理居住的纲纪慎会堂二楼,与这位美国牧师住在一起。

  到了第二年的4月,孙中山进入中央书院,用“孙帝象”的名字登记注册。

  中央书院是香港英国当局于1862年2月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为皇仁书院。

  这是所设备完善的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认真。课程的安排十分紧凑,每日上八小时的课:上午四小时讲授中文,下午四小时讲授英文。后来,还增加了代数、几何和化学等课程。

  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其他各国的学生。对于入学的年龄,学校并无严格规定。因此,低年级里有二十多岁的青年,高年级里不乏十来岁的孩童。如此大小颠倒的现象,人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知识不是以年龄的大小来衡量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业有先后,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样一种学习环境,对于求学者眼界的开拓、心胸的扩大和知识的增长,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这大概就是孙中山进入这所学校的原因吧。

  正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促使孙中山更加勤奋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他不仅每天坚持上完八小时的课程,而且晚上也不闲着。当时有个中文教师叫区凤墀,孙中山很喜听他的课,认为他极有学问,所以晚上常请区老师辅导他的国文。区老师也喜欢孙中山的聪明、勤奋,亦乐于在空闲时辅导孙中山。

  孙中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沉浸在吸取知识的乐趣之中。

  一天,他正在教室里看书。一个同学来到他身边,喊道:“孙帝象,你的信。”

  “谢谢。”孙中山接过信,一看信封,原来是大哥寄来的。他急忙拆开,展开信纸,读了起来。

  大哥在信中说,由于各种原因,他的经营受到挫折。如今要重整旗鼓,另辟生意之门,但因过去的财产用了阿弟的名义,使用不便,因而十分着急。请阿弟收到信后,即去檀香山协助他。

  孙中山读了信,心中很为大哥担忧,也很为自己担忧。大哥的生意垮了,谁来负担自己的学费呢!他义不容辞,必须前往檀香山,协助大哥摆脱困境。他立即办妥了停学手续。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就搭上了去夏威夷的轮船。

  轮船隆隆前进,孙中山再也不觉得它航行得快,而是觉得缓慢极了。他恨不得飞到大哥的身边,可是却不能,他如今被困在这缓慢之物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移。他必须静下心来。也只有静下心来,忍受这漫漫旅途的寂寞。寂寞中的思想却是分外的活跃。他想起了两个月前大哥给他的另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大哥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责备了他的不良行为,说什么毁坏神像是大逆不道;加入基督教是走火入魔。要求他即刻断绝与基督教的关系,否则,大哥在那信的最后威助道:就要停止汇款:不再负担他的学费。而他,对于大哥的责备和威胁,只是一笑了之,没有引起丝毫的自责和愧疚。他依然每天按时作祈祷,星期天坚持作礼拜,照旧与喜嘉理牧师来往甚勤。

  他把大哥的话抛到了一边,那么大哥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任其自然吗?孙中山不得而知。但他迷迷糊糊地感到,大哥与他远隔重洋,对自己的言行,大哥怎么能知道呢?这样一想、孙中山便又着急起来。他是为大哥的生意不景气着急,“我该为大哥做点什么呢?”

  在这前思后虑的忐忑不安中,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中山顾不上喘口气,便一路紧赶,赶到大哥所在的茂宜岛。一见到大哥,孙中山吃了一惊。大哥的脸阴沉沉的,给人以怒气充溢的感觉,而丝毫没有生意失败的痛苦与哀愁,更没有兄弟相逢的喜悦与亲热。

  孙中山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哥”。孙眉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然后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孙中山看看大哥,大哥也看看他,兄弟俩像不认识似的,互相打量着,想弄清对方的心思,突然,沉默打破了,孙眉破口大骂起来:“你这不懂事不明理的!竟敢闹殿砸像,干出这样天理不容的事。早就同你说过,不许信什么基督教,你偏不听,居然入教做了圣徒。写信叫你断绝与他们的来往,你却当成耳边风,照样与他们打得火热!你,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孙眉越说越气,不禁扬手在孙中山脸上掴了两巴掌。古人有句俗话,叫做长兄如父。在孙眉看来,他供阿弟吃的喝的,供他上学读书,可阿弟却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一点也不听他的话,还不该教训教训他的阿弟?

  孙中山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无论大哥是骂是打,他都认了。但是他心中的信念,头脑中的信仰,也同样纹丝不动,并且显得更为坚不可摧,无法动摇了。

  孙眉的怒火换来的只是孙中山的平静,孙眉立即清楚了,他的阿弟是不会因自己的斥责而改变主意的,因此就决定采用最后一手,来迫使他的阿弟就范。

  孙眉缓了口气,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又看了看眼前的阿弟,像在下决心似的,终于说道:“我的财产不能给信奉洋教的人。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主意,就请把划在你名下的财产还给我。”

  孙中山出于意料地平静,他抬起头,定定地望着大哥,平和而诚恳的说:“我让大哥失望了。我不是块经商的材料,更不是个听话的弟弟,真是抱歉。中国古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能使我信服,虽然我也愿意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按中国的老办法做事。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的责任感不允许,因为我不能遵守已经败坏了的习惯。”

  孙中山停了停,接着说:“大哥过去所慷慨赠与的产业,我很乐意奉还,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东西。说实在的,财富并不能打动我的心。金钱无疑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于正当的方面,也可以用于不正当的邪门。如今的中国官场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陷人民于水火,败坏了中国的政治。”

  孙中山侃侃而谈,越说越激动。孙眉见此,也就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兄弟俩便去了律师事务处,办理了有关财产交割的各项手续。

  孙中山看到所有的文本上,都由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大哥的名字,心里倒觉得一阵轻松,心想:“今后我就不会有什么不安了,我可以自由地从事改良国家的事业了。”孙眉的心却有些沉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是否合乎情义,是否有伤兄弟之情。他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财产文契,看了看显得轻松自然的阿弟,仿佛才认识他似的,突然觉得阿弟长大了,成熟了。他不能再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阿弟了。

  “始有志于革命”

  孙中山又来到了茄荷蕾埠的商店。他望着商店,里面的摆设依然还是他原来设置的样子。他想:何不再动一动,怎么能老是一副旧面孔呢?

  可是店员们像没听见他的话,一动也不动。反而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可没那闲功夫,要弄你自己弄吧!”

  孙中山只好作罢。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一向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店员,态度何以如此冷淡。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孙中山在店中受到的冷遇和闷气越来越多。他想去看看帐本,管事的说:“我不敢有劳大驾,还是我自己来吧。别碰了几天又走了,叫我如何管这帐?”于是,就让孙中山做些杂碎苦役,而这些活,正是他们过去不让孙中山干的。

  孙中山从他们的神情态度中,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帮势利的东西。孙中山气坏了,他本来就不想在店里工作,是大哥硬要他来的。“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要回国,回香港继续求学去。”

  这样想着,孙中山一气之下就从店里跑走了。他找到他的姐夫杨紫辉,请姐夫帮助自己回国升学,说:“我受不了那帮势利小人的鬼气,可我又不想因这一点小事去惊动哥哥。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帮助我大哥。我的大哥,不就是你的大哥吗?”杨紫辉听了孙中山的话,很受感动,就竭力劝说孙中山不要走,并且说他实在拿不出足够孙中山回国的钱。

  孙中山也就不再多说,悄悄地离开了茂宜岛,来到了火奴鲁鲁。

  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孙中山,只得在街头徘徊,为无钱回国而惶恐焦急。正在这时,他碰见了他在意奥兰尼学校求学时的同学钟工宇。

  老同学不期而遇,两人都喜出望外。孙中山便同至钟工宇的住处,在那里暂住了下来。到了晚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聊天,孙中山这才把自己的境遇告诉钟工宇,并请他帮忙,借些钱给自己,好尽快回国。

  钟工宇非常同情孙中山,也非常乐意帮他的忙,只是那时的他,刚刚开始经营一间裁缝店,每月的收入不过才五块钱,哪里拿得出那一大笔款子呢?钟工宇陷入了沉思,“谁能帮这个忙呢?”突然,他想到了当年奥阿厚书院的教师英兰谛文牧师。这位老师是个热心人,当年又十分赏识孙中山,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第二天,两人便来到英兰谛文开办的寻真书院。孙中山把自己的情况一说,英兰谛文立刻答应下来,说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中筹款,一定帮孙中山回国求学。

  英兰谛文牧师的热心肠果然大获成功,他筹到了足够的款子。孙中山十分感激,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位可敬的老师。

  钟工宇也拿出了五块钱,那是他一个月的薪金,并诚恳地对孙中山说:“你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你所需要的衣物。”

  孙中山感动至极,也就不再客气,在同学的店中,挑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

  正当孙中山即将离开檀香山的时候,孙眉闻讯赶来了,但是任凭孙眉如何劝说,孙中山也不肯改变离檀回国的决心,说:“船票已经买好,不能退的。”

  “那我没钱给你。到时可不要怨我。”孙眉见阿弟执意要走,心里多少有点后悔和难过,但他却不愿把这心情表露出来,反而说了如此强硬的话。“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会怨你。”

  孙中山回答得十分干脆。

  就这样,孙中山搭乘轮船,途经日本,辗转回到了香港。

  孙中山回到香港,大约在1885年的4月底。他立即返回中央书院,继续学习。可是不久,他就接到了父母带来的口信,要他回家成婚。

  孙中山暂时还不想结婚,然而他一向敬重父母,他不肯违背他们的意愿,使他们伤心。于是,接到信后,孙中山便匆匆赶回了翠亨村。

  其实这成婚的事是孙眉的主意。孙眉见不能留住阿弟在檀香山助他理商,又生怕阿弟在外不知还要做出什么“非礼”的事来,就想以成婚缚住阿弟的手脚。同时,他也想弥补点什么,来平复自己对阿弟内疚的心理。因此,孙中山刚离开檀香山,孙眉就给家中汇了几百块钱,请父母迅速为阿弟操办婚事。

  作为父母,当然也在为孙中山的婚事操心。孙眉的提议正合他们的心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办起来。

  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事操办得极为迅速。孙中山回家还不到半个月,便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礼的那一天是1885年的5月26日,新娘是本县外莹村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名叫卢慕贞。夫妻俩结婚之后,生有长子孙科和女儿孙娫、孙婉。婚后两个月,孙中也又离开了翠亨,再次返回中央书院。一年之后,也就是1886年的夏天,孙中山从这所中学毕业。

  自从孙中山出走香港,到他回乡结婚的这一年多里,也即1883年12月到1885年的6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持续了一年多的中法战争。这场战争对年轻的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他“有志于革命”的开始。

  早在16世纪,法国传教士就到越南活动。其后,法国人不断向越南渗透。到1862年逼迫越南订立《西贡条约》,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法国人并不满足,继续向越南大举进犯,1883年6月又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自此,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侵略越南的进程中,始终觊觎着中国。因此,当法国人在迫使越南人屈服之后,立即把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

  1883年12月16日,驻守在越南的清廷军队,遭到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奋起反击,中法战争于是爆发。

  到了次年5月,互有胜负的中法双方在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简明条约》,满足了法国侵吞越南和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要求,双方暂时休战撤兵。

  到了8月初,法国人又挑起事端,法国海军遂进犯基隆,向基隆猛烈炮击。基隆守军奋起抵抗,击伤敌舰两艘,击毙击伤登陆法军一百多人,打得法军狼狈溃退。

  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自中法战争开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基隆一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学生,同时也使他们沉浸在忘乎所以的兴奋之中。他们买来酒菜,为胜利干杯,一起举着酒杯,哈哈大笑,高喊着:“中国当然是会胜的。如今这班洋鬼子该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了!”

  孙中山当然非常关心战争动态,每天博览香港的各种中外报刊,对战争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与那些人的盲目乐观不同,对战争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法国人有铁甲舰,而我军只有木制的沙船;法国人有新式的炮和精干的炮手,而我军只有很难放一响的破枪;更何况,我们的兵。。他不禁想起陆皓东冒充团丁以应检阅之急的荒唐事——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一群东拼西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怎么能保证必定取得胜利呢?

  孙中山的冷静分析,却招来了人们的非议。那些为些微胜利而忘乎所以的人,竟斥责孙中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奸细”。

  孙中山并不想为自己辩护,“还是让事实来证明吧。”

  8月23日,重新布置后的法国军舰,向马尾港发起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福建水师仓促应战,虽然奋勇还击,终因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遭惨败。福建水师七百余名官兵殉难,十一艘战舰和十九艘运输船被击毁。马尾造船厂也同时被轰毁。

  孙中山得知马尾港惨败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对那些盲目乐观的人说:“木头船是经不住炮击的,我们应当制造铁的船只。对于这一点,我们不相信怎么行呢?”

  侵略者的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到处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天主教堂;旅居国外的许多华侨,纷纷捐款回国,支援抗法斗争,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商人也纷纷罢工、罢市,抗议法国侵略者的无耻罪行。

  9月中旬,一艘参与侵略战争受创的法国伤舰,开到了香港船坞,要求修理。住凭舰上的法国人忽而威胁,忽而利诱,中国工人也毫不为之所动,他们决不愿意为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服务,决不能为他们修好了军舰让他们再来打中国人。

  不久,又有法国商船到了香港,码头工人宁肯饿肚子、也不肯为他们卸货。

  这些爱国举动和同仇敌汽的精神,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很快从沉痛中振奋起来。他看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觉悟”,“还有种族的团结力”,不是没有办法的。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重要关头,年近七十的退役老将冯子材挺身而出,率军赶往广西前线,毅然指挥了1885年3月的镇南关大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冯子材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团结各路将领,重创法军,收复谅山。法军在镇南关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可是,令人不解和愤慨的是,捷报传到朝廷,昏庸和怯懦的清政府不仅没有一鼓作气把法军赶走,却唱出了“乘胜即收”的论调,卑怯地要求法国政府立即议和。

  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法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败仗的法国竟然成了战胜国。

  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朝廷的腐败和卖国行径,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痛感如不改革中国的政治,国家就必然要走向灭亡。孙中山从此立下了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决心,立下了革命救国的远大抱负。

  ●学医南华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了。

  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孙中山颇费了一番踌躇。

  他清楚地知道,按照世人通常所走的,有四条仕宦之道:一是应试中举;二是投笔从军;三是有人保荐;四是拿钱买官。四条为宦之道,都离不了钱。提起这些,孙中山自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

  他也曾想过进军事院校。中法之战给予他的刺激太大,他想学些军事本领,学些制造武器和军舰的技术,以便在战争中打败外国侵略者,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可是,进陆军学校,须得经清政府允许。而要得到这允许,不知得送多少门包和贿赂。孙中山哪愿做这样的事?进海军学校,可福州的海军学校已被轰毁,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海军学校。

  一些朋友见孙中山左右为难,打不定主意,就劝他报考神学院,将来做一名传教士。

  孙中山摇摇头,说:“基督教虽为我所信奉,但传教士却不是我所愿做的。”

  最后,孙中山的眼前渐渐浮现了这样一幕惨状:在福州海战中受伤的一些中国官兵,因得不到救治而痛苦地死去。他的耳畔似乎响起了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在檀香山时,杜南山老师笑着对孙中山解释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孙中山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抉择,那就是做一个医生,用医道来为人们服务。因为医术是救人于苦难的学问和本领,只有行医才能最有利于社会。

  孙中山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喜嘉理牧师。牧师赞同他的选择,并主动将孙中山介绍到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甫华医学堂读书。喜嘉理牧师给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院长减免他的学费。

  孙中山十分感激,拿着喜嘉理牧师的引荐信,来到了南华医学堂。

  188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二十岁的孙中山迈进了南华医学堂的大门。他找到院长办公室,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传出声音:“请进!”

  孙中山推门进去,只见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微微发胖的中年人,他的脸庞红润,鼻梁高高凸起,头发稀疏,已有谢顶的趋势,给人以威严和精明强干的印象。

  “您就是嘉约翰院长吗?”孙中山恭敬地问道。

  “是的。你有什么事?”嘉约翰院长应道。

  “我想进南华医学堂学习,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我来的。这是牧师给您的信。”

  说着,孙中山走上前去,将那封信呈交给院长。

  嘉约翰看过信,热情于说:“欢迎你来这里学习。”接着又向孙中山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原来,广州博济医院是183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55年,开始附设南华医学堂。每年收取二十元的学费。一开始只招男生,到1879年才兼收女生。学校所开设的二十多种课程,都是从西方医学教科书翻译过来而作讲授的。

  “关于学费”,嘉约翰院长最后说:“我很抱歉,不能为你减免。本校的学费标准已经很低,而且,我也不能破这个例。”

  孙中山很坦然地说:“减免学费,那是喜嘉理牧师的一片好意。至于我个人,并不想使院长为难。”

  嘉约翰看着眼前这个彬彬有礼而性格刚毅的中国学生,心里不禁有了点好感。

  孙中山进了南华医学堂。他所在的班级共十六名学生,其中女生四人。

  同学当中,很多人的年龄都比孙中山大,但他却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他既勤奋肯钻研,又兼天资聪慧,记忆力恃强,所以对学习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他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他,一遇到问题,却敢于挺身而出,直陈不平,而且议论滔滔,言辞凿凿,叫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南华医学堂作为一所新式的西医学校,却有个奇怪而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男女同学不但座位分开,泾渭分明、中间还得用帐幔遮住;学习妇科时,教师只带外国学生和中国女生实习,中国的男生却不允许参加。

  孙中山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不满。刚进学校不久,他就对男女同学分座提出了意见,要求去掉教室中的帐幔,可是教师并不睬他。孙中山知道传统势力的庞大和顽固,何况分座对学习没多大影响,他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可是到妇科实习时,他和其他的中国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男生在妇科诊室和产房里进进出出。其他的中国男生都心安理得,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可孙中山看不惯,他觉得这是非改不可的不正常现象。于是,他向任课老师提出了参加妇科实习的要求。

  那任课的外国老师以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孙中山,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为什么不能参加?”孙中山追问道。

  “因为这是医院的规定,我只是执行规定而已。”

  “这规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能改呢?”

  “如果真是不合理,修改的权利也不在我,那是医院的事。”洋老师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那好,我找院长去。”

  孙中山掉过头,气冲冲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劈头就问:“同是学生,为什么要歧视我们,不许我们到妇科实习?”

  嘉约翰院长吃了一惊,正想发火,一看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来的那个学生,便捺住性子说道:“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外国男生一样,被准许参加妇科实习?”孙中山毫不畏惧,把他的不满再申述下一遍。

  “为什么?”院长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吗?我们这样做,正是尊重你们的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确是我们的习惯。但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该加以改正。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不好习惯,都应该改。

  “我们中国人学习医术,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治病救人,是不应区分什么男女的,难道中国的妇女有病,我们这些中国的男医生就可以不救吗?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遵守那不合理的习惯,置病人于不顾,任其遭受病痛的折磨而死去?想必院长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孙中山这一番议论,征服了嘉约翰院长。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竟然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竟然使自己想不出什么话来驳斥这个年轻人。他静静地看了孙中山一会儿,像是在下决心。果然,院长站起身,痛痛快快地说:“上次减免学费,我没为你破例。今天,我愿意为你破这个例:从现在开始,允许你们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消息传出,同学们个个欢欣鼓舞,而对于孙中山的胆大识高,能言善辩,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学识也是令那些同学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到了南华医学堂,当然是以攻读医学为目标的。可是他在学医之余,聘请了一位国文教师给他讲授中国经史,并且,在他的床壁前面,摆放了几层成排的书,那是整整一套二十四史,表明孙中山对国学仍是一往情深,用力甚勤。

  然而,不少同学都以为孙中山摆放那一大堆的书不过是装璜门面、沽名钓誉罢了。一天,有个叫何允文的同学,看了看孙中山的那几层成排的书,就从中间抽出一本,来考问孙中山。他以为一定能把孙中山问倒,出出孙中山的洋相。

  孙中山哪会不知同学的用意,心想,该给他们点真东西瞧瞧。因此,当何允文一开口提问,孙中山就回答起来,而且是极为迅速、流畅。何允文和其他的一些同学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孙中山藏书并不是做样子,果真每本都认真读过。

  这时,孙中山也有些得意,说:“我有个雅号,你们知道吗?”

  “雅号?什么雅号?”何允文连忙问。

  “那还是我在中央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我爱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诸子百家,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通天晓’”。

  “通天晓”,何允文不禁喊起来,“通天晓,果然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孙中山谦虚地说:“通天晓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喜欢读书,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

  这件事一传开,再也没有谁认为孙中山是迂腐和虚伪的了。同学们见到他,就喊:“通天晓,最近又在读什么书?”

  服膺达尔文学说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学习了一年,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

  西医书院是刚刚创办的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医科大学。它的创办者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的何启先生。1887年2月,何启用他已故妻子雅丽的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到了8月,又决定在医院内设立西医书院。书院以掌院为执行院务首脑,初由史特渥地博士充任,下设教务长,由盂生博士和康德黎博士先后充任,推李鸿章等为名誉赞助人,何启为名誉秘书。此外,有各科教师十多人,多为专门学者和医生。

  西医书院设立后,就派人去广州招生。其中的一条要求是,要招收能懂中、英文字的学生。

  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去报了名。他在注册薄上的署名是“孙逸仙”。“逸仙”,是“日新”的粤语谐音。这个名字,是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区凤墀,在1886年为他改的。

  孙中山转学自有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西医书院是学制五年的本科大学,帅资水平较高,教学设备亦较完善。这对他求知学医很有好处。

  其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也有苦恼,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苦恼。那就是广州这地方不如香港思想开放,说话较为自由,可以尽力鼓吹革命。在南华一年,孙中山就常因同学之中没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而苦恼。

  南华时期,孙中山虽然很受同学钦佩,被同学门誉为“通天晓”,但是他又被同学称为“大话书生”,提起这“大话书生”,也是有来历的。

  孙中山读书不忘救国,他始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孙中山结交人士的方法很特别,亦十分慷慨。一旦身上有点余钱,他就招集各种人士外出喝茶聚餐,不论是教师、同学,还是工人、商贩,都在招纳聚会之内。一入座,孙中山便侃侃而谈,大谈中国的种种旧礼俗旧习惯应当革除,大谈中国的现状是如何危险。同人应当起而自救。他只顾自己谈得起劲,也不问别人是不是理解,是不是赞同,甚至也不问别人是否在听。他讲啊讲,那些人茶足饭饱就坐不住了,有的借口有事提前走了,有的甚至什么也不说就悄悄溜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满桌的怀盘狼藉空叹连声,感慨不已。

  有一次,又是这样的情景,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了孙中山一个人在那里空自慨叹。突然,他发现还有一个人坐在对面,静静地陪着他。就问道:“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因为你说得太好了,让他们走吧,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真是太感谢了。请问你的尊姓大名?”孙中山很受感动,他终于有了一个知音。

  “免贵姓郑,名士良。”

  “郑士良。”孙中山连忙绕过桌子,走到郑士良面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郑士良当时与孙中山同在南华医学堂读书,于是一起返校。途中,两人相谈十分投机,彼此部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你知道同学们给你起的外号吗?”郑士良临分手时间道。

  “知道,他们都喊我‘通天晓。”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

  “不,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另一个?”孙中山奇怪极了。

  “是啊。他们还把你称作‘大话书生’”,郑士良说着,不觉有些生气,“他们不理解你的追求,你的理想,竟把你的主张宣传说成是大话。我就愿意听这样的‘大话’。”

  “那好。我是‘大话书生,’你就是‘大话听众’了。”孙中山的豁达与幽默,郑士良更为钦佩。两位朋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郑士良这个真诚的朋友与知音。孙中山孤寂的心稍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但这毕竟不能满足他的热望、他的追求,孙中山还是向往香港的自由与活跃,他相信在那里会找到更多的朋友与知音。

  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郑士良得知孙中山转学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即来为孙中山送行。

  他们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了很晚很晚,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分别的痛苦,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弥漫开来。最后,郑士良噙着泪水,紧握着孙中山的手、真诚地说:我曾加入会党,认识不少有志工人,以后有什么事,我可以招徕一批人为先生效力,听从先生指挥。”

  孙中山用力摇了摇朋友的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谢谢。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孙中山怀着与好友依依借别的心情,赶赴香港,开始了他在西医书院的学习生活。

  孙中山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学业之中。他不仅刻苦钻研各门医学课程,积极参加学校设置的大量实验和实习活动,而且仍把课余的大量时间放在阅读书籍之上。在这期间,孙中山阅读的书籍种类更为多样广泛,除了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之外,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各种各样的书,都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兴趣。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当很多同学都一觉醒来,仍然看见他还捧着书本,一副专心致志、不知疲倦的神态。一天,孙中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着看着,他的筷子停住了,嘴巴也停止了嚼动,一口饭含在嘴里含了半天。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最后,他干脆放下饭碗,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了。

  孙中山读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达尔文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孙中山钦佩之至。他热憎地在同学之中推荐达尔文的书,使不少同学在他的影响下,阅读起达尔文的著作来。然后,他们一起交流读书的体会,孙中山抑制不住内心对达尔文的崇敬之情,热情地称颂道:“达尔文真是了不起,他的功劳,世界上的许多皇帝都比不上他呢。”

  同学们都认为孙中山说得对,说得好,都对达尔文的理论十分信服而推崇。

  而孙中山的头脑里,却在思考着更深的问题,要把他所了解到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加以比较加以印证:“按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理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优者还是劣者?是适者还是不适者呢?”

  对于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和很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要做个优者适者。大自然中的优胜劣汰规律。不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吗卜。

  随着学业的增进,随着知识的丰富,随着视野的开拓,孙中山变得日益成熟起来。他开始感到基督教所传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人们不能享受现实的幸福,还能到什么地方去享受来世的快乐?天堂在哪里?地狱又在哪里呢?

  渐渐地,孙中山对基督教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与虔诚,虽然他并未放弃耶稣,但是他的宗教观念已大为淡薄了,他把他的热情与信念转向了哲学、政治,尤其倾心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

  孙中山的信念有了转变,他的言行举止也相应有了改变。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每到寒暑假,他总要回故乡翠亨看看,尽力为家乡做些实事。

  有一年暑假,孙中山回到翠亨。他看到家乡治安混乱,村民们因常常受到盗匪骚扰而惶恐不安,村中道路杂草丛生,一派萧索荒凉景象,他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于是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孙中山说做就做。他组织起一支青年护庄队,不仅安排村中的一些小伙子进行夜间放哨、打更防盗,而且一马当先,亲身参加武装巡逻。白天,则在村中发起了修桥、补路、洒扫街道的各种公益事项,每一项他都踊跃参加。结果,短短几十天时间,村里的治安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对孙中山赞不绝口,至于毁殿砸像的事,人们早就淡忘而不计较了。

  除了整顿乡村的治安和卫生之外,孙中山还把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向老农介绍科学选种和施肥等农学知识,并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孙中山的学识与实干精神,更受到了人门的赞赏。

  孙中山从这些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改良社会的巨大乐趣。他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力图为人们多做实事,多做好事,但是,现实却不能使他满意,甚至使他愤愤不平。

  有一次修路,因为涉及到邻村土地,引起了纠纷,孙中山只好呈请县令出面协助解决,当时的知县李征庸表示同情,答应届时协助解决。可是,当下一个假期来到,孙中山满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便兴冲冲地赶回家。一问,才知土地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连解决问题的知县李征庸也不知被挤到哪去了。现任县令杨文骏花了五万元买到了县令职位,这家伙对上是奉迎拍马的好手,对下是搜刮民财的饿狼,号称”剥皮杨”。

  孙中山一听,愤愤不平,对于腐败的朝廷,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是个无可救药的政府,而“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孙中山这样想着,更激发了他进行革命,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决心。

  ●反清“四大寇”

  转变信念的孙中山,在努力学习与躬身实践的同时,革命的志愿越来越强,对革命的宣传鼓吹越来越活跃而激烈。

  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孙中山便借助香港的自由氛围,“以学堂为鼓吹之地”,无所顾忌地向同学们“大放厥词”。

  他常常对同学谈起太平天国的佚事,讲述太平天国许多领袖的英雄事迹;尤其推崇洪秀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极表惋憎。与此同时,他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表达了要担负起太平天国英雄未竟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

  因此他常常在同学面前抒发对满清朝廷的强烈不满,号召人们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对于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作为中国人应当奋起自救,不要只沉迷于医道医术之中。

  孙中山振振有词,公开宣称:“作医生尽其医术,不过只能救几条人命;而从政反满,则能将无数人民从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一生,将以反满抗清作为最大的事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可做的了。”很多同学望着不倦鼓吹、激情澎湃的孙中山,不禁觉得好笑,以为孙中山大概患有癫狂症。有的则视孙中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生怕连累自己而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威胁,并煽动一些同学来反对他。其中就有一个家伙,自恃是清廷大官的子弟,恶狠狠地对孙中山嚷道:“大清皇上治世有方,恩泽四海,世人无不感恩戴德!你竟敢反对皇上,信口雌黄,当心你的下场。到时招灭九族,后悔就来不及了。”

  孙中山不屑一顾。他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当众回击这个无知狂妄的官僚纨子弟。

  ‘过了几天,学校举行了一次集会,老师和同学都参加。孙中山来到入群前面,对着老师和同学大声说道:“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很快要完蛋了!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以灾难和罪恶。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宁可被杀头,也不能像这位纨袴阔少”——说着,孙中山用手指着那官僚子弟——做大清王朝的孝子贤孙!”

  孙中山的当众演说让不少同学畅炔,叫很多老师、同学惊讶,更使那位官僚子弟恼羞无状,尴尬难捺,因为香港巴经不是清廷管辖范围,他又能拿孙中山怎么样?

  孙中山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都是非常的开心。在西医书院那几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于香港、澳门两地来往甚勤,旨在交结有识之士,共同寻找救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其中香港有三人最与孙中山志趣相投,无所不谈,有“四大寇”之称。那三人是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提起尤列,孙中山与他的相识还有段趣事。那还是在南华医学堂时,一天傍晚,孙中山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等掏钱时却发现口袋空空,便与小贩说:“今日忘了带钱,明天来学校找我们取款。”可小贩不愿意,郑士良就有些火了,说:“我等不是那赖帐的人,决不会少你一个钱的。”小贩仍是不肯,于是双方争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引得行人都围拢来看是怎么回事,尤列便是那围观的人之一。他正好与他的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探访朋友路过那里。当下尤裕堂代付了荔枝钱,并一同回校。

  那天晚上,几个人以荔枝当晚餐,侃侃而谈。孙中山谈兴大发,高谈爱国救国等一套宏论,使尤列大开眼界,钦佩不已。从此往来渐密,结为知己。尤列那时在广州算学馆读书。毕业后,经考试,来香港任华民政务司书记。到达香港之后,他便去拜访孙中山。朋友相聚分外高兴,谈得更来劲,尤列拉住孙中山的手往外就走。孙中山很奇怪,问道:“拉我去哪?”尤列只管走,说:“带你认识个好朋友。”“谁?”“到时你就知道了。”

  尤列带着孙中山来到歌赋街,进了一家名叫“杨耀记”的商店。孙中山不觉有些好笑,但他不作声,默默地跟在尤列后面进入店里。

  房间里已有不少人,见二人进来,便一齐站起来。尤列连忙介绍道:“这是我在广州算学馆的同窗杨鹤龄。”说着,他把指向杨鹤龄的手又转向了孙中山,“这是我的好友孙中山。”

  孙中山与杨鹤龄都没说什么,两人对视了一眼,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把个尤列笑得莫名其妙。他看看孙中山,又看看杨鹤龄,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你们早已认识。”

  于是大家一齐笑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相聚的快乐和欢畅。

  孙中山与陈少白的相识,则是因了孙中山的国文老师区凤墀的介绍。

  陈少白在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一次有事要去香港。临行前,区凤墀对他说:“你去香港,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你一定与他很合得来的。”说着,区凤墀写了封介绍信。

  陈少白一看所介绍的人叫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到了香港,一办完事,陈少白就去找孙中山。

  孙中山见是区老师介绍的朋友,又见陈少白丰姿俊美,风度翩翩,心里自是十分高兴。两入谈了一会儿,陈少白的不凡谈吐和敏捷才思,使孙中山更是高兴,就想与他多谈一会,便提议:“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陈少白对孙中山也很有好感,孙中山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思。

  于是就随孙中山到了植物园,找了个僻挣的地方坐了下来。

  两人开始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刻停歇,他们发现,对时局的看法,对方与自己竟是那样的一致,对国家的前途,对反满抗清,对方与自己竟有相同的志向与抱负。

  孙中山舍不得与陈少白分手,他还想再多谈谈,可是天已昏暗下来,就问道:“这次来香港,住几天再走吧?”

  “不,只呆一天,明天就要走的。”陈少白显得也十分惋惜。

  两人终于站起来,握手告别。孙中山握注陈少白的手,心想:“如此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后一定要设法多在一起谈谈。”

  过了一段时候,陈少白因为家境困难。遂来香港开辟新路,打算半工半读,将学业坚持下去。

  孙中山便劝陈少白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同我一起学医吧。”

  可陈少白却不大喜欢医科。犹犹豫豫地,老下不了决心。于是,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又来孙中山宿舍谈天。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孙中山突然说他有事需出去下,请陈少白稍等一会。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孙中山又匆匆跑回宿舍,煞有介事地说:“少白,康德黎博士要见你呢。”

  “找并不认识他,他更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见我?”陈少白很觉诧异。

  孙中山也不回答,只是笑,抓住陈少白的手,就往外走,径直来到了教务长办公室。

  孙中山便把陈少白介绍给康德黎博士。

  康德黎满面笑容,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来我校学习。”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少白待要埋怨孙中山,可事已至此,也就只好不说了,就连忙回答:“敬请博士今后多多指教。”

  两人出了教务长办公室,孙中山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你这一来,今后我们大家可以多谈了。”

  陈少白故作嗔怪地说:“你倒好,为了联络‘同党’,真是用心良苦,不择手段啊!”

  就这样,陈少白转到了西医书院,比孙中山低两个军级。

  陈少白进了西医书院后,便与孙中山一道,常去杨鹤龄父所开的“杨耀记”商店聚会畅谈,共商革命大计,自然又结识了杨鹤龄和尤列。

  由于四个人情趣相同,具有共同的志向抱负,孙中山便提议立约盟誓,以表共同革命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人的一致赞同。尤列自告奋勇、立即提笔起草,草成后由其余三人一一看过,都觉满意。于是再由陈少白用白纸誊正。誓词的原文如下:宣誓人XXX等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九月初五日尤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正月廿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七月廿五日出生,十九岁。

  宣誓书的签名,是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他们立誓的目的,只想驱除满人,恢复大汉中华,实行共同理想,还没有具体的革命纲领。

  签过名后,四人整肃衣冠,点燃香烛,同时对天盟誓。仪式虽然简单,但却十分严肃而隆重。宣誓完毕,四人又到西医书院拍照留念。

  可是这件事竟被杨鹤龄的哥哥注意到了。他便半骂半讽地对他的弟弟说:“鹤龄,你们四人在搞什么名堂!遮遮掩掩地在谈论推翻满清政府的事,简直就是四大寇!万一被清廷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

  孙中山听了这话,很是坦然。他对其他三人说:“洪秀全揭竿起义,失败被清廷贬为寇。我们四人的志向正和洪秀全一样,我们也正是反清四大寇。这没什么好害怕的。”

  从此,“四大寇”的称呼就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扬开来了。

  “只想推翻清廷”

  孙中山与尤列、杨鹤龄、陈少白志同道合,结为反清“四大寇”,他们的交往更密切,为了便于相聚交谈,杨鹤龄在“杨耀记”内专门开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相会的固定地点。

  于是,他们常常风雨连床,畅谈竟夕,纵论天下大事,筹划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

  有一次,四人又聚在一起。孙中山意气风发,高谈旧事,说到激动处,不禁声调昂扬,满脸胀得通红。就像在面对千百人作演说一样。

  尤列静静地听着,忽然用手指着孙中山的脑袋,忘乎所以地说:“这个人的头脑是与洪秀全一模一样的。”

  孙中山听了,愣了一愣,随即回击道:“你是游智开。”

  众人听了,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游智开是当时的广东巡抚。“尤”与“游”同音,所以大家都被孙中山机智的回答给逗乐了。

  “四大寇”的名声传了出去。许多人一见到他门,便窃窃私语:“四大寇来了。”然后就悄悄避开,生怕他们发表反清言论会牵连到自己。但是,也还有一批人赞赏他们的勇气与胸襟,赞同他们的见解,与他们来往十分密切。

  这些人当中,主要的有郑士良、陆皓东、杨衢云和吴景良。

  郑士良在孙中山转学香港后不久就辍学了,他返回家乡惠州,开设了一家药房,取名为“同生药房”。此后,他便利用他的身份和工作之便,积极联络会党人士,不久即被推举为三合会首领。

  陆皓东曾与孙中山在香港呆过一个时期,后赴上海读电报学堂。1890年毕业,即被派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

  郑士良与陆皓东都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两人常去香港、广州小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尤其郑士良还向孙中山提供了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况。对孙中山帮助很大。

  杨衢云与孙中山相识,大约是在1891年。

  一天,孙中山上街,看见一个青年在与一个英国士兵打架。只见他三拳两脚,干净利落,一下就把那英国兵打倒在地。孙中山和围观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快,很佩服那年轻人,敢跟洋人硬碰硬。

  正在这时,赶来了几名警察,把那青年扭送到警署去了。

  孙中山甚是不平:明明是英国人酗酒闹事,凌辱中国人,为什么反把挺身仗义、打抱不平的好青年抓起来?于是,孙中山立即赶回西医学校,请康德黎博士出面保释那个青年。康德黎倒也热情正直,随即与孙中山一同赶往警署,把那青年保释出监。

  孙中山这才知道那青年叫杨衢云,比自己小五岁。杨衢云对孙中山的热心相助很是感动,愤慨地说:“英国佬欺辱我中华之人,我就是看不下去,就要打抱不平。”他狠狠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英国人之所以这佯横行霸道,都是因为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所以才被人欺侮。”孙中山没想到杨衢云既有一身好武艺,见识也相当深刻,出语不凡,更觉得高兴。于是邀请他去宿舍谈论救国大计。两人从此便成了知心朋友。孙中山不仅是在自己的宿舍、在“杨耀记”内谈论革命、鼓吹反满,有时甚至在同学的家里,他也高谈阔论,而且言辞激烈,情绪昂扬,使得同学的家长都注意到了他。

  譬如孙中山与同学关景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去他家里聚会。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在雅丽氏医院工作,很喜欢孙中山刚直、活泼的性格。她见孙中山穿着过于狭窄的长衫,就经常与他开玩笑,笑他是“气死仵作”(在旧社会,广州市民称殡仪馆工人为仵作佬)。

  孙中山也不生气,一笑了之。可是饭后闲聊,他便成了主角,总是听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仅言词激烈,而且透露出远大的志向与抱负。

  每当这种时候,黎氏总是默默地注视着孙中山,心里很是惊奇。一次,她忍不住向孙中山问道:“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

  “不。”孙中山一口否定。

  “想做钦差大臣?”

  “也不。”孙中山又否定了。

  黎氏不禁笑起来:“那么是想做皇帝了?”

  孙中山还是否定了,他沉思着说:“什么官我都不想做。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只想推翻清廷。这事业比做皇帝更伟大、更辉煌!

  黎氏听了,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孙中山,像是不认识他似的,并带着惊叹的口吻说:“啊呀,没想到你还是个胆大包天的‘孙悟空’啊!”

  孙中山不但要学孙悟空大闹天宫。一心推翻满清政府,而且他的性格亦似孙悟空活泼好动,喜欢嬉戏打趣,幽默调皮。熟悉孙中山的人,就干脆称他为“孙行者”。

  136有个化学老师叫何燎然,喜欢在学生面前大谈佛偈,常说什么“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一副假道学模样。孙中山心里很不以为然,一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捧腹大笑,把个何燎然先生笑得莫名其妙。而在同学中间,孙中山则常常学着何燎然的样子,说,“不有而有,有而不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陈少白入学之后,与孙中山住一宿舍。在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张铁床,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籍。他俩十分要好,一起读书,一同吃饭,晚上常常聊到很晚。彼此有什么问题,都一起商量解决。

  但是,这两个好朋友也喜欢互相戏弄,打来打去。谁吃了亏,谁就发脾气)另一个也不相让,于是常常推推撩撩,以至用书本、杂物做武器,抛来掷去。他们的宿舍的窗口,正对着伦敦教会道济会堂的天井和厨房。因此,他们抛掷的“武器”,便不时落到会堂里去,弄得道济会堂的人十分恼火。有一次,竟然连煤油灯也从窗口飞了出去,道济会堂的主持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亲自到学校去“告状”,请求老师对他们严加管教。然而,不管是学“孙悟空”闹天宫,一心只想推翻清廷也好,还是如。“孙行者”般活泼好动、嬉戏打闹也好,都丝毫没有影响孙中山的学业。

  1888年春天,就在孙中山转入西医书院不久,他的父亲孙达成因病去世了。在父亲病重期间,孙中山赶回家乡,为父亲煎汤送药,整日守候在父亲的病床前,极尽为儿的孝敬之心。

  父亲去世了,孙中山十分伤心,大哭了一场。他站在父亲的灵枢前,为自己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内疚而自责,更激发了他学好医术救人性命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

  孙中山的学习更勤奋更刻苦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西医书院的几年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学年,获全年级第三名(应考者十三人)。化学、物理和生理学三科成绩优异。

  第二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考者九人)。

  第三学年,主要在雅丽氏医院从事临床实习,工作积极,获得极佳的评价。

  第四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因同学多未能逐年升级,应考者仅五人)。第五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试者四人)。在毕业考试当中,十二门课程有十门获优等,总成绩称“最优异”。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的毕业执照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

  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亲手把毕业执照发到孙中山手中。他在毕业典礼上的简单致辞中,热情地赞了孙中山。称赞他的勤奋好学,称赞他的聪慧与才智。

  康德黎博士为西医书院能培养出孙中山这样优异的学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毕业典礼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特地邀请了五十人,举行了一次庆祝宴会。

  这对于孙中山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荣誉。  ●行医受挫  二十六岁的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但是,这个高才生,却不能在香港行医。

  原来,在香港医学局看来,西医书院的课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因此,它的毕业文凭就不能承认,它的毕业生也就没有行医香港的权利。

  对此,孙中山愤愤不平,可是又没办法去改变现实。无可奈何之下,就打算在香港开设一家药房,于是让陈少白代他草拟一份招股章程。

  康德黎博士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孙中山这样做很不妥,因为在英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是社会的“上等人”,做买卖的自然不能入流,于是,就亲自赶到孙中山那里,劝他不要这佯做。博士带点生气的口吻说:“用你的名字开药房?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是西医书院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才是。”

  孙中山无话可说,他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然而,康德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并不足劝劝就了事,他非常关心孙中山以及另一名高才生江英华的前途,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地位,为他们四处奔走。最后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托英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李鸿章给了英国公使一个面子,即覆函表示同意,说:二人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

  孙中山非常感谢康德黎博士的大力举荐。京城人多,各色人物都有,在那里一定可以结交更多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与自己一样,向往并从事“医国事业”。

  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原来在香港、广州活动的打算,同意与江英华一道上京赴任。

  康德黎博士见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心里十分高兴,就亲自带领两位得意弟子直奔广州。

  到达广州之后,他们住了下来。因为是北上赴任,必须向李鸿章的哥哥两广督李翰章领取军牌。这本是件小事,很快就能办好的。但他们上总督府求见,却被门吏挡住了,要他们三天后再来。他们只好等着,白白等了三天。憋得孙中山一肚子气没处发泄。

  三天后,总算见到了李翰章。李翰章阴阳怪气,打了几句官腔,又对孙中山、江英华教训几句,然后让他们去办理有关手续。

  手续十分繁琐,跑这跑那,跑得孙中山身上直冒汗。最后,衙吏还要他们填写一张表格。孙中山拿起表格一看,表格要求填出一家三代明细履历。“这不是侮辱人格么?”领取军牌的是我,为什么还要填上祖父与父亲的情况?

  孙中山原本就因为等啊、跑啊憋了一肚子气一肚子火,这下一齐爆发出来。他把表格掷还给衙吏,掉头就走了。

  于是,孙中山想到了澳门。还是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有一年假期回家经过澳门,曾经为当地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何穗田的家人治过病,那是久治不愈的一种病。孙中山经过详细诊断,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很快使病情有了起色。等开学返校再路过澳门时,孙中山又根据病情对用药作了调整,终于使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大家对孙中山的医术赞叹不已,赞他“妙手回春,华佗再世”,并热情地发出邀请,希望他毕业后来镜湖医院就职。

  如今,香港难留,北上又不成,孙中山使决定去澳门碰碰运气。

  孙中山到了澳门,来到镜湖医院。由于他在镜湖医院留下了好印象,立即被聘任为这个医院的主治医生。

  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专用中医中药给病人治病。孙中山的受聘,使他成为这家医院的第一个西医医生,因此,医院打破了专用中医中药的惯例,开创了中西医兼用的薪的格局。

  但是,受聘于镜湖医院,并不能使孙中山满足。他想自己开一家医院,单独行医。而这个愿望,在孙中山到达澳门之后不久,就实现了。

  1892年12月18日,澳门大街出现了一家中西药店。它是孙中山开办的。为了开办这家药店、实现自己单独行医的愿望,孙中山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最后通过老朋友杨鹤龄,终于说通澳门豪富、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同意作担保还银人,向镜湖医院贷款本银二千元。才解决了开办药店的最根本的资金问题。

  中西药店的出现,结束了中国籍西医从未在澳门开业的历史、孙中山成为中国籍西医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中西药店是办起来了,但是它的前途如何,却令孙中山十分担忧。他的一些朋友也对孙中山能办好药店、收回投资持怀疑态度。一家颇有影响的医学杂志《中华基督教医学报》曾刊文指出,说行医治病,“在香港或者上海这样的地方机会尚且有限,何况别处?”

  机会有限,并不是说中国人很少生病,而是由于迷信、愚昧和偏见在作祟,使得很多生病的中国人,常常不是是求医而求神明,或者只相信中医而忌讳西医,甚至心甘情愿地投向巫婆和江湖骗子的圈套中。

  孙中山决心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精湛医术来改变人们的观念,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这方面,他有过一次亲身实践。

  1892年春天,在孙中山即将从西医书院毕业的时候,孙眉从檀香山汇来一大笔钱,要给家里盖座新楼。为此,孙中山特地赶回翠亨,亲自设计建筑图样,将1885年孙眉所建的一所房宅加以扩建,建成一幢中西式结合的两层楼房。新居落成,孙中山亲笔写了一副四字对联,张贴在大门两旁,对联云:“一椽得所,五桂安居”,表达了孙中山新居落成后的欣喜之情。这幢楼房,就是今天供人参观的“孙中山故居”。

  这里要说的,是楼房即将竣工时发生的一件事。

  建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为楼房砌一道围墙。几个被孙中山请来的工人,在工地上已连续干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工人上长了一个久治不愈的大疮,虽然疼痛,但他仍然坚持出工做活。

  一天,庭院外传来了“咚、咚、咚”的竹筒敲击声,工人们一听都知道是来了江湖医生,都催促那位生疮的工人去找江湖郎中治一治。

  生疮的工人已备受折磨,听说来了江湖医生,就像盼到了救星一般,连忙跑出去喊住那江湖郎中。其他几个工人也都放下手中的活,一起出来看热闹,看看江湖医生是如何治病的。

  江湖医生摸摸那工人的腿,又看看他的神色,知道那工人的心情很焦急,就说:“这个大疮有奇毒,再拖下去就麻烦了。我包你治好,但得付五两银子。”工人们一听都一起嘘起来,“啊呀,这么贵呀!除个小疮就要花这么一大笔钱!你该不是敲竹杠吧?”

  生疮的工人面有难色,再三恳求说:“医生你就行行好,便宜一点吧。”“不行不行,没有这么多钱,我是不会替你治的。”那江湖医生丝毫不肯让步。

  工人们便一边嚷,一边帮着说,声音越来越杂,越来越响。惊动了正在屋里看书的孙中山,他便走出院子来,想看个究竟。当问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对那工人说:“我是个医生,你有病为什么不叫我来替你治?”

  那工人见东家这样说,倒显得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江湖医生却被激怒了,立即大声嚷道:”你小子竟敢与我抢生意,难道你以为我治不好他的病?老实告诉你”他顿了顿,从袋中取出飞砣,恶狼狠地接着说:“我一飞砣打断你的脚,也能替你治好。”

  话音刚落,他便把手中的飞砣晃了几晃,眼睛紧紧盯住孙中山。

  那飞陀是个酒杯大的园锥状铁球,连着铁索,是打人的一种凶器。

  工人们都惊呆了,一起注视着孙中山,看他如何应付这种场面。

  却见孙中山转回身去,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进正厅,一转眼工夫又噔噔地跑了出来。大家都在纳闷,只见孙中山用左手的长抽遮住右手,比画成一副开枪射击的架势,又听见他大声说道:“你那一点雕虫小技算什么。我一支‘对面笑’(手枪)打死你,也能叫你起死回生。”

  工人们实在没想到孙中山还有这一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又一起把目光投向江湖医生,只见那江湖医生吓得脸色苍白,手足无措,木鸡似的站着。孙中山的母亲、姐姐这时也都出来了,她们怕闯出什么祸事来,连忙上前劝阻。

  那江湖医生见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便趁势溜走了。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看江湖医生走了,才好奇地问道:“阿弟,你从哪里弄来的手枪?

  孙中山哈哈一笑,露出手指,把刚才那姿势又做了一遍,说,“姐姐,你看,这不是手枪吗?”

  大家都一起开心大笑起来。

  孙中山立即为那工人治疮,并说:“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保证把你的毒疮治好。”

  果然,那工人的毒疮不久就治好了。

  回想起这一段经历,孙中山既获得了勇气;又获得了启迪。他深深懂得,面对人们的迷信、愚昧,只有用无畏的精神、高尚的医德和优良的医术才能打开局面。

  孙中山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自愿充当镜湖医院的义务医生,不收取任何报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人们对医生的好感和信任。

  而对于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孙中山更是“德”字当先,以优质、真诚的服务赢得病人的心。他始终以一种友好而善良的态度为病人治病。收取费用十分合理公道,对一些贫穷者甚至赠医送药,分文不取。

  不久,中西药店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人们都知道中西药店有位姓孙的医生、医德既高,医术又好,有了病,都乐意来中西药店找孙中山医治。

  孙中山的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有一次在镜湖医院,他为一个病人开刀,取出一块大如鸡蛋、重一两七钱多的肾石,这在当时,手到病除是极其罕见的。

  而且,每逢有什么犬手术,孙中山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总是请康德黎博士来帮忙。而康德黎总是有请必到,他乐于帮自己的学生。因为孙中山有一种“易于使人们注意他”的天性,“一种吸引人们亲近他的磁性”。

  由于有老师的帮忙,孙中山的手术做得干净利落,从未失过手。按当时的习惯,医生做手术时,允许人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使得人们能亲眼目睹孙中山动手术时的风采,尤其是当人们亲眼看到孙中山从病人肚腹中取出肾石时,都惊讶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孙中山行医不到两三个月,就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国手”、“神医”。孙中山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上门求医的人数极多,达到了“户限为穿”,也就是踏破门槛的地步。

  孙中山的声音越来越高,引起了澳门岛上葡萄牙籍医生的妒嫉。他们以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为借口,开始是阻拦、禁止孙中山为葡籍人治病;接着又明确告知各个药房,除了葡籍医生外,不准为他国医生开的药方配药。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行医便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他开出的药方,在澳门竟拿不到药。他愤慨,他多方奔走,极力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行医的权利,但是最终却没有丝毫的结果。“刚刚打开局面的孙中山猝然遭受挫折,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他不得不摘下中西药店的牌子,关闭了店门,迁往广州,另谋生路。

  借医“医圆”

  澳门行医处处掣时、备受窝囊气的孙中山,于1893年春天,将他的事业转到了广州。

  在挫折面前,孙中山并不灰心,更不气馁,他有的只是愤慨,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只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到底的决心。

  当然,心挣之余,孙中山也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与惋惜。他给那么多人看过病,解除过他们的痛苦,可是当他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更不要说为他伸张正义。孙中山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只能把不平与同情埋在心底,却不敢大声疾呼地表达和发泄出来。

  孙中山不禁感到孤独,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悲哀。由此,他便体会到,医术救人只能医体,不能治心,医术所济的范围、功效实在有限。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更怀念他的好朋友郑士良,他心想,要是澳门有像郑士良那样热心干救国、忠诚于事业的人该多好啊!

  可是,这佯的人在澳门一个也找不到。行医既已受挫,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对这样的地方,孙中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孙中山到了广州之后,在西关基洗创办了东西药局。为了扩大影响和便于城内患者治病。又在双门底(即今北京路北段一带)的圣教书内设了一个医务分所。与此同时,他还在香山县石歧镇与人合资开设了东西药局支店。谁也没有料到,受挫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的事业比在澳门时更为发达了。开业之后,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尤其是孙中山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

  孙中山治病时,对病人十分亲切,态度也很认真。对于病人的要求,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给予满足,对那些生活贫困的病人则特别优待。见到这样的病人上门求诊,孙中山往往先冲上一杯牛奶,让病人喝了,歇口气,神气略定,然后才开始诊断。到最后,不仅免收诊金,而且赠送药品。病人接受了这般优良的服务,自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在广州行医,孙中山由于三天两头来回奔跑,一会儿到西关,一会去双门,一会儿又去石岐,实在是十分疲累。但孙中山并不因此懈怠,而是尽心尽意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一旦遇上什么特殊情况,他都及时地予以主动而热情的处理,尽到一个做医生的责任和义务。

  一一次,孙中山从广州赶往石岐。将到石岐时,他远远地听到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走近一看,在嚎陶大哭的女人的身边,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男人,一动也不动。孙中山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一边对躺着的男人作了一番观察。那女人痛不欲生地说:“我与我男人一早来地里干活,没想到他就突然这样死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叫我们今后可怎么活啊!”

  孙中山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忙和声细语地安慰那妇女,说:“别伤心,你丈夫并没有死。我是个医生,他的病我大概可以治好。”

  “真的?”那妇女止住哭声,既惊又疑地问道。

  “是真的。你去村里喊几个人,把你丈夫抬到我的诊所去。要快一点。”那妇女答应一声,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跑去。不一会喊来几个村邻,大家七手八脚把昏迷过去的男人抬到了镇上。、孙中山来不及喘口气;急忙拿起针筒、注上药液,给那男人打了一针。、不一会儿,那“死”去多时的男人开始有了动静。只见他颤动了一下,发出一声长长而微弱的叹息,然后慢慢睁齐了踉睛。像作了一场梦似的、惊奇地望着房间,望着面前的孙中山和泪痕满面的妻子。

  那妻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看自己丈夫,那张熟悉的面孔上又有了血色,再摸摸丈夫的手,温热有力。这是真的,丈夫还好好的,他死里逃生了!

  那妻子扑通一声,一下跪倒在孙中山面前,连声说:“谢谢救命恩人!

  医生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

  孙中山连忙扶起那妇女,心里也热乎乎的。

  没多久,孙中山便以他的医术和医德征服了病人的心,他的名声随之在广州、香山一带传扬开来。于是,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两广总督衙门的官轿,也常常抬着他延人府中为他们的家人治病。

  尽管孙中山对贫困者常常赠医送药,但由于找他治病的人相当多,开业一年下来、孙中山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想想当时李鸿章授予孙中山。江英华“钦命五品军牌”,月俸才不过五十元,相比这下,这一万多元,该是多么可观的一笔收入。

  可是,金钱并不能动摇孙中山从事“医国事业”的信念,他更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无论是在澳门,还是在广州,孙中山通过自己的行医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满足做一个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他更为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他要“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亦即通过行医,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甚至与官绅经常往来,以了解社会的黑暗,了解社会上层的罪恶,从而寻找并开出“医国”的药方。

  譬如两广总督李翰章,对于广东、广西的每个官职,都标出相应的价格,然后明目张胆地加以出卖,由此而大发横财。翠亨村一个青年,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家中有钱和善于溜须拍马,短短几年里就提升到相当于西方军阶准将的职位。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每次提升,总要捎带上他那个在远地一个鸦片窟里当厨子的兄弟,原来,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臆造一些勇敢的“事迹”,以他兄弟的名字报告上去,而上司也竟然信以为真,嘉奖不误。突然有一天,这个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厨子,竟从公报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已经在清廷的军队里,得到了一个相当于上校的军衔。

  有一天,孙中山的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那病人从肩到时,从臀部到膝盖,浑身上下,满是伤痕。孙中山看了之后很觉奇怪,就问道:“你的这一身伤是怎么来的?关节又怎么会变硬的?”

  那病人一连声地叹气,又不住地摇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稳住悲愤而委屈难耐的心情,说:“我这是被县衙门打的,是跪铁链跪的。”县衙门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罚你跪铣链?”孙中山又追问。

  病人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孙中山。病人是个船夫。一天早晨,他正沿着河岸朝家中走去。突然,一队兵勇迎面而来。不由分说,抓住他便拉到新会县县衙里,并立刻被按倒在地,屁股上挨了整整两百大板。打过之后,县官才拿着官腔问道:“你招是不招?”

  船夫已被打得疼痛难忍、晕头转向,这一问,更使他如坠云里雾里,他看着县官,回覆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我招供什么?”

  “你是海盗。为什么抓你,招供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县官似乎振振有词。

  “我是海盗?真是笑话,你们可以去村子里打听打听,我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普通船夫,怎么就成了海盗!县老爷可不能冤枉我。”

  船夫听说自己被认定为海盗,知道那是罪该处死的,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的口气倒也强硬起来。

  可这回答不仅不能使县官相信,反而激怒了县官,给船夫招致了更大的苦头。县官顿时把脸一沉,厉声喝道:“大胆狂贼,竟敢狡辩!就让你尝尝跪铁链的滋味。”然后,一声吆喝:“来呀,铁链侍候!”

  几个打手拥上前来,将船夫的膝盖按倒在锐利的铁链上。

  船夫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放开,两个膝盖跪得鲜血淋漓。

  县官重新升堂,对船夫问道:“滋味不错吧!想清楚了没有,招还是不招?”

  船夫十分坚强,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回道:“我不是什么海盗,我没什么好招的!”

  县官气急败坏,狠狠地下令道:“看来你还没尝够刑罚的滋味,来人,给他上竹杠。”

  几个打手走上前,将船夫的双臂拉直,迫使他的双膝跪在地面上,然后将一根竹杠横搁在船夫的大腿上,两头各坐了一个打手。两个打手一起一伏,竹杠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摆动。阵阵剧痛传遍了船夫的全身,他立刻昏死过去。但是事情并没完。船夫被投进了监狱,等他身体稍有恢复,县官又给他施刑逼供,然后他又是昏死过去。如此三番五次,将船夫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

  到最后,县官又不明不白地,突然将船夫释放了,什么解释也没有。

  讲到这里,船夫愤愤地说道:“为什么放了我?还是看我太穷,任凭他们如何用刑,我是一个铜子没有。有的,就是这条命。”

  船夫的经历,使孙中山深为震惊和愤慨,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的贪官污吏,人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说话的权利,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的保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不久亲眼见到的一幕。

  那是在方耀提督建立的屠杀场里。十几个刚被抓来、准备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在大声地呼喊:“冤枉啊,冤枉!”

  提督的师爷却无动于衷,厉声训斥他们:“乱叫什么!你们若是好人,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入提督府出诊正好路过那儿的孙中山,见到栅栏里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心里觉得非常难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犯人?又怎么够得上处以极刑?就问那师爷:“这些人在送来之前,可曾经公堂审问过?”

  师爷根本不愿回答,但他知道孙中山是提督请来的医生,不便得罪,就有些不耐烦地回道:“这些犯人都是由地方士绅送来的,确实是人人皆知的歹徒,哪里用得着审?”

  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黑暗社会如此荼毒生灵,他作为一个医生,又有何作为?他只能治好船夫身上的伤痛,却不能使船夫免于遭受那样的伤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人被任意残杀,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更重要的工作,更值得做的工作,应该是后者啊!孙中山决心要不遗余力地去从事那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医国”。

  ●广交志士

  孙中山行医广州不久,便声名远播,甚至被人绘声绘色地誉为神医。神医之说自是表达了人们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他的医术高超确是有口皆碑,这里不妨引用一则当时刊登在广东中西日报上的鸣谢启事以作证明: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惟牙齿之灾,竟稳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境遇先生略施小技,力圭调和,著年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缘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精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武泌谨启。

  由这则鸣谢启事可知,孙中山竟是一位各科全能的医生,连别人束手无策的严重牙病,他也能手到病除。

  但是,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使得孙中山不满足于只做个医治人体疾病的医生,而促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一贯理想与抱负,即更为坚定而迅速地去从事“医国”事业——推翻满清政府。

  可以说,从孙中山一踏上行医之途,他便是借行医为名,行“医国”之实。他在行医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革命事业,随时注意交结有志之士,播下革命的种子。而到了1894年春,也即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一年时,孙中山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在了革命工作上,俨然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这时的革命工作,主要是以行医为掩护,广泛交结各界的有志之士,吸收他们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因为,要推翻满清政府,仅仅靠自己,靠几个人是决不能完成的。

  1894年,一心想着医国事业的孙中山干脆卸去了管理药店的重担,一方面请区凤墀的女婿尹文楷医生主持医务工作,一方面又把药店的财务经营交给一个伙计负责。无事一身轻的孙中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色革命同志的工作中去了。

  孙中山从伙计那儿提了一些钱,然后拎起医包,就踏上了外出交游的路程。

  孙中山走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只要遇上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向他们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宣传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旅费用完了,他又回药店去取,然后重新踏上交游征途。他四处奔走,风尘仆仆。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他便在农民家里过夜,或在大树下歇息;肚子饿了,便喝一口凉水,吃一口自己所带的干粮。真可以称得上是风餐露宿,不辞辛劳。累一点,苦一点,他并不觉得受不了。他吃过苦,受过累,能习惯,能坚持。尤其是当他想到,他的苦累是为了使广大的劳苦大众尽快地摆脱苦难时,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备感幸福。

  为了交游,孙中山受了很多苦累。为了物色同志,孙中山更是煞费苦心,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心血。这期间,由于伙计不善经营,竟把孙中山的诊费收入统统投入了买卖,现金不足,使得孙中山的日常开销也难以维持。但孙中山并不介意,因为,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医国事业”。

  广东水师广丙军舰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他听说孙中山医术高超,便亲自登门求孙中山给他医治。

  孙中山交游去了,不在店中。尹文楷医生接待了他,并愿意替他医治。

  可程璧光不肯,他执拗地说:“我只相信孙先生。待他回来时,请通知我一声。”说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孙中山回来了,尹文楷将程璧光的事告诉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已不大接受医务,无暇替人治病,可一听说程璧光是位海军人才,估计今后革命必有大用,就马上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孙中山拎着医包,亲自上了程璧光家。程璧光胃病又在发作,疼痛难忍,听说孙先生送诊上门,又惊又喜,连忙迎出门来。一见孙中山的面,便爽快地说:“鄙人小病,何劳先生屈驾送诊。实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孙中山连忙还礼,诚恳地说:“程先生是海军军官,长年坚守舰上,为国效力,落下胃疾,我等理应为守卫疆土的勇士尽一点绵薄之力。”

  程璧光听了孙中山这一席话,更受感动,连忙把孙中山让进屋里。

  孙中山打开医包,立即给程璧光切脉问诊。仔仔细细地观察、检查了一番。同时,孙中山又不厌其烦地向程璧光解释他的胃病的起因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程先生的病是因饮食不正常而起,饱一餐,饿一顿,自然有伤肠胃。

  今后,一定得注意定时定量进餐,不要吃冷辣食物。”

  程璧光望着孙中山,眼中透出感激的光。只见孙中山开好药方,又建议道:“程先生除了吃药之外,还须进行辅助治疗。以后每天清晨须到野外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增强胃部的活动机能,这样才可望彻底治愈。”

  程璧光连声称谢。只听见孙中山接着说道:“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必定散步半个小时。如果程先生没有散步的习惯,我可以陪程先生。”“不敢当,不敢当,孙先生工作繁忙,怎么能耽误先生的宝贵时间呢!”程璧光连忙谢绝。

  “不必客气。散步对我也有利。就这么定了,明天早晨5点半,咱们东郊见。”

  第二天一大早,孙中山便来到了东郊,过了一会,程璧光也来了。两人沿着野外的小路,并肩漫步,呼吸着清晨的凉爽而散发着清香的空气,两人的精神都不觉为之一振。

  他们边走边聊,显得越来越投机。

  “程先生,听说你是程奎光的哥哥,是吗?”

  “是的,奎光是我的弟弟。”

  “噢,我和奎光先生早有来往,他可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啊。”

  “孙先生过奖了。”程璧光并不知孙中山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不,不。奎光先生确实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如今我们这个国家黑暗如墨,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奎光先生对目前的现状极为不满,乃至有志于改变这样的黑暗社会。这不是大有作为又是什么?”

  程璧光听了,大惊失色,怔怔地望着孙中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孙中山停了停,又接着说:“以程先生的阅历与见识,肯定会接触到这个社会更多的黑暗和腐败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想必程先生也是反感的,不赞同的。是不是?”

  一席话说到了程璧光的心里。他想起了自己所亲见亲历的许多事,不禁愤愤地说:“这世道确实太不像话了!”

  孙中山不想一次说得太多,又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便打住话头,说:“我们明天再聊吧!”

  此后一段时间,孙中山天天陪程璧光散步。俩人相处得越来越亲近。孙中山通过聊天,纵谈时事,批评社会,不断地向程璧光灌输革命思想。程璧光则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被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抱负所打动,内心深处升腾起强烈的爱国激情,终于成了孙中山的好朋友。

  孙中山就是这样不辞辛劳而真心实意地去物色、结交各界的革命同志。

  从澳门到广州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陆续结交了左斗山(基督教徒、店主)、王质甫(传教士)、魏友琴(教员)、程璧光(海军军官)、程奎光(海军军官)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并且经常聚集在一起,在广州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等处谈论时政,谋求救国办法。

  在广交新朋友的同时,孙中山开始考虑如何发动革命等一些具体事宜与问题。一次,他在香山轮船上就与陈少白商量“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要造反,必须学会使用武器。于是,孙中山在自己的家乡,亲自试验炸药的威力。

  在翠亨村孙中山住的楼上,有个小陶缸,里面装着白色的药粉。家里人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只是姐姐孙妙茜按照孙中山的嘱托,偶尔把它拿出来晾晒一下。

  一天,孙中山回到家,从陶缸里掏出一些药粉,搁在一块白布上面,小心地包扎好。然后走出家门,来到刻有“瑞接长庚”的闸门旁,把布包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挥手让乡亲们退后。

  乡亲们都十分奇怪,不知孙中山在搞什么名堂。忽然听到孙中山说:“看看炸药的威力怎样!”人们一听,都赶忙躲得远远的。

  突然间,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巨响,在翠亨村上空回荡。等硝烟散去,人们跑去一看,发现在那块七尺多长、一尺多高的长石上,现出了一道新的裂缝。

  这火光,这响声,这裂缝,成为孙中山开始实施革命行动的标志。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几个老朋友也开始行动起来。

  陆皓东将翠亨村的田产变卖,与尤列等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场所。

  郑士良到处奔走,广泛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取得了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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