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坊
传记文学

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

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

  孙中山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功不可没的。他除了用自己的爱国革命行动作了模范带头作用外,还积极地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武器,宣传和鼓动,把海内外的爱国志士对祖国的感情凝聚起来,动员全中国人民起来“合力救国”,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新国家。

  孙中山以爱国主义为武器,煽起国民的觉醒,其主要宣传手段有四种。

  其一,宣传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文明发达的伟大国家,激起人们的爱国爱乡之情。孙中山说:中国为世界最老之文明国,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为全球所无,它不仅有“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而且又是东方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但因为“清虏人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

  现在只有“除虏”,打倒清朝统治者,才能“救民”。因此要振奋起民众的爱国心,就必须使“吾国人果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总之,孙中山以中国人眷恋国上乡邦的情怀为着手点,唤醒中国民众的强烈民族观念,将酣睡中的中国人引进现代进步时代,并以此为精神力量,去发动中华民族保家卫国。

  其二,在领导反清斗争中,宣传和启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孙中山所坚持的认识论中,有着“行易知难”的认识,虽然“不知亦能行”,然而他认为只有正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行动。因此,孙中山在领导人民进行反清斗争过程中,注意以“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让爱国志士自觉地实行革命。他告诉国人:“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然而“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蛇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是因为中国民众并未真正认识到“使吾侪至贫极弱,日沦于九幽十八狱者”是“朝秦暮楚之政府,迎新送旧之官场。”

  所以,要“发达吾民之爱国心”,“与异族抗”,先要号召国民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然后“竖旗起义”,“驱逐满州皇帝”,才能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而要如此,就需在反清斗争中做好宣传,使中国民众与“文明进步,忧国思潮与时俱长”,做到全国人民“协力联合”,“披坚执锐,血战千里”,同清政府决战。

  其三,宣传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中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如果“中国人再不觉悟,”长此以往,“不到十年便要亡国。”孙中山认定只有“大倡革命,”打倒国际上的“势力强权,”才能指望中国“复兴”。而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要靠“自强”,只要全国“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列强国家“方欲敬我之不暇,”也只有“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除其今日同帝国主义“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的惨况。因此,他坚定地指出:要争取民族独立,就必须立下决心,用爱国思想去激荡人们奋起革命。

  其四,通过宣传发扬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传统和学习“各国种种文明”结合起来,加速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孙中山一生都在考虑着如何把中国的悠久文明发扬光大与学习世界各国的文明结合起来,以便加速中华民族的发展。

  总之,孙中山善于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宣传发动国民来进行革命活动。

  理不相容,势不两立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海外。他们在海外依靠的也是华侨。这就与孙中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康、梁在海外举起了“保皇救中国”的旗帜,在各地华侨社会中普遍设立了保皇会组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皇活动。由于华侨本身就具有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又因为维新派较革命派更早地造成政治影响,使得革命派在华侨中的影响越来越小,甚至许多本已参加了革命派人最终都倒向了保皇派。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认识到革命派“向来专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并决力挽狂澜,拯救革命于危亡之即。他在试图谋求与保皇派联合反清失败之后,决定与保皇派作一次彻底的较量。

  1900年,康、孙两派都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大好时机,先后在国内发动了自立军勤王起义和反清王朝的惠州起义。

  康、梁企图以暴力手段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向各地华侨四处投书。各地华侨捐资甚丰,对保皇派寄予了极高的希望。但由于保皇会组织涣散,康、梁本人对起义的不负责任,特别是康有为不但拒绝回内地领导起义,而且还私吞华侨捐款60余万,对领导这次起义的唐才常不加接济,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保皇党人本身所具的局限性,使曾寄予厚望的华侨倍感失望。

  而1900年孙中山所领导的惠州起义,虽未得到华侨很多的资助,起义军却一度占领了好几个县城,队伍发展到20000多人,声势浩大,起义虽失败,却造成了极大的优势。

  两次起义的结果迥然不同地摆在华侨们面前,华侨中的激进分子纷纷投向了孙中山的革命方面。为了挽回这一颓势,保皇会开始正面向革命发起了进攻。1902年,康有为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辨革命书》,接着梁启超主

  编的《新民丛报》连续刊登康有为的《辨革命书》、黄遵宪的《驳革命书》等文。

  保皇和革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保皇派利用他们宣传媒体向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而在1900年之前,革命派在海外尚无一份报刊来鼓吹革命,宣传上显然处于劣势,政治影响也迅速缩小。檀香山不但“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使得“会员多以变节。厚者廖廖可数”,而且,保皇会的机会报《新中国报》还在大张毒焰,不遗余力地攻击革命。

  孙中山意识到不将《新中国报》这一毒焰铲除,断不能做事。只有与保皇派人打一场“理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宣传战,才能争取国内外同胞的支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1899年末,孙中山首先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以宣传革命。1903年,孙中山赴檀香山,改组《隆民报》为《檀山新报》作为革命报刊。井亲自撰写了《驳保皇报书》、《敬告同乡书》等文,拉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前革命与保皇论战的序幕。在《敬告同乡书》中,孙中山严正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误也。”“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号召人们“划清界限”。孙中山还在檀香山华侨作革命演讲。从而使华侨“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经过革命宣传,并利用自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的身份,将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实行彻底改组,使之成为革命的喉舌,“旗垒为之一新。”从此“革命言论,鼓荡全美,华侨慕义者日众。”孙中山还通过《中西日报》刊印邹容《革命军》11000千册,广为散布。此外,在日本,孙中山还发动留日学生的先进分子,先后创办了《游学译报》、《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宣传爱国和革命的刊物,反抗保皇会的舆论攻势,促使了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的形成。

  在孙中山领导下,与保皇派进行了“理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宣传反击战后,曾经风行一时的保皇思想日益没有市场了,而反击战后的革命派迅速壮大,并在1905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在线看小说 趣知识 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