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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

  早在几千年前的刘邦起事,就把握了用骨干力量来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事谋略,刘邦用张良来处理国事,用韩信来用兵打仗,用萧何来搞后勤,几种分力合一种力量,让项羽一败涂地。几千年来的领导者似乎都掌握了这一规律,孙中山也不例外。孙中山在革命中注意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推动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培养和重用了以陆皓东、郑弼臣等为骨干力量;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以黄兴为骨干;黄兴远走他乡之后,以陈其美为骨干;1912―1922年间,廖仲恺开始成为孙中山在革命党中的得力助手。

  这些骨干力量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发展。其中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最能体现孙中山的这一人事谋略。

  1903年,廖仲凯与孙中山在日本首次会见面。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廖仲恺成为了“孙中山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在“为数不多的同志中”,廖仲恺是“最忠诚、最亲密、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人,”“他的革命活动和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密切相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廖仲恺“为推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最后并以身相殉,他无愧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

  就孙中山与廖仲恺的关系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时间段,我们不妨就分为三个时期,来探讨孙中山实施这一人事谋略的过程。

  第一时期应该是1903年至1911年之间,1903年春天,在神户神保町的一个留学生的聚会中,廖仲恺初次认识了孙中山。此后,廖仲恺就常去小石川拜访孙中山。该年,廖仲恺夫妇和黎仲实等人协助孙中山成立了一个“义勇队”。1905年,为了筹备同盟会,廖仲恺搬到了神田居住,常与孙中山来往,这时他们相处得象一家人。1909年,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营口及吉林做秘密的策反工作。这一段日子可以算是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阶段。

  1912年至1922年是第二个时期。1912年初,廖仲凯和他那在清廷做官的亲兄廖恩焘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的会议,两兄弟因立场不同,谈判时互相对峙,一时传为新闻。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香港,廖仲恺和胡汉民一起去迎他来广州。第二年,廖仲恺在广州试行“单税法”,并向广东临时议会提出了改良地租的法案。该年6月,孙中山招待报界和数十名议员,发表谈话,支持廖仲恺的换契案。1918年,广州军政府改组,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

  从1912年后,廖仲恺开始在革命党里担任重要职务。多年担任负责党内一切财务的财务副部长。1919年10月,中华革贪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廖仲恺担任了财政主任。1916年9月,曾被派往北京,与黎元洪总统商量国事。1921年,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并从1920年开始,就让他周旋于蒋介石和陈炯明之间,调解粤军内部的纠纷。此时,廖仲恺已在革命党内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

  1922年6月,廖仲恺曾被陈炯明囚于石龙,脱险后,益感革命之需要,遂协助孙中山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政策,进而改变了中国国民党的命运。

  1922年至1925年间,孙中山对廖仲恺更加倚重了。1922年秋,孙中山授意廖仲恺借口去日本参加廖承麓和许崇清的婚礼,在热海与越飞进行了会谈,为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会见打好了前站。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囚禁廖仲恺。使孙中山和廖仲恺拟订了以反帝和反军阀为目标为“三大政策”。”三大政策”遭到右派反革命的坚决反对。孙中山依赖廖仲恺的协肋和支持,改组了国民党,创立了黄埔军校来推动国民革命。此时期廖仲恺身兼之职达13个之多,每天都要工作十六、十六个小时可见孙中山对其倚重之情。

  孙中山对廖仲恺的培养和重用,完全是着眼于革命骨干而言的。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的实施,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廖仲恺在国民革命的巨大作用说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武昌起义是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暴发时,其领导权没能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武昌首义后,各省宣布独立,但由于政治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未能防止立宪派和旧势力从内部夺权的阴谋,使独立各省的大权先后落在他们手中。一时之间,各派势力都试图在新组建的政权中占住优势。起义三个月后,匆匆从国外赶回的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他将怎样来处理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呢?

  既要团结立宪派和旧势力,又要保证革命党人在政权中绝对优势,孙中山和黄兴在组建临时政府时采取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妥协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911年,黄花冈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海外,认为这样小敲小打不起作用,应积蓄力量,以图一举成功。

  1911年9月14日――24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原定10月6日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日期。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政府在武汉大肆搜捕,领导起义被破坏。湖广总督瑞征杀害三烈士后,全城戒严,四出搜捕。

  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中下层官员,异常悲愤。10月9日7时许,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一排长在巡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北龙正在准备起义,问:“哼!你们要造反吗?”下令士兵捆绑熊、金二人。金一跃而起,大呼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先攻占了楚望台机械库,然后又占领了凤凰山、蛇山,第二天又攻克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

  因黄兴、宋教仁还未赶到,蒋翊武和孙武也不在武昌,革命党人就强推清军协领黎元洪出任武汉军政府都督。

  武汉首义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大地。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50天内,全国就有15个省区宣布独立或起义,脱离了清朝统治。但由于革命党人政治经验不足,独立各省的大权都落在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势力手中。

  立宪派与旧势力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钻进革命内部与反动力量结成联盟,对抗革命派,争夺权力,企图控制革命局势的发展。革命派和立宪派为中心的南方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争夺各省政权的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起义的湖北和上海几乎同时发出筹建临时政府的通电,都企图控制和掌握临时政府。双方争斗的结果,上海方面让步,各省代表会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代表会中,革命派和立宪派占相等的多数,另有少数的旧官僚,封建士绅,甚至还有清方的密探在内。

  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由汉口移至南京开会。南京代表会己由23人增至45人,同盟会员占二分之一,其余是光复会员以及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南京代表会要选举黄兴为临时总统,又要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坚辞不受,主张等待孙中山回国。

  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祖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有独立的17省代表45人出席,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每省一票共17张票中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早大孙中山就职前,革命派、立宪派、光复会领袖章炳麟以及湘桂等省都督都在酝酿,纷纷提出自己理想的国务员名单,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在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和宝昌路孙中山住宅进行紧张的密议。立宪派通过汤寿潜提出的名单,只将军事、司法两部交给同盟会,露骨地表示出他们要控制政权的企图。宋教仁等少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全用革命派的建议。孙中山、黄兴等不但拒绝立宪派所提出的名单,也不愿采用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方案。他们认为既要掌握政权,又要团结立宪派。旧官僚,决定采用“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黄兴提出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总长名单,几经蹉商之后,1月3日代表会正式通过,各部次长及其他要职,由孙中山直接任命。

  临时政权的组成由形式上来看,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江浙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和革命党人有过历史的联系,也曾在清政府任过要职。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旧官僚,是为了借重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席,极力在形式上造成各派联名的局面。而各部全都是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除汤芗铭外,其余次长蒋作宾、魏宸组、吕志伊、景耀日,马君武、王鸿猷、居正、于右任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除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外,各部部长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就职或不愿做空头总长,实际并未登合。因此,临时政府有“次长内阁”之称。

  临时政府还接孙中山的要求采取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部三局,孙中山以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而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胡汉民、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焘以及其他要职,都是革命党人。

  从汉口代表会、南京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立宪派代表锐减,革命派代表激增。临时参议院43名参议员中有33名是同盟会会员。参议院里成立革命派的天下。

  在孙中山“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安排下,既联合了立宪派和旧官僚,又在临时政府中保住革命派力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同盟会在建立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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