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政权与治权的治塞效应
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认识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起初是单纯的仿效态度，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日趋反动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统治下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复矛盾，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巨大的消极后果，让他思索不已。
怎样才能避免西方那种国家政治生活的矛盾？那种人民不支持政府，力求以各种手段抵制；政府则为使自己成为“有能”机构，采取赤裸裸的独裁方式所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呢？
孙中山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策略，还是应该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着手，他把这一课题概括了一下：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
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节制它。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怎样才能把现实的“第一说”变成理想的“第二说”呢？
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让政权对治权的控制象活塞一样往返运动”的策略。他这一策略是在他自己提出的“权能区分”的理论上形成的，是希图“济代议政治之穷”的摸索控求的结果。孙中山在1918年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来阐释他的“权能区分”理论，他说共和国好比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都是我股东的公仆。”他这一比喻正是说明了一个原则――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间，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压之自由仍在人民。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和“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关键在于“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即孙中山所提出的“政权对治权的控制象活塞一样往返运动。”
他从政治二字的定义着手来剖析人民政府的关系。他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也可说是政府权。”政权归人民所有，治权为政府所掌握。如果把治权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掌握政权的人民便是操纵这一机器的工程师。政府这台机器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选权和监察权等五种权力；而人民这一工程师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四种权力。“工程师”
与“机器”的关系很是明显，政府的权，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选举了政府、官员，也就发出了一种动力，但是，能发出也能收回，象机器的活塞一样能做往返运动。人民选举之后，还要监督、考核，发现不合格，反主人之道而行之者，可以对其行使罢免权。人民对于政府及官员，有决定其取舍去留之权。
孙中山这一“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的策略，是极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在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政权根本性质的前提下，不仅解决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预质问题，还能使人民成为国家正直的主人，能直接参与国务活动，也能使政府以人民意志为依归，使它在人民的支持下产生高度的效能。
虽然在孙中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这种用“四权”管“五权”的轨道政治无法得以实现，但他这种对政体组织形式的控索是符合罗辑的，是正确的。
自由有限度，平等有真假在中国这个曾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专制莽林中，谈自由、谈平等，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很有新意，也很有难度。跟其他任何新概念新事物来到中国这块大陆而遭到非难和歪曲一样，自由与平等，也遭到了话多后的不良之人的歪曲。比如说：什么自由即绝对的自由、平等就是要一刀切，搞绝对平均主义之类的。如果再无人作出权威性的回答，这对概念将不可避免地带人毒素渗人歧解的国民心中。
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目的本来说是争自由、争平等，自由和平等是民权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国民连自由和平等的真正意义也没有把握的话，就无法明白革命的目的，更说不上革命了。
孙中山在大量的论述和演说中试图向国民阐释清楚这一时概念的弄清楚
正涵义，以及他们的关系。并强调指出自由有“大自由”和“小自由”的区别，而自由是有限度的，其表现为“小自由”服从于“大自由”，与自由可称为是孪生兄弟的“平等”是有条件的，其有天生不平等和人为不平等的区别，要主张真平等，反对假平等，其具体阐述大致如下：自由，首先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政府、政党的自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政府、政党要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活动，这都是自由范畴里的具体表现。中国国家首先得自由，民族才能自由，政府和政党才能自由。
其次，自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革命就是为了要争得个人的自由。但必须明白，个人的自由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这种“小自由”必须服从于“大自由”。
其三，必须反对超出合理限度的极端自由。他说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所以个人的自由，不可不争，但绝不能驾于国家、民族之上。他特别强调在组织政党和军队时，要求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严格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履行自己的义务。
总之，他认为自由是要争的，而自由又是有限度的。至于与自由关系密切的平等，他认为平等更为重要一些，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旧制度的不平等所在，而实现平等，消灭不平等是革命的目标之一。他对平等作了如下一些述说：
其一，他从事物的特殊性人手，认为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天赋平等论”是不成立的。他说自然界找到了两朵同样的花，人又怎么能平等呢？
其二，封建“真龙天子”们的那一套“天生不平等”的把戏是人为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天授”的，人们应该去消灭这种人为不平等厂争取真正的平等。
其三，必须主张真平等，反对假平等。所谓的“假平等”，是指各人的先天条件、基础、起点均不是同一个水平，所以他们后天发展也无法达到完全一样的高度。在这个前提下，去凑合“平等”，是压制冒尖的，迁就后进的，弱小的。这样将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代，所以这一种平等是假平等。
真平等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所以真平等是讲政治地位的平等，是各人立足点的平等，至于各人将要达到的高度，不能加以限制，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
孙中山这种观点既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具体素质和条件的差异，又强调立足点平等。这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拥有相同平等的机会，又不搞“一刀切”，不搞绝对平均主义，以利于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总之，孙中山关于自由、平等内涵及关系的阐述，是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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