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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九九七年,我写出自己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二〇一三年,完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想起这篇文章,才恍然明白,原来十六年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胚胎;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它终于长成了。

我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一九九二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我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我一时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彻悟”,但他一月十八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真正开启了我理解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

此后陆续见到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的文字,促成了我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但到那时为止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二〇〇二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三十二卷,一千多万字,其中四百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四百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写的—读完这些,我产生出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并开始着手准备。

二〇〇四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原典精读”系列课程,并催促任课教师撰写讲义教材。二〇〇五年寒假我写完《沈从文精读》一书之后,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前面的书稿赶得急,没日没夜对着电脑,眼睛出了问题。这样就不得不拖延下来。一拖就是好多年,简直快要拖出心病来。二〇一二年秋天,我重新开始,排除了其他事的打扰,一心做这一件事,转年夏天就完稿了。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写过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结束时候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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