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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小处”和“大处”

一九七四年一月,博物馆初步确定三四个人为沈从文的业务接手人,分别学服装、绸缎、家具、图案等。沈从文多次请求安排绘图的助手,但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馆里工作重点是改陈,没有能力帮助他。沈从文对“批孔”何以跟“批林”有关,深感困惑。

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街区文教组却告知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因为她的父母在四川。一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大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24;8)小女孩在院子里玩,用粉笔在地下写:“我要读书!”两个老人看了十分不安,相伴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长椅上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是不行。

这期间两个老人之间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工作起来就陷入其中不能自已,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洗漱之类的细节更是顾不上;更麻烦的是他不断接待来自各界、各地的来访者,常常是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古为今用”的服务。碰到这种时候,如果张兆和在东堂子,就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张兆和倒不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委屈自然也有,更主要的是担心沈从文这样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还担心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会垮下来。

二月沈从文写了封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沟通,他叙述二十五年来自己的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这样做有道理,甚至于,只有这样做才合理。信的开头,他写道:

小妈妈:

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进入真正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都还十分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宜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24;48)

他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出于“怕事”、“自保”的心理;他自己却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它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24;56—57)

至于想在社会动乱中“免过自全”,沈从文想得非常清楚:“据我这廿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被冲被刷的,即长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至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24;58—60)

沈从文向张兆和说明,他“近于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抱了“三个希望或目的”:一是提高年青人,把自己积学所得传给他们;二是劝诱老朋友,放下老一套治文史方法,用文物和文献对照来搞学问(事实上这两个方面都不怎么被接受);倒是第三个方面,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等当前实践,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呼应,这也就是他家里来咨询、求教的客人不断的原因。“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沈从文在信的最后说,“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24;61—62)

二、南方之旅

事实上张兆和的担心出自常理常情。沈从文言之凿凿说体力如何好,可是三月初就因工作过度,造成血压回升,继而左眼黄斑出血。接下来就得不断地跑医院,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素C和葡萄糖,路近,还比较方便。去协和眼科诊治比较麻烦,通常是五点即去挂号排队,每次得半天。左眼不能用,他就凭一只右眼来工作。四月中旬的一封信里,他说到现状:“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近经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弟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抄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只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24;84)

张兆和四月九日带沈红去苏州,将在南方住一段时间。沈从文不时写信,除了告诉妻子自己每天上午收拾房间,拖地、抹灰,让妻子放心不会整天伏案之外,还说说人事和社会。他去给金岳霖送降血压的蚕蛹,碰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其时还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感慨“从诫竟和金隄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24;79)至于社会的一般情形,他观察到的是普遍的“世故”之风蔓延,因而深怀杞忧。“批孔”是他此前此后常提起的事,给妻子的信里更为放言无忌,用语严厉:“有不少知分在‘独出心裁’的写批孔文章,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佞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24;97—98)几个月前他曾致信北大教授吕德申,请他找一些包括冯友兰的文章在内的“批孔”材料来看看。一九七三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文,一九七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沈从文一九七五年作旧诗《高知赞》、《圣人赞》,对“知分”—知识分子、“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所代表的社会一般风气,痛心讽刺之外,更表达了深重的忧虑。

家里人都知道,沈从文一个人住,不可能做到医生嘱咐的“不看书不看报”,都催促他真正离开书桌休息一段;而眼病一直不见好,又犯了动不动流鼻血的老毛病,也促使沈从文向馆里请假,去南方休养和治疗。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他离开北京,前往苏州与张兆和会合。

在苏州一个多月,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拉着沈从文看山石,看园子,住处空地一片翠绿,触目清爽。“一月里真正作到了未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24;125)

六月二十三日,沈从文专程去上海看望窦祖麟、程应镠、巴金等朋友,先后住在窦家和程家。巴金在《怀念从文》里记下了两位老友相见的情境:“一九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27]沈从文一九七五年致黄裳信中,描述更为丰富细致: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叙及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摊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欢忻。后屋住有刺孙传芳之施剑翘,十分高兴为叙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悲多芬肖邦唱片。旧事成尘,不意转眼即廿卅年,……还记得曾为蕴珍绘一浇花速写,十分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

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24;314—315)

七月一日,沈从文和窦祖麟一家由上海到黄山,与从南京到黄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寰和姐弟以及沈龙朱、沈红等会合,老老少少一共十五个人,第二天开始登山。这个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在黄山上度过了几天,沈从文愉快、兴奋,而且从此以后他多了一条自夸身体好的证据: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爬山不但不拖后腿,还轻松胜任。

下了黄山,又到南京,在张兆和四弟、植物学家张宇和家住了几天。张家十姐弟,二姐、三姐、四弟、五弟,四家亲人难得有了一次团聚。七月十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带着沈红回到北京。

三、有忙不完的事是“幸运”

沈从文八月份两次检查眼睛,左眼黄斑出血未能吸收,视力快速衰退,同时两眼都有轻微白内障。“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辩。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24;155)一九七三年,黄永玉应朋友之请,随手在一本私人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不料成为一九七四年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中被重点批判的作品: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解释成“含沙射影”的“毒草”。

因为预感眼睛问题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沈从文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在右眼还可用的情况下,把服饰资料说明文稿重抄一份,为此他再次请求馆里退还文稿。“目下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24;155)博物馆此前向文物局请示过服饰资料文稿处理意见,局里忙于运动,一直没有答复;馆长为不影响沈从文工作,八月下旬将文稿退还,同时告知,馆里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助他。拿回文稿后,沈从文又忙起来,一面誊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请王帮助把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单位寻求摹绘图像的解决办法。

又一个新学期即将开始,为沈红入学借读的事,两个老人奔走交涉,还是无果。去老熟人萧离家相托,路上换车,沈从文摔了一跤;不过总算由萧离帮忙,解决了这个发愁的问题。

沈从文又恢复了晚上十二点才睡、早晨五点多即起的习惯,书桌上可用的面积约一尺六寸见方,能工作他即觉“知足”—“知足不辱”。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在不知所措中彷徨度过相比,他自己有忙不完的事反倒是“幸运”;而且,这么工作,还是一种“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他写信给患心脏病的老友徐盈,“推广”他的方法:“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上,效果比药物显著而持久。(24;193—194)他跟儿子说:“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还有极大的潜力(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24;205)—这绝非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而是一个老年仍然保持创造的“热情”和“幻念”的生命的真切体会。

从北大的朋友那里听说,“现代文学”只教鲁迅的几个作品,主席的诗,八个样板戏,最近又加了郭沫若。诸如此类的事,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之后,再也不会大惊小怪:“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24;189)沈从文倒真有点儿庆幸二十五年来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为有实际意义的事。但也就在他埋头杂文物的各种专题研究的空隙,十月下旬,他又试探文学创作,写出《新稿之一》。他早就没有了发表的念头,手稿后面写了这么几句话:“略近奇迹,因为是廿五年后,重新开始作的一些回忆的贯串。得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去,维持三两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27;578—579)

这一年,美国TriQuarterly第三十一期刊出威廉·L. 麦克唐纳翻译的短篇《静》。

四、伤害

一九七五年一月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介绍王亚蓉来沈从文家寻求图像资料,两人相熟后,沈从文请她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沈从文想把王亚蓉调到身边工作,博物馆决定录用、正式上班前,“原历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你调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但原来的单位已经停薪停职,“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二十元钱,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实不得已,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28]

二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历史人物画,按照老习惯,他指出画中有不合历史常识的地方,不料遭到范曾当面喝斥奚落。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29]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30]深受伤害的沈从文两天后给范曾写了一封信,摘引如下: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所谓垮,至少已是廿五年前事情,你不明白处,不妨问问刘先生,表面说,垮得够惨!……(24;271—274)

沈从文一生中大概没有写过同样严厉的信。多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他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旧事重提:“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25;35—36)

五、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九七五年初,黄永玉鼓动沈从文写字,他当然为表叔的书法折服,除此之外,更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写字来调剂老人的工作和身心,以书法作为一种休息手段。黄永玉作木兰花长卷大卷轴,沈从文题长诗《白玉兰花引》;诗是一九六二年在青岛时写的,略有增删后题画。

沈从文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其中有些还是偿还二三十年前允诺的“旧债”。他“藏拙息手”已经二十五六年,如今“复出”,消息不胫而走,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以本年来说,初为香港熟人“破戒”,也有意借此澄清海外流播已久的沈从文在折磨中死去的传闻;而此“戒”一破,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给黄裳写字,是兑现旧诺;陈从周通过俞平伯转来花笺,令沈从文回想起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徐志摩和他古建筑的同行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跟陈从周说自己写字,“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24;345)同住京城的求字者自然更多,譬如西南联大的老同事吴晓玲,譬如臧克家、荒芜;曹辛之(杭约赫)亲手装裱了一个小条幅,被沈从文见到,就“扣押”下来,因为这是个“报废件”,为“赎回”,他奉上新作,并允诺日后再写。

沈从文写字,不但不求“风雅”,倒更有意打破“风雅人”习惯。纸、笔、墨,概不讲究,因陋就简:七八分钱的毛笔;三五分钱的高丽纸;墨水沉淀了加点水,没有光彩,“死墨”,别人怕他不怕。他说,他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字脱不出六十年前在军中习得的“司书生”体,俗气逼人;他还说,死去的鲁迅,活着的郭沫若,是书法上的“双绝”,他在新社会,既不冒充是“作家”,更不冒充“懂书法”。通常纸不留空白,填满为度;“还故意在末后附加些按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24;497)

因为王亚蓉等两个人辅助绘图,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地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从不再感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四十多年前差不多。”他很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三月初给次子写信谈道:“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机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本能以内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得比人都更多一些。”(24;277)四月下旬,他给沈虎雏的信里再次谈论这个问题:吃蚕蛹对自己精力好转作用明显,可是吃蚕蛹的人不少,有见好有不见好;从黄山回来之后,他已经不吃蚕蛹,也不吃药,只补充维生素C,“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试从一般人事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个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24;301)

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24;343)—“忘我”通向了生命“上出”的又一个进境。

六、旧人旧事新识

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钟开莱一九七二年回国时,想见沈从文,未能如愿;一九七五年他再次回国访问,事先给程应镠写信联络,程应镠告知了沈从文这个信息。九月,沈从文先后给博物馆领导和接待钟开莱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写信,获准会见。钟开莱还在杭州旅行时,出乎意料地收到沈从文的信,“沈先生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他说他现在改了行,在搞考古,工作很有兴趣,且在拼命地干。当时我很纳罕,后来知道,沈先生是在跟时间赛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拜访他,他很抱歉,房子太小,不能够接待。……他们夫妻俩曾到旅馆来看我两次,我们见面后真是高兴极了。沈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些,总是讲他身体很好。沈先生还跟我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我们一起喝了点酒,沈先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喝了。……沈先生后来还拉我到荣宝斋去看画,他对画是很懂的。他还送我许多字,考古资料的副本等等。”[31]沈从文送给老友一些文物图录,其中有一本是他编选、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

十月,老作家许杰从上海来访。一九四四年,许杰发表《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文都收入他一九四五年在浙江永安立达书店印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沈从文热情相待,留饭闲谈,毫无芥蒂。反倒是许杰,看到沈从文沉浸于杂文物研究,仿佛忘记了文学事业,心里大为感慨。回到上海后,许杰来信,谈到沈从文放弃创作,可能和自己当年的批判文章有关,为此深感歉疚。沈从文很久才回复,“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词,成为迟迟不易作复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万千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24;379)

在复许杰的信里,沈从文坦然解释了他被认为是“色情文学”的作品。多少年来,他没有辩驳的机会;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作品仍然处于争议中。谈到《看虹录》、《摘星录》,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躲躲闪闪,他甚至根本就不愿委屈自己在辩解的位置上来说话,许杰也许压根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说,《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题白玉兰花图卷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24;372)

沈从文回顾自己受批评的历史:先是“多产作家”升级为“恋爱作家”,加深一层贬义;“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矣。”“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美’名。”他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但同一主题处理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柏子》、《萧萧》、《丈夫》等,写得即或粗野,却充满好意和严肃,不怀丝毫嘲谑感;二是《八骏图》等写社会中上层的,捎带一点嘲笑褒贬,近于漫画;“这两大类以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辩,解释”。(24;372, 378)他问许杰是否还保存着自己的这两个作品,如有,他想抄一份留下来。

钟开莱在北京时曾告诉沈从文,美国出版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有大学开设沈从文作品讲座;松枝茂夫来信,告诉他的作品译本日本读者不少,他还将翻译《湘行散记》。“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24;362),都包含着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情。可是沈从文并没有呼应这种惋惜,他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复钟开莱的信里说:“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的闹别扭,都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上好……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五三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五八年在二百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24;354)

七、渐行渐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一直在他构想中的十部书,“也许把第一本誊清上交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作去了”。(24;408)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住处排了个时间表,为少数教师、编辑、文物考古工作者等,讲解不同侧重的专题或系统基础知识,如周五晚上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恒杰夫妇讲战国史和文物知识。来参加这种学习形式的人有王、王亚蓉,也有新接触的青年,来的次数因人因需要而异。这种“小课堂”因唐山地震而中断,但在其后两年又得到恢复和延续。

三月下旬,由罗念生发起,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麟、卞之琳、李健吾、曹禺等相熟四五十年的老朋友聚会,一起吃了顿饭。沈从文在给次子的信里述及朋友们的衰老和萎顿:“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曹禺小我十二三岁,怕失眠,吃安宁片到五十片,还是难得好睡。他的太太就是这么积久中毒忽然死去。”对比自己,他为还能做事而欣慰:“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几乎十二点上床,不到两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会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注注,一二小时又上床,又睡,到五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午十二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十行,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一点钟抵人三点钟。两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精神还是蛮好。”(24;410—411)

王和另外的朋友准备替沈从文去争取改善工作、居住条件,被他坚决制止。二月十四日致王信:“万万不宜,行不通!!!……比如说,万一不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决不向谁陈请,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没有可陈请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作去,到死为止。……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近日热闹处是一例。安知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24;388—389)一九七五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此时已经升温,新运动的复杂和“热闹”让人不懂,也让人忧虑重重。

沈从文从丹江回京后,为工作、居住条件,曾经多次向博物馆领导说明情况,期望改善,但一次次总是没有结果。王是沈从文晚年最为信赖和得力的忘年朋友,沈从文还是制止了他为自己去“争取”。倘若是他并不怎么信赖甚至有隔阂的人,好心来为他做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

六月,沈从文得知萧乾曾向博物馆一干部反映他住房困难后,与萧乾发生争执:他极不愿意萧乾掺合到自己的事情里来。由此而产生出“师生失和”的说法。其实,从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折时期起,他们之间就渐行渐远了。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还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但此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

恩怨难以备述,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都不涉及具体内容,只看“表面”的细节。一个是外人的观察和印象,林斤澜谈到过,应是五十或六十年代的情形,他说:“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他聪明过人。’”[32]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七〇年,沈从文在湖北双溪收到萧乾的信,复信称呼他为“萧乾同志”;再接萧乾信,复信称呼“秉乾同学”。第二封回信比第一封短得多,第一段即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22;380, 405)

—为住房事而产生的不愉快,不过是长久郁积的原因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发泄口而已。

八、避震南行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的小羊宜宾五号,正屋山墙部分下坍,压到沈龙朱晚上回来睡觉的侧屋,幸未塌倒。地震后沈从文也转移到小羊宜宾,一家大小六人在廊下住过两夜,后到附近空地自搭临时帐篷,又过了两夜。王等人赶来看望,力促南行,很快就帮助解决了车票,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匆促上车,八月四号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三号张寰和家中。不久沈红被接到昆山外婆家,沈龙朱的女儿沈帆由妈妈接到了工作地淮阴清江。

在苏州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九月二十日,他去上海看望老朋友,事先给巴金写信,说:“希望看看的不会过十个人,除王辛笛外,还有芦焚、王道乾、黄裳、陈从周(同济大学)、施蛰存、许杰……”(24;462)他住在桂林路程应镠家,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住了将近十天,只见了四五个熟人。沈从文说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像是‘现代派’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规矩”。(24;518)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巴金又送了他一批书。

十月中旬,沈从文乘船到甪直镇,参观保圣寺相传唐代杨惠彩塑;十一月下旬,乘船去昆山陈墓镇拜会亲家张月英,住了几天后,把孙女带回苏州玩了十天,十二月上旬两个老人送孙女回陈墓镇,船到甪直,又和周有光、张允和一起去看杨惠彩塑。这期间与保圣寺文物管理同行书信往还,交流切磋,多少也算弥补了一点点无法进行文物研究的巨大遗憾。来来去去坐船,江南水村景色人事,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观察到,这里船上的老幼极少唱歌,与湘西不同;可是纵然沉默不语,“总像是在轻轻唱歌!”(24;564)

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24;496)现在却有点儿像他一向看不惯的“逍遥公”了。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我活下来那里是这么过4日子混4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24;508—509)他不可遏止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24;522—523)他甚至写信给王,授意王写信来劝说张兆和同意他一个人回去。有好几次临上火车,因新的震情和亲友的力阻不得不留了下来。这样熬过了秋天,熬过了冬天,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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