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三章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一、“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一九六六年被姓张的工人占去两间；剩下的这一间，下放期间又被姓王的主任借用来给儿子睡觉。沈从文回来后，王家孩子不住了，东西却还不肯搬走。四月下旬沈从文给张兆和信里说到这样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是否能移移床’时，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馆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已看死，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23；49—50)
工作，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说，这本书还是要出版。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却很费踌躇。沈从文提出，可以先印图像，这样就能较快出书；他写的二十多万字的说明文稿，可以另印、缓印甚至弃而不印。不过，他希望能把说明打印十来份，“即不宜印，馆中留份材料，还是有用处。因为廿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是处!” (23；27)博物馆领导后来决定，要沈从文把文稿压缩到五万字。
沈从文就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房间中铺开了材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摊得到处都是。博物馆革委会五月上旬来人协商，说为照顾他，要他搬到黄化门的一间住处。沈从文说：“若真的照顾我，那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来人说当时占他的房子，“是红卫兵时事，不是革委会时事。”协商无结果，即告结束。沈从文不肯搬，有几个原因：一是住在这里离医院近，离馆里近；二是沈朝慧、张梅溪住在附近，她们隔个一两天来看看他，送点吃的，洗洗衣服，帮助照料一下生活；三，“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让出给×家”(23；74， 75)，这让沈从文在情绪上很难接受；四，从下放到回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沈从文被迫搬了六次家，他实在恐惧和厌恶这样惊魂不定的迁移。
沈从文一个人住，吃饭简单对付，倒也没有多大困难。“承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四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芫荽、芹菜，可吃四天，也极得用。”(23；15)他还得意地告诉张兆和，他在屋檐下近于露天的小厨房“发明”了一种厨艺：“我则新发明五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蹄髈，加点腐乳或咖喱，搁成冻子。煮点面，加一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式，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23；55)有人回丹江，他甚至“托捎带了点点自作的菜”给张兆和，还说：“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加加热即成。” (23；64)历史学家王忠来请他去家里吃了顿饭，他惊叹“办了足八个盘碗，鸡、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几几乎是十多年前才吃过的)”。(23；50)
除了伏案工作，沈从文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来一两个月，就看了十几次。不少时候是陪人看，做义务说明员，他自嘲是“职业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来就抑制不住地兴奋，如给张兆和写信说：“新材料太多，如新发现的战国大镜子上彩色人物画，十分生动完整。又西汉的一个陶器上的人物画，生动活泼，旁边还加点树木，简直有点像我画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汉代，或者还以为至多是明代人画的。还见到份错金银车器，……又还有个木雕战国尺来大的透空屏风，……”眼见新文物，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老人，却像是一个新人，惊叹不已，而且带着强烈的去认识的热情和紧迫感：“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多学若干天……”(23；47—48)
考古所的王五月刚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回京，就收到了沈从文的信，请他来住处谈谈。夏天，沈从文写短文《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又应《文物》杂志邀约，写《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这是他“文革”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未必会用，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露面”，还是个问题；这一期间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文革”风暴初起时藏书以七分半一公斤卖掉，现在沈从文又陆陆续续买回一些，多为文物研究所需要的工具书、资料文献和文物图录，幸亏有个中国书店内部服务处，还能买到一些旧书。
“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把近廿年所学杂艺，尽可能一一作去。外来的折腾，虽难避免，总不会影响到工作进程的。”(23；162—163)
二、“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从下放地回来的人渐渐多起来。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从宁夏回来了，熟人中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何其芳等从河南回来了。王忠讲俞平伯在干校的笑话：“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工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计二十八个，还有中空容耳的。开了大家的眼。” (23；50—51)回来之后的工作，多无从做起。周有光译书，本来要他翻译板门店的材料，后来觉得已经过时，就搁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译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经内部印行，争相传观，沈从文遇见吴文藻，吴文藻说自己也只得到一部。(23；101)
沈从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从亲友处打听到，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六月十五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什么。因为上海张、姚、周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巴上，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23；156)
前一天，六月十四日，他一得到陈蕴珍(萧珊)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信里简述了自己一家八年来的经历和目前的情况，提到了萧乾夫妇、曹禺、卞诗人(之琳)、李健吾等等，还问起王道乾和当年躲在巴金家沙发后面的王道乾那个小女孩，又特意描画了陈蕴珍年轻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23；147—151)
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均正兄》，如《再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五七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22]
—事实上，巴金当时或许不知道，重病中的陈蕴珍深为感动，自己给沈从文回了信。沈从文还把信转寄到丹江给张兆和看。回信日期是六月二十八日，现存陈蕴珍书信中最后一封：“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兴奋，相传阅读。”陈蕴珍简单地告诉了家里的情况：老巴做“菜农”已经二年，女儿结了婚，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还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么病，四十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别的以后再谈。”[23]
三、“令人痛苦”
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常常出现“令人痛苦”、“忧心忡忡”的词语，令他痛苦和忧心的，是这个社会满目疮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现状。他观察到，“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辞，经过八年的动荡，已经失去原有作用”(23；165)，“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事。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尽这么过下去……总的沉默形成的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23；286)青少年们不读书不做事，成天在街头打闹，“一个国家有八年中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23；60)；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了，工农兵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大学也只能当“补习班”办，“师生同感痛苦”(23；186)。书店装点橱窗的新书只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精装金印的《红色娘子军》等；“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23；256)
痛心疾首的事多着呢。一九六五年九月沈从文曾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作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回到北京后，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六八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或以前)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事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明刻用锦缎作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两万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23；73)
新印旧书四种，《红楼梦》销量最多，“试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本意还拟再为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从文用想象来安慰自己：“将来或买个五十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五几百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附《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23；129)
“处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作漫无边际思索……天真易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23；256)
小房桌边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里面，暂时忘记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遭遇，却也常常带来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饰资料文稿的压缩，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做“指挥”的当会这么想，哪里能明白身当其冲者的种种困难。“常设想个人一百斤重，我是否改成廿五市斤，还能不能用脑子考虑问题？”(23；85—86)具体的困难在于，因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要将引述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转成通俗的；因为文字压缩过大，就需要增加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都不容易解决。折腾了一个月，把由商到汉一段，由二万六千字压缩成八千二百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感”。(23；132)
百般困难中，有时候沈从文不免会想，“我真正长处，那是搞点服装问题？尽责而已。”但一说到“尽责”，立即就想到，“还有不少责任待尽……”(23；138—139)
北京特种工艺品展八月初在历史博物馆预展，沈从文每天到场，和轻工业部新老主管领导、研究人员、老师傅老艺人、年青设计者广泛交流，陪亲友看展览、做说明。他的博杂和热心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明显感觉到，“我是受欢迎的‘打杂人’!”(23；232)事实上，回京几个月，来找他咨询的各地、各方面人员日渐增多，他的小家也就又兼做了“服务站”。这让他感到欣慰，在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想我无条件的为工艺生产作后勤零杂工，是近廿年做对了的。经过廿年考验，我的‘古为今用’已在开始取得应有回声。工作还只是开始。”(23；234)
四、改善
八月初，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23；236)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西南联大时期和王逊几个年轻人，与沈从文常常随兴谈笑，还两次专门到呈贡乡下看沈从文，他们都对沈从文感情很深。王逊五十年代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与沈从文住得近，是少数常来沈从文家走动的老友之一；但他不幸，被划成“右派”不说，更于一九六九年受迫害致死。钟开莱回国访问，打了两次电话给博物馆，“追问之下，说这个老头儿不大来的，找不到!我没见到沈先生，真是无限惆怅。”[24]
八月二十四日，张兆和从丹江回到了北京。她已经六十二岁，办了退休。作家协会之前有人来看过沈从文的住处，眼见实在太过狭小，于是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小间房，总共十九平方米。虽说距东堂子胡同宿舍约两里，两个老人分开住不方便，但毕竟有了块“飞地”，多了个容身之处。
让沈从文觉得松了一口气的，还有一件大事：沈朝慧的户口得到了解决，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乐趣的“小尖鼻”—沈朝慧三岁半活泼好动的女儿，总算可以去掉“黑户口娃娃”的名分了。
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层五月份调整，杨振亚新任馆长。十一月初，新领导给沈从文在左家庄分配一个两间的单元房，但那里过远，进城要换一次车，到博物馆要换两次车，沈从文还想着参与博物馆的改陈工作，只好放弃。
沈从文致信博物馆领导，说明分配住房不适合。同信提出，发还查抄的信件、书籍等：“又前不多久，承馆中将个人研究室中书籍发还，初初约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图录失踪。还有从我家中前后八次搜去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一说起这事沈从文就心绪难平，他很克制地只讲到第七次抄家时的一个情景：传达处工作的一个人强行拿走一部《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
这封信奏了效，中旬馆里把残存的沈从文已印行的文学书还给了他，第二年又把残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还给了他，但是，大量的书籍和信件却已经毁掉了—三年前曾有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青年，当面对他说“代为消毒”—这个情景令沈从文长期耿耿于怀。他记得大哥沈云麓为他收藏、解放后带给他的数十年往来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约六公斤，抄去后就消失了；其他的散佚损失更无从计数。
这一年，美国出版的柏芝(Cyril Birch)编《中国文学文集·第二卷 从十四世纪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Grove Press，1972)，收入了威廉·L. 麦克唐纳翻译的《从文自传》中的一章《一个大王》。第一本沈从文评传也出现在这一年：在台湾生活时期就偷偷阅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聂华苓，在美国用英文撰写了《沈从文评传》，由Twayne 出版社出版。
五、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一九七二年末，沈从文由流感转成肺炎，好在治疗及时，延缠一个多月，终脱困境。
一九七三年二月，老友林葆骆介绍给他一个偏方，每天中、晚各吃二十枚蚕蛹，来降低血压。这个方法出乎意料地见效，到五月，他的血压已经降到180/80 以下，不仅这个指标多少年未见，长期的头重、心脏隐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转。他晚上工作到十二点，早晨五六点起床即坐到桌边，也不感到疲倦。这真是奇异的事情。
五月七日，服饰资料文稿改完，上交馆领导。此前按照要求进行的压缩，证明行不通；这次完成的改写，文字挤在一九六四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约二十四万字。沈从文舒了一口气，“七十岁了还能反复廿卅次改正字句……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 (23；331)
可是他的过去、他的小说，让人总难忘怀。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我是你的学生，应该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师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从文不理会他的要求，没有告诉他住址。“是不是因为他为了参考材料的方便，而他所处理的东西太珍贵了，所以不想在家里接待宾客？”—显然许芥昱不明白那时候中国“外事”的规矩。但这篇会见记所描述的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沉浸与兴奋，却是鲜明而动人的：“他笑了起来，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敏感、端凝、而且带点闪烁的浅笑，就更见其开朗和坦诚了”；谈起文物，“就像一个刚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沈从文，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作家，脸上充满喜悦的光芒。”[25]
从六月起，沈从文每星期一、三、五去馆里看通史陈列，一柜一柜地排着看，写各段改陈意见供有关人员参考，前后约看了四个月。《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选入了一九七三年所写的内容完整的四篇改陈材料。张兆和早几个月前就开始每周去上三个半天的班，因为《人民文学》可能复刊，她很高兴去帮点忙。
沈家四月添了人口，沈龙朱和马永生了个小女孩，起名沈帆。马永是电力系统火电站建设的技术员，长年在工地工作，春节前她从苏北清江来京待产，和沈龙朱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孩子生下两个多月后又赶回清江上班。七月沈虎雏、张之佩从自贡回来探亲，沈红也从江苏昆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张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终于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家里一下热闹起来，住处的窘迫也更突出了，沈从文向同事陈大章发牢骚说：“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两个人摊地铺过夜，我爱人住羊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写字桌上，我请求馆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旅馆住一月，好便于为馆中改陈提意见，也不加理会。”(23；386)秋天，沈虎雏夫妇回川，沈红留在北京上学，张兆和就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小羊宜宾，还有一个为婴儿请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龙朱晚上得回来照顾孩子，也就只能铺一个板子睡。沈从文一个人住东堂子，每天来小羊宜宾看看两个孙女，吃一顿饭，吃完提溜着一个小兜，里面装着另外两顿饭，回东堂子工作。
九月末，查良铮—西南联大时期相识的学生诗人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书，他打开看，是《从文小说习作选》，三十七年前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旧作。
六、着急
沈从文一个人住，少了拘束，作息就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到半夜在他来说是习惯，但有时竟整夜不睡。几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大妈，看他屋子里总是亮着灯，不免担心忽然出事故，每天早晨过来轻轻敲敲门，听到回答声才放心。他废寝忘食地做事，还总是觉得做不完，来不及。
如果换一个角度，譬如说换成一个旁观者来看沈从文忙乎的那些事，说他是瞎操心，干着急，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是没有人要他非得做这些事不可的。从秋天到年底，有这么几件事不仅让他花费精力，而且大为影响心情。
他给同事陈大章写了一封信，长达七千字，谈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为美工组一个姓张的女同志拟定了一个两三年的具体计划，学习丝织，他可以协助她完成；二、他列出十四项专题，从“金银错工艺的种种”到“瓷器加工艺术的种种”，馆里如有几个人愿意学习，他提供材料，协助完成。
他总觉得这些工作注意的人太少，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形成的积累，不传下去对国家是极大浪费，而他还能帮助年轻人上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秋冬之际，他为安徽马鞍山市筹建李白纪念馆和李白塑像草拟设计方案和参考资料，不厌其详，曾在一封信中附寄四个陈列室的方案，计有二十八页。沈从文的这些设计材料得以保存，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中，可以看到“太白楼陈列设计”的七篇文件，除了四个陈列室的具体方案，还有《李诗中所见相关形象材料》、《历代绘画和李诗有关材料》、《附陈材料》。
这不过是沈从文热衷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他在给安徽方面联系人的信中说：“今年已七十二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接手人。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23；393)—这绝不是客套。作为对比，沈从文在馆里为工作常常碰壁，为社会义务服务，倒是要愉快不少。以前他在午门楼上做说明员，默默“感谢”那些愿意听他讲解的观众，心情是同样的。
红学家、文学研究所的吴世昌应约在《文物》第九期上发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裘”》，沈从文读后情绪激动得略有失控，十一月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撇开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论，文史研究的观念上的差异由此显露充分：沈从文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献文物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他批评余冠英的乐府诗注解，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对吴世昌，他的话可谓严厉：“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23；436)
吴世昌复信说到一点，新出土文物数量庞大，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也有价值，不可偏废。“你在十五年前向其芳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渗映，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26]
沈从文曾经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提出，文学所选派几个年青人来学学文物，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一起协作尝试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的习惯。十多年过去了，因吴世昌的文章，沈从文再次致函何其芳，旧话重提。信长超过一万字，“胡胡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的攻下了若干大小关”。(23；462， 464)
十一月下旬，沈从文的行政关系才由丹江转回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转回北京。副馆长陈乔和他谈话，关于今后的工作，说是要慢慢研究。沈从文早就迫切地希望展开工作，慢慢研究这样的说辞令他十分恼火。二十日他给正副馆长杨振亚、陈乔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服饰资料按照最初打算，分段编写出十册左右的图录。同时，他又列出从家具发展史、丝绸应用发展史到饮食用具发展史等十五个专题。“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23；427)
服饰资料文稿上交馆领导之后过了七个月，还没有任何回复，沈从文再也等不下去了，十二月七日，他给杨振亚写信，要求退还，因为改写稿只有这么一份。“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一二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吧(至今还不明白，我死后永远也不会明白)。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送陈的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年岁也快到‘大块息我以死’的前夕，……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 (23；480)
这一年，他留下两篇未完稿：《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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