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五章 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
一、搬家、检查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沈从文结束了前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十二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28]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北大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19；300) ；二月家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19；350)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十二个小时。
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29]
一九五三年三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但总的来说，有了稳定的住处，他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植细致地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
“隔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一九五三年七月患肋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迟至一九五五年初仍然未见全好。沈从文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怎么样，心脏病和血压高的影响如影随形。在博物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19；366， 367)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张兆和一九五四年调入《人民文学》做编辑，下班后就能回家，不必再像在西郊圆明园一〇一中学任教时那样需要住校了。
东堂子胡同居住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局面发生变化：三间房不得不让出两间。
再回到一九五二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般检查了八十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27；245)
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现存一份《“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手稿，应该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份检查简略概括如下—优点：并无何等优点。缺点计七项：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不够用；二、脱离群众；三、怕负责任；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五、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在业务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常常把一个文物局长或博物馆长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也拿来空想；七、在政治学习上水平不高，认为个人能做一事，比说十事有用具体，但政治水平的标准，常视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因懦弱无能，所以一切理想只是空想，无从实现。能用笔，还可以从文字中表现，笔一搁下，什么都说不上了。”(27；124—126)
“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到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27；135—136)
这一年七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二十五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
二、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一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北京荣宝斋新记，套色木刻水印，一九五五年)，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
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一九五三年七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一九五八年王从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有王等人来承传接续。
说起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这真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王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东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看完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王晚年口述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30]
三、“外行”之“杂”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和很多个人的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譬如“建国瓷艺术设计委员会”聘他做顾问，他就常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协助设计，买来古瓷供参考，事后捐给学校做资料；譬如给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却分文不收兼课费；譬如经常为各地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的文物；譬如，从他一九五三年零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四日，“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牡丹花纹图案，“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19；360， 363)；还譬如，一九五六年六月二日致昌煌信，列出六十四种有关小孩形象、衣式的文物和图画，从殷商而下，直到明清。(19；460—464)从《沈从文全集》的第十九卷到二十六卷，我们可以发现，写这种提供文物资料线索和相关意见的书信，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各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文革”下放到湖北劳动时期也不例外。
他“个人”的研究呢？一九五三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七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九月《新建设》杂志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一九五四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玉衣，我们到一九六八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这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古牌饰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九六六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王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 [31]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需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注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五百条注释稿，一九五七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
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19；403)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这么写道；接着又说：
近来写了个马鞍具问题小文章，谈它的前后三千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
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19；396)
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即使有又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
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一九五五年四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萱，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搞纺织物正是其中一个。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连。问题何在，无人注意。中国即有个三千年丝绸历史，到要一个纺织物博物馆时，从何着手？我本来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稍明白问题何在。”(19；415)沈从文只是希望，甚至是恳求馆里能放手让他去做这项研究，但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却常常带来压力、阻碍，甚至是伤害。
前面提到沈从文是博物馆收购组成员之一，这项用心的工作，却带来了意外的困窘。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举两个例子。一件，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还有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戏剧化形式的羞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沈从文还耿耿于怀：“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27；381， 382)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四、跛者不忘履
一九五二年五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19；353)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十二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27；248—249)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
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十一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切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能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19；369—370)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19；381)
而在香港，一九五二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边城》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峻，他还同时饰演片中的外祖父和二佬，林黛饰演翠翠。一九五三年公映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风行一时。
一九五四年十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 第八卷 沈从文篇》，收入《边城》、《丈夫》、《夫妇》、《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十一篇作品，由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详介翻译。
一九五五年，沈从文又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完成。与五十年代尝试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同，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
五、调动而未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沈从文的工作调动又一次提到议程上来。起因之一，是沈从文当时外调参加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负责的领导和写提纲的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做实际编辑、写材料说明的沈从文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进展缓慢，他着急而又无望，给丁玲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劈头就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
丁玲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井，刘白羽向周扬汇报，周扬批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了解情况，再汇报给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又做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作协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五月七日，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
到了这一步，按理说事情已经定了，但沈从文并没有到故宫博物院报到，最后还是没有离开历史博物馆。虽然没有调入，却被聘为故宫织绣组研究员。他这个研究员不同于一般的兼任研究员，实际上是织绣组的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定时间到故宫上班，以致故宫博物院的一些领导和职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沈从文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32]
为什么没有去故宫报到？沈从文一九五六年八月给大哥的信里提到：“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丝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19；472)这大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虽然未必重要。《中国历史图谱》的工作他一直参与到一九五七年，重组编委会后他还是编委，但只是挂名。后来此书也没有编成。
这次工作调动牵扯到多个部门和个人，其重视程度和处理上的及时快速，都有点儿不同寻常。如果联想到时代气氛的变换，或许就可以明白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一月底二月初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沈从文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并发言，表示争取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此次会议后，沈从文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月十四日，《大公报》发表了沈从文的短文《从龙谈起》；这个月出版的《旅行家》刊出沈从文改业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春游颐和园》，刊物的主编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彭子冈；《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的一再建议下向沈从文约稿[33]，七月九日发表了他写的《天安门前》；十月十五日，《文汇报》“笔会”版发表了他的《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香港三联书店八月出版了一本《美丽的北京》，署名的编者是沈从文和曹禺。
看起来情形似乎在好转，沈从文却对大哥说：“写了几个小小文章，都不大通，熟人却说好。写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19；473—474) ；此前跟大哥说：“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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