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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三章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第三章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临毕业,学员填写志愿,有些重新分配了工作。“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作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因为对重新写作,“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27;242, 243)《炊事员》即《老同志》。革大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

一九五一年一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未见出版。[16]

四月到五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头昏沉之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19;98,99)

说到为观众做解说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不平;但就当时情形看,这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四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即一九九二年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题编入《沈从文别集·边城集》的那封,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说出的,只是“谢谢”而已。

沈从文心里郁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青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19;110, 112, 116, 114, 118—119)

无以计数的年青观众中,多年以后有一位成了著名文物专家。二〇〇一年,七十二岁的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里,回忆起五十年前的往事:“笔者对古舆服的接触,始于一九五一年的敦煌壁画展览。当时我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小干事……而作为新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开山,那满腔热忱在文物界罕见其匹的一代大师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登楼给观众讲解。我虽然因为有‘公务’,未克逐日追随左右,但只要跑得开,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亲炙既久,先生多年以后出版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大致的梗概,似乎都向我讲过。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近日读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说先生这一阶段情绪不高。也许其时由于我太年轻吧,对此浑然不觉,也从未把先生看成是落入低谷的大作家。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陈书提到他解放后写成的惟一一篇不曾发表的小说《老同志》,先生也给我看过。其中说革命大学的老炊事员长得像马恩列斯中的某位(忘了是哪位),使我大为惊骇,炊事员怎么能和革命导师相提并论呢!于是期期以为不可。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水平’;先生则一笑置之。为了使我打开点眼界,先生让我读原田淑人讲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著作即所谓‘原田三书’。”[17]

当年的那个青年怎么能够完全懂得这个解说员;但讲解能引起他的兴趣,进而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对这个解说员已经是莫大的安慰。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19;117—118)

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二、“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一星期二小时课,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

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他感慨道:“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 (19;112)

虽然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他。他一定不知道,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味道是不好闻的。”[18]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可谓举重若轻。

这一年九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了兵士生活的情形”;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像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19]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那一章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一九四八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对沈从文的批判。[20]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21]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评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

沈从文什么时候读到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他的评价,不能确切地肯定;但这样的评价令他长时间不能释怀,从他后来多次提到可以感知。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北大新闻系一个学生采访沈从文,被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20;179)一九六一年七月,张兆和给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信,说到他缩手缩脚写不出东西的情形,有这样的话:“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22]

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部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经批准上映,先是引起广泛赞扬,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写了一篇《〈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

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费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托古射今,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那里还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19;112, 107, 108, 109)

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六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是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沈从文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八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十四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三、三兄弟

这一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如何展开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青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19;102)

沈云麓(1897—1970)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现存沈从文书信,最早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两封,是沈云麓保存下来的;沈从文在各个时期给大哥写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这本传记会时常引用到这些书信。

沈云麓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朵有些背,“相貌奇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代曾有千里寻父的壮举。父亲沈宗嗣(1878—1930)一九一五年因在京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事泄,流亡关外;一九一九年沈云麓只身前往东北、内蒙、热河等地寻访,终于在承德找到了父亲,一九二三年父子一道返回家乡。后为谋生沈云麓又去东北,大约在一九二七年辗转回湘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抗战爆发后,沈云麓在沅陵的“云庐”曾经接待了大批南迁的文化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一多,“还有刘开渠、庞薰琹、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的时候他为艺专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少年时代学过画炭像,当年闯关东,就靠这个技艺糊口。“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夹着在大街上狂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地吃大碗饭,照样地发脾气。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地翻起了衣领子。”“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做‘沈瞎子’。”[23]

沈从文给大哥的信里,还问三弟沈荃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荃已经在二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荃(1916—1951),字得余,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三六年任一二八师七六四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部与日军在浙江嘉善惨烈激战,负伤;一九三八年九江战役,血战日军再次负伤;一九四一年参加长沙第三次战役。一九四二年后再没有领兵打仗。一九四八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一九四九年脱离南京政府,回到家乡,后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失去自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

过了一年多,沈从文才得知这个消息。沈虎雏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这样叙述:“一九五三年初,妈妈在清理桌面时突然有所发现:‘小弟你看,我估计三叔叔已经死了。’她手里拿着云麓大伯的信。……云麓大伯在信里反复叮嘱爸爸,务必把病养好,‘我再不能经受失俦之痛了!’妈妈解释说,‘俦’字可以指同辈、伴侣。”“不用妈妈嘱咐,家里谁也不会对爸爸提起三叔。”

“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沉默,彻底的沉默。”[24]

黄永玉说:“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份量,比他所写出的故事更沉重。”“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25]

弟弟沈荃的命运,是“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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