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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革命大学:“越学越空虚”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时他从“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瘁”。(12;361)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呆了十个月,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毕业,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青也在革大(但不在同一部)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14]

沈从文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19;65)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27;63)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19;71—72)

九月,给黄永玉夫人张梅溪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三十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19;86)

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儿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19;69)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14;402)

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也不加掩饰,几乎是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

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到革大听刘校长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

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

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相互帮忙,我作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

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

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作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

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

七、“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至于炊事员之外的“工作干部”,则只字未提。

八、“对同学关系”,“还不能作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来要求他人。所以不能作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27;116—119)

“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19;92)

二、《老同志》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的空谈环境中,成为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19;71)

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19;80—81)

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其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心里盘留了很长时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19;156)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五千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时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19;158)

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27;463) 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从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19;67—70)

在革大,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91)一九五一年他和人谈起在革大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19;105)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19;73—76)

黄永玉和张梅溪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一个大院子里。”[15]两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

九月十一日,沈从文一家人开了个“家庭联欢小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两盘菜。原来是纪念十七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

这一年可记的还有—

三月廿七日在华大,早起散步,“天边一星子,极感动。”(19;66)

秋天,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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