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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事业的辉煌

  1. 通用电气公司的最初辉煌

  3个月前,纽曼曾从德黑兰给通用电气公司发了一封求职信,尚未收到答复,就他个人愿望,原打算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工作,并且希望他们一年前向他许下的诺言“去留自便”依然算数。但是,克莱瑞丝愿意留在东部沿海地区,纽曼便给设在布里奇波特的通用电气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已将贴有漂亮邮票的信函,寄往马萨诸塞州的林恩了,我们的喷气式发动机在那里制造。”

  翌日(1948年3月的一天),纽曼向通用电气公司3位面试他的最后一位林恩告别。他说不上来还缺点什么,是没有人问他希望拿到多少薪水,还是没有人表示可以给他工作?3位搞面试的人都明显感到在战斗发动机方面——尽管不是喷气式发动机,纽曼比他们的任何一位设计工程师的底子都厚,都更富有实际经验。没想到,他所收到的答复竟是“30天内听候回音”。

  “谢谢”,纽曼说,“那个时候恐怕我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了。”他表示他所希望的是通用电气公司当时就能明确地说“行”还是“不行”。

  纽曼的这一招打破了通用电气公司“必须首先收到总公司一位专家的认可”的聘雇惯例(总公司设在斯克内克塔迪)。3位面试他的人同他们的总经理商量了10分钟之后,其中一位对他耳语道:“甭跟别人说,我们每月付给你 425美元,这比任何初出茅庐的工程师的薪水要多得多。”

  纽曼同意了,他从未妄想过自己的工资要高于通用电器公司30万庞大员工阵容中的某一个普通人,而他只打算在通用电器公司干个两三年,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一下喷气式发动机。尽管如此,他还是依据美国《士兵权益法案》,借贷了10 000美元(4%的利息),为他们自己和“西普斯先生”购买了一幢独门独院的新英格兰式的旧房子。房子前面 是纱窗围成的大走廊,后院生长着越橘灌木丛和许多树,可供西普斯活动,他们在波士顿以北11英里的格林伍德,着手建立起他们的家园。

  在林恩,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富沃工厂里,纽曼同一大伙年轻的退伍军人一起工作,他们大都是由军方资助在工程学院完成了工程课业,但并未见过战争场面。他们的工作间设在一座“牛栏”的二楼,12张木桌为一排,一排接着一排,全部面向他们的上司,……以及他的风骚妖艳的秘书。她挑逗起他们这一群小青年,经常只为了她的是是非非而打起赌来,他们的楼下就是发动机试车台。

  在航空涡轮发动机部门,纽曼最初的工作是试验轴流式喷气发动机,这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新项目,在那之前,公司一直生产英国式离心增压式喷气发动机。离心增压式发动机结构简单,零件少,成本低。但具有实际不利的因素,即迎风面积小,产生的空气阻力也较大,导致飞行速度低,耗油量高。

  轴流式喷气发动机,就其基本设计而论,不能算是什么新的东西。

  早在1935年,德国人就开始研制这种发动机,并于1939年,即纳粹开始同波兰交战前4天,首次用在喷气飞机上,显然,德国空军远远走在美国空军的前面,甚至于1945年就使用喷气式战斗机在德国上空同美国空军作战,而且产生了极大的效果,许多美国飞行员算是走了大运,幸免于难,因为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耗尽了喷气发动机的燃油。

  每天上午8点整,纽曼被指定向工程经理、通用电气公司喷气发动机的开拓者之一萨姆·普弗尔,报告过去24小时内研制试验工作中杂乱无章的情况。这倒是个理想的差事,对他快速了解通用电气公司轴流式喷气发动机的全部情况,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了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他可以经由发动机的可靠性、燃油消耗量及推力的测试,来观察喷气发动机的每个组件对其总性能所产生的影响,他开始意识到,喷气式发动机实际上对恶劣气候和雨、雪天气有着特别的适应性。

  气候越恶劣,天气越冷,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就越好。

  通用电器公司在喷气发动机的制造方面,品质管制过去是 (现在依 然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从对原材料纯度的检验到加工零件、组合尺寸精度的测量,无不如此。在极端灵敏的测试仪器研制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以便在发动机处于冷状态或热状态时,探测锻件或重要连接部位的缺陷,甚至对于一些让人听起来觉得十分简单的事情,都要从事大量的研究和试验工作。由于纽曼对全面试验工作已经入了迷,原先打算两年内离开通用电气公司的念头便开始动摇了。

  他想用下面几段极其简单的对话,来说明喷气发动机的情况。

  问:喷气发动机是怎样把笨重的飞机升上天空的?

  答:喷气发动机办不到这一点,除非像直升飞机一样有特殊装置。

  喷气发动机只能产生向前的推动作用,带动飞机前进。这一推动作用,在飞机的机翼表面上产生气流,当气流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机翼连同飞机一起升起。

  问:喷气式发动机是如何给飞机供应前进动力的?

  答:非常简单。发动机前部大气进口吸进大气中的冷空气,加热后经过后段以很快的速度排出。空气进入发动机的速度与排出速度差,乘以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量,获得了向前的推力。

  为了获得大的排气速度,吸进的空气经发动机的压缩机 (一系列风 扇,一级接一级)压缩,使压力达到进口压力的15至30倍。压缩空气通过最后一级风扇,使流经发动机的空气达到最高压力点时,混合适量的燃料油,用电嘴点火,这种油、气混合物一经点着,便持续燃烧。压缩机连续地将空气压入燃烧室,油、气的体积急剧膨胀,燃烧温度可高达华氏2500度。然后流经发动机涡轮(一系列旋转的轮盘),气体在涡轮中与压缩机连接,就可带动压缩机旋转。涡轮的作用不仅是保持压缩——燃烧——膨胀的持续循环,而且还向飞机供给电源、提供压力给液压系统,以操纵起落架,并为舱座空气加压等等。

  空气流过最后一级涡轮盘时,其大部分压力和部分较高温度已经耗尽消失,并且在流经尾部喷嘴之后完全膨胀开来。那么压缩——燃烧—

  —膨胀这一全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不到一秒钟,比你读完一个短句还要快。

  1948年4月,林恩航空涡轮发动机的制造者,感到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新生产的J型喷气发动机(当时系美国的标准军用喷47气发动机)出不了厂,原因是这些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比通用电气公司向军方保证的高出1%~2%。30台贵重而又急需的J型发动机,封47装在“气封”箱里,堆积在生产大楼的后面,同时进行调查,以便找到耗油率高的原因。

  靠近试车台的地方,竖立着半打20尺高、2至8寸粗的铁管和一间小屋,纽曼听说过,这块小地方是燃油流量表检验室。一天中午,他纯属偶然地步入了那间小屋,手里捧着牛皮纸午餐袋,注视着一位老技工在那儿工作,纽曼请他说明一下他是如何进行燃油流量表的校正的,尽管他说不出个所以然,但他向纽曼保证,他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精确而有序地进行校正的,每只表每月必须校正一次。当那位工人去吃午餐的时候,他待在那间小屋里,吃着三明治。他检查了计量装置,查看了他写的校正程序和检验结果,只是为了满足一下个人的好奇而已。

  同样出于偶然,在走进那间小屋时,纽曼恰好注意到,待校正的玻璃管式燃油耗量表在做校正工作,开始时充满燃油,而在每次校正工作结束后流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数分钟后,应该是空空的玻璃测量器的底部,发现了几寸高的燃油,这些燃油是粘附在已流空的竖管内壁上,然后缓慢流下来的,全部燃料的下沉时间都要受到燃料粘度的影响,进而受到裸露在外面竖管温度的影响,阳光、寒雨或冰雪的天气,均可使管道金属温度发生变化,因此在应有的严格的校正时间内,竖管中的油液并非按要求全部流经计量系统。致使两个电动计时器(精确到1%秒以内)上的燃油消耗量产生误差。午饭后,纽曼将此事告知他的上司,上司立即呈报了他的上级,他的上级同军方进行了会谈。结论是:

  燃油流量计校正有误,积压的十台发动机是合格的,允许运出。我们发动机部门的总经理为此十分高兴。这完全是巧遇,但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也为他铺设了一条似锦的前程。纯系走运,他想……

  此后,纽曼被指派去协助一个名叫鲍勃·米勒的高级设计师工作,米勒的任务是设计出1台更大、更好的喷气发动机。有关新型喷气发动机的全部计算、草图和蓝图,米勒都整洁地单独放在一个3寸厚的卷宗里,资料都是手写的。计算是用计算尺或正楷写法 (1948年,计算器或电子计算机尚未问世。而今,1台新式喷气发动机的设计,技术数据要填满百册以上)。纽曼从头至尾地研究了米勒的设计手册,又获得另一个绝妙的机会,即从理论角度钻进了喷气发动机的心脏。鲍勃·米勒已有10年的设计生涯,这在美国的喷气发动机历史的起步阶段可算最资深的了。正当他准备向米勒提出自己的设计建议时,他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幸运的事。

  他接到通知,去接管29G号大楼,那是设在林恩的雷沃厂的一所综合试验室,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压缩机研究试验室,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综合试验室内有一个高空模拟舱。一些涡轮冷冻机、操纵台和一台从海军驱逐舰拆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35000马力的蒸汽涡轮机等。他的任务是使29G号大楼的工程尽早完成,装设仪器,使能早日供工作和研究之用,并制定操作规程。12名年轻工程师和32名工人,被分配到他这里来工作。该试验室用来对压缩机进行研究性试验,可做自海平面至60000英尺高空的模拟试验,由静止状态至超音速的试验。这座价值数百万的庞大科技设施,傍索嘎斯河而建,该河的淡水落潮时流入毗邻的大西洋内,而涨潮时海水溯流而上,使部分淡水渗进了咸水。每一分钟,就有40加仑咸淡参半的水被抽进试验室的机器中来冷却气轮机,数百加仑的淡水被用于冷却压缩机试验过程中,一个单独系统内受热的环流空气,数千加仑的水蒸发后,以白色蒸汽放出,形成厚厚的大块云层,数英里之外仍可见。

  历时14个月,29G号大楼成了纽曼的天下,那是一项振奋人心、令人着迷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纽曼和他的年轻工程师们以及工人们完全处在无人监督的环境中,他们结成了一伙精诚团结的集体,严谨、协调,好似一艘潜水艇上的水手们一样。他们完成了预订的计划进度,并且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之一是他们试验工作受到月相和春、冬季节的影响。马萨诸塞海湾和索嘎斯河,有9至11英尺落差的潮水涨落,影响综合试验大楼的稳定性,大楼的基础是深深植进地下的水泥柱。令人惊奇的是,29G号大楼现在依然如故地竖立着、使用着。

  巨大热气、淡水散热器的微量漏水在化学干燥气体中形成“雪花”,这些“雪花”在试验的压缩机系统中循环,并且堵住了压力感应器的小孔,这许多散热器是一起组合并焊接在一个大钢槽里的,无法进去修理。

  很幸运,他们能够使用纽曼的“偏方”封住散热器中的少量渗漏。这个偏方是他1933年在德国学徒时用到的,即把马粪倒进散热的水中。

  另外有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使他们颇伤脑筋,那就是安装在29G号楼房拥挤的地下室内的嘈杂的机器。15个操作人员都必须注视着一排排的专用仪表盘,并且同时作必要的调节,而这些仪表盘与他们各自有关的操作开关有15至20英尺远,每一个工作人员首先在辨别哪一个仪表盘属于哪一个开关,就要占去几秒钟的宝贵时间,为了解决快速辨别仪表盘的问题,纽曼派他的秘书海伦到市内的沃尔沃恩商店,买到几百尺2寸宽的各色丝带,他们在每个指示器及其相应的开关之间,吊起了不同颜色的丝带,给地下实验带来了“五月柱”的节日风采。只要操作人员不是色盲,丝带就会产生预期效果。操纵和协调这些颤动、尖叫的机器(大型抽水机、电动机、涡轮机、风平机、排气机),实际上比做压缩 机本身的试验工作更复杂。正当他们的工作效能达到近乎熟练的程度,各自懂得在研究试验过程中必须观察什么、调节什么和记录什么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而且只能把它归类于“纯系走运”,纽曼想。

  通用电气公司的每个青年工程师,必须经历4次到其他分厂的轮换工作,每次为期3个月,纽曼也必须坚持这项规定,不过他却制造了一次例外。弗里德·布朗,已婚,有一个孩子,从前曾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飞行员,参与过南太平洋的战争,是一位通用电气公司新进的尚未完全熟练的工程师。他被派到纽曼这里工作,是他第一次3个月的试用期。

  他们分公司总经理的助手玛瑞恩·凯洛克(以后几年中她对他帮助不小,而且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第一位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安排这些青年工程师们从林恩到通用电气公司在国内其他地区工厂的轮换工作。当她要求纽曼允许布朗去完成第二次为期3个月的轮换培训时,纽曼和布朗都拒绝了。“布朗就留在这儿!他不是刚出校门的娃娃,他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干得很好”。

  像纽曼这样低阶层人物,有谁胆敢阻挠通用电气公司这种全面性由来已久的新职工培训制度,真是闻所未闻。凯洛克小姐感到恼火,她向分公司总经理拉皮尔告了纽曼一状。不到几个小时,他站在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被狠狠地“剋”了一顿。发动机部分的大老板大发其火。但随后,拉皮尔又邀他共进午餐,谈论有关通用电器公司喷气发动机的情况和一种奇特的设想——“可调静子”,这是纽曼对压缩机试验观察后产生的念头。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午餐,它使他在通用电器公司时来运转。两个星期后,分公司总经理拉皮尔再次邀他吃午饭,而且他第一次受到通用电气公司的表彰:经理级的奖状和奖金,作为对他在29G号楼工作的嘉奖。

  最后,布朗不但留了下来,而且不再做以后的职务例行性的调换了。

  实际上,他接替了纽曼的工作。纽曼从装备合格的29G号大楼中解脱出来,并且被指派去组建一个正式的机构,从事初步设计工作——航空发动机部门制定的第一项真正的远程规划,旨在为通用电气公司设计出今后10年至30年的下几代喷气发动机。十几个没有经验的,但是眼睛清莹、头发蓬松的工程师,被派到纽曼这里工作,他们在纸上绘出了一具新型的喷气式发动机,就是他同拉皮尔谈过的在压缩机上改装“可调静子”的那一种。

  喷气发动机中一排排静子叶片的功能,是把吸入的空气导向发动机压缩机,然后导入燃烧室。当时流行的压缩机,静子全部安装在压缩机匣内固定的位置上。由于发动机的工作范围大,转速有差异,这种固定位置不可能配合多变的压缩机产生最佳效率。他们的空气动力学专家确信,发动机工作时,假若静子叶片的角度能够以某种方式,在叶片基座上改变10至30度的话,发动机的性能和燃油的消耗将会得到显著的改善。为达此目的,纽曼建议采用一个在飞行中既能改变静子角度又不影响其可靠性的系统,就这样,“可调静子”这个名词就创造出来了。

  拉皮尔为纽曼提供资金,以便设计和制造出一具全尺寸的,装有这种可调静子的研究用压缩机,并在29G号大楼的试验室里做可行性试验。

  这件事遭到其他许多工程师们的讥讽,6个月后,开始试车试验,它的效果不但是“良好”,而且是“绝佳”。通用电气公司提出了专利申请,专利权归通用电气公司,但指明纽曼是发明者,几年之后专利获得批准。

  今天,世界各地,包括俄国所产的喷气式发动机,差不多都带有可调静子装置。

  当然,制造新的研究用压缩机并非一帆风顺。纽曼和设计师们犯了很多错误,技术上的见解各异,新人、老手之间相互嫉妒,试验组件的制造部门的主管争论,他直言不讳地对纽曼说,他认为纽曼不适合管理通用电气公司的精密机械制造部。这些颇为激烈的争论之后,主管向他的上司狠狠地告了纽曼一状。抱怨“那个混账的外国人”说话粗鲁。

  通用电气公司建立了一项创意性的鉴定制度,即每个工作人员的表现,必须每年由其主管重新审定一次,并由他的同事中的3个人做评议。

  当轮到给纽曼做鉴定的时候,他的上司对他的评语整个来说是好的,这使他感到高兴。但使他惊奇的是,他的上司对他打电话时的用语 (那位 主任灌输给他的)却给予严厉的批评。的确,他说话时依然使用很多“丘八语言”,他的主管弗朗克·沃纳敦促他“赶快改正,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就在讨论纽曼的表现之后两个星期,突然让他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州,看一看由一个工程师小组设计的另一种喷气发动机,并就通用电气公司可否购买这种发动机提供意见。环球航空公司的洛克希德星座式客机,由波士顿飞行洛杉矶的途中,降落在芝加哥市的米得维机场。他乘坐的这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发动机出了点故障,据维修人员估计,修好故障起码要花6个小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航空公司在飞机修理过程中,为误点的旅客提供公共汽车,做参观游览。这次是去芝加哥的市中心,途中在科技与工业博物馆前停了一站,他在那里下车。

  就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设立了一个展示场,在那里,一个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一张U型桌子的三边装一个电话,人们站在那里,听筒拿在耳边,另外有一张标示向人们解释这种游戏的方法:“口对话筒说30秒钟,你对别人是怎么说的话就会传送回来给你听。”好极了!站在U不远的那个人刚刚离开,纽曼便站过去,他稍稍想了片刻,试图回忆一下他在电话中对制造主任——那个埋怨他说粗鲁的人所说的那些话。然后,他用习惯的大兵用语,用最脏的话破口大骂了30秒钟,并倾听录音机送回的声音。录音机不但把声音变得比他想象的更为刺耳,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这些话听起来要比他的本意更不堪入耳。脏话一句接着一句,他简直听得目瞪口呆了。猛然间,他发现桌子两边有好几个人把他们的听筒从耳边移开几寸远,吃惊地望着他,听到了大概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字眼。他猜,那是经过某些交叉线路。使他们的电话接听到了他的电话了。他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1950年5月,通用电气公司管理协会邀纽曼给200个工程师做1次饭后讲演,谈谈他的战争经历和3个“纽曼”加吉普车横穿亚洲的情景。

  他们入迷地听他讲了90分钟,当天晚上,他们建议纽曼报名加入职业演讲会。结果这类工作占据了他全部休闲时间还不够。很快,纽曼演讲前的那种紧张情绪就消失了,他学会了在任何场合下不用演讲稿即席讲演的本领。讲演费虽不多,却也轻易到手,然而他所得到的更好的收益却是对节目主持人所要求的讲演时间能做到一分不差,且深具信心。

  同年,国际上战后的缓和形势只不过是一场飞逝的梦幻,柏林的形势使西方同盟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航空工业的高速发展,大量生产喷气战斗机和六引擎喷气轰炸机,大部分飞机装的是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J型喷气发动机,他们的林恩发动机厂太小,而且没有扩建的47

  余地,这不能满足大批发动机订货的要求,甚至大批订货转包给斯德贝克和帕长德汽车公司,也不能生产足够的零配件以满足紧急需求。通用电气公司在辛辛那提附近的伊泣戴尔,购买部分原属柯蒂斯·怀特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过成千上万台螺旋桨发动机而战后遗留下来的空厂房。这家闲置的工厂,有1.5英里长,当年生产规模在美国居第二位,厂房不大,使他们这些做工的人难以想象,在如此庞大的设施中,他们究竟能做出些什么来呢?流言说,他们将为杰克·帕克先生——一个神秘的猎手储备山羊。他们大都听说过杰克·帕克在通用电气公司是研究原子能的,战时他曾在休斯敦的托德造船厂,负责“自由轮”的安装工作,成绩卓著。

  航空发动机部门部分人员将从林恩转移到俄亥俄州,纽曼夫妇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舍不得离开这美丽的东部海岸,但选择的余地不大。

  促使纽曼搬迁的动力是:他被提议担任世界第一台核动力飞机的发动机(不包括反应炉本身,那是由另一个专业组负责)的总设计师。核动力发动机部由总经理伊·苏尔茨领导,他曾经全力参与了美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贝尔XP的研制工作,这架飞机于1942年在加利福尼亚大沙59

  漠试飞(一年前,即1941年,苏尔茨也是空军参谋长派往英格兰的一位工程师,就通用电气公司获得制造英国喷气发动机许可权的问题做过谈判)。1951年间,纽曼在他的手下工作,受到他善意而有效的指导。第一条:“随时到厂房去转转!”他坚持认为,与一个从来不找时间去看看,也不同员工进行攀谈的人相比较,常去厂房巡视的人,在返回他的办公室之后,就会变得更聪慧,了解的情况就会更多,纽曼认为他是对的。

  美国为什么想拥有核动力航空发动机呢?因为轰炸机一旦装配了这种发动机,其航程就能不受限制。而只须随组员的判断而决定让飞机绕地球飞一圈、两圈或几圈。当他同一个在模拟轰炸机座舱里和营房里住了很多天的机员小组交谈时,了解到他们的主要怨言是“后患无穷”!

  当然,核动力飞机的弊病是,一旦发生事故,就是核爆炸灾难。

  发动机是按照既可使用传统燃料又可使用核燃料而设计的。1954年,在爱达荷州用两种燃料做发动机的试车试验,结果完全成功。负责核能项目的同行们,几次安排纽曼去田纳西州参观橡树岭的原子设备和学习一些有关核动力的知识。与此同时,未来传统喷气式发动机的燃油耗量,已经有可能大大的降低,因而可以加大飞机的航程,并且在今后的10至15年中,燃油消耗量仍可能继续下降。这一事实,加上飞机空中回油技术的新发展,解除了研制航空核动力装置的紧迫需求。

  2. “J(79) ”超音速喷气发动机

  1952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纽曼和克莱瑞丝在辛辛那提的那幢房屋前杂乱的草坪上刚打完羽毛球,忽然接到公司总经理拉皮尔的电话:“能马上到我办公室来趟吗?不必换衣服了。”当他到达的时候,航空核能发动机专案经理罗伊·舒茨已坐在那里了。1952年,纽曼的职务还很低,在他眼里,拉皮尔就是个大人物了。

  “杰哈德,”他说到,“我想让你从这个星期一上午就开始设计一种全新的马赫数为2(相当于音速2倍)的喷气发动机,采用你的‘可调静子’叶片技术。你可以挑一批你喜欢的工程师和制造人员,30天后,我们将从你的设计和另一组的资料中择优选用。”

  两个不同方案中获胜的发动机设计,将决定通用电气下一代发动机的趋向。任何新发动机的大样设计结构,即使是在今天,也主要取决于总设计师的直觉或“美感”,就像创作一件艺术品或歌曲一样。(尽管纽曼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他并不认为那种计算机能自己研制出一部具有精简特性或具有容易维护特性的最佳结构的发动机)拉皮尔向纽曼解释道,他希望通用电气的新一代发动机,应比竞争者的产品性能更好,可靠性更高,重量更轻,尺寸更小,生产工艺更简单,使用中更容易保养。从入通用电气公司当一名测试工程师起,在不到5年时间内,纽曼获得了如此多的机会,实在令人振奋不已。他的。他向集合起来的试制组介绍过去24小时获得的成就、发现了哪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以及在紧凑的进度中距离下一个目标还剩的天数。在那一年里,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GOL—1590原型机试制组的120名人员,没有人请假和缺勤,每个人都自动地把休假移到下一年。

  这个发动机发展编组,是纽曼见过的试制人员最少,而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组员都是专门精选的,每个人都承担了额外的工作。问题都在现场解决,无暇瞻前顾后。蓝图是亲手送到加工厂房,材料订单不是用邮寄,而是用电话订购的,这个专案的进展使他联想到飞虎队在中国的时候,当时也是人员匮乏,工作负荷超时……但是成功了!他许多次联想到,假若陈纳德将军能看到他的试制组工作的场面,将会感到多么自豪。

  一个与设计无关的事情显示了他们试制组的集体精神。他们的一位工程师卡尔·康利弗是个黑人,他为人好,肯吃苦,办事可靠,大家都喜欢他,组里还有一个操着南方口音,仪容出众的白人女秘书。有一次,他们决定抽出几个小时在辛辛那提的某家旅馆或饭店举行圣诞节前的庆祝聚会,但无论在何处,听说有一位黑人工程师时,都拒不接待。康利弗自己说他不要参加了,以免影响庆祝会的举行,就在这时,那位南方姑娘跳上办公桌,向所有的同仁建议:“卡尔不去他们谁也不去!”大家一致赞成。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退伍军人协会的大厅,那里的大门是向他们所有的人敞开着的。

  1953年圣诞节前一周的一天,时近午夜,第一台GOL—1590高性能喷气发动机推进了专用试车台,工程师和试验人员把进气道漆成了“飞虎队”鲨鱼嘴的标志,算是给纽曼一个圣诞节礼物。这是通用电气公司有史以来制造的功率最大的发他的。他向集合起来的试制组介绍过去24小时获得的成就、发现了哪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以及在紧凑的进度中距离下一个目标还剩的天数。在那一年里,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GOL—1590原型机试制组的120名人员,没有人请假和缺勤,每个人都自动地把休假移到下一年。

  这个发动机发展编组,是纽曼见过的试制人员最少,而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组员都是专门精选的,每个人都承担了额外的工作。问题都在现场解决,无暇瞻前顾后。蓝图是亲手送到加工厂房,材料订单不是用邮寄,而是用电话订购的,这个专案的进展使他联想到飞虎队在中国的时候,当时也是人员匮乏,工作负荷超时……但是成功了!他许多次联想到,假若陈纳德将军能看到他的试制组工作的场面,将会感到多么自豪。

  一个与设计无关的事情显示了他们试制组的集体精神。他们的一位工程师卡尔·康利弗是个黑人,他为人好,肯吃苦,办事可靠,大家都喜欢他,组里还有一个操着南方口音,仪容出众的白人女秘书。有一次,他们决定抽出几个小时在辛辛那提的某家旅馆或饭店举行圣诞节前的庆祝聚会,但无论在何处,听说有一位黑人工程师时,都拒不接待。康利弗自己说他不要参加了,以免影响庆祝会的举行,就在这时,那位南方姑娘跳上办公桌,向所有的同仁建议:“卡尔不去他们谁也不去!”大家一致赞成。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退伍军人协会的大厅,那里的大门是向他们所有的人敞开着的。

  1953年圣诞节前一周的一天,时近午夜,第一台GOL—1590高性能喷气发动机推进了专用试车台,工程师和试验人员把进气道漆成了“飞虎队”鲨鱼嘴的标志,算是给纽曼一个圣诞节礼物。这是通用电气公司有史以来制造的功率最大的发动机,不仅在其绝对推力上是如此,而且体积小,重量轻。发动机上插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第一天——一锤子买卖!第二天凌晨4点(大家经过了连续20小时的工作后),他们按下了启动钮,发动机立即点火,加速之快又是始料所不及。正因为启动周期如此之短,加速又这样快,他们对可调静子叶片的操作失去了控制(前几次试验中都是由工人控制),发动机剧烈震动,试车台上固定3500磅发动机的吊架钢环断开了,发动机前半部掉下来,它从沉重的试车台架上弹落下来。试车间地面上撒满冒着烟的VSXE碎片,他们已累得无力哭了……。但是他们证实了两个事先的承诺:新型的GOL—1590确能瞬间启动、加速很好、然后爆裂。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头一天!

  他们非常懊丧,睡了几个小时后,清理了现场,大家又重新坐在一起,集思广益。他们开始修复发动机,更换了损坏的安装座,大多数的人都放弃了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日,连续工作。3个星期后,发动机又推进了试车台,这次他们对“瞬间启动”有了心理准备。大家都在准备着即将开始试验那具重新组装好的GOL—1590,试车间里有120组仪表显示器,使用许多种颜色作为识别。30位工程师站在那儿做记录,只等待铃声一响,大家便开始一致行动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像现在试车间的这些 自动化记录仪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8点整开始这项重要试车,全体工作人员大都已各就各位,只缺一位。等到8点01分,这位工程师才走进车间,当时纽曼根本不知道他讲的一句话被记录下来,而在27年后,在他的退休宴会上被重播出来,“你跑到地球哪儿去了?我说的8点就是8点,不是8点01分……。”原型机运转情况非常好,以最高功率连续运转8小时,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原定目标。2个月内,二号机又推进了试车台,一号机被推出去做详细的检查。二号机做过在各种大气环境下的试车,接着三号机也试车了。虽然他们有过痛苦和令人头痛的事,出现过安装的错误,遇到过低劣的材料和锻件,以及外购的密封件、胶管、轴承、控制系统品质暇疵等种种问题,甚至他们自己生产的零件也有毛病,但他们都克服了……。

  GOL—1590工作进展4个月后,政府与通用电气公司签了合同,开发和生产体积稍小的 GOL—1590型发动机,空军给该机颁发的代号是“J(79) ”。最新的空军和海军战斗机、超音速轰炸机及异向飞弹都打算采用“J(79) ”,由通用电气公司首先对该机进行试飞,第一批将生产几百台。

  仅几个月的时间,J(79)便打破了5项高度和速度的世界纪录。尼尔·伯杰斯是位出色的工程师,过去曾经担任享誉一时的 J(79)专案经理,很有经验,他被指定负责J(79)的工作。从1955年到1982年间,世界上许多购买我们“生产许可权”的厂家和我们共同生产了19000台“J (79)”,价值超过了三四十亿美元。这种发动机直到1985年仍在制造,并享有发动机制造史上最可靠的军用喷射发动机的美誉。不仅他们的空军、海军及陆战队,所有北约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中国台北和许多其他地方都选用这种发动机,它经历了许多地区的战争考验。J(79)发动机第一个采用

  了可调静子叶片技术,但这不过是冰山的顶尖而已,价值连城的通用电气发动机安装着“可调静子叶片”,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生产线制造出来,去装备世界上大大小小各型的军用、民用飞机。

  1953年,当时声称比世界上任何公司生产更多产品的通用电气公司,进行了一场大改组。总裁拉菲·考汀纳决定在公司内简政授权,将公司分为50个分部,业务独立,各由其总经理负责。同样,飞机发动机部门也分成5个分部,纽曼被提升为飞行推进实验室分部下一个室的经理。在“深谋远虑”型的总经理戴维·柯蓝的领导下工作,他负责的这个单位主要策划他们未来将着手的工作,以确保通用电气公司在发动机技术上永远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通用电气公司在GOL—1590、J(79)专案上,在核能飞机发动机以及许多前瞻性专案计划上的杰出成就,与两个特殊人物密切相关,没有他们的帮助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就的。

  其中一位是若匹·奥布赖恩,他原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工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程师,他担任顾问,树立了各级设计人员的信心。

  他常常到每个人的办公桌前去个别看望他们,与他们共进午餐,以便从他们那里把潜在的问题发掘出来 (并不是要去解决)。假若不这样做, 这些问题是无法发现的(奥布赖恩后来为纽曼做了25年的顾问)。当初,奥布赖恩曾催促拉皮尔把纽曼从并不急迫的核能发动机专案中调回来参与视为主流的喷气发动机业务,他认为是他无量的功德(尽管他本人不这样认为)。1952年公司内部的发动机设计竞争,确定了通用电气发动机技术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他事业的基础。

  另一位堪称“天才”的杰出人物是荷伯·格鲁奇,他1954年就在伊汶戴尔的另一幢大楼里,建立大规模计算机业务。他早在通用电气公司内部,甚至可以说在工业界还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计算机不可估量的潜能之前,就已预见到它的未来。格鲁奇培养了很多年轻姑娘,让她们从事计算机工作。他在伊汶戴尔建立的计算机大楼,被他们这些不了解内幕的人称为“邪恶大楼”。

  1954年,通用电气公司让克莱瑞丝和纽曼代表公司到乔治亚州的萨瓦纳做友好访问,他给萨瓦纳商会做了一场关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及他们开吉普车横跨亚洲大陆的报告。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署名为W·L邦德先生的信,邮戳是弗吉尼亚州沃林顿布。这位邦德先生写道,他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萨瓦纳商会上,听到了他在东方那段令人振奋的故事,他这个演说者,会不会就是1940年6月,他在香港遇到的那个当时被一名英国士兵押送,后来在他的帮助下逃出了英国人拘留的那个年轻人?

  原来发信人就是当时泛美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兰霍恩·邦德先生。几周后,克莱瑞丝和纽曼到华盛顿(特区)附近邦德夫妇的农场拜访他们,以后又去了几次。无论过去和现在,想起和这位老“中国通”重逢时的情景,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难以平静。就是他,当初帮助他获得了自由,而后才能辗转来到美国。

  GOL—1590试制组的大多数人,都一直留在通用电气公司飞机发动机部门工作。1973年,在这台打破了多项纪录的发动机首次试车的20周年纪念日,他们又相会在辛辛那提。在这次聚会上,现任飞机发动机集团副总裁杰姆·克瑞伯斯那位聪明的妻子创作了这样一首耐人寻味的诗:

  献给一五九○

  米雪·克瑞伯斯

  你好!朋友,让我们同庆

  1590的生日诞辰

  今宵欢度二十载

  通用电气的巨人力壮年轻

  为1590!成功之路

  超音双倍纵身飞腾

  在欢彩中稍停片刻

  自我陶醉,聊慰生平

  为伟大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干杯!

  荣耀照亮了光辉的历程众人欢呼1590

  它是智慧的结晶

  超越了普惠双轴

  耗油降低体态轻盈

  开足马力吧!兄弟

  消除污染,降低噪音

  靠单轴高压的转子

  创出万两黄金

  举杯畅饮吧!本酒

  向三级轴式涡轮致敬

  对您欢呼,积极的发明家

  为高压比的“可调静子”为薄壁盘和后燃器

  您制造和运转了三种原型机

  1973年12月20日

  3. 驰名全球的航空企业家

  纽曼对其他公司升迁调补的做法一无所知,也不敢说真知道通用电气公司一贯做法,但对他自己的经历是一清二楚,而且还与人们在经理教科书上读到的截然不同。那是1955年3月的一天,克莱瑞丝和他刚躺上床,就接到了从辛辛那提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核能与防卫产品集团的副总裁拉皮尔先生和发动机部门担任分公司总经理的帕克先生,要求在45分钟后与他见面。接近午夜,他们在市中心一个旅馆大厅里会面了。

  他们告诉他,第二天早上他将被任命为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部门的总经理,薪金将提高一倍。当时他不禁诧异之至,而且对将要负责领导5000人的新工作毫无准备。他从未进过公司的管理学校,也没参加过任何大学举办的时髦的管理训练讲座,一夜间,竟成了许多人的上司,而多年来他一直在他们手下工作。当他肩负起这重要的使命时,他惟一想到的就是这微妙关系的转变。他想,这也许是由于他说到做到的成功率较高的缘故,促使高层领导者选择他作该部的总经理,高居众人之上。尽管这些人都已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多年,在喷气发动机方面又是那样资历深厚。

  接任这个新工作一个星期后,纽曼从劳工关系经理(他也是他的前任移交给他的幕僚)那里得知,第二天早晨他们将要召开一个劳资双方的协调会议。“哪里开?”“您不必管了,纽曼先生,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纽曼问他,“如何的妥当?”他告诉他,“这类事从来都是他们这些专业人员去对付的”。当然,不管这个劳工关系经理乐意与否,仅凭他那趾高气扬的回答,就使他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了。

  纽曼尽力克制自己,悄悄地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观察会议进行,但他对他的代表们预先定好的僵硬态度感到震惊,他差不多等不及回到办公室就开炮了。“你们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处理的,其中包括对这个关系(当然是一语双关了)。”

  纽曼很快就了解了他手下的人员,熟悉了他们的专业水准、道德标准、领导能力、判断能力及热情程度。对于那些接受不下来的人员,“可能在其他地方会混得更好些”,都悉听尊便。没过多久,他就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经理人才,特别注意他们具备的才干,而不是资历。他们决不唯唯诺诺,有时尽管对决定的事持异议,但仍能努力地贯彻。纽曼请了一位海军退役的会计师,这人绝顶聪明,但又极其固执。他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在他正式做出重大的公务决定之前,向他提问题,挑毛病。施密特是专门花钱雇来当“反对派”的,而且确实干得很好,他们经常争吵,但就个人关系来讲,他很欣赏他。

  纽曼的新职务带来了特殊的待遇和一个崭新华丽的办公室,但他不允许在他的办公室铺地毯,或在边上修一个专用盥洗室……这些对美国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让木匠专门设计做了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每个人不用扭头就可以看到其他的人。为了随时可以打断冗长的辩论,使会议不离本题,他让工人在桌面下给每个人都装上一个电铃按钮,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人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膝盖顶一下按钮。蜂鸣器一响,就是让那个人知道无论他在讲什么,都要立即停止信号。纽曼和其他人都一样,也经常被别人顶按钮叫停,效果还不错。

  在做出重要的决定时,无论关于什么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彻底了解事实。这并不是纽曼个人的创见,早在18世纪末,曾经训练过美国民兵的德国将军冯·斯特本留下一句名言——“意识到的危险就是不危险”(A danger which on recognizes isno danger),当然,他希望人们立即采取对策,对付已意识到的危险。他想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纽曼也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遇事不慌,他竭尽全力从他部门的各价层及客户那里了解这些信息。在一、二、三班工作时间中,非正式地找工人和工程师谈话,已成为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他和职员们都认为,他们自己和上司杰克·帕克先生都应及时听到好消息和坏消息,以便公司上层领导遇事不感到突然。虽然纽曼有52%的决定权,但他这个部门作风独立,公平对待员工,并竭力使员工们和公司的成败相系,荣辱与共。

  为了使他们每位主要人员能了解情况,掌握良机,根据事实做出正确决定,他们建立了要项管理汇报系统 (I0I),受纽曼直接领导的人,每天必须向他提供一页打印的备忘录,概述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主要事情,该备忘录副本发至他的每一个属员,他自己也给他上司帕克先生写备忘录,并将副本发给他的同事(用其他方式取代书写I0I是不允许的)。

  开始书写 I0I需要当事人付出点额外努力,但很快就驾轻就熟了,并显示出很多的优点。乘飞机飞行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就可以了解到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情。每位成员在将事实整理成白纸黑字之前,必须仔细核对事实真相如何,仅在电话里讲讲则不会准确。而且几乎不再会有误解或争议的可能,因为不管某件事是否提及,任何重要的口头联系都必须摘录于I.0.I中。

  纽曼曾想到,有必要每年举办一系列的群体集会,向每个员工介绍业务情况。这种集会称为“我们集团的现状”,是仅指他们发动机部门,介绍完情况后,台下发问台上回答,事实证明确实有效。每年,他们都租一个一次可容纳2000人的马戏团大帐篷,每次集会历时两个小时,他和他的助手们分头主持,这样他们部门的每个班次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他们向这些坐在一起的秘书们、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报告他们部门过去12个月里获得的业绩,在哪方面赢得了竞争,在哪方面输给了对手,顾客如何批评他们的产品和品质,以及他们在未来12个月内要做的事。

  纽曼也琢磨出一句格言:“要干就得干好!”为了要给人们所谓的“纽曼教父复兴会”上加点嚼头,6个最漂亮的女秘书自愿身穿短裤和紧身背心,在帐篷中央修的几尺高的走道上列队走过——请记住,那还是在50年代 (这是我妻子的主意)。每个女孩举着一个纸板,板牌上各写着他 那句格言的一个字。这些漂亮女孩登台后,先故意站乱,再在来回走动中把整句话按顺序排列出来。他们发现,有些男人在那次会议中参加了好几场。他相信这决不是业务咨询把他们再次引到帐篷里来的。

  1956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让德国人重建1945年被摧毁的空军。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空军最高将领组成的小组,陪德国国防部长弗朗斯·约斯福·施特劳斯博士访美,准备选择战后第一批战斗机,并要订购一大批。结果德国人中的飞机所装配的无论是单发动机还是双发动机,都是通用电气的产品。在他们参观辛辛那提那天,美国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同德国人一起,到纽曼在俄亥俄州的会议室听取关于发动机的介绍。介绍图表是德国人写的,纽曼用他们的语言做了技术和销售方面的介绍,当时可搞得他狼狈不堪,因为他对德文已经很生疏了。在1956年时,德文里已经有许多喷气推进方面的技术词汇,可是在旧时的德文里却还没有。德国人走后,杰克·帕克亲热地拍着纽曼的肩膀说,从前我们只知道你不会说英文,现在我们还知道你连德语也说得不怎么样。

  1958年10月,纽曼被调回他开始服务的老地方——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接替了杰克·帕克于1953年创建的小型飞机发动机部门的职务。

  他们称其为SAED(Small Aircraft EmgineDepartment),主要从事用于教练机和轻型战斗机上的喷气发动机和直升机上类似喷气发动机的燃气涡轮机的设计。这一部门在1955年帕克去俄亥俄州当分公司总经理后,已陷入管理混乱的困境。在纽曼到职一个月内,从SAED接收来的10位经理中被他换掉了8位。除此以外,为挽救一蹶不振的经营状况,还裁掉了25%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因为公司的经营费用已超过承接合约所签订的金额,他的人事经理鲍帕·麦尔斯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他们要裁掉一千多人,他建议“要干就一次了断”,这种棘手的事不要零敲碎打,最好让被裁减的人早知道这个坏消息,以使他们能及早去找到工作。

  为了使全体员工能有一种“气象一新”的感觉,纽曼把上班时间从上午8点提早到7点30分,并提前30分钟下班。上班时间提前,造成了一种紧迫气氛。由于工厂内自动食品贩卖机前的队伍排得太长,尽管到处是警告牌,咖啡还是往地板和楼梯上洒,于是纽曼便命令撤掉了所有的食品和饮料贩卖机。尽管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罗夫·考汀纳本人曾专门给他打电话,警告他为此可能造成罢工,但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还着手鼓励外面的生产工厂同自己的工厂竞争,如果他们的生产经理竞争不过外面的工厂,那么他就自动地失掉为他们发动机生产零件的机会。

  林恩厂是公司第二个最老工厂,许多很糟的工作方式在这里根深蒂固,几十年不变。难以对付的劳工与坚强的主管人员之间迟早要摊牌,没过多久就真的发生了罢工。纽曼主持期间发生的第一次严重的罢工是在1960年。罢工的第一天,纽曼就感到惊愕与愤然,特别是对通用电气在林恩的职员、该市的警察、报社记者和当地人们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

  所有这些人都对通用电气的职员不敢跨越示威线的做法视而不见,他听人说,林恩这里从来没有人那么干的。当开始威胁罢工时,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工厂还要开工,谁不上班就休想拿工资。”就这句话!再也没有这样直截了当了。当罢工开始后,林恩的警察对群众罢工纠察队封锁工厂大门的非法做法无动于衷,后来他们通过法院下了禁令,解除了工会封锁工厂大门的做法。

  工厂大门确实是敞开的,越来越多的非工会会员的雇员、工程师或秘书,驱车或步行穿过叫喊和讥嘲的罢工示威线,进入工厂,纽曼每天都在厂内礼堂召集回厂上班的人们开会。有几个参加工会的工人也想回厂上班,但又怕他们的同伙,所以他们就藏在别人的后车厢内,开车通过了纠察线。一周后,非工会人员的出勤率超过平时没罢工的平均数,96%的没有资格参加罢工的人都来上班了。纽曼在家里还接到不少个人打来的电话,都是忠于通用电气公司不想罢工的工会工人,他们宁愿违反工会的规定,要求与他会面。星期六和星期日,在他存放游艇的码头上,“偶然”地碰到了一个工会的头头儿,他要求“非正式”地同他谈罢工的事。工厂主持人在罢工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工人们都深知这一点。

  当示威的人们开始割破进工厂的汽车的轮胎时,一些工程师自愿地组织起来。在厂内为汽车更换割坏的轮胎。新轮胎是由包来的直升飞机和附近的撒格斯河上用汽艇运进来的。由于纠察队划伤了没参加罢工雇员汽车的挡泥板和车身,他们还承诺在罢工结束后,由公司出钱为他们的车重新喷漆(纽曼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老车、破车开进了工厂大门)。

  一天清晨4点,纽曼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所有工厂入口路面都被洒上了沥青,并在上面粘上了成千上万个钉尖朝上的大图钉,这些钉子毫无疑问地会扎破驶过沥青的每辆汽车的轮胎。他和几个同事清晨5时,就从后门进入通用电气的工厂,他们装了一卡车砂袋,并倒退着把车开到示威线,打算把砂子撒在钉子上面。示威队员们站在几尺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们忙。他们忘了带刀子割开缝着的口袋,纽曼就问示威队员谁能把刀子给他。真有两个人在他们伙伴的欢呼和嘲讽声中向他走来,“给你,纽曼先生……”

  钉子事件发生两个星期后,他们向所有没有参加罢工的员工分发了领带夹和耳附,上面装着罢工者使用的钉子。虽然纠察队员们吵吵闹闹,但他们都是好人,大多数都愿回来工作。当纽曼开车沿着纠察线走过时,许多人向他表示说:“我们是想工作的,只要我们能……。”几个星期后,许多罢工者的妻子对丈夫坐在家里厌倦了,妇女们在工会大厦组织游行,要求他们停止罢工。

  在罢工的六个星期中,他们学会了没有工会工人也能照常工作的方法。监督人员也来生产零件和组合发动机,也学会了如何缩短施工过程,减少人员,进而提高效率。当他们的试车台又重新喷出白色雾气时,工厂栅栏外的纠察队员们看到他们的秘书们又一次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风云一时的“铆钉女工罗茜”。她们在接受工厂监工对她们匆匆的训练后,就身穿汗衫、长裤,开始操作车床和焊接零件了。罢工遂告结束,“老林恩厂”的陋习也一去不复返了。

  乔治亚州马里埃塔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他们的品质改良计划起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叫做“无缺点计划”。纽曼小型飞机发动机部门也做了最大努力,清理了设计和生产中出现的差错,这些差错每年要使他们多付出10%到15%的成本。他们获得洛克希德同意,借用了这个术语,他们租用“波士顿花园”的大型体育馆半天,专门包了浏览车,甚至还租用了地铁,把5000名工人送到波士顿市中心参加集会,然后再送回去。为了推广“无缺点计划”,他们敦请了工厂主管、工会领袖、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会、使用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空军飞行员及联邦政府官员登台演讲。他们的工人热情地参加这次活动,工人们在提高品质方面所起的作用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提出了最严格的生产和品管目标。例如在几个月前,要想在一年内生产1000台小型J型喷气发动机55还只是奢望。而现在,他们怀着自豪的心清,在12月15日就举行了第一千台发动机出厂的庆祝会。

  事情已经好转,他们更要展翅高飞了。商务喷气机的市场拓展,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在60年代,他们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已提高到85%。

  他们为世界上所有采用涡轮发动机的直升机提供动力装置,从约翰·甘西迪开始,历届美国总统所乘坐的直升机上的发动机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至今依然如此。为了能使从喷气发动机衍生出来再加改进的汽油涡轮机用于非航空方面,他们又再度扩展。他们和旧金山电话公司签订了合同,为他们提供紧急备用电源;为蚬牌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湖底抽取石油提供动力;德国的铁路机车也以他们的产品为动力;为中西部地区的矿坑向外送铜矿砂;他们的产品还用于推进格鲁门的超高速气垫飞弹船。他们的小发动机部门,北起加拿大,南至澳大利亚,向世界各地派出技术服务员。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的是得到了在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最高领导人的全力支持,特别是他们分公司的前任总经理杰克·帕克先生。他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从通用电气公司总裁和董事们那里获得财务上的支持。他们对他们这种风险很大的喷气发动机生产事业,表示了特别肯定的态度。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就是复活节假日的前几个小时,他们遇到一个有关分包商棘手的问题,必须靠奇迹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纽曼和他的助手们挤在会议桌周围商量解决办法。“你们哪位仁兄可以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他问道。每个人都悄然无声。“你们不行吧!我可以!”在桌子下面,他膝盖上的帽子里有一只粉耳朵的小白兔,这是他午餐时给他两个小孩买的。他把帽子推到会议桌前,揪着耳朵把吓坏了的小兔子拿出来……在那天下午,他们真的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1961年3月,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纽曼被帕克告知,他将接任他在飞机发动机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并马上生效。帕克被提升为航空太空及国防集团的总裁。他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就向他的小型发动机部门的接替人,干练的艾德·沃尔交接了工作。沃尔是他1958年就任后,在原班人马中所留用的两位经理之一。

  纽曼必须很快地了解一些公司的成规。任何一位优秀人员,从管理学校或者学过管理课程的,都可能很成功地管理任何业务,这一点对做灯泡、烤面包机等短期性产品的业务也许不错,因为它的上层经理很少接触采购人员。但这种想法实在不适用于他们飞机发动机这一行。他们的业务代表们需要经常与客户接触,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有充实的技术知识背景,而不是凭一张从管理学校弄来的毕业文凭。纽曼曾下达指示,禁止飞机发动机集团的任何人上这种学校。若以不工作去花钱上学,而将来的知识对工作本身未必有帮助,加上所花去的时间来衡量,实在很不值得。

  同样的情况,公司在管理上取消了一项训练工程师的计划,就是让工程师们有为期1年或1年半的时间,轮班到GE各种不同产品的部门工作3个月或4个月,而纽曼非常欣赏这个计划,因此他在发动机集团里重新实施,让新工程师们在他们集团业务相关部门,如推销、生产、设计、计划、民用、军用、产品支援部门各工作6个月,为期2年,这样做使他们的工程师们有机会了解发动机各方面的业务。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著名大学学位的问题,纽曼的人事部门告诉他,任何人被推荐为公司的高级主管 (即副总裁)时,都得有学位。他很清楚有这个学位并不意味着有高人一等的能力,去了解问题或者与客户讨论技术问题。GE就有两位最成功的总裁和一位相当高级的主管,创办他们飞机发动机集团。而他们都没有学位,所以纽曼不同意公司这种政策。

  为了进一步证实和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创办发明利尔商用公务喷气机及飞机自动驾驶仪的利尔先生,根本没有上过高中,他却是惟一曾两次荣获两位美国总统颁发的“考里尔成就奖”的得奖人。

  公司还有一项政策就是集团的上层主管不能领导四个或五个以上的下属,更有一点,上层的主管 (即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或部门的总经理) 应该每四年调换一次职务,纽曼是坚决不赞成这种做法的。这种做法对短期性的产品或者不太需要亲自掌握的业务,销售工作由上面的销售单位负责,上层经理不接触客户的情形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这种做法用在发动机行业中,去应付那些一辈子从事航空事业的大客户,却完全行不通。

  飞机发动机是一种长期性的产品,它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大概有40年的过程,这种主管调换制实在不切实际,至于领导多少下属的问题,纽曼开始时就有7位部属,后来增加到14位,他认为负责客户服务部门的人事单位、质量控制机构和在他的决定尚未公布以前,提出异议向他挑战的参谋人员与工程设计、生产单位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同等重要。纽曼的每位部属都由他亲自挑选,很幸运,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很不错,不行的马上换下来。在他做主管的17年里,他的部属都是在开始的3个月选定的,而且一直都没换过。他们每位都非常有智慧,有进取心,富有想象力,他们还都有幽默感。

  另外还有几件事使纽曼伤了好几年脑筋,现在他已有资格来处理改进了。当他要做一些有基础原则的决定时,他会发出“决定性信函”,它们都编了号码,他要这些信函上的内容都能毫无差错地加以执行。比如说,常常有工厂驻外技术代表来函或客户提出要求,而没有及时回答或根本没有回音,而“决定性信函”的做法是在接到来函时,必须在48小时内有所回复,不管最后决定是在几个礼拜以后,或者几个月以后。

  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向客户或者向自己内部高级主管做简报时,所使用的文字挂图或幻灯片,纽曼规定文字不得超过5行,注解及曲线都必须简单易懂,这种做法是个创举,受到客户一致赞赏。

  纽曼要求他的部下或他们的部下,在工作量增加时,尽量少雇多余的人。在大战期间及后来试验GOL—1590期间,他很吃惊地发现,用越少的人,做决定则越快,公文程式也越短,工作场所或办公室也越少。

  纽曼在新上任时,就下决心要和工会的首脑们搞好关系,在俄亥俄州,他们的工厂里有16个工会。工会的首脑们和他们管理阶层都不习惯互相公平相待,也不朝这方面努力,但纽曼终究得到了他们的尊敬与合作。他邀请工会的首脑们定期到他办公室来座谈,在这些座谈中,他告诉他们发动机的生意情况,生意上发生的问题或者可能发生的问题,他经常获得他们有建议性的合作,使工会与管理阶层开始互相谅解而亲密合作,他每年租用一架GE发动机的运输机及一架直升机,让抽中了签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免费空中游览,他主要的目的是让每一位工人或工程师们都感受到他或他们对产品所做出的贡献——一架能飞的机器。

  4. 商场上出色的战略家

  纽曼的新职务是负责通用电气公司所有的喷气发动机业务。其中包括大、小型军用及民用发动机、飞机附件、研究和发展船用和工业用发动机。共有5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总经理。至1961年止,他的分公司已有20 000员工,并且还在增长。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辛辛那提附近的伊汶戴尔厂工作,但他却不舍得放弃他们那独特的、位于林恩厂以北4英里处,在斯望蹼考的家,从1958年起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在那漂亮的都铎式房子里,可以饱览马萨诸塞湾和波士顿。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及狗、猫已渐渐塞满了这幢房子,而且第三个孩子又即将问世。

  通用电气的最高领导人批准他将分公司总部和一半的幕僚人员从俄亥俄州迁到马萨诸塞州。所有伊汶戴尔厂的雇员仍留在俄亥俄州。

  纽曼的工作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任务更艰巨,责任更大,更要面向全世界,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奔波。在当时,通用电气公司内“分权”的趋势,导致他们在设施方面搞重复投资,耗费巨额的金钱,尤其是他的5个分部的最主要的客户都是山姆大叔。有限度地,并在很好的控制之下,开展内部竞争是有益的,但有些分部各自向政府提交建议事项,并形成意见分歧,这就常常显得他们分公司组织松散,缺乏协调了,事实的确如此。

  纽曼向杰克·帕克建议,他们分公司应重新采用“集权”制,这一建议在当时是与通用电气公司宣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纽曼的论点很简单,飞机发动机公司仅生产一类产品,只是尺寸与用途不同罢了。每种喷气发动机基本上由同类零部件构成,即:压缩机、燃烧室与涡轮。他预计,如果实行生产制专业化,每个厂房只生产一种发动机零部件。尺寸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并分别在马萨诸塞州或俄亥俄州装配,这样能节省一笔很可观的费用。此外还有助于使发动机工程技术标准化,可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研制和发展资金。令人惊讶的是帕克和通用电气的总裁罗夫·考汀纳尔竟一致同意,他们甚至还把总公司的4架双发动机行政座机调出一架,停在波士顿的劳根机场,供纽曼随时调用,这样从波士顿的辛辛那提仅用1小时40分钟便可到达马萨诸塞州,方便多了。他在两处都设有办公室和秘书。公司首长的业务会议,交替着在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召开。

  IOI要项资讯汇报系统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个系统对当时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显得重要。从1962年开始,纽曼和他的新班底又建议每年有三天的“TTT”聚会制度,他们称其为“思考会”。会议的议题绝不涉及日常的繁琐杂务,而仅限于审查他们公司策略部门提出的远程规划,预测今后5年、10年以及20年内军用和民用产品的需求 (他在1980年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思考会议,是预测到2000年的市场需求)。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将来如何,不会和他们专家预测的那样完全一致,但他们仍需在了解一些关于和平、战争、扩军和经济萧条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军用和商用飞机的增长或下降。规划人员还要就一些飞机公司或投资集团是否要建造超大型货运机做猜测。例如,不用中途转运,只要半天时间就可把快要成熟的香蕉,从巴西中部运到芝加哥市场,而用船或火车来运则需1个月以上。

  第一次思考会议讨论以后20年内是否会用大型直升机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 20年后标准商用喷气客机上将设有多少个座位,以及它们的载荷系数是多少?为使飞机能在目前拉瓜蒂 (纽约市内的国内机场)拥挤 的上、下乘客们之间滑行,又不致碰到在对面停放的飞机机尾,如何限制未来飞机的长度?非定期性航线能否继续存在?现有航空公司能否继续生存?不是做生意的人们能否负担从巴黎、伦敦到纽约或华盛顿的超音速飞机的昂贵费用?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这类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只要纽曼和他所有的幕僚们脚踏实地,并意识到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不会策划同仁们提出的那些乐观、引人入胜的预测。他们在通用电气公司的人都确信他们的发动机质量超群,产品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们颇具才华的竞争对手(而且自信有余),在16年以前,由世界90%以上的商用飞机都装有他们的发动机时,绝对难以同意10年以后通用电气公司能指望获得10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今天世界60%的广体客机,都使用着通用电气的喷气发动机却是事实。

  1963年,董事会选纽曼为公司副总裁。他们在美国各地扩建了生产设施。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建立了通用电气维修厂,从事军用喷气发动机的大修业务,在华盛顿、达顿、巴黎、日内瓦、波恩、罗马、雅典、贝鲁特、德黑兰、新加坡和东京建立了销售办事处。

  考虑到要负责财务、法律、雇员关系、船舶和工业汽油涡轮机的业务,纽曼的幕僚人数从6人增加到20人,其中包括他那个专门唱反调的“SOB”。他们的重要性虽然同飞机发动机生产部门的头头儿们不完全一样,但使他们各尽其职是至关重要的,他需要他的手下经理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各自的建议。

  纽曼强调“开门政策”,所有非工会人员如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可以直接找他(工会章程禁止会员直接找经理发泄不满),通常纽曼建议他们先找他安排在俄亥俄州和林恩厂的两位女性调解员。华尔街日报曾在头版上称这种工作方式是美国工业界的新创举,并专门介绍了调解员的基本职责。她们的任务是听取来者的牢骚,心平气和地了解事实真相,并尽量予以圆满解决。设置这种人员的想法,是受在中国战争时期经验的启发。当时,他们中队的医官兼任随军牧师,任何士兵有什么牢骚,愿意与他私下谈话时说,他总是“欣然任劳”。

  为了亲身感受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小军用发动机在使用中的表现,纽曼决定分别乘坐一下装有J和J。发动机的空军飞机。在获准乘飞机79   85之前,他必须在俄亥俄州达顿市通过低压舱的减压测验。氧气从实验舱里抽出,被测试者必须在达到一定高度前不至因缺氧引起眩晕,或丧失辨别能力。他通过了测验,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一天。

  纽曼首先乘坐了在速度、高度都保持当时世界纪录、由洛克希德制造的双座 F-140“星式战斗机”,当这个“载人飞弹”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爬升到离地面48000英尺的高度时,星式战斗机飞行员华尔·麦科迪将操纵杆直向前推,飞机机头向下,他们进入了垂直俯冲。

  越过前面飞行员的头盔,看到下面的大地在旋转并迅速接近。然后,麦科迪又把飞机操纵杆猛然拉回,并把通用电气公司的J发动机的油门推79到最大推力。纽曼的双臂压在胯部似乎有一吨多重,手根本抬不起来,这是因为飞机由垂直下降改为平飞转换中,产生的离心力所致。他们以超音速的速度掠过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差一点撞着沙石的山顶。座舱里出奇的安静,因为飞机前进的速度比声音快 (超音速飞机),他们已 把发动机的噪音甩在后面了。纽曼看了两次高度表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是的,在高度表上显示的数字前面有个负号。这时从头盔内部通话耳机里传来麦科迪的声音:“恭喜你,纽曼先生。我敢打赌,你是第一位在海平面以下,以超速音飞行的副总裁!”

  吃了三明治,2小时后纽曼又背上降落伞,将自己束在另一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双座机的座椅上,这是新式的“自由斗士”战斗机,诺斯罗普的试飞员和他滑进跑道,开始了在1960年初同一天内的第二次超音速飞行。这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起飞的,40分钟后他们就飞回来了。这次飞行,纽曼在座舱内已筋疲力尽,只剩下把座舱盖打开透透气的力气了。在中国第一次乘坐战斗机试飞转眼 17年过去了,他这个德国佬怎么会想到又登上战斗机呢?而且飞行速度比以前每小时快900英里。

  甘西迪总统在世时曾要求研究设计一种超音速客机,它的巡航速度要比英、法的协和式还要快一半。 (协和式现在安全地飞行于巴黎和华 盛顿之间,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只需三个半小时即可抵达)他们和他们的发动机竞争对手普拉特·怀特尼以及几家美国飞机公司,都投入到估计有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竞争中,纽曼为此专门设立了超音速运输机专案部门,直接向他报告,并指定艾德·胡德为总经理 (1980年胡德被任命为通用电气公司两个副董事长之一)。他带着人们和他一起研究设计,并向这种高速飞机的可能买做销售介绍。看过他们竞争对手介绍他们发动机的资料后,纽曼确信他们的一定更为优越,而且结构简单。他们的政府是要根据政府官员的意见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分析,选择飞机和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在背景上就占优势,例如北美公司的B—70轰炸机装六具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可在音速3.5倍,即2 400英里的时速下安全飞行。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及轰炸机,装的全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当时合计有数千台。

  政府和专家们都十分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在超音速推进方面的经验领先很多,说到航空公司,也是如此。而纽曼却因听到他的销售人员在西北航空公司“遭到冷漠”的报告而忐忑不安。他和胡德乘专机到明尼苏达会见西北航空公司的总裁唐·尼卢普,他用了近30分钟,极其热情地向尼卢普介绍了他收集的资料,可是他却装作索然乏味、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停止了介绍,打断他的哈欠问道:“您对通用电气公司有什么不满意?”尼卢普望着天花板回答到:“没有什么!早晚要买灯泡,我肯定买通用电气公司的!”后来他的灯泡推销员告诉他,西北航空公司机库里的照明灯,根本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

  当倾向于他们的综合意见来了后,他们并不感到吃惊,10家美国航空公司有8家投通用电气的票,一家中立,只有西北航空公司赞成他们的竞争对手普拉特·惠特尼公司。1976年,《幸福》杂志专门用了6页的篇幅,以特定的方式报道了通用电气公司决心在超音速运输机SST计划中取胜的做法。如果不是因为6票之差而遭到国会否决,那么美国超音速客机肯定成功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将推动着获胜的波音飞机。 (英法合作的超音速协和号运行的结果,说明了这在技术上是非常 成功的,但在经济上则一败涂地)

  有一天,纽曼参观了西德斯图加的戴姆勒·宾士厂和它的汽车博物馆,里面展示着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汽车,从第一辆宾士到最新型的梅塞德斯柴油发动机小汽车,这使他产生了在俄亥俄州工厂建立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博物馆的想法。这个博物馆在今后的岁月里,会对未来的工程师产生教育意义和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将看到,自美国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于1942年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出来后有多么大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将由此受到鼓舞,尤其是对更快、更轻、更小的发动机在设计上获得成功,每磅重量产生的功率会更大,每磅流过发动机的空气将产生更大的推力。他们在开发新材料、新化学铣切技术、磨擦焊、激光钻孔、粉末冶金、塑料、对旋转中的发动机做实体X光透视、数据控制工作母机、超音波和屈光束奇妙检查方法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丰硕的成果。

  早在60年代初期,他们的设计工程师们就有许多可以使发动机产生更大推力的想法,其中一个最可能成功的想法是,在发动机进气口前安装一个大风扇 (这是飞机3至4叶螺旋桨和压缩机六七十个叶片的折中产物),这个风扇由发动机涡轮轴带动,所有进来的空气经过风扇被分为两部分,约 1/8的空气进入常规发动机的进风道,经压缩与燃油混合后点燃加温。剩下的7/8的空气通过尾部喷口,从发动机外部通过,即不参加燃烧,也不通过涡轮,这种 “高涵道比气流”(High-byPassairflow)可给飞机带来许多额外推力,特别是在起飞和爬升时,巡航中还可降低油量消耗。纽曼和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型发动机的各种技术方案,那时只有处于涡轮技术先驱的通用电气公司,才有可能研制这种推进系统,因为他们拥有炽热涡轮叶页的“空气内冷”(internal aircooling)的尖端技术。经过计算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每磅推力消耗,他们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它比当时空军及航空公司使用的普通喷气发动机节省燃油30%到35%。实际上由于前风扇和机匣较大,在重量、成本和气动阻力方面还需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综合评估,他们还是获得了节省燃料25%这一难以令人置信的好成绩。

  最后,纽曼对设计细节很满意了,就要求他们制造了一台带高涵道比和可调静子叶片的原型机。一年后,试验结果出来了。当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时,他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结果令人拍案叫绝。他立即赶回国内,研究经理们提出的销售战略。由于结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他们怎样挑毛病,每个细节都通过了他们的检测。星期日晚饭后,他给空军研究发展部部长马尔夫·迪姆勒少将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家里挂电话,要求第二天他能听取仅向他一个人做的情况汇报。第二天早晨,将军办公室大门紧闭,纽曼打开了这种刚试车完毕的新型高速涵道比发动机的截面图,这张图从他办公室墙的一端一直拉到另一端。将军惊叹不已,对这一技术上的突破非常兴奋。当场,他打电话向德国出生的负责空军所有尖端科技事务(其中包括导弹)的四星上将本尼·施艾弗尔报告。这种高涵道比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将引起航空运输的一场革命。因为涡轮温度极高,它的推力比当时用于飞机上最大的发动机的功率还要大一倍多 (事实的确如此),装用这种发动机的新型运输机的航程将大幅度提高。现在他们有能力制造巨型飞机了,这种飞机可装载最重的步兵坦克、战斗机、直升飞机甚至7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如果飞机机舱分上下两层,它还可以装载上千名战斗部队的士兵做远程运输。

  势不可免的竞争很快地就在飞机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厂商之间展开来了。洛克希德赢得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飞机C—5A“银河”的合约。通用电气公司由于起步比其他公司早两年,不出所料,赢得了发动机制造的合约,研制合约总金额为45900万美元,这是通用电气公司前所未有的最大一宗买卖。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喷气发动机的噪音也低得多。

  三年半后,纽曼和林顿·詹森总统及其他要员在乔治亚州的马里埃塔市洛克希德厂里的主席台上,看着第一架巨大的C—5A飞机,翼下挂着4台通用电气高涵道比发动机,从巨大机棚里出来首次与大众见面。

  波音747“珍宝”喷气机虽然比洛克希德的C—5A小不少,但速度快得多,这也是应用新高涵道比的发动机的一个很成功的实例。当通用电气公司正忙于空军的C—5A工作时,又赢得了近5亿美元的开发美国的超音速运输机 (SST)动力合约,同时还在为长程低空超音速的B—1轰炸机竞争时(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又赢得了这个合约),普拉特·惠特尼则利用足够的时间,专门为波音747飞机研制出了一种高涵道比发动机。

  2年后,纽曼认为公司有了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可以将他们用于C—5A的军用发动机改成民用的CF(6)发动机,用在道格拉斯DC—10和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空中巴士A—300上,几年后又安装在最新型的波音747上,这样可以给航空公司一些选择发动机的余地,也给普拉特·惠特尼带来一点压力。

  作为“深入现场”的一种途径,纽曼于1967年和1969年要求并经过原空军司令,后来成为战略空军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霍洛威 (1942年他在中国时曾是他们战斗大队的大队长)的批准,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星期。他是打算从越南战场那高温、潮湿、风沙大的气候环境中,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军用发动机性能和维护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与他派在那里的32名技术代表交谈,又会见了空军、海军及陆战队飞行员及机械士,他了解到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更好地干,怎样能更好地为他们在东南亚战士们提供有效的支援。纽曼参观了南方西贡附近的边防和空军基地,以及北方前线。在那里,他们的救护直升机从敌后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搭救出来。他还在巡弋于东京湾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上度过了几天,考察在远洋上空飞行的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维修工作。他在越南的那些日子里,乘坐的是直升机、双座战斗机或者亨利·长伯特·洛奇大使专机。

  有一次,纽曼参观了在北方的海军陆战队救援特遣部队 (所有陆战 队使用的直升机,都清一色地配备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他乘飞机抵达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指挥官的帐篷里过了一夜。由于经常有火箭袭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防弹背心。第二天,纽曼和这里的人一起吃早饭,这时他发现其中有一个灰白头发的陆战队员,是他们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代表。当纽曼问他到越南以及在这种暴露在炮火下的地方来了多久时,他回答到:“4年了。”纽曼向他表示抱歉,由于他们领导部门的疏忽,才未能有顾及到这一点,纽曼向他承诺把他立刻调回美国。可是这位技术代表则恳求道:“请不要这样。”他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里很不错,再说我老婆真让我受不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专门为 他做饭、洗衣服。

  纽曼每次返回美国后,都去五角大楼向头儿们汇报情况,并反复地告诉他们,越南战争的发动机技术支援的经验,决不能运用到另一场战争中去,譬如,他们这边既没有受到轰炸,也没遭受扫射,因此飞机和发动机在地面很少遭到毁坏。他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把发动机送到美国、日本及菲律宾去大修。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未必就是这样。

  纽曼一回美国,就和自己的企划经理及技术维修手册的编辑人员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他们这些重要文件所能发挥的作用。安静而又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写出的文件往往过于复杂,使在越南的美国大兵不容易看懂。

  当纽曼第二次访问越南的行程接近尾声时,他收到了他最能干的秘书施莉·克拉克的电报“宫廷革命,速归”。他知道对这种严肃的事情,她是不会开玩笑的,于是马上从西贡起飞经东京、芝加哥直达波士顿。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离开美国去越南两天之后,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级领导人,以及他们分公司的每个董事,都分别收到了寄自辛辛那提的匿名信。有些信中有拼错了的字,大多数是打字的,也有手写的。每封信都是诬告纽曼在商业上有越轨行为。在调查是谁写这封信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有一天在夜晚从事调查时,一位从芝加哥请来的,打字机方面的专业侦探,查出了所用的三台打字机中的两台,也弄清了打字机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以及放在伊汶戴尔工厂的确实地点。施莉和纽曼那精明的法律顾问杰姆·塞克都是拼字游戏迷。利用他们的推理,揭开了这一悬案的谜底,他们和侦探把各种线索凑在一起,查明了作案人。基本的证据出自其中一封诬告信,这封打字的信纸曾被写信人做过垫纸,这些没有颜色的“字痕”,正是这个人以前写信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也就真相大白了,由于一些纯属私人间的问题,纽曼的一个助手的秘书,期盼让她的老板能取代纽曼的职位(他声称根本不了解她写信的过程),秘书马上就被裁掉了。而她的老板不久也就辞职了。

  1968年,通用电气公司为了适应业务的增长,扩大机构,从5个分部增加到 10个。他们的飞行推进装备分公司升格为飞机发动机集团(AEG),纽曼被提升为集团总裁,他的助手们也从分部级相应地提升为分公司级。这在头衔、职权和薪资收入上有了大变化,但他们集团的规模已扩展到世界各地,雇用的人员超过31000人。从销售额上看,由于民用发动机生产激增。他们集团的产值占全公司的20%。在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老朋友的宝贵支持下,美洲、联合、汉沙、瑞航、荷兰航空公司、法航、意航以及南美洲(巴西)的瓦瑞格航空公司、东方的泰国航空公司和日本的东亚国内航空公司,还有许许多多的航空公司,都明确地表示愿意选择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民用喷气发动机。

  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维修网,为装有他们生产的高涵道比CF喷6

  气发动机的用户提供维修服务。与此同时,劳斯莱斯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签署了协议,成为它的Z—1011新飞机所用发动机的独家供应厂。纽曼很清楚,劳斯莱斯尚没有像通用电气公司或普拉特·惠特尼那样能制造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技术,为了急于赶上他们,劳斯莱斯在时间和金钱上做了过分的承诺。纽曼曾对他的董事会讲,他们的承诺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劳斯莱斯能实现他们向洛克希德和其他航空公司的许诺,你们可 以把我解雇。”

  结果是,当纽曼在罗马的利那多·达·文西机场等飞机时,意航的总裁看到他,就马上跑过来,手里摇着黑字大标题的意大利报纸,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喊着“我的妈呀!”然后他激动地把报纸翻译过来:劳斯莱斯宣布破产!英国政府正考虑把达比的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工厂接收过来。纽曼百思不解的是,那些看来是阅历深厚的劳斯莱斯的客户竟会如此天真,他们轻信了劳斯莱斯的承诺。他们的判断显然是因为上了劳斯莱斯的“大名”的当,被达比机构发行的真皮封面的宣传品迷惑住了。

  令人欣慰的是,五家最大的美国航空公司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都选用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装于轻型的DC—10飞机上,而不是普拉特·惠特尼的,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民航市场上的占有率因而大幅度地增长。至1987年止,在发动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法、德合制的欧洲空中巴士A—300、A310和A320,和相当数量的波音747和波音737,140家航空公司现在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

  数百万美元的商务合约谈判,并不都是在那些航空公司和飞机公司奢侈豪华的办公室里进行的。1973年8月纽曼就是在纽约市住宅区,波音公司总裁梯·威尔逊的小房间里,和他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君子协定。他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纽曼只好坐在床上,他欢迎通用电气公司参加他的波音公司747的发动机选型竞争。由于国会取消了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他们公司有一些剩余能力。威尔逊同意给予大型喷气机买主有选用发动机的自由。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双方都恪守诺言。几个月后,波音和通用电气公司获得销售第一批配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合约,这批飞机在战争中将作为美国总统的空中指挥座机。紧接着就接到了欧洲主要航空公司购买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订单,这些公司对通用电气的售后服务很满意,对装在DC—10上的发动机使用性能也很满意。

  在海外,德国是纽曼最愿意共事的国家之一,他们压倒了竞争对手,与汉沙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合约,这家威望很高的航空公司,在其技术领导人海尔蒂和阿布拉姆的合作下,淘汰了装有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为动力的“珍宝”机,更换成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最新型波音747。汉沙公司还为他的DC—10和A—300空中巴士选用了同样的发动机。由于汉沙公司的带头作用,世界上许多航空公司,不能像德航一样雇用很多事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分析,也纷纷仿效汉沙的做法,选用了CF(6)发动机。

  多年来,纽曼与英国运输部长们有过一些饶有趣味的接触。他们中的一位曾在伦敦对纽曼讲过,他将永远为英国政府经营的航空公司选用劳斯莱斯发动机,“即使是他们的发动机在技术上稍差一些”。他声称,这样对英国来说,维持在达比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劳斯莱斯工人的“就业支付”,比给他们“失业补贴”还划算。有意思的是三家拥有广体客机的英国包机飞机公司,由于不受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发动机,结果都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而不是劳斯莱斯的。

  有两件事纽曼深感遗憾,他们那声称中立的政府,在选购飞机和发动机时,竟试图偏向于某家制造厂 (起码有一次干预成功了)。当时他 正巧坐在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这位总裁接到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对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购买A家的飞机。由于这家航空公司的总裁态度强硬,最后还是自己做主选用了B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飞机。另一件更令人厌恶的事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美国官员告诉纽曼的,他是在一次会议上得知的。在这次不在美国本土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总统(和陪同他的国务卿俩人都在场),购买A家装有劳斯莱斯发动机的飞机。一个月后,纽曼从一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确有其事。

  随着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业务不断地向国际化迈进,他们给国外制造厂家也转让了几项发动机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日本、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台北),并且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六个部的一致支持 (这六个部中的任何一个部,都有权否决其中 任何一项技术转移的协议)。甚至苏联和中国也想购买他们某些民用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但被美国政府否决。当然他们不能制止其他国家向苏联或中国出售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备用发动机。从新西兰到希腊,从新加坡到巴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6个修理厂,雇用了三百多名技术代表。1971年他们卷入了一场商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两个竞争对手劳斯莱斯和普拉特·惠特尼,试图与法国政府支持的发动机制造厂商施奈克玛结成合作伙伴,开发它第一个民用发动机。当时施奈克玛的总裁和总经理是雷尼·拉伏德,他原来是船舶设计师,并曾担任过法国陆军的总工程师。拉伏德是个富有魅力而又魁梧的战士,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之后没多久,他在解决法国布莱斯特港口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勇敢、聪明而又热情的领导人了,他深受法国总统和内阁的敬重。他们首次会面就一见如故。通用电气公司被他正式选为法国发动机的合作伙伴。

  他们同意用双方的努力来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他们也同意每方各负一半责任,共同开发设计、生产一种称为CFM56型的新式中型高涵道比的喷气发动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采用通常51%与49%的分担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CFM国际公司的小型管理公司,同时在法国和美国注册(美国人都在暗中感谢上帝,是上帝把法国人制造得这样聪明,他们都能和美国人用英文进行业务活动)。CFM56这一新型发动机已经成为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已经交货和订购的就超过3 000台,在近几年内,亦将有好几千台陆续服役。

  众所周知,法国工程师是具有独创性的,在CFM56专案中,他们特别富有想象力,善于合作,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小心谨慎。而拉伏德的那种高卢人的幽默更无与伦比。有一次,纽曼往巴黎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们在一个谈判中获得成功,其中一句是“尽管使我们付出了一只手臂和大腿的代价”。当他想起来拉伏德是独臂时,已悔之不及了,虽使尽全力想追回那封电报,可惜晚矣!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回电:“与其失去脑袋,不如失去手臂,拉伏德。”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提供发动机的技术支援,遭到了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正式威胁,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军事援助,而是因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民用喷气飞机的发动机,飞机是在特拉维夫制造的,并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他们的总裁弗雷德·巴赫指示纽曼与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接触。他们在纽约的皮尔旅馆和纽曼见面,纽曼说:“如果你们想从通用电气公司买些什么,我们会高兴地售与你们,如果你们不想从我这里买,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此后,再也没有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出售发动机而引起阿拉伯联盟的禁运了。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使纽曼在德国上学时就长期盼望的再买一辆摩托车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理由,于是他买了一辆大马力的BMW。可以说,这是纽曼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事。当他第一天骑车上班时,被林恩厂的警卫挡在工厂门外,因为工厂早有规定,不准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但出自什么原因却无人知晓。警官没有从他的头盔里认出他来。后来才发现挡住不准进厂的竟是他。3小时以后,厂里出了一个正式通知,今后摩托车和自行车可以进入工厂了。

  纽曼尽可能去找机会与各类职工、各级干部谈话,只要他在伊汶戴尔厂,他习惯到自助餐厅吃饭。有一天,一个工头排在他的前面,他便问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这个工头叫布德·伯纳,穿着一身蓝色工作外罩,他邀请纽曼在晚间巡视工厂时到他的厂房去。(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去了,看到他的厂房特别整齐,井井有条)工头有些夸耀地说,他和他的工人可以用厂内其他部门所需要的一半时间生产任何零件。恰好纽曼那里急需生产几种J发动机零件,他的“常规”人员估计,最快79

  也得两周才能完成,他越过部门管理,直接问伯纳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6天。”

  纽曼在那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伯纳,仅仅5天工夫,就得到了这些急需的零件,后来他把4个场外维修工厂中的一个,交给伯纳管理,并且根据他不断显示出来的能力,接连提拔他,最后他被任命为迅速发展的船舶工业部的总经理。伯纳获得了美国海军装备轻型的汽油涡轮机作动力的全部订单,这种燃气涡轮机是由飞机发动机改装而成的,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伯纳还招揽德国用他们集团生产的船用发动机,来装备他们海军的炮舰,其他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南美国家也纷纷依照仿效。

  伯纳是自学成才的,未能正式获得高中文凭,因为他在孤儿院长大,16岁以后院里就不肯资助他继续就学了。他聪明、热情,富有朝气,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和能干的师傅。1978年,纽曼举荐伯纳做公司副总裁,但又担心是否会被采纳,因为把一名非大学毕业的人提升到这样高的职位,在通用电气是前所未有的。人事部门强烈认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官员最起码应具有著名学府的学位,但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金纳德·琼斯却恰当地按“显示出的才干”作为主要的用人标准。今天,巴德·伯纳副总裁的成功,应归功于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们的才智和灵活态度,归功于好的董事会,归功于民主的美国!他们退休的总裁在一次给纽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巴德·伯纳那样的人。”

  在16年中,纽曼每周都用几天时间走访军方和民间客户,这使人感到疲惫不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墨西哥,东方从韩国到新西兰,欧洲从西班牙到芬兰,非洲从突尼斯到前比属刚果,更不用提在美国的那些军事司令部和航空公司的总部了。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由第一负责人亲自走访,否则客户就感到受冷落。夜间乘飞机,白天谈生意周末还要赶回家看望亲人。在机场利用等候飞机的时间还要看司机从办公室带来的成包信件,星期天晚上乘飞机以前还须给秘书批示。由于   110%的活动,使他无暇看闲书、周刊,甚至报纸。除假期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快!

  快!快的赶。假期纽曼是以两种方式度过的,夏天,他驾着他那38英尺长的双桅游艇出海,冬天则去滑雪,就是这些假期有时也得中断。有一次,他驾船驶出南塔克特岛进入大西洋时,海上巡逻队的直升机找到了他,要他给办公室打电话,答复一项政府的要求。另外一次是美国陆军的拖船在考德角运河截住他,交给他一封紧急信件。还有一次半夜之后,在法国的滑雪胜地塔恩斯,美国来电话叫他立刻赶回华盛顿。此外,纽曼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厂房,参加办公会议。这种紧张忙碌有很大压力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29年来,他从未缺过一天勤,但到1977年,他的心脏突然需要“大修”了,做旁通手术,并加装一个塑胶的心脏瓣膜。8周后,他又骑上摩托车。

  但纽曼在做了心脏手术的1年以后,医生要他尽可能慢下来,并劝他把那台BMW卖掉,还要停止下坡滑雪。1978年他把这些告诉了他的上司、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格·格斯,告诉他们“他该退休了”,他不能按原来那样的步调再干下去了,已经丧失了使他们飞机发动机集团的列车快速运转所必需的精力。此外,他和他的同僚合作经营了17年了,这些年来在工作中一定有不到之处,或者由于疏忽而错过良机,更换管理首脑应该是健康的,纽曼推荐勤奋、聪明,忠诚的弗雷德·麦克费作为他的接替人。麦克费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左右手,这个职务交给他不会发生脱节的问题,但麦克费也快到退休年龄了。l年半后,1位名叫布瑞恩·H·罗的原航空太空工程师接任了喷气发动机业务的领导工作。

  为什么呢?每个人必须扪心自问,这两个“讨厌的外国佬”,是怎样胜过在飞机发动机集团中数千个美国人而身居要职呢?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进入工程学院之前,都同样经历过很艰苦的“学徒生涯”,他们俩都经过了艰苦磨炼,都有实际工作经验。

  在通用电气工作的最后10年中,纽曼从没有换过办公室,也没有换过家具。在他办公室后面挂着一个“生于忧患”的座右铭,下面还有四个镜框,里面镶着他感到意味深长的格言,其中一个是:

  ——林肯认为的义务:我倘若去计较并反击所有的闲言闲语,不如什么也不要干。我要尽心尽力地去干,直至终生。如结果证实我是错的,即使十个天使发誓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另外三个小镜框分别镶的是:

  ——给我指出一个有益的失败者,我将给你也换一个。人无尽善尽美。

  ——毫无用处的人是没有的,他起码可以做坏榜样。

  ——我越努力工作,就会越走运。幸福赐于勤奋之人。

  以上这些显示着指导纽曼工作的哲学,他对每一条都坚信不疑。纽曼认为他受到过很多他不应该得到的夸奖,本来都应归于他们团队中千百人的努力,是他们完成了详细的设计,管理着生产,经历了和平和战争的考验,并且如期地制造了性能可靠和品质精良的产品。

  1958年有两个人被授予考利尔奖,纽曼是其中的一个。1970年他又被授予哥达德金质奖章。1979年获得国际盖格根海姆奖金。辛辛那提市伊汶戴尔郊区 75号州际公路下来,通往发动机厂的路段被命名为纽曼路。多年来,他一直是军事工业学院的名誉教授,从1961年起,每年都给学生们讲一次话。1977年,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德斯坦给他颁发了这个国家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国家勋位团勋章”。

  从1980年1月1日纽曼退休的这天起(杰克·帕克也是这天退休的),他合上了他32年来在通用电气公司振奋人心又令人满意的工作记录簿。

  他对这个公司别无它言,只有对这个伟大的公司立正敬礼,对给人们创造机会和令人鼓舞的领导人以最高赞赏。在他收到的奖品和送别礼品中,他最喜欢的莫过于一本正面烫着“谢谢,杰哈德·纽曼”金字,厚厚的皮面签名册了。这里面有飞机发动机集团工人和经理们一万多人的签字。

  当俄亥俄州州长宣布“纽曼日”的规定时,纽曼感到非常的荣幸。

  工会主席决定为他举行一次完全是由工会会员参加的“不拘细节”的宴会,这也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在宴会上,7个工会主席先后发言,其中一位主席这样讲着:“有几次我们曾站在栅栏的同一边,今晚即是其中的一次。”在林恩的同事也为他举办了一个上千名管理人员和工会代表参加的“突击性”的宴会,前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遗孀安娜·陈纳德是“杰哈德·纽曼之夜”的主要发言人。林恩市商会为他举办了早餐会, 马塞诸塞州州议会的议长和几位前任市长也参加了。在一年一度的金门奖宴会上(该奖是授予出生于外国,但对美国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的),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J·金、施奈克瑞总裁雷尼·拉伏德和诺斯罗普总裁汤姆·琼斯也都专程赶来参加,并为他祝贺。

  1984年全国航空协会授予纽曼“航空界至尊”的名衔。1988年军事兄弟飞行会选他为荣誉会员,被列入“全国航空史馆名人录”。里根总统在白宫通过闭路电视向他祝贺,当时有1200位达官显贵在场观礼。

  纽曼感谢这种对他的赏识及形形色色的表达方式,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功劳。他们多年来忠诚、默默无闻的工作,使通用电气喷气发动机业务获得成功,并保有“今天”。

  是的,通用电气公司喷气发动机为国家、为北约防务、为航空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纽曼作为这个集团中的一员,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

  他们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得到了公司领导人及董事会的有力支持。从多年来与客户发展建立的紧密关系中,他总结出一点体会,即:树立起个人的信誉,采纳客户的观念 (不管计算机是如何说),实现承诺(并 且要全力以赴,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实现或超过他做出的承诺),才是他工作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偶尔发动机的故障是可以谅解的,甚至是在预料之中的,但不尽全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使承诺兑现,则是不可原谅的。

  5. 无远弗届的环球旅行

  德国旅游者以无远弗届而著称于世,纽曼大概也可以忝居于前茅之列了,他以往44年的旅程,主要是受战争和工作的驱使。近30年来,他已沿不同方向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就是从北到南和从东到西环绕半个地球的飞行经过也有多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已开发地区,都需要他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军用民用喷气发动机在那里的销售与服务而奔波。这种自律要求,是他“亲自到厂房去走走”的哲理的一部分。无论去哪里他都乘飞机以节省时间,当然,在与通用电气公司业务无关的时候,他也曾经搭乘了运兵船到美国,开吉普车横越亚洲,偕夫人搭乘武器运输船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做徒步摄影旅行,假日期间,他也常驾着他那38尺的游艇往返于巴哈马与波士顿之间。

  为充分利用海外旅行的时间,纽曼几乎都乘夜航班机,这样第二天清晨便可开始工作了,他在飞机上刮脸和更换衬衣,飞机降落便一切妥当,可与客户交谈或参观工厂了,一直到夜间离开。旅行计划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除了只能看看来机场迎接他的那些通用电气公司驻地技术代表的汽车的内部装潢之外,无暇观赏他所访问的国家。在驱车进城的路上,代表们向纽曼简要地阐述他将从军用或民用客户那里听到的反应是好还是坏,并且建议他应该做出什么反映承诺,代表们还依据远离公司驻外人员的观点,向他报告公司本部的工作人员配合的情况如何。

  纽曼惟有技术代表才对他们产品在顾客眼中的真实情况提出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了防止经过公司专案经理们的手而发生瞒着纽曼先生的恶果,他建立了独立产品支援部门,直接对他负责。

  他们旅行所到之处,除了 《国家地理》杂志上所提到的世界上寻常 的和不寻常的地方之外,他和克莱瑞丝的一生亲身经历,是值得在此一提的。1951年8月31日,他们出发去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阿卡普尔科游览。因为晚到机场,他们被安排在这架崭新的道格拉斯DC—6B飞机的尾部。这架飞机属于墨西哥航空公司。阿卡普尔科是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性的游览胜地。那个时代,要想去那只有坐飞机先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开车越过一些原始的道路到达太平洋海岸。他们的飞机从洛杉矶起飞,计划于凌晨6时许到达离墨西哥城6英里的机场。经过特斯科科“干湖”上空时,昏暗的晨曦从地平线正在升起。“干湖”在每年8至10月的雨季里,有6到8英尺深的积水。

  “请扣好安全带”的灯号亮起,他们的飞机就从巡航高度用大坡度盘旋下降。当驾驶员操纵飞机进入一层薄云的时候,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破碎声,跟着飞机的右翼尖已切入了湖面,一架庞大的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砸入水中的猛烈冲劲,使得机翼连同发动机和螺旋桨一起断裂脱离,只带着一个左翼的机身在水面上滑撞了一段,从驾驶舱到尾部之间的几个地方,由上到下裂了开来。飞机向空中再次反弹时,飞机腹部撞成了碎块,然后才汩汩地坠落湖底,由那几经放下的仅存的起落架撑着。片刻间,纽曼简直不能相信他们还活着。大约有10秒钟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旅客们开始呻吟。漂浮着汽油的湖水浸到腰际,座椅撕离地板,客舱壁板和顶板塌下,急难灯也不亮了。纽曼还记得当时一个打开的糖果盒和不知是谁的救生衣飘到他胸前,克莱瑞丝记得在一连串的碰撞中,刀叉从早餐盘中飞腾起来,犹如飞弹在空中闪过。

  真是一幕惨剧!当日光开始照亮起来,这恐惧的情况便显得愈加清晰。他们的2个座椅却依然固定在地板上,安全带把他们箍住了,纽曼催促克莱瑞丝赶快从他们前面10英尺远的地方那个2英尺宽的锯齿状裂口出去,躲开碎裂的毛边到高处湖面2英尺那翘起在左机翼尖上去。她光着脚丫子走了过去,他跟在她后面,还有三个是正度假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这瞬间,他最害怕的是经常在失事后所发生的汽油着火。通常燃料浸漏到灼热的发动机上就会引起燃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情况。在机翼上的两副螺旋桨,仍在机身上,是从发动机大轴上扭断斜插进入到铝合金的机身,穿入飞机客舱侧面。

  他们大家都没有在刹那间死亡,由于飞机是在三次断续地撞击中逐渐破裂的,不像一次单独的迎头撞毁。而且,神奇般地居然没有起火。

  几分钟后,一些墨西哥的印第安渔夫,像幽灵似地从迷雾中显现在纽曼面前,他们穿着披肩,站立在独木舟里。这种独木舟是空心树干做的。像他们美国印第安人使用的独木舟一样。没有一个土人试图接近失事飞机,他们都呆立在150英尺以外。失事的飞机,看上去像一条漏出了内脏的鲸鱼,而不是飞机。有一个渔夫,自己卷了一支烟卷,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去点燃这支烟卷。幸亏,那位度假的泛美空中小姐懂得一些当地的印第安方言,她大声喊叫才使他们从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汽油火灾中免于焚毙。

  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还说服印第安渔夫将他们的独木舟划近些,站在翼尖上浑身发抖的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爬到五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用长桨划动的这些船,只能把他们送到2英里外最近的湖岸。10分钟以后,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DC—6飞机,在失事现场上空投下了一只橡皮救生筏,另有一些汽车和救护车经附近的一条道路纷纷赶到湖滨。那时一个红十字帐篷也搭起了。非但他们人浸泡在水和汽油中,他们的衣服上还染上了血红的大斑点,这是他们中间使用的掉色的毛毯上染来的。一上岸,就将他们5个未受伤的旅客快速送到市内一家豪华的旅馆,免办所有的入境手续。

  第二天早晨,他们期待在墨西哥城的报纸上,看到有关飞机失事的大幅标题和照片,而且希望能读到有关飞机组员和其他旅客的情况,可是当地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因此,纽曼和克莱瑞丝拜访了机场经理。他的结论与纽曼一样:纯粹是驾驶员的过失。高度表校正错误,而且,他把黎明时分紧贴着湖面的雾气误认为是云层。

  他还告诉他们新闻界保持沉默的原因,墨西哥航空公司是政府的航空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发生过另一起重大的失事,只要有可能,公司总想掩盖这一事实,才不致吓跑观光客。之后,纽曼与克莱瑞丝租了一架由墨西哥人驾驶的“派普”小飞机,在失事现场低空徘徊照相。在阿卡普尔科畅怀游览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马萨诸塞后,他向世界权威的航空杂志《航空周刊》投寄了一些失事飞机的照片以及一份简单报道。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和一张照片,标题为“在墨西哥的神秘坠机?”。在回家以后,医生为他捆扎了几根开裂的肋骨。

  1967年6月,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够刺激的旅行。那时纽曼必须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这是两年一度观察世界航空新发展的盛会。他和克莱瑞丝从雅典起飞,穿越希腊去以色列和土耳其。飞机起飞后10分钟,驾驶员报告说:“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国爆发了战争。”他们乘坐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继续飞行15分钟之后,驾驶员又宣布:“我们改变了航线,现在飞向贝鲁特。”好啊!纽曼想,重游1939年到过的旧地该是多么地有趣!可是30分钟以后,驾驶舱里再一次宣布,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黎巴嫩已关闭边境和机场,他们的飞机在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往德黑兰。

  两天后,刚好有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非定期喷气式货机,装载军用物资,从德黑兰夜航飞往特拉维夫,将于午夜抵达。纽曼和克莱瑞丝决定搭乘,并怀着好奇心,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抵达了灯火管制的以色列的赖德(特拉维夫的机场),由于出租汽车的司机那时已去驾驶“谢门”重型坦克,他们只得搭乘荷兰航空公司飞行组员的便车前往希尔顿旅馆。希尔顿旅馆的人,除了一些老厨师和老女佣人,都应征入伍了。客人不得不自己打扫和整理房间。用餐也没有服务,在餐厅的大桌子上放点什么就吃什么。当以色列人谈到“总动员”时,在他们心目中真是不折不扣地只有一个“总”字。每个16岁至56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36岁的女性,都应征入伍。只要他们不是哑巴、聋子或残废人,他们就得在12小时内穿上军装。每辆私人机动车和出租车都被征用。牛奶罐车变成加油车,用来支援战地的机械化设备。邮差工作由14岁的女孩承担,她们身穿卡其服,头戴邮差帽。

  在特拉维夫发出的军情通报,对以色列人有利。通报声称,战争打响后几小时内,阿拉伯空军全部在阿国基地上被消灭。这消息事后证实无误,但据他们所知,阿拉伯空军并不是在“战争打响后”受挫的,而是在以色列提前三小时“先发制人”的空中突然袭击中被挫败的。当他们抵达时,以色列的装甲特遣队已经穿过了西奈沙漠,并跨越了苏伊士运河。单在埃及前线就有三千多辆苏联制坦克被掳获,俘虏已达到几万名。对于兵精马壮的以色列战争集团,惟一的真正反抗是来自约旦的阿拉伯联合军团。第二天,纽曼和克莱瑞丝住进了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顶楼朝东的一间房间,可以俯瞰旧城区和它的圆顶圣岩寺,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墙,就在他们附近。他们居高临下拍摄到以色列工兵部队,用他们的推土机推倒已经占领的碉堡,驱赶阿拉伯军团的人。当以色列人拆除阻挡他们通往神圣的城墙道路上的铁丝网时,纽曼把这轰轰烈烈的历史镜头拍成影片(从1948年以来,犹太人是禁止在那里通行的)。

  两天以后,所谓“六日战争”宣告结束,纽曼向他的客户祝贺,并与他们的空军讨论了许多他所准备的问题。然后他们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

  谁说纽曼不能重返故土? 1976年8月,民主德国**政府就纽曼所请,特许纽曼一家4口在纽曼的故乡逗留24小时,却又不准他们从西柏林驱车前往,他们只得从东柏林乘快车抵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急于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当然还有他自己,看看他父亲的羽毛生意还留下点什么,看一看他出生和在那儿长大的家园,他们实在是不敢奢望是否可能看到属于纽曼家族的痕迹。战后德国记录资料上说,他的家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在1945年3、4月间,德军预备与苏军的最后决战中,80%毁于战火。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最后的剩余——仅在奥得河以西50里。

  1939年纽曼离开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之后,纳粹、德国士兵、来自东普鲁士的难民群、前苏联、波兰军队和东德的**,接二连三地出没于1252年建造的古老的汉西蒂克城。他们这次参观的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1年之后,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刚刚开始用现代的、俄国式的房子,以及一幢漂亮的高耸的大楼替换城市的毁坏部分。

  重建的班霍夫火车站与从前的几乎没有两样,人们还是必须走过铁轨下面的地道,经过厕所到站台,才能抵达曾有出租车等候的广场。在1976年,地道里仍弥漫着与50年前完全一样的辛辣的臭气。可是,却没有出租汽车。顺着山坡从火车站走到曾经是纽曼父亲的工厂旧址,需要10分钟时间,沿着山丘的一些房子不见了。其余一些房子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部分得到修缮,1976年他们参观的时候,还正在用木板更换一些射击破坏了的窗户玻璃。

  纽曼发现他自己越走越快。当他们最后走向古勃尼斯翠斯时,他简直是在他家人前面奔跑了。只有500尺远了!然而,一瞬之间,纽曼想他一定失去了理智。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同一扇旧铁门,同一幢四层办公楼房,同样的工厂,有高烟囱的动力房、汽车库,甚至一棵大的老栗子树等,样样都在那里,与他离别的时候一模一样。上下一打量,发现沿着厂房第四层楼标示的6英尺高的白底子黑字工厂招牌依然存在,这至少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但仍清晰可见:

  NORSSEUTSCHEBETTFEDERNFABRIKSIEGFRIED NEUMANN.他想他正在做梦!

  然后,他们走向城市的另一部分,纽曼的老家就在那里。他记得,从他们家步行至他父亲的工厂,过去需要30分钟,但现在似乎所有距离都显得缩短了,当他们转过弯抵达亨博特街时,只花了10分钟时间。那条狭窄的单行街道,一边原有的18幢房子中,有一半以上不见了,街道的另一边原来是树荫遮蔽的墓地,现在却已成为无人管理的公园。他们顺着街道继续行进,纽曼认错了他家的别墅,它隐蔽在树林深处,这些树比从前大得多了,他们的11号别墅仍显得高大和壮观,和以往65年一样,除了一侧遭受弹片破坏之外,其余部分均依然如旧。他的孩子们,在美国下雪天地上有几寸积雪时,就要求用汽车送他们去上学。所以他曾经对他们说:“美国孩子是被宠坏了,而他们德国孩子,不管天气怎样,总得步行30分钟去上学……”他的孩子仍然记得这些话,而认为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他夫人抓住机会说:“爹爹那个时候腿短!”

  站在他们别墅的栅栏门外眺望,高大的法国式窗户依然存在,甚至纽曼11岁时将玻璃射碎的汽灯,也还悬挂在屋前走廊中的杆顶上。正当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这些情景时,一位年轻小伙子打开窗户向他们打招呼,他的叫喊声穿过前院,问他们在找什么。他邀请他们进屋里,他1917年出生时的蓝色图案墙纸依然裱糊在那里。那个年轻人与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当纽曼告诉他们他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以及其余来的人都是他的美国家人以后,他们俩对他们都很友好。他俩正要带他们参观他们老家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听说他们是美国人,便辱骂他们,让他们出去并要他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

  6年之后,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回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从东柏林租了一辆HERTZ汽车出租公司的俄国出产的LADA轿车,驱车前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有改观,城市里盖起了6幢摩天大楼,商店里琳琅满目,人们看上去精神焕发。纽曼和克莱瑞丝应邀在毗邻他父亲工厂的一户人家以及他家的别墅里做客,他们小住了几天,并且访问了他家乡波兰人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西部,由同盟国划归东德,东部划归波兰),50年代以前他曾在此学徒,那家汽车修理店仍在那里。

  1981年,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分部驻北京代表,询问纽曼和他的夫人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的邀请,给他们在北京和西安的航空技术大学做两次讲演,参观西安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厂,然后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服役和作战过的地方,中国驻美大使正式表示欢迎他们访问中国大陆。

  1981年10月,纽曼和克莱瑞丝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由旧金山飞往上海——他们在34年前曾经到过的中国东海岸的大城市,陪伴他们的人是一对可爱的美籍华人,他俩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旅行以及他在两所大学讲演期间的翻译。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力车、汽车、卡车、客车等等,车水马龙,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他们发现住在原来那些房子里的,是一些新住户,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早晨6点钟,他们都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做早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成千上万。1947年与1981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苦力拉的人力车以及私人汽车已无踪影。年轻的中国人,看上去愉快、整洁。他们感觉他们对美国人出乎意料的好奇和友善,他们所到之处总被他们团团围住。与中国学生、服务员、公共汽车司机以及家庭主妇交谈,发现他们全都和战前及战后乡下中国人一样善良。

  在北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70高龄的“副主席”在大会堂设宴招待他们,他和纽曼还一起上了电视。纽曼夫妇参观项目是与所有旅行者一样,也是紫禁城、颐和园和雍和宫以及游览一小段开放的长城,他还在北京大学坐满男女航空系学生的讲堂里讲话。在西安,他们参观了寓言般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出土文物,公元前3世纪数以千计的实体大的秦始皇兵马俑。

  纽曼在西安又对航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做讲演。他们从西安飞往昆明。1941年至1942年“飞虎队”的司令部,1942年至1945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全都设在昆明。那时候,云南省会只有15万人,现在却超过200万。四座美丽的城门以及城墙全被拆除,甚至景色如画的滇池也正受污泥和重工业排放物污染而丧失了美貌。只有两座高塔仍然耸立在那儿。当年纽曼曾在这两座高塔附近为云南民政厅长修理过“别克”牌汽车。观光旅馆正在兴建,六至八线道的马路还在施工,但目前却要通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出于他的好奇,也是好意的安排,他去看了模范村里1940年他曾住过的家。那里从前是在昆明城墙之外,现在已纳入扩大的城区之内了,原来那些欧洲式小屋,已被隔成许多相等大小的小公寓,甚至“飞虎队”的营房,也被隔成公寓了。

  他们乘坐一架俄国制造的飞机飞到秀丽的桂林,1942年至1944年,这个地方曾是他们抗日机群活动的基地,纽曼曾在那里重新装配过一驾着陆摔坏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桂林的中国人使他感到愉快。但当他知道新一代根本没听说过“飞虎队”的美国人曾在中国协助抗日,又使他意识到他已经老了。他们决定寻找白胡子老头儿,也许他们还记得“飞虎队”。千真万确,他们找到了两位记得“飞虎队”的老人,他们指点他们要穿过城市的哪一处,才能找到当年放弃了的美国战斗机战备机场。

  他们乘坐一辆由中国大陆司机驾驶的小型客车,当他们抵达现已长满草丛的从前他们的机场,并且定了定神,他发现了那个大石碾子。那是当年遭受轰炸后用砂石填补弹坑,用来碾平跑道的碾子。他还找到了现在空着的陈纳德将军的指挥所和掩体。当年,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送给他的一只小哈巴“蒂飞”,经陈纳德上校同意留在AVG的,后来一枚日本炸弹在附近爆炸,强烈的气流把它从那个掩体的炮口里震到墙上而折断一条腿。

  经过几分钟的回忆,当年太阳升空、空中格斗、年轻的韩国籍妇女吉拉,还有他的零式飞机……冗长的沉思,他准备返回桂林市去。一辆敞篷卡车载着20个站着的青年工人,有一位年长的管理员坐在前面,辘辘驶来停在他们前面。工人们的领头人问他们的司机是否迷了路,翻译简单地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大概是告诉他们的身份。卡车开走了,离去了几百码又停了一会,然后掉头回来。当这辆卡车徐徐驶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工人翘起右手大拇指向他们致敬,并且喊到:“Ding how,dinghow!”这一定是那年长的管理员告诉他们的,这是 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人对我们美国大兵友善的表示。顶好、顶好的声浪,又使纽曼回忆起当年在桂林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次他们中国大陆的旅行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大陆比台湾落后很多年,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赶得上。但2000年后,中国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1年他们到东京拜访了在石川岛磨重工业飞机发动机厂的日本朋友。战后,纽曼帮助重建该厂,这家公司25年以来根据转让的许可权,制造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这次邀请他们参观了他们稳健扩展的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所增添的新式现代化的设施。总经理加内基洛·伊梅博士与他们共进西式午餐,伊梅博士建议他们沿着环境幽美的厂区散步,指给他们看一棵长得高高的新树,这棵树用绳索拉撑得笔直,而且用草绳捆绑着树干以防虫害和蚂蚁。树前有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上面镶着一块青铜牌,看上去像一座墓碑。纽曼没十分留意,但克莱瑞丝扯扯他的衣袖悄悄地说:“瞧那些字!”走过去一看,他才注意到那用日文与英文镂刻的题词:“为纪念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杰哈德·纽曼的友谊而种此历史性的银杏树。”

  几乎同时,杰克·帕克偕夫人艾兰因飞往中国大陆访问了1个星期。

  他在通用电气公司里,在杰克·帕克领导下工作了21年,他们访问回来后,寄给纽曼他为一位白发高个子与他夫人拍摄的一张照片,他俩曾与帕克夫妇同机旅行飞往上海。啊!那正是W·兰荷恩·邦德夫妇的照片。

  邦德先生是那位44年前在香港帮助他摆脱英国人的美国人。

  老旅行家永远不死——他们正继续飞行。1982年秋,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做了一次环球飞行。他们从容地旅游,历时两个多月,他们在欧洲和亚洲他们所欣赏的一些地方停留。有一天,在东柏林南50里,他们租了两条爱斯基摩式独木舟,在普基雷河森林经过,他们轻松地划着,一连划了几个小时。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将一直像这样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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