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坊
传记文学

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不得不杀人 > 第十二章 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第十二章 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2000年11月:暴力冲突再起。

  2000年12月9日:巴拉克宣布辞职。

  我利用在以色列休养的几个星期,重新安置了一下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我的长期在外,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一般来说,男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形:他不知道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去哪里,又干了什么,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何况我一直不想让我的那位太清楚我的动向。这自然是出于工作保密原则,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平衡两人的关系:我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常”心态。这很难做到。每次回来,不是大病一场,就是遍体鳞伤,这很难瞒得过去。男人更喜欢女人单纯,健康,永远等着他。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我向往和谐平静的生活,这也许是充满暴力的职业生涯使然。我爱家的温馨。每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做的总是一成不变的几件事:沐浴,换上舒适的衣服,美美吃一顿,随便喝点什么酒,听听音乐,在沙发上坐坐或者地毯上也行,满心喜悦而且全身心放松。在难得享福的这么几天,我才发现自己对爱人办公室里的那些故事以及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所知。太糟糕了,我本来该知道这些的。我本来可以让他不离开我,不去娶那个人,那个漂亮的秘书小姐。

  要从心理上开始改变。我的表情不再像原来那么生硬。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我有意表现柔弱或者假装天真。和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完全信任,以免流露出一点点怀疑。我识别力很强,我知道谁可以信赖。可为什么要表现出来呢?不管对方是认真的,还是满口谎言,我都礼貌地倾听,嘴角挂着笑意,仿佛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既然这样能让他们高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爱人的离我而去,真正是精神上的打击。我为“工作”牺牲得够多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何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能自拔”。我和“正常人的世界”逐渐格格不入,每次的短暂接触也那么糟糕。我发现,我变得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对任何形式的冲突都感到疲惫。我需要的是安宁。我起得很早,那是因为我背部脊椎的裂缝,躺下超过四个小时就会痛苦不堪;我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景象,开枪的声音,还有整天整天缠着我的惨叫。他们要我回到大千世界,去过那种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只可能活在自己这个世界。

  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活在幻觉之中,不会听到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和垂死之人嘶哑的喘息,不会嗅到血腥,闻到那由恐惧、死亡和烂肠子掺在一起的腐臭。从该死的那一天起,没有一次,我不是看到晃悠的沙袋就想起那个年轻人,那个被吊在我两米之外的年轻人。当然,我会自己排遣。当然,这样的幻象停留十来秒钟也就过去了。当然,我会强迫自己保持正常人的样子,而不是每次都精神崩溃泪流满面。可幻象是这么清晰,这么真切,这么完整,这么栩栩如生……

  为什么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要他们感同身受我的心境是如此之难:我自闭,沉默,无来由地忧郁,和自己过不去,或者故意说刺人的蠢话?人们怎能对一个受尽酷刑的人要求她有处世的态度,要知道这种酷刑不是一刻钟一小时而是几天几夜?

  想到永远留在了地狱里的同伴,我怎能去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我和他们从未稍离。离开,不就意味着背弃吗?我难得的幸福,对我而言如同犯罪。出完任务回来,舒适的生活让我心生负罪。永远地逃离吗?可又能干什么?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只有战争,我对其他一无所知。在以色列,我所做的一切还有它存在的价值,至少我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到了“外面”又将是怎样?而且,要命的是,我又将怎样面对自己对于以色列的责任?

  我在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漫无边际地想。百货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烂熟于心的歌,我不想再听,可是不由自主,我还是放慢了脚步去听。不由自主,我还是觉到心里一点一点,有了难以名状的刺痛。

  生养我们的故土

  养大我们的故土

  不管你发生过什么……

  这几句歌词压过了我的困惑。是啊应该坚定,哪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要怀疑了,往前看,想想那些为这个国家死去的人,再想想那些未及成年就死去的人。和他们的牺牲相比,你做的又算什么呢”,我的职业意识在叫喊。

  “应该怀疑,应该重新看待一切,这是我们数千年的力量所在。就是为了这个,才有那么多的人死在耶路撒冷的远方”,我的自由本性在低语。

  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可怜的脑子里互不相让,就像它们在多数海外犹太人身上都曾有过的对抗。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挣扎。他们听到的只有第一种声音。而我们不一样。除了历史和传统,父母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选择,他们的选择,不返回以色列的选择,不让我们出生在以色列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再面对战争,宣传和操纵。并非他们是胆小鬼。他们不过是想要尽可能多一点的自由。

  对于我,一个把以色列放在心里至高无上位置的我,所面临的种种仍然如此艰难。

  2001年2月14日:一辆由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驾驶的公共汽车撞向特拉维夫南城某车站等车的人群。八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二十八人受伤。

  我试着说服同伴跟我一起练习Krav Maga,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提拔、奖励 、退役问题比较起来,我的提议显得没什么实际价值。何况和上司作对得不到任何好处。由于我“黑羊”的特殊身份,我被视作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特别是不能频繁接触以免引来上司的责备、惩罚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待遇。

  每次和同伴聊起“活儿”的时候,我还是一如既往,百般抱怨。

  有一天,我很意外地得到了其中一个同伴的回应。原因嘛:他在这次任务中备受“考验”,刚刚归队。在那种情况下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吗?大卫总是用这句话来和我开始沟通,然后问我一大堆关于Krav课程里求生方法的问题。我咨询了一下,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就在他家附近的教练。他试听了一堂课,和我当初一样,他对自己身上的障碍程度感到非常吃惊。面对困境他想打退堂鼓了。我鼓励他别放弃,不过我觉得他不像我那么有动力。

  在欧洲“度假”的那几天——就是以我自己的方式训练——我收到他的邮件,全文如下:

  “主题:Krav Maga Shalom Hadag,这句话是要告诉你,我放弃了Krav Maga的训练。我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的错误选择。今天和指挥官谈了,他让我认识到,我并不需要Krav.我们的训练是正确的,而很显然krav 和我们的行动性质不相附和。我知道你曾经历过许多困难,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但并不赞同。请你不要试图让我改变主意,我决定继续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斗争。

  长官非常理解人,他不会在我的档案里对此事留下记录,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和他过不去……我不认为Krav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适合我们,所以,请你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为此表示感谢。

  再见。大卫。”

  紧接着是那个亲爱的“好人”指挥官发来的邮件。他不惜笔墨地解释了一大通:

  “我一直对你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可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你不应该鼓动同伴学你的样。今天我得知,大卫跟了一段krav Maga课程。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让人高兴的是,他不像你那么固执,已经停止。

  Krav Maga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乌里接受了,所以我没有异议。但是这只能视为一个特例。我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乌里要求我特殊处理。他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不无道理。

  事情到此为止,但我不会忘记。等你回来,我们再认真谈谈。”

  他还算友好,可是既然到此为止,他还等我回去谈什么呢?第三封邮件是乌里的:“主题:你!

  我尽力了,可惜大卫很不上路。下一次,记得要找一个足够坚强的人。大卫蠢到以为老老实实说出来就万事大吉。结果呢:你的头儿勃然大怒。我和他谈过了,要他特殊对待你的问题,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a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在线看小说 趣知识 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