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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HADAG是一种鱼

  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激进犹太学生Yigal Amir刺杀。佩雷斯接替总理职位。

  1995年12月:和叙利亚会谈失败,佩雷斯决定提前大选。

  1996年2月24日: 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附近,18路公共汽车遭到人体炸弹自杀袭击。26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2月25日:在Ashkalon出口,一个休假士兵班车站被人体炸弹袭击。一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3月3日:在耶路撒冷迦法街,18路公共汽车被人体炸弹袭击。19人死亡。

  1996年3月4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商业中心外面,人体炸弹发动袭击。13人死亡。

  1996年4月:加利利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加大攻势。几天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533枚喀秋莎火箭炮,70枚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佩雷斯用军事行动进行愤怒回击。

  1996年5月29日:佩雷斯的政敌、利库德党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

  1996年夏:蓝天的尽头,绿树沐浴着清晨几抹金黄而柔和的阳光,在微风中摇曳,有点像特拉维夫春天的早晨,带着一丝甜甜的气息。这是我钟爱的感觉。我应召回来和乌里碰面,这天早晨的心情就像呼吸到的空气一样轻盈。

  入行两年了,我很快就要满二十六岁,被认为具备了能够委以重任的成熟素质。最开始,虽然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任务究竟目的何在,作为一个好战士我仍然遵从命令。很快,我感到无法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必须熟悉环境,挑选联络人。不了解任务的真正意图我就有可能丧失时机。

  欠考虑之下,我向上级提出了这个疑问。完全没想到,我的报告竟然被传阅并受到重视。两天后,乌里特意召我回来,向我讲解未来六年的行动意向。这个情况通报会整整搞了两天,每天从一早开到晚上十点多,中间没有休息,一日三餐都送到办公室,前任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传授经验。

  我总算从通报会上出来了。这曾经是我想要的东西。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乌里的样子很满足,跟猫捉到了老鼠似的。他无比圆满地完成了对我的选拔。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1这个化名。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

  我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这片土地,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接受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完全是倾向于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另外,我还有以色列人的视角,更接近,更真实。我在两者之间转换,这使得我更理解我的以色列同事,而比西方人多一些审慎——更准确地说,是多一些清醒。

  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

  在这种疑虑重重的氛围之下,我要找个可靠的对话人也不是件轻松事。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判断对方的动机。去做叙利亚人的潜伏间谍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有一个途径:试着接近,然后慢慢混进去。当然,我懂得识别那些可能泄露对话人弱点的迹象,但最后唯有经验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是执行双重任务还是单纯的惟利是图。

  有意思的是,这些行动除了教会我宽容之外,还教了我利用人的缺点胜过利用优点。我打过交道的有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撒谎、最势利和最惟利是图的人,他们却表现得非常安全可靠。一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预见,再则,他们不算计人,而只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及早脱身。反而是那些所谓正直守信的社会精英人物,我在他们中间看到过亲手拷问自己孩子的人,因为他们不幸妨碍了丑恶的政治准则,比如要求民主。那些不惜用严厉手段排除思想和生活异己的人才是最危险的,社会却颂扬他们。因为经常和这种极端的人打交道,我得以确立了自己一套价值标准。一切都从那天的演讲集会开始,它让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人类兄弟怎样完全丧失人性。

  在叙利亚我整整逗留了两天,这期间接到了第一个“接头”通知。整个过程十分利落。地点在集市,当我爱不释手那些新鲜时令水果的时候,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老妇人挤到我身边。她拿起一颗菜,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怎么才能挑到好东西。她语速快到夸张,声音又大,还怒气冲冲的。小商贩们对这戏剧性的表演没什么反应,估计是习以为常了。我则专心听她话里滑过的一些关键词。最后老妇把手上一直挥舞着的柿子椒对着我丢过来,算是结束语。我微笑着接住,和旁边其他人一起取笑了她两句。然后我不声不响买完东西,而老妇也在众人无动于衷的目送下走远了。

  第二天,我按照柿子椒里藏的地址找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运行正常,和计划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过于专注,所以感到疲惫和紧张。要想达到最佳生理承受状态估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我继续往约会地点去,走走停停,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审视四周情况。再远处就到村边了,我看到接头方示意此地安全的暗号。一切正常。我粗略扫了一眼,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外面只有一个值夜的人,看起来不堪一击。确信安全之后,我按说好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一个陈设繁复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坐在一张质地松软的纯毛地毯上,地毯上面还饰有金凤花图案。迎接我的是沉默,同时还有不信任和客气。我找了一个角落,靠门坐下。好几分钟里大家都在互相打量。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能说说你们的动机吗?”

  像是为主的那个人回答:“政治原因。”

  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个最危险的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坦诚,如释重负的样子。他的同伴则显得不太高兴。于是他马上跟受到了伤害似的,戒备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如果我以此为武器来攻击他,他随时准备反击。我没做任何表示,继续提问:坐过牢吗?眼下有没有被人监视?能作些什么?家庭情况怎样?

  他们的回答很简短,没什么破绽,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接下来就是政治讲演了,什么各自的期待和幻想哪,一心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和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啊,诸如此类。我和他们一起乐,一本正经地聆听,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们终于放松了,目光中充满喜悦。这几个人动机单纯,对执政独裁者的厌恶表露无遗,但神经过于脆弱。我不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太敏感,太容易受伤。我直言不讳,他们表示理解,并给我推荐别的同伴。

  “他们挺坚强的。被捕过几次,受过酷刑,但从来没有出卖过兄弟。去见见勒富吧,他刚用装病的办法从监狱出来。你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找他去。”

  我谢了他们,勒富这种人正是我要找的。

  这个勒富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为了到那儿去,我搭上一辆一周才发车一次的大巴,奇慢无比,又热极。我不断反胃,这是在以色列时落下的毛病,一紧张就犯。

  就算到了目的地,没有警察的允许私自也接近不了勒富。他四周有不少暗探,从他们满脸的狐疑和对病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幸亏有上一拨接头人的指引,我以护士身份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很是慷慨,让我和他年迈的女佣同住——准确说,是允许我在女佣房间里铺上一张旧席子睡觉。我十分感谢。接连一个星期,医生给我派些日常护理工作,这里那里的跑。等全村人都认识我之后,他终于带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勒富躺在屋里面,房间冷冰冰的倒是很像医院的病房。在他身侧有两个持枪的男人,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他说话语无伦次,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手舞足蹈,两眼也直愣愣地。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捕捉到他眼里闪现的目光,炯炯而智慧,仿佛一直看进我灵魂深处,这里躺着的俨然就是一个疯子。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两眼一直盯着我。随即他又回复到疯狂状态。医生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遍,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旁边的人要几样东西,目的是把碍手碍脚的人支到房间外面去。

  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

  一个女人,或者我该确切地说是一团运动中的黑乎乎的大东西飘到我身边,说话腔调犹如圣母似的:“孩子,脚崴成这样还站在这儿!跟我来,到诊所来,我们会照看你的。来吧孩子,跟我来!”

  我跟上她。

  一走进诊所,嘟嘟囔囔的医生就开始帮我做检查,他找到子虚乌有的扭伤,帮我“治疗”。旁边有五个女人在向他絮叨本地的家长里短,声音大得刺耳。这里里外外吸引了不少凑热闹的人。见没有尾巴跟着我,也没人在意角落里来了个陌生人,医生于是趁乱把我带进里面的小院。我们拐进另一栋楼里,一直爬到顶, 然后开始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横跨了整个小区。对我,这回只是个开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这种交通方式。直到现在,站在巴黎人满为患的街道上,我还情不自禁地想爬到屋顶上去。

  医生示意我进一个楼梯间,然后转身走了。等我反应过来,他连人影都快不见了。

  我心里不太踏实。我先让被阳光晃得发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楼梯间的半明半暗,然后慢慢往下走。我把匕首拿出来握在手里,刀刃对着袖口,稍有异动就可出手。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的神经,干什么用?”

  “很简单,观察四周的氛围,一旦有什么变化就通知我。”

  他们摇摇头,审视着我。我也在审视他们,只是没那么露骨。眼前的人看起来比最初那拨人显得坚强有力。但也更危险。慢慢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聊。关于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和责任,特别提到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接下来话就多了,他们说起穿越沙漠的目的,说到告密,迫害,入狱,审问和酷刑。他们把伤疤展示给我看,其中一个的背上伤痕遍布。他的同伴告诉我:“他嘛,比别人运气。”

  这不是讽刺,而是真话。他有幸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施刑人”,对方没有专拣一个地方下手直打到受刑人皮开肉绽深可见骨,而让受刑处分散在整个背部。这样伤痕虽多,但都在表皮,痛楚少了许多。

  我懂这些。可当我看到和我说话的年纪稍轻者背上那三道纵横交叉的醒目伤口时,整个人还是楞住了。我坐在那里一阵恍惚,犹如置身恶梦。这种感觉是奇特的,因为所受过的训练本该让我对此无动于衷才是。可恰恰相反,我心里充满了悲悯,因为我深知在这些伤痕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痛苦,而同样的痛苦很可能再次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多愁善感,还是有所预感?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他从镜子里看着我,而那三道伤口仿佛长在我的背上。

  我一定是在表情上有所流露,因为在场的人都在摇头叹息,好像在呼应我内心所想。

  “被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没出卖战友。”

  没有什么赞辞能够表彰他沉默的本领。这回轮到我以摇头来表态了。

  我不敢用例行公事的方式询问他们的动机。不过我明白,如果不能向上级呈报这个环节,肯定是要挨骂的。我鼓起勇气,一边说一边考虑怎么把话说得委婉。还是选择了单刀直入:“现在不得不向你们提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也不合时宜。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答案。或者说,我想知道在重大情况下你们的第一选择。”

  对后一个策略我颇为得意。这样一来就不单是一个答案明摆在那儿的问题了,而是看看在众多的动机之中,他们先挑选什么。

  问题提了。他们没有生气,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快,自顾自地考虑,想找出一个比较智慧的答案。自然还是那个年长的人代表他们回答:“意在融入民主进程的个体自由——由绝大多数同胞所定义的民主。”

  这是我不能忘的一句话,他说的很慢,字斟句酌中仿佛蕴涵了某种乐趣,我听着却很刺耳。除了酸腐之气——用的词全是书面阿拉伯语,它对我来说还很含混。不多想的话也就过去了,可我身不由己地要多想。我想弄明白这个隐隐约约不知所云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个体自由融不融入民主进程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不干脆建立一个以保护公民权力和自由为目的的民主体制就好呢?为什么要绕来绕去?

  想破了脑袋,我总算想明白了。他们对一个民主社会的功能实在所知有限,故而习惯于迂回和让步。在他们,首要目标是个体自由,如果有可能,不妨再寻求一下自由的国家。显而易见:他们眼中的个人命运和群体是分离的。这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精神世界,在我,个体自由怎么可以不依托在社会自由之上。我琢磨着, 好几分钟都一言未发,盯着地毯出神。

  等我抬起头看向那个老者的时候,和他嘲讽中略带轻视的目光碰个正着。我意识到,他是把我的沉默不语理解成了听不懂他优雅的遣词造句。于是我把他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表示我还是有点文化功底的,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把刚才所想的问题阐述了一遍。

  他挺起身子,显然很吃惊。他也会永远忘不了这段插曲的。从此以后,他将会用尊敬的口气和我说话。当然,我也会有同样的态度。有了这次经验,我后来具备了一种本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不同的人接受我。因为平等待我的人,自然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我们不歇气地讨论了整整一天一晚,外加第二天的大半个上午。我本来倾向于多见几次面,但缩短会面时间。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会增加我的不安全感,再说我喜欢多些时间考虑而不是马上做决定。但恰好相反,频繁更换地点会令他们不安。找一个任务,呆上两天,然后永远离开,这是让他们比较安心的行事方式。我让他们决定。眼下,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肯定比我更游刃自如。

  每四个小时,就会有一班妇女进来送吃的,花样繁多。给我们上菜的时候她们一言不发,只有离开房间的时候才会七嘴八舌闹烘烘地,叮嘱丈夫啦,骂孩子啦,孩子们一直在她们身边快活地挤来挤去。

  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和女人界限分明,尤其是在吃饭上面。女人得伺候男人,等他们吃完了才吃,而且得到一边去吃。刚开始,看到这些女人这样伺候大家我觉得很不自在,不知道自己该算在哪一边。事实上,作为一名战士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根本不允许我干家务活。我很快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有意思的是,我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处于同样的境地,哪怕是在西方。只能说,有不成文的规矩禁止那些依靠武力生存的人进出厨房重地。

  和这些人呆在一起,我从头到尾观看了主人家泡晾薄荷茶的过程,他举止沉静而有序,把茶水从壶里倒到杯中,又从杯中倒回壶里,反复数次。倒不是有成见,这种慢吞吞的形式化的东西就是令我别扭,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

  第二天我搭上一辆早班车,返回首府。旅途漫长,我睡眼朦胧,胃里堆满了热乎乎的美味,脑子里则在反复掂量到这个地区开展工作的各个细节问题。

  这次远行收获颇丰。几天后我搞掂了设立联络站的所有关键,这个点将使我的工作受益好几年。我很开心,因为时间紧迫。

  1997年3月21日:特拉维夫一家露天咖啡馆遭炸弹袭击。三人死亡,48人受伤。

  在叙利亚沙漠里,六月的清晨空气清新,薄薄的那层尘埃夹杂其间倒使它余味不已,颇有特色,是任何香水都无法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满眼的沙粒和细石,泛着美丽金黄。没有绿色植物。天色渐亮,再过一刻钟气温就升高了,而一个小时候后将是烈日当顶。这会儿,我尽情享受着美景和轻松的心情,倾听自己的脚步在沙石地上踩出的回响。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唯愿留住此地,品味此刻这个宁静安详的大自然,一个不以恶劣的生存条件来肆虐人类、人类也不用钢筋水泥去侵犯它的大自然。

  我一路上走得很慢。我专挑每天清晨那几个小时赶路,顺顺利利到了村里。人们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这里的人起得很早,太早了: 五点钟就能看到小商铺前面排起了长队,紧接下来街上就只有几个孩子和老人了,要么就是那几个游来荡去的懒汉,抽着烟卷四处乱逛和闲聊。他们永远是那些摄制组的素材,世人熟谙这千年不变的场景,却没有人了解这里的另外一面,因为记者们很少拍到村子在天亮前的生活状况。

  我开始“清洁工”似的打量。目的是看看有没有警方暗探躲在角落里。如果有,说明筹备联络点的建议就是一个大陷阱。查明真相的最好办法,是找准一个或者几个看门人——每个村里都有——,将他们击昏,然后观察他被接替的情况。如果这看门的是警察部门的人,他的岗位立马就会有人顶上,与此同时一系列逮人行动也会拉开帷幕。

  要想不引人注意,最省事呢就是学“闺中姑娘”走路的姿势,步子碎而快,步态紧张,眼睛盯着地面。我也可以模仿德高望重的主妇,迈步慢而稳,头昂着,眼睛平视前方,目不斜视,一副身正影不斜的样子。可是我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在村里穿行:东张西望,故意装出不怕被人发现的样子。我感觉有怀疑的目光盯在我身上,便时不时迎上这些目光,挑起那些男人的无名之火。说白了,举手投足就是个十足的妓女。一等走出了村子,我会歇上一刻钟左右,留出时间给那些人回味而我则再来一遍。这一次,我一路走过的地方人多了不少。面对此起彼伏的粗鲁的吆喝声,我应对得不错。

  很快我注意到有个小商贩的小动作,他看见我走回来便把摊位交给一个孩子看管,自己跑向一个斜靠在咖啡馆台阶上抽烟的男人。那个人已经认出我了。说准确点,是我们互相认了出来,因为在我看来他具备了一个真正看门人该有的特征。他很年轻——顶多也就四十来岁吧——这让我怀疑他是警方的人。由村民推选的看门人一般都是老头。

  听小商贩在他耳边嘀咕的时候,他两眼一直没离开过我。他做了个手势要那人滚,然后站起身来,盯着我走过去。表面上我仍然若无其事,从第一次进来的地方出了村子。几个男人远远跟着我,那个“看门人”在最前面。

  我迅速甩掉他们,跑到在乡下预先安排好的藏身之处。但愿摆脱尾巴的办法奏效,我开始还不停地祈祷着,转眼间居然睡着了。在石屋里呆了一整天,除了借助小睡来休养生息外——出于安全考虑,每次最多半小时——,我见缝插针地做了一些体能和精神方面的恢复训练,吃了些用椰枣和干无花果做的快餐食品,虽说简单但味道还不错,而且和这里的气候很是相宜。反正,我感觉像度了个假。

  晚边,我重新折回村里。人都散了。留在外面的那几个无疑就是看门人一伙的,那家伙自己呢,想来正面对一桌不错的酒菜高谈阔论。夜色很快降临。四周黑黢黢的,月亮薄薄一线,几乎没什么光,个别地方靠着从人家里透出的亮光还能看见一点路。我发现了两个男人,聊得正起劲,看样子是当地的保安。他们懒散地走过来又走过去,自顾自地聊天,并不真的关心有什么异动。再说,谁会打这儿过呢?

  我藏在暗影里,跟了他们大半夜,心里认定这两人一定能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到了快凌晨一点的时候,这两人大踏步地进了位于村中心的一户人家。他们几乎是跑进去的,而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人走了出来。这里无疑就是总部了。

  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随即依靠半明半暗的夜色做掩护,不慌不忙返回沙漠。

  1997年7月16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集市连遭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死16人,伤178人。

  阿泽勃往集市走去。他生活的这个村子在黎巴嫩南部,是由真主党法利蒂部队控制的巴勒斯坦难民定居点。他迈开大步,穿过好几条街去找摆水果摊的父亲。阿泽勃有一副宽宽的肩显得很有力气,身材高大肌肉结实却一点也不觉体胖,和把他生出来的父亲真是截然相反,那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人皱巴巴的就像身上穿的那身衣服。阿泽勃看不起父亲,看不起他这个人和他的商贩生活。他多希望自己是个英雄的儿子啊,那样的父亲能给他描述“黑色九月”的艰难时光,还有他参加的“武装抵抗”行动。可惜父亲一辈子都黎明即起然后赶到集市卖他的水果。一家人在巴勒斯坦住过,在约旦住过,然后是叙利亚,现在到了黎巴嫩。到处都令人失望。可不管怎样一家人的生活好歹还是维持下来了,这得感谢做父亲的那份坚忍和耐力,对他来说生活的变化不过就是这个家在不断扩大而他的水果摊每搬一次就变小了一点。阿泽勃却对这全家唯一的生计来源毫无兴趣。他是一个战士。一个真正的战士。

  到了摊前,他像平时一样抓起几个水果,没打算理睬父亲的叹气。做父亲的凝看着儿子,表情复杂。他为儿子骄傲,但他又很畏惧儿子的粗暴举止,那种时时表现出来的倨傲和怜悯不断刺伤他的心。

  快到中午了,可在阿泽勃一天还刚刚开始。父亲卡勒布例行公事地问他:“今天干什么?”

  每天的回答也是一样的,还有脸上满足的笑容:“我今天要参加行动会议。”

  阿泽勃有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战斗精神,他四下看看,很满意地发现自己吸引了不少羡慕或惊慌的眼光。他昂起头,走了,留下他父亲一个人重新整理小摊。

  他所炫耀的这些引人瞩目的会议其实有很多规格。有时候确实是集中起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但这样的会阿泽勃是没份参加的。他和他的朋友们仅限于在抽烟喝酒之中挥斥一下方遒,那还得视收支状况而定。然后出去游游行,贴贴标语,或者在路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到筋疲力尽。有时候,他也练手为年轻人办个游击训练班什么的。他充当的当然是教官角色,因为长时间以来所有体能训练项目都有点和阿泽勃过不去。怎么可以让看热闹的人见到他不行的样子呢。他必须保持自己的光辉形象。为了事业。永远是为了伟大的事业。晚上,他则去拜访一个“朋友”,顺便接受晚餐的邀请——这样的机会他也没少给自己创造,他们一起抽着烟,讨论讨论组织里的各种问题。接下来白天又是无所事事,但也没留给他多少自由,因为他得做出大任在身的样子。

  这天,阿泽勃还是一如既往的“公事繁忙”。但表面上而已。今天他有事求父亲帮忙。

  看到眼睛发红神情慌张的儿子,做父亲的很担心,问:“出什么事了孩子?”

  “没什么,”阿泽勃没说实话,“你老在卖水果不烦吗?”

  他父亲很歉疚地说:“真主说了,应该为自己的家带去钱财。”

  阿泽勃小声抱怨道:“如果我们住在自己的巴勒斯坦,你就不必再干活。你可以退休。”

  卡勒布虽然一点也不相信他说的,不过还是耐心地回答说:“那当然,我的孩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阿泽勃恼火起来,“你会得到退休待遇!那帮犹太脏货抢了我们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你才不得不像奴隶一样干活!”

  “说得对,孩子,别发火。告诉我出了什么茬子。”

  “什么茬子?不是明摆着的吗?就因为他们我们会一直干到死的那一天!”

  卡勒布看着儿子称得上庞大的身体,有些怀疑。至少这个人不可能因为干活而累死吧。

  阿泽勃探过身子来:“你听见了吗?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得有反应!”

  “听见了,孩子。”

  “我碰到难题了。”

  “我就知道你碰到难处了阿泽勃。说来听听。”

  “有个同志怀疑,我们有人想为犹太人做事。我们的人里有叛徒。”

  “这很麻烦!”做父亲的叫了起来,忧心忡忡。

  “一定得找出这个狗东西来……”

  “当心,孩子,千万不能冤枉了人!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就是有叛徒!还有你这种人,不参加我们的事业,只知道跟蠢驴似的干活,你们得从充当犹太人奴隶的境地里把自己解放出来!”

  父亲不做声。他盼着儿子平静下来,好让买水果的人快点回来。眼下他们都被阿泽勃的狂暴给吓住了,宁愿躲得远远的。隔壁的商贩开口了:“阿泽勃你到别的地方嚷嚷去,把我的顾客都吓跑了!”

  阿泽勃十分恼怒,吼了起来:“见鬼去吧你!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都是犹太人的走狗!”

  好歹他还是走了,并没得到想要的信息。这个叛徒好像就住在他父亲很熟悉的一个村里面。如果父亲能给他提供几个信得过的人的名字,他就可以去拜访他们,花些时间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从而在组织里得到升迁。

  这主意也不是他的。是他的上司派了任务给他,因为上司听说老卡勒布在那一带有些亲戚。这一回,他的白痴儿子也许能帮上点忙。

  阿泽勃和他老父争执的时候,我们三个游击队员都在场。我们陪他往回走,一直到总部。上司见我们一班人簇拥着阿泽勃回来了,就已经明白事情泡汤了,这我从他阴沉的眼色里就看的出来。他问阿泽勃:“怎么样,你问到了?”

  阿泽勃支支吾吾:“没有……我们正在谈这事,可是被一个商贩打断了。晚上我再问他吧。”

  “什么,一个商贩打断了你们?什么时候商贩变得高于事业了?滚,没完成任务就别回来!”

  阿泽勃二话没说,立马去了。他在集市里兜来兜去,一直等到老父收摊准备回家。话题直奔他要说的正事上面:“还记得戈兰北部的那个小村子吗?从约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住过的?”

  “当然记得!”

  “那儿死了人。我们认为是以色列间谍混进去了。”

  “这太恐怖了!”卡勒布惊叫起来。(随即一想,他声音又放低了)“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让叙利亚人自己解决好了……”

  阿泽勃反驳说:“这是‘我们’的事!那个村子住的都是巴勒斯坦难民!我们一直有亲戚在那边,对吧?能去看看他们吗?”

  “你?为什么你去?”

  “因为我有叙利亚身份证件,而且上司派给我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负责恢复当地的秩序。”

  “别去孩子,这不是什么好差使。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

  “没听说吗你,我将指挥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不想卖一辈子水果,那些还没卖出去就开始腐烂的东西。我要战斗,我要去解放巴勒斯坦!”

  温顺的老父小心翼翼嘀咕着:“别嚷嚷,我帮你写封信就是了。我不喜欢干这种事情。

  但愿阿拉保佑你!“

  “阿拉总和穆斯林子民站在一起!”

  “说得对,我的孩子!”

  我听烦了。我让他们继续讨论,自己跑去找法利蒂。他正在看阿泽勃的上司和哈马斯另一个武装分部的头儿吵架。这头儿埋怨对方:“你搞错了,阿泽勃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他没这个能力。”

  阿泽勃的上司反驳说:“为什么不能?他做过好几支队伍的教官。”

  “教官?不如说是夏令营的辅导员。”

  他的上司毫不示弱:“他有叙利亚的身份,而且在当地有亲戚。”

  “反正让他负责一支队伍不够资格!”

  “他又不是头儿。我会让一个真主党派来的真正指挥官护送他。说到底,该他们来插手这件事。”

  “那不是他们的领地。你把事情复杂化了。是谁来指挥?”

  阿泽勃的上司指着法利蒂说:“就是他!阿泽勃只不过做个样子。他说什么,阿泽勃就落实什么。”

  哈马斯那个头儿迅速和法利蒂交换了一下目光,说:“那好吧。好好干,把事情解决。”

  两天后,由法利蒂带队,我们陪阿泽勃到了叙利亚境内一个村庄,邻村就是“看门人”被杀的案发地。

  “我和这些人是来抓以色列间谍的,就是上个星期制造恐怖杀人事件的那个人。” 阿泽勃一边埋头于装满美味佳肴的盘子,一边骄傲地向他叔叔宣布此行的目的。这是专门欢迎他到来的一顿家宴。

  他们坐在地毯上,房间很简陋。叔叔的家比他父亲还要穷的多,就两个房间,一个“客厅”,另一个是卧室,全家人都睡在里面。阿泽勃生平第一次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的老父并非那么不济。

  叔叔卡玛尔问他:“这些和你一起来的人……是你指挥他们吗?”

  阿泽勃骄傲地声明:“当然!”

  “他们都是什叶派……”

  “那怎么了?”阿泽勃有点恼火,“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真正的自由战士,因为我们必须做一个战士,而不愿意和你们一样,软弱保守,听凭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横行!”

  “说的好!”他叔叔说,想让他冷静下来,“你们怎么行动?”

  “行动什么?”

  “就是……抓那个凶手!”

  阿泽勃的表情变得严肃而且神秘。他其实对此毫无主意,一心指望着凶手被他们的到来吓破了胆,自己跳出来暴露真面目。他开始滔滔不绝:“宽大为怀的万能的主知道一切,看见了一切……”

  他叔叔附和道:“主无所不能!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

  阿泽勃生硬地打断他:“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

  法利蒂和他的人,比如我,先还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聊了好几分钟。然后法利蒂觉得过分了,该打住了。他推开小门走了进去。

  法利蒂冷冰冰地扫了一眼屋里,大声宣布:“你们和这屋子都该清静会儿了!阿泽勃,我们现在出发去了解情况,明晚回。你留在这里。”说完就告别走了,声音干巴巴的,很是勉强。

  卡玛尔怀疑地问:“说实话,你真的指挥这个人吗?”

  阿泽勃气的发狂,为自己辩解:“我总得给他一点行动自由,在我们组织内部还有个讲究手段的问题。”

  在阿泽勃舒舒服服用晚餐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发生命案的村子出发了。案情挺明了的。十天前,有人——怀疑是以色列人派来的间谍——摸到警方据点,把这片地区的特务头子干掉了。表面上这不过是叙利亚警方的事情,因为死者是他们的人。对他们来说,换个人然后重新开始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事情没这么简单。不单是死了个把人的问题,而是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军火交易被以色列方面找到了证据,并且幸灾乐祸地把这些消息通过几家报纸捅了出来……阿拉伯人的报纸,特别是埃及方面的报纸。这些交易被披露出来,让俄罗斯高层非常不爽,为此他们对“合作伙伴”这边的情报部门发出了警告。

  真主党这边也有麻烦。以色列空军的轰炸表明武器运送路径和储藏地点都已经泄露了。最近一次轰炸严重损毁了他们的军械库。很明显,以色列人掌握了来自他们组织内部的情报。

  叙利亚情报部门发现了一些可怕的巧合。在南部地区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里,他们派过去的一侦察人员被杀了。最开始,他们把这当成一起普通的寻仇事件,没有给予关注。但从那以后,没有一个替岗的人能够活着呆够五个月。还有就是西部到东南部一线,莫名其妙的信息技术故障越来越多,一直秧及到约旦和黎巴嫩边界。更糟糕的是,几个月来这条故障线好像在向叙利亚纵深地区弯进。如果以色列方面的渗透行动继续下去,叙利亚情报部门就必须不惜代价地阻止事态扩大。

  由于警方第一次介入毫无收获,叙利亚方面决定派一支巴勒斯坦武装来,他们也许和自己的同胞更好沟通。只有一个条件:巴勒斯坦人得由一支信得过的队伍来督管。这支队伍自然就是法利蒂带领的我们几个。深夜时分,我们进驻了这个被赭石荒漠包围的村子。

  住在村头的一个老头告诉我们:“那个警官就在这间屋里被发现的,当时已经死了。”

  法利蒂问他:“你看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哦,有!这事我和那些当兵的也说过。有个年轻女人一大早到村里来过。离开之前,她从这头到那头,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个遍。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她。”

  法利蒂觉得有点奇怪:“她一个人?”

  “对,一个人。有几个男人想跟上她,可她一到沙漠里就不见了。”

  老头做了个手势,仿佛她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别的东西。

  一个同伴小声说:“这活儿一个女人肯定干不了。她是来摸情况的。”

  “这屋里可怕极了,我们找到那人的时候他满身是血,可就两处刀伤,要知道……”

  法利蒂没好气地打断他:“没人开火吗?其他士兵没还击吗?”

  “在门口我们找到一个被勒死的兵。其他人不是在巡逻,就是睡觉了……要么就是没办法。叙利亚人已经把他们都带走了。”

  怎么找到那个潜进来的犹太人呢,他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利用一些私人恩怨,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就够了:这些东西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嫌疑人。告密的人源源不断,争相把他们的“预感”告诉法利蒂。

  等回到阿泽勃叔叔卡玛尔住的那个村子,又一条线索冒了出来。卡玛尔有个侄子上月刚来回跑过一趟,行踪可疑。他当然借口做生意,但负责运货的人一向是卡玛尔,而且并没有误工。那么,为什么还要跑这多余的一趟呢?卡玛尔不相信侄儿的解释,反而更加怀疑。他看不出这一趟和生意不相干的外出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他也未尝不乐意用这种方式来摆脱一个靠不住的合伙人。而对法利蒂来说,这个人有没有罪不打紧,要紧的是他决定杀鸡给猴看。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传讯了那个倒霉蛋,勒令他坦白。这趟外出原因其实很简单:可怜的人爱上了一个黎巴嫩女孩。但这是不可饶恕的:正经穆斯林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感情问题。而一个品行如此不端的人极有可能背叛真主的事业。堂兄痛哭,辩解,哀求阿泽勃为他说句话。年轻人慌了,也痛哭起来。在他们周围,一堆村民发出蔑视的议论声,他们都是赶来参加所谓“处决叛徒”行动的。法利蒂阿泽勃叫出去,告知严惩堂兄是他的职责。关系到家族的名誉和指挥员的威信。阿泽勃有气无力地想辩解什么,向卡玛尔求助。他叔叔坚定地说:“阿泽勃,去做你该做的,像个男人样!你父亲,我的兄弟,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阿泽勃穷途末路,两眼失神,边哭边向他的堂兄举起枪,然后跟个机器人似的,扣下扳机。

  法利蒂做了个手势。阿泽勃感觉到有人走过来,安慰自己,声音很平静:“真主在上,你干得很出色。但你是被迫做到的。你是一个不至于背叛我们事业的软弱的家伙,但毕竟还是……”

  阿泽勃循声转过脸来,面色苍白,神情惊恐,和十天前那个看门人的表现一摸一样。和那家伙一样,他挨第一刀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残留了一点叫做人性的东西,第二刀下手很尽心,这样他能死得痛快一点。

  两分钟后,我们的队伍准备开拔。事情总算了结了。

  折叠刀用起来顺手,我很喜欢。不过它们需要细心擦拭,把碎肉和粘在刀刃上的其他东西清理干净。我专心擦我的刀,一面暗暗和卡玛尔交换了一个眼色。他带着赞许的神情慢慢闭上眼睛。家族里两个最有威胁的人就这样被除掉了。他很为我的行动折服,从此帮我监管了这个地区的所有驿站。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一片可供我安心操纵的自由领地了。我觉得卡玛尔是一个难得可贵的合作人。

  1997年9月4日:三个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商业区启动爆炸装置。五人死,181人伤。

  1997年9月5日:12名以色列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途中,中了真主党的埋伏,全部死亡。

  真主指示阿拉伯罕,“你会选择生”。随后真主指点穆瓦兹,“你绝不会杀人”。

  看着慌乱的诺阿穆,我无能为力。说出上面这段经文的,就是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士兵。他被同伴的死吓得不知所措——他一个战友中了真主党的埋伏—— 于是问我来了。为了盘问我,诺阿穆从心理危机治疗室跑了出来。我没有帮他的能力。他无所谓。他不指望我的支持,只是想感受一下从我身上不知不觉弥漫出来的冷酷一面。他观察我,解剖我,不断和我交谈,仿佛通过我可以直接和死亡对话。身为士兵,并且是精英部队的一员,他需要也必须理解一切。情况并不复杂:打战,有人先死了,就这些。但是他理解不了,因为他还没有杀过人。

  “和其他工作一样,杀人也是工作,总之就是一个技术活儿。”

  他问我:“杀人的时候你想什么了?”

  “什么也不想。”

  我回答之冷漠,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绞尽脑汁,极力回忆那些时候自己到底想什么了。

  “真的,没想。完全没想什么。”

  如果他是问“你有什么感觉”,也许我能说得动听一些。我继续回想在黎巴嫩南部巡逻时的战斗“片断”:遥远的枪声,杀死某个人而我并不想他去死。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态,有些死亡令人困惑,给人留下创伤,而有些却完全不会。人在死的瞬间,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种样子:变得很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满脸疑惑。这和一般的兴奋感不同,而是更为微妙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既像刀刃一样锐利,同时又像拳击般猛烈,很难描述。如果足够强烈,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对,这会给人留下后患。当我向人讲述这些的时候,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的人理解不了,他们会冷笑,认为是我心理脆弱,过于敏感。那些毫无顾忌谈论这类话题的人,他们往往双手未曾沾血。以我的看法,眼下困扰诺阿穆的问题更加麻烦,因为他不是杀人后遗症的受害者,而是对军人职责毫无认识。

  我很不情愿地进入他所希望我充当的角色,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必须懂得怎么面对死亡。不要乱了阵脚,应该往前走然后……”

  我做了一个大清扫的手势。他点头称是,飞快地揉揉眼睛,然后长叹一口气。

  “不过杀人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杀人会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为所欲为,毫无制约,所有宗教和社会律条都抛到脑后,释放出内心最兽性的东西。能够去做被所有道义都谴责的事情,这是何等迷人和令人陶醉。虽然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

  “你从来没有过谦意吗?”

  我很不高兴地说:“没有,为什么要有歉意?既然得做,我就做了,没别的。”

  他还是很怀疑,追问道:“可是,这么频繁的杀人对你就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

  我说的是真话。杀掉一个人渣不会让我有不适感。偶尔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够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我突然获得的阴暗爱好和永远失去的诺阿穆那样的纯洁无辜。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

  我告诉他:“知道吗,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退让和消沉才是对生命的否定。‘你会选择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了。不过依我看,自从有人开始杀戮的那天起,任凭别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六百万牺牲品足以成为那些冠冕堂皇原则的祭品。”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对这些反复听过的调调,他已经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我缺少演讲才能,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继续这种沉闷的对话。我最后颇为恼火地说了几句:“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奉命杀人。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如果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并建议诺阿穆回到心理治疗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帮不了他。

  不久我听说他自己离开了部队,并加入一个名叫Yesh Gvoul的反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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