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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

  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众弱智到了看不清现实的地步。既然于他们没什么利害关系,又何妨置身事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抛出几个事先反复权衡过利弊的方案,他人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巴勒斯坦运动内部既有左派人士和世俗教徒,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合法的正轨部队,也有进行游击战的武装民兵,剩下便是一些专搞窝里斗的组织了。我得以选修了语言强化课和阿拉伯政治课,以便尽量搞清楚自己不得不趟的这趟混水到底深浅如何。

  由各个势力集团所编织的联盟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不过一旦了解了他们各方的冲突和各自的野心,就会发现这些变化都依循了某种能令该网络不断重构的逻辑规律。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1961年由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创建。1967年,该组织和“回国英雄”、“雪耻青年”合而为一,后两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武装分支,三方重组成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就是以乔治-哈巴什为领袖的“人阵”。一年以后,贾布里勒脱离“人阵”,再次拉一班人马自立山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FPLP-CG)。

  十年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加入黎巴嫩内战向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发难,FPLP-CG选择支持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和叙利亚成为盟友。这时候,该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结果是导致“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组织重返政治舞台。

  事实上产生的是FLP三个分支,各方都想占得优势变成名正言顺的FLP代言人。其中两个最有实力的分别由Abd al Fatah Ghanim和阿布-阿巴斯掌控。前者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设立总部,支持从法塔赫脱离出来的反对派以及阿萨德的反对派。而阿布-阿巴斯则联手阿拉法特,暂时与“巴解组织”及法塔赫主流部分共进退。

  第三方力量由FLP总书记Taalat Yacoub自己掌握。他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力量并一直试图在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中保持中立。1989年他死去之后,他的手下投奔了阿布-阿巴斯。这支力量得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支持,成为法塔赫的外围组织。在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阿布-阿巴斯宣布追随“巴民族权力机构”路线,停止恐怖行动。他自己呆在加沙,而他的FLP组织仍然留在黎巴嫩和突尼斯,始终没有从巴勒斯坦本土得到过支持。

  身为“巴解组织”的第一成员,法塔赫同样经受了两次大分裂,众所周知的两个,一是阿布-尼达尔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CR), 1974年创立于伊拉克,另一个是阿布-穆萨的“法塔赫临时委员会”,1983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成立。

  阿布-尼达尔主要以伊拉克为基地,向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发动攻击。遭巴格达驱逐后,阿布-尼达尔先是逃往叙利亚,然后躲到利比亚境内。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这证明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就能对叙利亚施压——,阿萨德要求该组织将训练营设在“叙利亚的直领辖土之外”,等于令其撤离叙利亚本土,搬到黎巴嫩去。接下来是一段“繁荣”时期,尼达尔在此期间从黎巴嫩南部地区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大规模地招募战斗人员,并借阿萨德向阿拉法特发难之机,搞了不少“突击队战术”恐怖袭击。

  虽然因为公开反对领袖而被法塔赫宣布判处死刑,阿布-尼达尔仍然是他派系中的主宰人物并在其间大行恐怖政治,他轻轻松松暗杀了一批被他怀疑密谋反对他的人——统计有150多个。80年代末期遭遇了一场内部危机之后,阿布-尼达尔试图和阿拉法特及法塔赫调停,但失败了。他在孤立之下重拾恐怖行动。该组织制造的最后一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月,阿布-尼达尔的一个手下暗杀了阿拉法特在法塔赫的代言人Tunis Abou Iyad和法塔赫“西岸地区”指挥官Abou el Hol.此后,关于阿布-尼达尔健康状况的传言莫衷一是,据说已经非常糟糕,另外对他藏身之处也有种种猜测1.尽管如此,他的组织依然是所有派别里资金最充足的一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也门都拥有基地。

  另一个被关注的派系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 (FDLP)。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信奉后布尔什维克主义,1969年从“人阵”中分立出来。FDLP在大马士革创立并扩展势力,有叙利亚和利比亚两国提供经济支援,也是“巴解组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一直拒绝追随阿布-尼达尔、阿布-穆萨的激进立场。但是,随着该派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异见加深,FDLP对一些反阿拉法特极端势力的支持慢慢加大,自己内部也随之分成两派:“赞成阿拉法特”派和拒绝追随“巴解组织”的“坚强核心”派。1988年他们用燃烧弹袭击了沙龙的坐车,接下来又袭击了以色列工业部长,这两次行动招致以色列情报部门对其几个据点进行的毁灭性打击。从那以后,虽然FDLP仍持强硬反对基本宣言的立场,继续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开展恐怖袭击行动,他们被外界谈论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

  1985年,“人阵”、“人阵”总指挥部、巴解运动和法塔赫-暴动等著名拒绝派在大马士革会谈,随即宣布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寄希望于和“巴解组织”抗衡。

  还剩下“Force 17”。该组织由一批被约旦驱逐的法塔赫头目创建于70年代初期,因为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以及巴勒斯坦的内部争斗而为人所知。

  我在1994年上的这些课。当时阿拉法特已宣布停止恐怖行动,和他的“巴解组织”以及一些恐怖主义武装都比较疏离。在奥斯陆和平会谈的时候,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都同意成立一个唯一合法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还是1994年,开罗协议重申了这种唯一性,但阿拉法特没有彻底执行,同年新出现了两个编外武装:安全特种部队(FSS)和主席卫队(Al-Amn Al-Riasash)。“Force 17”最终和主席卫队合并,变成一支人员逾三千的部队,由阿拉法特本人直接指挥,专门负责他的个人安全和反间谍事务,比如抓捕反对派,或者被怀疑和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习惯将主席卫队仍然称做“Force 17”,尽管这支武装名义上已经不存在。

  原教旨派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1979-1980年两伊战争初期,一批和加沙穆斯林学生“兄弟会”观点冲突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埃及创建了这个组织。他们虽属逊尼派穆斯林,但并不否认自己对于什叶派伊朗革命的崇拜,并以之为楷模。在所有用“圣战”作旗帜的大小组织里,Fathi Shkaki 是最重要的一支。其总部自然是在大马士革,但同时在贝鲁特、喀土穆、德黑兰等地也有机构。主体活动范围则依然集中在黎巴嫩境内。

  这些恐怖组织不断构建又不断打乱这一地区的政治阵营。对于我, 搞清楚一个派别是为叙利亚还是为阿拉法特效力性命攸关,因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的所有反对派都是站在阿拉法特一边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伊拉克联络处也是“巴解组织”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遗余力地一个个收拾他们。为此,他动用了因“阵地战”而出名的老牌激进组织“阿玛勒”(Amal)……为破坏“巴解组织”和它那些靠山之间的关系,阿萨德还寻找过其他“执行者”发动恐怖袭击,像针对希腊的City of Polos 邮轮事故,泛美航空公司103 班机爆炸案,以及1986年以法国巴黎为目标的恐怖行动。

  叙利亚同样为“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撑腰,后者向赞同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兄弟”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内战。他们在80年代后期和黎巴嫩真主党联手,利比亚卡扎菲则为之提供资金。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伊斯兰统一运动也结成了同盟。

  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帮伊拉克对付伊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发表泛阿拉伯主义言论——鼓动阿拉伯人团结对抗波斯人。“分而治之”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们阿拉维特派擅长使用的狡猾伎俩。这还远远不是精华部分。阿拉维特人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3%左右,逊尼教才是多数派。多亏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支持,阿萨德才得以在取得政权后,将该族正式并入什叶派,从此摆脱被轻视的境地。

  阿拉维特人是不受欢迎的教派,在穆斯林世界里很被排斥。为了在这种情形下维系权力,阿萨德这个出色的独裁者完全依赖于他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告密体系,滥捕,还有酷刑。频发的战争使他有机会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一旦冲突结束,他必定又挑起下一个事端。最终他替代以色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一样,无比盼望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显而易见,他们盼着难民营搬远点,祸害别的地方去。在“黑色九月”组织带来的恐怖阴霾之下,所有人都暗自幻想能像侯赛因国王一样行事,其实心里都清楚那不可能重现。

  认清了这张结盟网之后,我就比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和“阿玛勒”、基督民兵等组织攻守同盟的心理了,此举就是为了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里建立新武装。同时他利用大家都和叙利亚有过节的由头,始终小心维护和真主党的良好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统一运动里的一分子,必要时退到的波黎躲藏。

  两伊战争初期,这个能人向伊拉克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因为一个团结和进步的阿拉伯世界而诞生”,这丝毫不叫人意外。而对伊朗人他又表白,有伊朗的帮助他就会解放“伊斯兰的耶路撒冷”。这些发生在同一个月里。

  以阿拉伯人的政治作风,这类伎俩司空见惯。反过来,因忠于某个党派而挺身迎击对手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会被人看不起,视为错误抉择。为遵从协约,各方不得不强作笑脸,一旦时机允许却会从背后给上一拳。这些准则自然只适用于有决定权的高层,而不是那些武装部队里的代理人或者副手。后两种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若有迟疑,结果不是送命,就是出走。

  谚语说,“如果你无法折断这只手,那么就亲吻它,祈求阿拉来折断它。”要知道,在许下这一连串假惺惺的筹码之后,阿拉法特已经和阿萨德势均力敌了。1994年那个年尾真是好到不能再好:奥斯陆和平协议,三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几乎就要相信阿拉法特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观点、政治主张和行事方式焕然一新。对那些不肯相信或者表达保留意见的人,罪名等在那儿: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说法对吗? 回答显然是“不”。但当时以色列盼望和平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公民都准备好了跟着前面的人举手说赞成,就好像小孩子相信,商业中心里那个大胡子老头是如假包换的圣诞老人,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飞过了一个又一个屋顶。

  第一天的“恐怖主义历史”课足足上了10个小时,这之后我脑子就不转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满脸惊慌地看着教官。十几个既相似又敌对的解放阵线,我在这不可理喻和乱七八糟之中晕头转向。当一长串攻击清单和死者名册在眼前飞舞的时候,我把名字全都张冠李戴了。阿拉伯政治专家过来和我聊聊,脸上笑容莫测。

  “这没什么,”他字斟句酌地宽慰我,“所有的新手刚开始都会感到惊慌。重新来过。”

  “现在吗?”我问,带着惊惶。

  “当然是现在,”他回答,“不可能允许你总这么混乱不清。让我们继续吧,直到你掌握所有具相应军衔的人员。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化名叫什么?”

  “阿布……”我开始回答但很快就卡壳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他的名字——“阿布……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布了……”我泄气地说,心里烦透了。

  “我们换个方式。你必须转换思维。不要总把自己看成他们组织的局外人。进入角色,你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要去掉其中演戏的成分,单纯地把他们的组织看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家长,也有兄弟,他们之间彼此嫉妒常有争执。可以开始了吗?‘老战士’叫什么?”

  依照他的点拨,这次我脱口而出:“阿布-阿玛勒。”

  “你看!”我的教官大声喝彩。“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应对考问,绝对不会失手。”

  他毫无倦意,又开始讲抵抗阵线各个组织的编年,什么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状况……在他的讲解之下,我总算明白了这些恐怖分子各派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都是我以后必须打交道并试图渗透的组织。

  接下来,是了解一个回国复兴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依循什么样的正常“路线”,这事我领会得比较好:先加入阿拉法特一派,然后,假装对“他们的死板路线和光说漂亮话”感到厌倦,转而投靠反对派,利用反对派和真主党的关系渗透进入真主党,从而最终自由出入叙利亚和伊朗。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一切将取决于我届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而在准备阶段,我必须尽最大努力熟谙他们的派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 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

  “不,”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想被拍进去。

  “随你的便,” 他无所谓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跑开了,不再为我操心。路上他把衬衣袖子卷了起来,好让受伤的胳膊露在外面。他冲到最前面一列,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扔出去。闪光灯噼啪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人士兵知道,一旦摄像机开动,最好的办法是让场面缓和下来。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除非骚乱规模扩大。等到了那种局面,就必须尽快有效地阻止“示威者”。既然还没有这个必要,士兵们便原地待命,谨慎防卫,不让前面的示威者更进一步而已。他们不想让总来找老套场面的这些记者得逞。

  “他们在搞什么?”一个带队的人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抱怨说,“都睡着了吧,记者会走的。”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找出一个等在旁边无所事事的小伙子。

  “哎,你!”他很粗鲁地斥责道,“站在那不添把火拖拖拉拉地干什么你?去造点气氛!去,快点!”

  小伙子二话没说。他把他那贝都因人的发式盘起来,拿着一个燃烧弹跑上去就向士兵扔了过去。这一次,以色列那边的容忍限度被突破了。反击马上开始。孩子们变成了靶子。一辆巴勒斯坦方面的救护车尖叫着开了过来。一些大人冲过去抢夺一个摔倒在地的孩子。他们向以色列士兵做出手势,示意他们别开枪,只是想拖回受伤的人。这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悄悄从装满了武器的救护车上往下拿枪。车子被清空了,孩子也就抱起来了。孩子并没有受伤,可镜头却不会说这个。年龄稍大的一拨人替换了扔石头的孩子们,开枪射击。正而巴经的战斗开始了。

  那个小头目继续充当导演,行动十分热切,他大声叱责旁边的年轻人,指派他们一个个去完成各种“制造气氛”的任务,或者帮记者找拍摄位置。

  “你,去帮那边的摄制组。他们占的位置太差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带他们到第二条街的那个角上,知道那地方吗?就在杂货铺对面……你,去告诉他们重新开始扔石头,得让石头把街上铺满,还太少了现在……萨米尔哪去了?别马上烧轮胎,烟雾会妨碍摄像的。去给我把萨米尔找来!”

  枪声非常密集。跑来跑去的记者们进入了火力中心。

  “他们开枪太猛烈了,”那小头目又抱怨起来。“记者都不拍了。要他们少开几枪,”他刚对一跑腿的说完,那人已经执行命令去了。

  枪声缓和了些,以色列那边继续推进想彻底清场。一些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把轮胎拖到马路中间,然后赶紧逃命去了。另外一些人在用燃烧弹放火。士兵前进被阻,于是石头大战又开始了,记者们重新开拍。

  “太好了,”那头目喜滋滋地议论着。

  见记者们开始后撤,他示意手下也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派来一辆消防车救火。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记者要的都有了。今天下午我们干得挺漂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补充道。

  回家后,我注意到这家母亲径直找她那一大群牛羊去了,脸上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望。

  “我的儿子全都想做殉教者,”她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有阿拉保佑,他们会做到的!”

  我问她最小的儿子,他只有13岁:“你也想做殉教者吗?”

  “当然!”他兴奋地回答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个普通战士,而要去当殉教者呢?桑科-潘萨说过,‘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是活着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想当殉教者!”他重申了一遍,“我不怕。”

  我出神地看着他。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大段独白。如果我们这般确信另一边更美好,毫无疑问……

  “在这个地方死了比活着好,”少年肯定地说,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殉教者是巴勒斯坦解放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他大哥插了一句。“就因为有这些攻击,不计其数的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我们正在收复特拉维夫,海法和迦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们有官方统计,你看!”

  “这是……哦……一个重大消息,”我很震惊地说。

  这完全是身处险境的自然反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我很想做点什么来使情况不再恶化,拯救这些愚蠢地糟蹋自己生命的人。这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很傻。但是一切已经开了头:明白无误我是在一群狂热分子中间,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众生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惜代价。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可他义无反顾。谁能说服他?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唯此可以让他抵达光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上学,不需要工作,没有烦恼。这个打算使他免于悲惨生活,他选定了:他将无比健康地死于华样年华。他的照片会被贴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名字被人无比崇敬地提起,并且永远不再挨饿受饥。

  “可是如果你没被子弹击中要害,终生残疾变成家里的负担,没工作,没文化,生活无力自理。幻想破灭,一直破灭下去,而且只能破灭下去!”

  不知不觉地,我说这些话时提高了嗓门。少年站在我身边,颤抖了一下,转过身去没有回答。我在愚蠢地冒险,也是我最后一次冒险自说自话。

  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气。我重新感到了白天才有的那种神经疲惫,荒唐的冲动沉重地包裹着我。我盯着地面,到处都是旧纸盒子、包装纸和可乐瓶。我想不会有人弯腰去拣这些东西,它们呆在那儿,就像是这里的人执意为这个地方贴上的悲惨标识。以色列也有特穷的犹太人,他们住木棚或者没有卫生设施的小公寓。我亲见他们怎样尽力让自己可怜的生活空间干净整洁,还尝试着作些装饰。为一个小小的家他们全力以赴,不管这个家有多么简陋;就像眼前的这个家。这里有尊严的生命个体所应具备的一切,但是却弥漫着我无法言喻的自我毁灭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药,能够医好他们病入膏肓的自戕情结。

  不管怎么说,不是这些恶心的垃圾而是那个巴勒斯坦“领导人”,为个人野心而使得自己的人民处境悲惨,他会深情地拍拍饿着肚子的孩子的脸,而他自己从来毋需动用的个人帐户上进钱多多。

  依照我渗透进去的那个机构的想法,这次小住会是一个彼此融合的机会,帮助了解和感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想法。结果恰恰相反。在度这个比训练课还严苛的“假期”之后,我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回和我不断咒骂和竭力忍受的制度没什么关系,而是我理解了我的职业用途。我不再被动接受训练,而是积极参与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是在阿拉法特一派的地盘上活动。在有“殉道城”之称的希伯伦城区我走了一圈。到处都是小山丘和遍地砾石的荒漠,恐怕连市中心的“殉道街”也会惊讶于有这么多人为它争斗不休。

  街上出现了一些正统犹太教徒的身影。这天下午有游行。一些极端保守教徒准备抗议一家名叫Kol bo的超市开门营业。示威者慢慢挤满了街道。听口音,集会演讲者是美国来的,他正用希伯莱语对着人群滔滔不绝,虽然语法错误连篇,倒也能叫人听懂。

  阿拉伯人都呆在家里。他们在阳台上拉起篷罩。零零落落见一些孩子从厚厚的布帘后伸出脑袋来,看热闹。

  以色列兵松松懈懈地在前面开路,不断调整游行队伍,看起来这些教友就像是他们手里的木偶。在时髦的年轻人和其他年龄段示威者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大喇叭里放着传统宗教歌曲,震耳欲聋。

  示威者走过的街道都放了路障。一些骑车路过的阿拉伯人被士兵和气地要求绕行,或者等会儿再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配合,大约是一些说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在希伯伦这种地方人们一般不会随便造次。

  黄昏时分游行的人四散了。跟接力赛似的,清真寺的大喇叭里传来召集阿拉伯人集体祷告的通知,很像是刻意报复。路障被搬开,阿拉伯人占据了街道直到宵禁。

  在示威快结束的时候,一些犹太青年因为一批记者的到场而热血沸腾起来,做了言辞激烈的反阿拉伯演讲。他们痛苦难当,想要火烧一面巴勒斯坦旗帜。

  “欧洲人”的身份允许我站在中间立场。我走到那个几次准备用打火机点燃旗帜的年轻人身边。

  他向我解释说:“只有当巴勒斯坦人烧我们国旗的时候,我才会点火。”

  “他们浇汽油了。你有吗?”

  “没有……我没想到这个。”

  “那好。”

  “好什么?”

  “就因为这很好啊。你不是恐怖分子,也不赞成恐怖分子。”

  “你认为这是好事吗?”他问,样子有点迷惑。

  “对。趁早扔了这面旗,去干点有用的事情。参军或者祷告,都可以。反正尽早离开,在这儿你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1999年夏:黎巴嫩和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混了6个月之后我回到基地,不料此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正等着我。

  “你加入拒绝派的时机到了。”指挥官向我宣布,“为了混进他们中间,你必须先参加一个专门培训恐怖分子的训练营。”

  他以所能做到的最和蔼的态度向我郑重传达这个消息,意味着这一定将是特别令我反感的事情。事实上,这还将是一个不可能愉快的将来。 捱了无数痛苦才通过正轨部队训练的我,很难想像怎么去忍受那些 暴戾的阿拉伯教官。对教官甜言蜜语的话,我报以极端不信任的态度。

  “这是有关训练内容的一些文件。”多夫补充着,递给我一个很轻的卷宗夹子。“这是由一个黎巴嫩人提供的资料,他十六岁被选进去,经历过你即将面对的各种培训。这里面他很详细地讲述了训练环境和方式,能给你做个参考。当然很有可能他习惯性地添油加醋了一些东西。也很可能情况已经变了,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什么叫从那时候?这份报告有多长时间了?”

  “四年。不过太多的事情会发生变化,哪怕只有四年。”

  “说白了,不如就说是相当多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对吧?”

  “有时候你小聪明太多,”多夫笑嘻嘻地下了评语。“应该说这确实不是你所喜欢的任务类型,但是时间将很短,就好比一次旅居,你不必太在意。”

  “短期?”我满怀希望地问,“一个星期?”

  “当然不是!一到两个月吧!”

  “两个月!”

  “也许是一个月。”

  “谢天谢地!我可坚持不了两个月!这‘可爱’的培训任务将在什么地方进行呢?”

  “四个月后在利比亚。下次旅行的时候,你就和你那些朋友接上头,把候选资料留下。肯定能被选中的。他们有可能会让你接受一次资格测试,但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不高,就看你有多少钞票了。”

  “你是说四个月后?8月份?最热的时候?”

  “对。我们得有充分的时间为你做准备。特别是体能方面的准备。”

  “我还以为在利比亚境内已经没有训练营了。”

  “要知道他们需要从各方得利。一切将取决于你所渗透的组织。看看这份报告吧,你会明白的。我们明天再讨论。”

  我开始看报告。和我所担心的一模一样。这份叙述就是一副令人难以忍受的关于暴行、仇恨和残酷的图景,翻来覆去的所有过程就是彻底洗脑,以确立绝对的爱国主义。技巧训练说起来倒是比我们所经受过的要轻松。训练的首要目标是改造思想。第二天我去训练场时,带着非常强烈的念头,要拒绝执行这次任务。

  结果和从前一样。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针对未来任务难点的第一回合训练。

  1995年7月:在Ramat Gan的公共汽车上发生一起自杀攻击。六人死亡。

  真主党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组织,梦寐以求在贝鲁特成立一个完全遵循古兰经文的伊斯兰政权。他们通过什叶派掌握的学校、清真寺和社会服务机构形成网络进行宣传。它的成员并不限于在停火区北部的战斗中出现。除了八十年代针对美国人的绑架和攻击,1985年的TWA航班劫持事件,他们还被控一手导演了1992年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爆炸事件导致29人死亡,还有1994年,依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又一次炸弹袭击犹太人居住区,96人在此事件中死去。

  真主党成员听命于伊朗,因为伊朗为他们提供经费和武器。另外,由于叙利亚左右着黎巴嫩,真主党的每次行动都必需得到叙利亚的首肯。他们为阿萨德总统作战,后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剧中东地区的冲突,这是他确保政权的宣传之本。将以色列描绘成宿敌使他可以指挥全国的每一个势力集团。这个问题永远能叫叙利亚人忘掉阿萨德王朝暴政本性的“具体内容”。

  真主党、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之间的这点爱恨情仇,其复杂程度为我们提供渗透机会已经足够了,就是尽量让一些人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工作而对付另一派。但真正的机会千载难逢,而且漫长的行动过程既微秒又危险。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渗入一个战斗小组还是可行的。

  这就是我马上将被指派去干的活儿,也就是不断叛变原来的阵营,进行情报采集并打探上级的意图。行动方式挺简单:由指挥官谋划,我来执行。

  阿萨德政府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彼此猜忌心很重,这使难民在叙利亚境内的日常活动变得比较困难。作为阿拉法特和平政策的反对派,哈马斯组织在大马士革有一定势力范围。为了取悦真主党、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组织,我应该尽可能表现得反对“巴自治政府”路线。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虽然自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在国际组织内部和以色列方面,将阿拉法特看成引领这片土地走向和平的纯洁天使已经变得非常时髦。

  我仍然使用最开始的伪装身份。在官方档案里,我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出生在约旦而父母生于迦法。“黑色九月”事件之后,我的父母和很多人一样先后移居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他们转往瑞士,在那里生活得不错。我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我的唯一梦想就是解放“犹太分子”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由于拥有一个如此理想主义又如此不平凡的思想,我不可能生儿育女,一心只想追随战斗的榜样。

  第一次“回国”使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生活。接下来,因为对阿拉法特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加入了一个从抵抗阵线里分离出来的组织。从那里转向真主党,必须是迅速解决的枝节问题,而最后我将着混进叙利亚和伊朗。

  于是眼下我正在黎巴嫩四处闲逛,“寻机找到组织”。每光临一个难民营里,我都先讲述一遍自己的经历,聆听他们的生活状况,向慈善机构捐款,然后再绕到真正的意图上去。有那么几个人能指点我找到真主党名下的慈善机构。我礼貌地谢绝了,表示要在真正的斗争中把青春献给“伟大的事业”。

  没过多久我就被盯上了,几个表情很严峻的男人上前搭讪,提议我跟他们一起走,最后找到一个“党”的分部。

  接待冷冰冰的,充满了怀疑。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向我提了一长串问题,关于国籍、家庭成员,还有我的动机……然后他们突然打住,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把我独自晾了四个多小时才又开始新一轮盘问。快天黑的时候,他们让我走,说是如果有事情适合我,他们将再行通知。

  我回到旅馆,感觉上是自己已经通过了入门测试。不到一个星期吧,我在街上被一个人叫住了:他问我:“是你想要成为真主的战士吗?”

  “是的,”我激动的回答,稍微有点夸张。

  “那就做好跟我们走的准备。明天出发。我们路过旅馆的时候把你带上。”

  就像出现时一样,他迅速消失了。

  我飞快地打好了行李。我只是假寐,所以大清早五点钟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一蹦就起来了。

  “你准备好了,很好,这是对你的证明,”昨天和我接头的那个人表示满意,“跟我们走吧。”

  我上了一辆舒适的四门轿车。我们朝着山区开,方向大约在黎巴嫩东面。在一条小路口,换上一辆军用的越野卡车,然后就一直在森林里穿行。在一个有很多木棚的营地我们下车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法利蒂的游击队头目,他满脸胡子,据说有三十多年的游击经验。一上来他就叫我过去问话。和其他人不同,他不算特别固执,但很聪明,而且狡猾。很显然,这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而不是狂热的穆斯林。他留在这里,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倒不是为了做一个“真主的狂人”。他也在观察我,看样子对自己的测试很满意。

  “欢迎你成为我们中一分子。”他大声说。“给我们带什么见面礼了吗?”

  “一些经费,还有我自己。”

  “你很有勇气。受过体能训练吗?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几乎没有女人胜任这种生活,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些出人意料的女人往往也是令人生畏的战士。你是这种女人吗?”

  “这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我一面说着,一面在想自己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么多恶心话。

  “我们会知道你是否胜任的。训练两天后开始,你想参加吗?”

  “我来这里就是冲着这个,”我继续说恶心的话,再次暗自咒骂自己。

  “当心,一切会很艰难,”法利蒂警告我。“你确定想试一试吗?你能受得了?当你进去以后,要么过关,要么完蛋。动摇是毫无可能的。一旦失败就回不了家。”

  他语调很严厉但也不无友善。这是第一次,在一支阿拉伯军队里我从人说话的语气里发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坏。而他呢,看我的样子显然比较友好。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补充说,“如果真主允许,我的下一个家将安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此外别无他求。如果真主不同意,他就将召我到他的身边。”

  法利蒂连连点头,脸上带着赞许的神情。

  “你如果是这样想,那么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和其他人一起稍事休息,明天出发。”

  “去哪里?”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提任何问题。我们为你安排一切,你的任务就是服从。好了,去那边吧。”

  我服从了,按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在一些简易营房前我找到很多帐篷,十几个年轻人正在里面就着茶水啃干饼子。我热情洋溢地和他们打招呼,一起喝了几口茶,然后就裹上一条毯子沉沉睡去。我很清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睡上的几小时安稳觉。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贝鲁特机场,从那里上机飞往的黎波里。依次办完海关手续,我们又爬上几辆军用卡车,被运到一个四周全是沙漠的绿洲。基地被伪装成一个大赌场,就像真正的度假村。居民都被统一安排住在地下堡垒里。来人总在夜间。从我们的时间安排表来看,一切都写的清清楚楚,照此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会累到半死。

  大家被重新分配了卧室,男女分开。 但训练与此相反,是混合进行。和大部分低级准军事化部队一样,军官对我们的接待建立在花样百出的吼叫和辱骂之上。撇开训练不说,这些方法已经令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这次不可能对着干,任何差错都将是不可挽回的。纪律条例非常严酷;服从与否变成了生死问题。

  由于准备充分,我到达营地时是具备了一定优势的。但同时也有短处: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原始动力——90%出于仇恨,而另外10%则出于莫名其妙的骄傲。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薄弱环节。我的动力是思想方面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目的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和你吸食迷药然后在恶梦中越陷越深完全是两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仇恨会使理智受到限制从而一切都不经思考了。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不同之处吧?它要求士兵头脑清晰。而我现在的处境则正好相反,最自由可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攻击。

  头两天我们接受的是正规军操练:肌肉练习,耐力训练,各种拉练和熟悉武器。刁难和拳脚劈头盖脑,虽然有些暴虐但暂时还不算过分。我心下宽慰起来。操练项目比野外训练困难大一点。我不得不故意装出有不如人的时候,免得别我的耐力水平引起别人注意。

  我们队员之间渐渐建立了感情。男队员尤其团结。女队员之间猜忌多一点,会有一些争吵和嫉妒,这是女人的天性使然。不过在我假装虚弱的某个时候,当同室女孩用真诚的目光鼓励我时,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就滋生了。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对他们疯子似的死亡观我依然感到厌恶和难受。但这无关紧要,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及时出现。在这个地方,我的目的既不是算帐也不是讨论哲学问题,而是建立一个可观的关系网。

  没多久教官就注意到了我的态度。第二天晚上我被叫到长官办公室。先是一顿辱骂和盘问,以确认我献身的热情没有问题,接着长官就直奔主题:“我向你下达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你必须干掉雅丝米娜。”

  我早就猜到了,这在“意料之中”。那个黎巴嫩人在报告里曾提到过。一旦友谊败露,就会接到命令杀死自己的朋友。通常命令会下给两个当事人,使之有说服力。朋友关系意味着薄弱环节;因为人性弱点而致使复仇计划失败这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掩饰我原本就知情,我故意微微一怔,然后再恢复到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怎么进行?”

  长官命令道:“尽快。不用武器。你自己设法应付吧。”

  我行过礼,走了出去。我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思考,不得有丝毫犹疑。我很想有条不紊地对抗这些野蛮家伙,但是太多的事情会因此受到牵连,太多的人需要拯救。何况,这个年轻女孩的目的不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为她伤感呢?是啊,想到那些与此相关的生命,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1嬉戏的孩子们,他们不会愿意被喀秋莎火箭炮击中,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的孩子们……我决心已定,去他的雅丝米娜,她完了!

  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色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

  “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等着我回答。

  “当然,”我高声说,“这办法太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他点头表示肯定。

  “聋子”总戴着他的助听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他,就是“聋子”,与众不同。而在法利蒂看来,谁也不会逮捕一个和残疾人结伴而行的女人,何况是个“假装”弱智的残疾人。

  很幸运,我只做了两次这样的旅行。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们自己人这边,另一个情报部门也派了执行双重任务的间谍。他们想不到有我这么个“竞争者”,也想不到后果之混乱: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行动的偶然性增大。再说,我没受过类似训练也没能力轻易骗过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机构,何况精神上承受不起这种赌注。归根结底,就算完全不考虑我们各自为政的间谍人员和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之间通气的问题,情况已经够复杂了。结果在做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我被以色列人抓住了,在一家监狱——倒还舒适——关了十几天,然后被遣送到黎边境,勒令不得再踏入这边领土一步。

  这次事件使我的伪装面目变得更有可信度,在法利蒂手下“老老实实地”重新呆了下来。几个月下来,我和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成了其中的元老。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我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下午由哈马斯组织的游行我掺和了一把。在叙利亚军方和秘密警察的高度戒备之下,好几百人的队伍走上街头。

  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伊斯兰抵抗运动”,又称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推翻阿拉法特自治机构,建立一个穆斯林政府并“把真主的旗帜插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哈马斯和阿拉法特作对挑起战争,不承认他的领导并指控他在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收受了贿赂。该组织的手段: 炸弹,由于是军队制造所以杀伤力比其他组织自行加工的爆炸物要大的多。而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边界的居民,甚至于国际组织派到该地区的士兵和团体成员。和真主党一样,哈马斯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工作和宣传方面的网络,比如学校,医院,清真寺。

  我现在就走在臭名昭著的哈马斯成员中间,真是切齿痛恨。他们活生生地走在我周围。等意识到这个,我差点没晕过去。但我随即反应过来,只想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这几个月干什么来了。我了解他们的弱点,所以不再看得那么可怕。我放松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地,周围又是些什么人。继续,一步步往前,什么也别想。

  不再胡思乱想了以后,就听到有人正手持喇叭在高声讲演:“只有炸弹和攻击才能让那些犹太人清醒清醒,他们必须放弃赖在巴勒斯坦的幻想……”

  我不能咒骂,不能爆发,甚至于没办法叹气或者别过脸去。我得和其他人一起拼命鼓掌,振臂高呼……如果不去听他胡说八道,也许好办一点。我的大脑于是退出活动,眼睛到处乱瞄。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非唯一对演讲感到厌烦的人。人群里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摇了摇头,目光有点失落。这人让我颇感兴趣。他显然是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有间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异议。这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靠近点,看看他。

  可惜,不只是我一人注意到了他的不爱国表现。几个男人向他围过去。他抗议。我没再往前挪,挤在人群里,眼巴巴看着这场戏,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先是激烈的争辩,那个男人看来试图解释,但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如果不赞同,就表明他完全彻底地背叛了真主的事业。一个虔诚教徒粗暴地推了他一把,当下一片混乱。我身不由己地往前拥,被这恐怖场面搞得呆呆的。又是几阵推搡,一个人向“叛徒”扑过去,就像鬣狗扑向猎物,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响动,紧接着周围的人全上去了。从我站的那个地方,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死盯着地面的眼睛和不断晃动的身子,感觉像是把那个男人踩在了脚下。

  就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挤到他们附近,人已经散了。剩下那个男人躺在血泊之中,不成人形。他头骨爆开,脸瘪了,两颊深陷。一些人过去朝他的尸首吐口水,胆子更大些的则淌着血水,在他的断肢上胡乱踢几脚。摇摇头就足以让他被置于叛徒行列,几秒钟已经足以让他们用最野蛮的手段杀死他。

  我回头找到法利蒂和其他同伴。我仰头盯着那个演说的人,对他那两片嘴唇充满了疑惑。我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举手,喊口号。临走的时候我吐了。这些景象我到底还得忍受多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未来殉教者的演讲坛上,在仇恨蔓延的人群里,死亡无处不在。

  想想我那些法国的以色列的左派朋友们。想想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派社团。我差点笑出声来。

  1996年1月:哈马斯组织的“工程师”Yehia Ayache被人处死。他负责布放炸弹的人,最终被人引爆了偷放在他手机里的爆炸装置而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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