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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经济天下——在历史的对话中

  有时候,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常常可以通过他的阅读活动反映出来。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嗜书如命”,而且每逢中央会议解决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挑选一些篇章印发给与会者的政治家。

  毛泽东是个名副其实的史学家。而中国的史书,都是讲治国平天下的,古人说这是“经济之道”。所谓“经济”,当然不是今天被人称作“赚钱”的那个东西,而是“经国济世”的大智慧、大方略、大运作、大斗争,诸如怎样用人,怎样谋国,怎样治吏,怎样安民,怎样统兵驭将,怎样制定战略……

  作为政治领袖和罕见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在和历史的对话交流中,常常要说出点自己的见解来。其中,是不是多少透露出他的一些选择呢?

  1.黄老与申韩:为君之术治术,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治术,就是统治术、为君之术。

  譬如,孔子、孟子及其弟子和后世儒家们,总是反复劝说君王们要施“仁政”,搞“仁治”。古代史家还经常谈到黄老(道家)之学和申韩(法家)之术,所谓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君王黄帝和哲学家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统治方略。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提倡的很是严格的刑名法术,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举两个例子。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簿富贵,常有遗世之心”。这位大权在握、威加群臣的雄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对搞政治好像有些厌倦了。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五岁,因为年纪太小,还传出风声文帝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因为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拥戴太子,最后,拓跋弘表态了:“既然大家都愿意让太子继位,那就传位给他吧,有你们这些大臣辅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就顺顺当当地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

  ——这就是采用黄老之术的妙用。妙在“以退为进”测试群臣之心,最终达到稳稳当当传皇位给自己的儿子的目的。同时,还把在自己身后最有威望和实力篡位的叔叔拓跋子推“涮”了一道,让其明白:休得有非份之想。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传位发生了困难。他想了个办法,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著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担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执政,形成外戚专权,就派人把皇后的兄弟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储谋反”,醒来后就派人把刘蕡杀了。

  ——这就是采用申韩之术的严酷。其严酷就在于以进为进,公开防范和以至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靠杀戳来达到目的。这样的统治者,人们常常呼之为“暴君”、“昏君”。

  明清之际的大史学家王夫之是个明眼人。他在《读通鉴论》一书里,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评论,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予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拓跋弘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未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这种治术,是君子不齿的。看来,王夫之对申韩法术是很有意见的。

  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在读此的批语中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由这个批语,见出毛泽东对法家,哪怕是法家中的极端者,也不愿一概否定。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禅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坦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上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柞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那里去了,萧衍就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来了,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到这件事,称沈约、范云是“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说“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懦”。

  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俗懦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万千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法家讲“真话”,这是俗儒、伪懦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篡位后,特别是在晚年,以笃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紊,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忆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35年之久,反复无常的侯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粱武帝的有关史实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

  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申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几千年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所谓“法制”,一个重要原则,是要有令行禁止的果断划一气象,不要搞成上下阻塞,说了不算的局面。对此,毛泽东的态度一向是鲜明的。在读史中,常结合现实来发挥。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在位14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他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据《明史》卷九本纪《宣宗》记载,宣宗在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在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中说:因为田赋太重,现在要十减其三。我听说先前下诏,有关部门都不执行,还互相串通约定,文牍中要避开诏书辞令。这就等于废了诏书,使皇恩不能下泽万民。从今天起,务必“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今犹存此弊。”看得出,他是很注意令行禁止的治政规矩。同时,也见出毛择东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50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令行禁止的问题。

  政令畅通,行之有效,关键还是在体制的建设。

  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存在不少毛病。对此,历代有识之士,都有所建言。

  冯梦龙的《智囊》一书里,有一则讲明朝能臣徐阶的故事。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2.进言与纳谏:用人之道

  史书和古代知识分子们的书论文章,经常谈到一个话题:怎样做帝君人主。

  当“第一把手”。让天下臣眼,最重要的是怎样驭人,怎样听臣下的“汇报”。贤君明主,都有一套用人听言的办法,而且往往有效。大凡昏君弱主,在这方面则往往不得要领,槁得一塌糊涂。

  出将入相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写过一篇《为君难论》,提出君王听言用人的难处。他说:怎样用人固然难,但不如听言之难。因为“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者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百徒失于听,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是,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兵降秦者40万,被坑于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代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20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剪可带多少兵去,王剪回答非60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他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20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剪领兵60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剪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同志”。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欧阳修的这段话旁边批道:“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非少年新进乎?”认为秦国的白起、王剪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这个批语,正好反映了毛泽东特别看重和提倡重用年轻干部的一贯心迹,大可同他在团中央会议上大讲把“周瑜”选进团中央领导班子的话对照起来读。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符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符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90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郓州。但举朝之上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决定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每个君王都是能够说话算数的人。相反,在许多朝代,都有一些被称为“傀儡”的皇帝。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欧阳修写的《朋党论》作了一些阐述。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汉献帝把天下的名士都作为“党人”抓了起来,黄巾起义后有点后悔,又都放了出来,但国家已经没救了。唐昭宗把朝中名士杀掉后,又扔进黄河里面,还说:你们自称“清流”,我偏偏要扔你们到“浊流”中去,随后,唐朝也就灭亡了。

  毛泽东在批语里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于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200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曾出现长达40年的“牛(僧孺)李 (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自马驿杀死30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毛泽东则认为他的这些论述“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所谓傀儡皇帝,除主观上没有好办法外,客观上总是有精明强干从而势力坐大的权臣从中作梗,阻隔上下,使令难下,即使令下也没有人听。故许多帝君人主都特别强调令行禁止。

  强调令行禁止,当然不是独断专横。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是“第一书记说了算”。问题还是要回到怎样听言纳谏,并且使臣下能够和敢于进言劝谏。

  为此,宋代的苏洵写了一篇《谏论》。其中有一段话,说:“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谏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这段活读来有些拗口,意思是一定会使君王采纳自己意见的才是能谏之臣,一定会使臣下进谏的君王才是能纳谏之君。语意似乎比较生涩,道理有点空,又有点硬。故毛泽东很不喜欢这样的议论,在批语中说是“空话连篇”。

  接下来,苏洵着重论述君王怎样使臣下“必谏”。他说,君王有天神之尊威,如果没有赏赐和刑罚的规定,一般臣下犯不着如同抗天、触神那样去向君王进谏的。只有那些不悦赏、不畏罪、性本忠义的“勇者”才敢“必谏”,可是这样的人不可常得。于是先王们“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洵举了三个人面临渊谷如何让他们跳过去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勇敢,一个人既勇敢又害怕,一个人害怕。面临渊谷,如果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说明谁勇敢,那么只有那个勇敢的人才能跳过去;如果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赏千金,那么勇敢的人和半勇半怯的人都能跳过去;如果这时候后面突然冲上来一只猛虎,那么,这三个人包括那个本性怯弱的人,也都会跳过去了。

  看来,苏洵是认为,当君王的,最终是要靠刑威惩罚,才能使所有的臣子都进言劝谏。读至此,毛泽东对这个例子同样很不以为然,仍认为是空话连篇,在批语中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者,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往实处说,无论怎样用赏刑相加相逼,能否跳过渊谷,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客观上看渊谷有多宽,主观上看跳者水性如何。没有这些条件规定,便是“书生欺人之谈”。或许,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不单是指这个实例,隐含臣“必谏”君的主客观条件。

  作为统帅,怎样用人,特别是如何看待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历史上很有些帝王处理得不错。

  南朝齐代的丘迟写的《与陈伯之书》,为文学史上的骈文名篇。陈伯之在齐未为江州刺史,曾抗击过梁武帝萧衍,后降梁为江州刺史。公元502年率部投魏,505年萧宏北征伐魏,陈伯之率军相拒。萧宏让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降,次年陈伯之降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先是指责陈忘恩负义投降敌人,继而申明梁代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从正面相劝。最后指出敌我双方形势,说明陈伯之的处境危险。中间,又以江南故国的美景和一些典故来打动他。全信写得委曲婉转,淋漓尽致。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把《与陈伯之书》推荐给周小舟、黄克诚读。当时,由于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黄克诚、周小舟已同彭德怀、张闻天等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受到党内的不正确的批判。毛泽东推荐该文时,还给周小舟写了封信,说: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悠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还附上了原文或原文中的一部分。该信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即希望周小舟等犯了“错误”的同志,“迷途知返”,这也是他做思想工作的一种方式吧。他在信中引用的《与陈伯之书》里的“迷途知返”四句,在原文里的意思是:迷途不远而知复返,这是以往的圣贤和过去的经典都赞同、嘉许的。这四句用来表达他当时的想法倒也合适。接下来引用原文中的两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初年,朱鲔曾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蕡,后来,刘秀又诚心招降了朱鲔,使其官至少府。再就是三国时,董卓部下张绣投降曹操,不久又反水,让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后来,张绣再次归降,在官渡之战中为曹营立了功,曹操仍旧信任他。丘迟在文中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只要陈伯之归梁,萧梁会“不以为疑”、“侍之若旧”,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其意也自明。也多少把自己摆到了人君之位。事实上,田家英、李锐等当时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秀才谋士”,背后也以“主公”呼之。

  3.史论与疏奏:治国之策

  古人当官的,都是文化人。

  文化人表达自己的政见,靠的是写文章,或给皇帝写信。

  谈历史上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的文章,古人称之为“史论”,给皇帝的信,古人叫“疏”、“策”、“奏”等等。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其中的史论疏策。

  贾谊是汉初才华横溢的辞赋家和识见深远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散文的代表作是《治安策》和《过秦论》。前者评论朝政,针砭时弊,切中诸侯坐大的要害,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王势力,巩固中央政权。后者检讨秦朝复亡的原因,揭示一夫作难,天下云集响应,曾横扫六国的秦朝基业毁于一旦的关键,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该文气势磅磅,议论深切,旨在引为鉴戒,借古喻今。1958年,毛泽东读到有关贾谊的史传,特意写信给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旧唐书·朱敬则传》说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并记录了他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不知变”,即秦国统一六国以后,依然是用严刑、施利薄、重兵战,而不“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毛泽东读此,用贾谊《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表达自己的体会,并称朱敬则是“政治家、历史家”。

  自贾谊写了《过秦论》(这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后世以秦灭六国为题的文章很多,最有名的一篇,大概要算是北宋苏拭的老子苏洵写的《六国论》了。

  该文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付强大秦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合纵)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事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组建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毛泽东明显不同意苏洵的观点,在批语中说“此论未必然”。或许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经验,他认为组建联军攻打一个目标时:“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是因为来自势力相当的各个“山头”的军队,搞在一起,由于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键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奏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字内……”

  “秦王扫六合”,大抵体制战略、国势国运使然耳。

  赵充国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时的大臣,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后来任后将军,封营平侯。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 《汉书·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的罢兵屯田的疏奏刚要送出,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反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灰心,又上书申述己意,如此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者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心眼口服。毛泽东对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赵充国传》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滴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上书中提到春秋时司马牛和桓魋,柳下惠和盗跖两对兄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本来同意崔挺的主张,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这个观点,毛泽东在读姚鼎 《古文辞类纂》的批语中,也表达过。其中韩愈的《与崔群书》说:“自古贤者少,泽东反其意批道:“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宴传》说:有盗夜入陈的屋子,潜于梁上,被陈看见。他把自己的儿子孙子叫起来,正色训导:“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一番话使盗大惊,自投干地,叩首归罪。毛泽东读此批注说:“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陈宴的看法的。与此相反,《南史》卷二十六《孔靖传》说有一县令,遇到一10岁儿童偷了邻家一小捆稻,便交付有司治罪,有人劝阻,该县令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批道:“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明显是不同意这种推断。

  马周是唐太宗时的大臣,少时孤贫,起初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贞观五年,他代替常何向太宗上书,为太宗赏识,即日召见,授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在书奏里提出:夏、商、周、汉各朝,多者800余年,少者也四五百年,原因是“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魏、晋到周、隋各朝,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原因是“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接着劝诫唐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进而论述了20余事。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传》里读到马周在书奏中的详细论述,禁不住批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拭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在该传末尾,《新唐书》作者认为马周之才“不逮傅说、吕望。”傅说是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出身于奴隶。吕望,俗称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评论,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姚崇是唐玄宗时的宰相。他针对当时政治上的弊端,如宦官擅权,重用外戚,大造寺庙,杀害忠臣等,上书奏陈“十事”。毛泽东在《新唐书·姚崇传》里读其论述,批道:“如此简单明了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又说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4.军谋与战略:统兵之法

  要说毛泽东读史,批注最多的话,恐怕要数军事方面的内容了。

  毛泽东是军事家,他不仅有成功的军事实践,还有高屋建领的军事著作,而他本人,又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军人气质。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政治谋略和军事战争交替滚进的历史。看到这些,怎能不激起他独有的军事统帅情怀呢?

  无论是历朝历代的更替,还是现代中国革命改天换地的壮举,无不是以军事斗争为前提的。所谓“经济天下”,当然要以军谋与战略为重要内容。

  扑扛史书上布满几千年的战争烟尘,毛泽东怎能不欲说还休。

  “杀降不武”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眼,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其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关羽就把他送到孙权那里。孙权把于禁放了出来,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忠于孙权的虞翻就不千了,上前骂于禁:你这个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国君策马并行呢?!说着举鞭就要打于禁,被孙权呵斥制止了。接着裴松之有一段补叙,说后来孙权同曹魏和好,打算把于禁送回曹魏,又是这个虞翻劝阻说:于禁兵败数万,身为降虏,自己又不能力曹魏死节,可见人品很差。再说把他放走,等于是放虎归山。不如把他杀了,以示三军,表明为人臣者不能有二心。孙权没听他的话,还是把于禁放了。在送行的时候,虞翻对于禁说:你可不要以为我吴国没有人,只是我的主张没有被采纳罢了。于禁虽然被虞翻三番五次地侮辱,但还是称赞虞翻的忠烈,回去告诉了魏文帝曹丕。结果曹丕也十分感念,在议事时常常为虞翻设个虚座。

  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趾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曼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士徽听说后大为震怖,知大势已去,便率兄弟六人肉袒请罪投降。但吕岱却把他们都杀了。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曹操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逸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大概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了。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逸,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勋在同光元年 (923年)击败后梁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不打算杀他,便派人安慰王彦章,王彦章不领情,说:“臣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派儿子去劝,王彦章因伤病不能起床,便躺在那里直呼他的小名,还说我不是苟活求全的人,最后被后唐庄宗杀掉了。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吴蜀彝陵之役,刘备应打运动战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则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个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卢粥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读至此批注: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

  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在毛泽东看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纷纷上书说,刘备就要被抓住了,赶快再进军吧。孙权拿不定主意,就间陆逊。陆逊等人则认为,北边的曹丕已经结合了不少军队,表面上是要来帮助我们打刘备,其实别有所图,我们应谨慎从事,以撤兵回防吴国内地为好。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领容易骄傲,士兵容易懒惰。如果沿长江逆流而上去攻刘备,没有回旋余地,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况且刘备老于兵道,在四川建立蜀国已经牢固了,他退往白帝城,只是因为曹仁率军在靠近蜀国的南郡,担心两面受敌而已,并不是真怕东吴一方。东吴再连兵西进,转守为攻,到那时,主客异势,东吴必不利。读至此,毛泽东批道:“何评有理。”

  诸葛亮的战略失误

  喜读《三国演义》的人,总是为蜀汉的败亡而惋借。

  那么,蜀汉之败,源出于何事呢?毛泽东认为,祸根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就种下了。

  苏洵曾写过一篇《项籍论》,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力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正是前面那句“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的话,引出毛泽东对诸葛亮经营西蜀的战略规划的评论,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在他看来,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百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章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以攻为守、勉强维持罢了。

  史载,诸葛亮也不是以军机见长的人,街亭之战,是一个例子,《资治通鉴》记叙:“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大破之。”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初战,亮宜印临阵。”

  在毛泽东看来,此次战役诸葛亮自己呆在后方只管调兵遣将,是街亭之败的一个重要潜因。接下来,史家叙述:“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邻迫之,邻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弯乱发,飞矢中邻右膝而卒。”毛泽东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意思是诸葛亮吸取了街亭之战不在前线而招致失败的教训,由此肯定了诸葛亮“不贰过”的作风。

  危急之时即转守为攻之机会

  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剧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年),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 (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据《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纪》记载,天复元年(901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蜂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坷 (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 (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 (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烃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 (今山西平定县东)。于是,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李克用汲汲可危。

  毛泽东读至此批注:“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在毛泽东看来,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作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病,五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去掩杀,“杀戮万什”。

  攻者愚,守者智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廷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朝廷夺取董璋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定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 (932年)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在《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读到这件事情的始末,批注说: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李贤等在《后汉书》卷一○一《皇甫嵩传》的一条注文中,引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关于奇正,毛泽东的概括是:“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大家知道,毛泽东熟读《孙子兵法》,他的军事思想同《孙子兵法》颇有瓜葛。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认为熟读兵书就一定能保证战而胜之。《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仁赡传》说刘“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毛泽东读此批注:“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该书卷二十二《刘赡传》叙后梁战将刘赡统兵与晋王李存勖 (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对峙,因对方过强,刘赡不肯出而应战,后梁未帝却促其出战。于是李存勖便对部下说:“刘赡学六韬,喜欢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接着设下计谋,假装退兵。刘赡果然来追,被敌兵夹击而败。毛泽东认为,刘赡之败,大拘于兵法,反而被对方摸透了底牌,于是批注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赡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得更具体: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争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年),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光说:“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该书反复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实际进行练兵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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