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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史·思

  诗与史,一情一事,一虚一实,一热一冷。毛泽东是诗人,又是史家。在他的批评活动中,他用自己的思想把这两个方面揉在了一起。通过诗歌,他读活了历史;通过历史,他升华了诗歌。这一切,又都形迹清晰地引向他实践着的现实。

  读诗和读史,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实是互为印证的二而一的活动。他时常因读诗而论及史,或读史而想到诗。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读《五代史》时,他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写信让田家英帮助查找:“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并将此诗凭记忆写下附上:“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跋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毛泽东在诗后还注明该诗的题旨:“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诗、史结合,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简单的联想,往往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和观点的看法,即解诗与解史相融。

  《南史》卷22“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病笃,已置棺材,不料不久病愈,活到90多岁,“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对这种宿命论思想,毛泽东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

  毛泽东曾和一位老先生讨论南宋初年高宗、秦桧的投降政策。他认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接着说:“文怔明有首同,可以一读。……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岳飞——引注)何亘,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又评论道:这一点连赵构自己也承认了的,他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

  ①“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证明(在诗中)独排众议。”这一引证,使人感到,似乎诗词比“御断”的“正史”能更大胆和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性。

  毛泽东引诗论史所表达的观点,时常与他的情感立场相关。他读《明史纪事本末》,在《平河北盗》一文叙农民起义领袖赵风于、刘七事迹的末尾空白处,写了这样的批注:“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接着引用相传黄巢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说赵、刘的下落,“得毋象黄巢么?”毛泽东对黄巢的这首诗相当熟悉且感兴趣。罗荣桓元帅逝世时,他曾将首句用入自己的悼念诗里。

  上面是由史而诗。反过来,就读诗本身来说,毛泽东在题材的选择上也相当注重咏史诗。咏史诗的最大特征,便是以精练的形式和耐人寻味的议论来评判历史事件,阐发历史规律。李商隐、罗隐、刘禹锡的咏史诗写得相当出色,毛泽东对他们的作品集圈划较多的也是其咏史诗。如李商隐写安史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写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的

  ①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韦泽东主席》《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贾生》,写齐后主亡国前醉生梦死的《北齐二首》,写隋炀帝淫游无度不听谏言的《隋宫》,写唐文宗时“甘露之变”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毛泽东都圈划过三至五遍。对罗隐驳西施丧吴之说,提出“越国亡来又是谁”的《西施》,写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焚书坑》、《秦帝》,颂西晋大将王溶的《王濬墓》,毛泽东也是一路圈点,精读有加。他还对刘禹锡赞刘备而贬后主刘禅的《蜀先主庙》做了批语;六次圈划刘的《乌衣巷》,该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写尽豪族的兴衰,借古讽今,意味深长;晚年在一次谈话中,连以82岁高龄随兴背出刘禹锡的《两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一字不差。

  咏史诗不仅引发毛泽东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思考,而且他还时常习惯于结合现实中的问题来阐发一些咏史诗中包含的道理。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做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个在历史上叫“盖棺论定”,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议论他的功罪是非。所以发扬永久奋斗精神是重要的,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1972年在批判林彪时,毛泽东又用这首诗来说明:一个人的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

  ①的。这首诗为自居易所作《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在一本平装《白香山集》里,对该诗都用红线划满了着重线。足见他读这首诗的共鸣、体会之深。用得也天衣无缝。

  诗与史的结合,在毛泽东身上还表现为写诗与写史的结合。当然,他这方面的兴奋点是现代革命和建设题村的创作,这些作品,已相当程度地成为现当代中国的史诗。这也是毛泽东鲜明的创作意识。如他说自己的《七律·到

  ②韶山》“通首写32年的历史。”这无须赘论。仅就他数量不多的以封建社

  ③会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来看,也是明明白自地表达了他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根本看法。其构思的一般特点,是从大处着眼,以阐发自己的历史观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三首诗,它们分别表达了毛泽东论史的立足点,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支点的思想,关于对历史上政治流派的评价,逐层演进,颇为完整。

  《沁园春·雪》。以江山起笔,从帝王着眼,以古今关系点晴,落在论史的基本立足点上。题旨:批判封建主义,讴歌今朝儿女。这是最宏观的构思了。

  《贺新郎·读史》。写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表现形态,揭示其内部结构(阶级关系),表达自己的奴隶史观。该诗作于1964年春。这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被书迷住了,正在读二十四史。又说看了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于是在他的笔下,帝王行迹,只留下“斑斑点点”。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是盗跖、庄,陈王……,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他们说起,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锁”说起。

  ①该诗前四句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6页。③除《毛泽东诗词选》所收两首外,还有两首大家都知道的批评郭沫若的评法批儒诗。此外还有两首咏历

  史人物屈原、刘贲的七绝。

  《读〈封建论〉呈郭老》。该诗伸进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一分为二地剥出两个主要的政治流派,表达自己扬法抑儒的政治思想史观: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该诗写于1973年夏季,内容就象当时的天气一样,颇有些热辣辣的论战气氛。因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这里便多叙述一下有关情况。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总要作出扬此抑彼的选择,由此形成“孔夫子情结”和“秦始皇情结”。

  作为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革命家、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深入地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自然也要对儒法做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徒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青年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咸,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对于儒家,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直接推崇的文字笔者尚未见到。但他孜孜攻读的却是大量的儒家经典,就具体人物而言,他当时受到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则是无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反孔的态度也较鲜明,甚而提出:“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

  ①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反孔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通

  ②俗地表述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1943年,毛泽东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

  ①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谈话中,他曾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又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

  ①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②1941年9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引自《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①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页。

  我们也是不承认的。1964年,毛泽东又多次谈到孔子和秦始皇在2月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即《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六艺。孔夫子经常被人骂,子路来了以后,才“恶言不闻于耳”。对孔子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才干,他是很赞赏的。又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口、曾参、子恩、盂子四大贤人。”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通过古今对比,认定孔子的课程设置和教书育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同时,毛泽东也不无遗憾地感到,“孔大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在6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辽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叙述以上实例,是要说明:1)对儒法或孔夫子、秦始皇的评论,并不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兴之所致提及的事情。2)在“文革”以前,毛泽东虽然从整体上,从事功角度更看重秦始皇和法家一些,但对孔儒也并非全盘否定,往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整体上对孔孟之道不甚感兴趣也是事实,在“文革”中毛泽东表现出扬法抑儒(或褒秦贬孔)的政治思想史观的基调,自然也是有其渊源来路的。

  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在其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如“克己复礼”之类)的条幅和材料,《571工程纪要》又径直把毛泽东比为“秦始皇”,毛泽东便越发感到“复辟”潮流同孔儒思想有必然联系。1973年春,毛泽东就写了一首反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小诗。7月4日同主洪文等谈话时又提到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不能大骂秦始皇。这些,便是毛泽东写上面这首诗的思想背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读(封建沦)呈郭老》一诗以后,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①

  以上这些,便是毛泽东写作《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集中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史观点诗歌的思想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在随后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当时在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曾就此请教如何评价秦始皇。毛泽东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的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

  ①无聊得很。陈涉、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在评

  ①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第469—4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

  法批儒中,有人把儒法斗争延伸到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江青一伙的御用班子“江天”、“洪途”之流写的《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等文,提出一些奇怪的文艺批评史标准,诸如,凡是批判孔孟之道,歌颂法家路线的作家作品都有进步意义,反之就是反动的;凡是主张革新的作家作品都是好的,反之都是坏的,对于一些思想复杂但名气又大,且毛泽东又喜欢的诗人作家(如三李)怎么办呢?于是,便把他们扩大到法家行列来推崇。当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毛泽东时,尽管他曾感慨过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秦始皇②兴趣不大,“就是李白讲秦始皇”,但他仍然感到惊讶:“什么?李白也成③了法家?”明显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写诗称赞秦始皇、推崇法家,是表达自己对政治思想史上的流派和实践代表人物的看法(这不是他的最根本的历史观,而属于其下面一个层次的范畴),并不意味着硬要把这种政治思想史观点牵强附会地树立成诗人诗作的评价标准,作为尊重艺术规律的诗人,二者在他心里毕竟不是一回事情。

  再说毛泽东评诗与评史的结合。作为史家和思想家,毛泽东在品评古代诗文作家及其文学地位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思想倾向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对那些诗人而兼政治家的人来说)。这里只谈谈他对中唐的柳宗元的评论。

  毛泽东推崇柳宗元,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乡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这个集团在王叔文执政7个月里从事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革新,诸如罢官市、免进奉、擢忠良等等,为人民做了些好事。这些革新遭受失败后,柳宗元等均遭贬谪。这就是“二王八司马案”。

  毛泽东十分赞赏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①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的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②

  柳宗元的《天对》,循着屈原《天问》的思路,探讨宇宙根本,提出世界最初是“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与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紧密相关的,是柳宗元的进步的政治历史观。特别是他的《封建论》,通过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的细致分析,严厉抨击了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士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进而认为,社会制度是不以任何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

  ②1973午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③见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①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②《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传统观念。柳还以历史事实说明了秦代开创的郡县制比封建制的优越性,批驳了一些人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这篇历史和政治论文在历史上的地位,用苏轼的话①来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劝人“莫从子厚返文玉”,对柳宗元的历史观及其政治思想的高度评价,已无须赘述。

  章士钊是毛泽东于公之外少数几个有私交旧谊的旧知识分子之一。特别是在文史方面颇多共同语言,笔墨交往不少。章士钊用大半生的余暇时间研究柳宗元的文集,晚年整理成上下两部《柳文指要》,约一百万字,这部著作涉及柳宗元的政治实践和他在文、史、哲诸方面的思想,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用他跟韩愈对比,竭力称颂柳宗元的“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的“以民为仇”的观点,特别对柳宗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稿成后,章士钊将《柳文指要》送给毛泽东过目阅示。

  毛泽东对阅读这部鸿篇巨制兴致很高,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读得很细,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①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工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②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③④发聩之处”,“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⑤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价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

  ⑥点解柳”。具体说是作者对柳字无缺乏阶级分析,甚至体现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创作大量明白晓畅的散文,推动著名的唐代古文运动,解放了僵化的文体,是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怎样评价这一文学现象?《〈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榆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毛泽东似乎不满

  ①苏轼:《秦不封建论》。①上述“以示一二友人”在原稿上是“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毛泽东出于谦逊,改为此句。《柳文指要》

  书稿毛泽东还推荐给康生细读过。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1页,603页。③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瞭望》周刊1985年第52期。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1页,603页。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603页。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603页。

  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享,将不可能。”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即诗(广义)与史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

  毛泽东评诗,虽特别注重史,注意政治思想倾向,但并不随意妄断,也注意到一些作家作品的复杂性。唐代待人,韩柳井称。毛泽东反对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热烈提倡儒家正统思想,维护等级制度,把黎民百姓的人性划归为“下品”。就韩的诗文创作来说,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说他把话说尽,不留余地,还揶揄地称韩的文章只有两篇是好的,一篇是《送穷文》等等。基于此,他赞成章士别在《柳文指要》中扬柳抑韩的评价倾向。但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揭,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井未忽视。在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文章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文学史家刘大杰在1975年写信给毛泽东,提出韩愈思想确有矛盾,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刘的意见,指出对韩愈的评价以“一分为二为宜”。此外,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向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是爱情诗。毛泽东也颇爱读李商隐的无题诗,还专门写信请人找一本苏雪林写的《李义①山恋爱事迹考》来读。在给刘大杰的回信中,他提出,“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以。”毛泽东是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在他的古代诗文批评中,无论是“诗”还是“史”,并不是静止的“死了”的文化现象,而是活生生的。所谓“历史的批评”的本来含义,就包含了它同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定关联。因此,毛泽东诗史结合的批评,常常是居今观古,古为今用,勾通于现实的政治思想灵感。批评对象的含义也由此被不断引伸。譬如,他认为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攻击登徒子的描写,是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而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不能只看一点。又说: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娶了那么丑的女人,而能和他和睦相处,可见是个爱情专一的①“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等等。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批评文字,莫过于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其间写的长达1300余字的《关于枚乘〈七发〉》了。

  枚乘,汉文帝时是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这篇洋洋大赋,是讽刺和劝诫之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写给吴国的贵族们看的。文中借吴客之口,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等,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辅陈,认为此二享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上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事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

  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15页。①《毛泽东与诗》第127页,1958年1月12日的一次讲话。

  关于这篇骚赋,毛泽东说他少时读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①所感,翻起出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一篇“六经注我”式的文学评论。

  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基调,一是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延续:一是说要认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要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必须采取惩前

  ②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留有余地的政策。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的评论,着眼点便是这两个方面。

  首先,他把枚乘的观点和楚太子的病,从阶层关系上一分为二,并引伸对应于庐山上的路线分歧:

  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其次,他把《七发》中辅陈描写的具体过程及其劝讽方法。同今天教育和批评犯错误的同志的方法与原则勾连起来进行评论:

  “客日: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炙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湖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象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

  为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改变犯错误的同志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看法,毛泽东找出这部两千年前的繁缛洁奥的大赋来评论,虽非常理,倒也吻合他政治家而兼诗人史家的性格本色。

  ①引自《百花洲》1988年第4期,下同。②见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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