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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仙与华章

  古代神话传说的战斗精神和理想主义,渗透到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当中;古代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文学气质更是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实践。

  从文学欣赏角度来看,毛泽东认为,优美的神话传说始终吸引着人们的喜欢,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在表明他不赞成《狸猫换太子》这类同样是“幻想”性的妖魔鬼怪传统戏曲作品,并认为它们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也是有意把它们同一些神话故事区别开来,说:这些牛鬼蛇神戏跟神话不同,神话如《大闹天宫》,大家都是赞成的,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都是神话,总没有哪①个会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较少带着产生它们的封建社会的消极思想(如异化、因果报应、人在神面前的自卑等),大多反映出人们的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人们被这些作品体现的情感意志所吸引,也被这些作品表达情感意志的幻想方式所吸引,反过来说,正是这些“方式”增添了其“内容”的无穷魅力。

  就毛泽东个人的欣赏趣味而言,幻想神奇的作品是他特别喜欢圈读的文学类型之一。我们还不难发现,当他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时候,会更敏锐地刺激他那富有修养的艺术嗅觉,印证他那出色的艺术感悟力和鉴赏力,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某种程度的(对他来说也是极其难得的)非功利的审美情态。

  神话幻想是形成浪漫主义风格的重要因素。“诗仙”李白和“诗鬼”李贺,是毛泽东心目中“搞幻想”文学的代表。

  毛泽东喜欢李白,特别是他的一些构思奇幻的作品,如《梁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蜀道难》等诗。60年代,毛泽东曾在竖行红格信纸上,凭记忆用毛笔手书过前两首诗,这可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看到。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还有一份李白《梁父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体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划着读过两遍的圈记。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视力减退,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李白在这首诗中,直承屈原在《离骚》中上天谒帝的想象,以表达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境遇和心情,他说:“吾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明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划着一个大圈,并批注说:“此篇有些意思。”全诗极意夸张蜀道的险峻壮丽,当现实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和比喻奇情壮采的景观时,便以神奇莫测之笔,全凭渺茫虚幻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传说,来烘托气氛。于是,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这两位”尔来四万八千岁”的古蜀国开国君王起笔,又写到秦国入蜀,五丁开山的神话。据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个力士去迎接。回到梓潼,见一大蛇钻入山穴中,五力士共扯蛇尾,把山拉倒,于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构连。”诗人还发出这样的想象:羲和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运行,走到蜀地剑阁山时也彼挡住,不得不回车,那里至今还竖立

  ①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

  着使“六尤回日之高标”。这样的想象,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景观描绘得极富感染力。毛泽东便曾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称赞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他还①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其实不必。”毛泽东对李白的这类诗,如《上三峡》,《鹦鹉州》、《鸣皋歌送岑征君》等,都多次圈划。

  李白写神话,畅快淋漓,旷达开朗。李贺写神话,则奇崛幽峭,凄清险怪。同时代人誉李白为“摘仙人”,李贺则有“诗鬼”之称。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隼》中《梦天》一首天头的编者评语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毛泽东读至此,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语。毛泽东也曾随兴同人谈到李贺“专门做鬼怪的诗”,其作品“是鬼诗,不是人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李贺作品的理解和偏爱。当有人认为李贺诗“不

  ①好懂”时,他纠正说:“有些还是容易懂。”1965年在给陈毅论诗的宿中还特意提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否兴趣否?”在读王勃的一首诗的批注中,又联想到李贺,称其为“英俊天才”,借乎他死得太早。在一本读过的《新唐书》的《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毛泽东阅读和圈划过四、五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孪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李贺流传于世的240首诗中,他圈划过的有83首,有些诗还圈划过四五次。

  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偏爱和熟悉,还可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神话典故来表达对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未句旁边批注到:“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自,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读李贺诗之精细。

  李贺作品主要有神怪、讽喻、抒情三大类。神怪诗虽只有十来首,但却占李贺名作的一半以上,是铸成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风格和地位的主要作品。这类作品,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李凭箜篌引》、《巫山高》、《湘妃》、《神絃》、《天上谣》、《梦天》、《官街鼓》等,毛泽东圈划较多。作者继承《楚辞》精髓,在《山鬼》、《招魂》式的“鲸呿熬掷、牛鬼蛇神”后面,包含着独到深刻的艺术理解,和巧夺天工的创作想象。在《金铜仙人辞汉歌》里,作者能想象得出金铜仙人“忆君清泪如铅水”的神情,在《李凭箜篌引》中,对李凭的演奏才能的描绘是“梦入神山教神巫,老鱼跳波瘦蚊舞”,在《巫山高》里说巫山神女祠的高耸是“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涧”。在《神弦》中,作者记述了女巫做法事的全过程,将鬼神的降临描绘得栩栩如生,“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水香鼕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①1960年5月2日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鼕。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旋风。相思木帖金舞,攒蛾一啑重一弹。呼星召鬼歆盃盘,山魅食时人森寒。”但作者又并不相信神鬼的存在,“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嗔神喜师更颜”,神鬼永远是虚无飘渺在有无之间,他们高兴,他们发怒,都只看女巫的脸色变换。这些作品都是毛泽东爱读的。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自”等,他都化用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神话传说的魅力,不仅体现为永恒的欣赏魅力,还体现为永恒的再创造魅力。马克思说神话是艺术发展的“土壤”和“武库”,就是指它为后世文艺家提供诗情、构思和素材的独特功能。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即使是《红楼梦》这部地道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开篇也是从女娲炼五采石的神话传说起笔。

  毛泽东所喜欢的三李诗风,艺术上直承楚骚,哲学上又接庄子,可谓南方文化在诗歌中的反映。清代诗人龚自珍曾评价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

  ①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就是说,李白的艺术精神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屈赋的瑰丽,在创作上深得南方文化(庄、屈皆为楚人)的精要,发扬光大了神话传说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价值。比较起来,以孔儒、法家为代表的北方(齐、鲁、秦晋)文化崇尚务实、厚重和逻辑理性,“(孔)子不语乱力怪神”就是一个例证。而以庄、屈为代表的南方(楚国)文化则偏于驰骋想象,形式奇丽浓艳,故焚人重巫,庄文屈赋都有着漫天挥洒的气象。三李诗中的神话素材,也大多取自《楚辞》。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爱展而及三李,在艺术精神上也不是没有渊源的。且不说他生长在湘楚,又有天生的浪漫主义个性。

  作为彪炳一代诗风的诗人,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同样是毛泽东艺术创作的土壤和武库。独具个性的幻想情怀,使他善于从神话传说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在借用、点化和改造中抒展出高古飘逸的内心世界,融铸成文采绚丽、想象奇诡的浪漫主义风格。在至今公开发表的50首毛泽东诗词中,就有20来首有神话典意。其中,运笔厚重,着色最浓,化用较奇,境界绚美的典故有三个:嫦娥舒袖,湘妃滴泪,鲲鹏逍遥。(或许是巧合,这三个神话典故都与屈赋、庄文、三李诗歌有关。)从这个角度说“游仙”之路铺成毛泽东的诗作“华章”,是不过分的。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1957年,李淑一将自己在1933年夏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寄给毛泽东。词作怀念她的爱人柳直荀烈士,柳也是毛泽东的朋友和战友。词是这样写的:“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李淑一在信中同时向毛泽东索写从杨开慧那里获悉的,毛早年写给杨开慧的一首凄婉的《虞美人》以作纪念。毛在回信中表示:“开慧所述的那首并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首《游仙》,就是后来定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显然,他不愿意陷入李淑一词中描绘的那种“满衫青泪滋”的纤绵情境,而乐于借“游仙”想象一种壮丽的“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神话境界,化绵绵恩情为豪迈的颂扬。他在诗中称杨开慧烈士为“骄杨”,章士钊曾索其解释,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①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游仙”,是古代文学中颇有影响的诗歌类型。它有特定的题材(创作主体与神仙遇合),有特定的结构(超脱尘世,涉足飘渺的天界)。在给李淑一的信中,毛泽东特意指明,他的“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最早的游仙诗,可追溯到屈原的《远游》。此后的游仙之作,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所谓正格的游仙,高蹈遗世,餐霞饮露,纯粹幻想人入神仙居处后的生活情态。一是借游仙而抒郁郁不得之志,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屈原及魏晋时的曹植、郭璞的一些作品便属这类。这两类游仙之作,都是把作者自己摆入仙境来描绘的。毛泽东说自己的“游仙”不把作者摆进去,在艺术构思和情感表达上的重要考虑,大体有俩点。第一,作者怀念和颂扬的烈士忠魂,飞升至最圣洁的琼楼玉宇,他们的精神感动天仙,使吴刚捧酒,嫦娥舞袖,受到热情款待,这已经充分而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情感倾向,远比作者自己介入来得更真切,更有效果。第二,“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作者写烈士忠魂与天仙的遇合,落脚点仍是人间现实。已经飘然而去另一世界的人,尚且热情关注人间的革命斗争,为其胜利而激动,而歌哭;亲自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作者,更没有必要幻想“去国远游”了。社会主义的现实难道不比天仙琼阁更美好,更诱人?

  在这首诗里,毛泽东对吴刚、嫦娥这两个神话形象的改造是颇具匠心的。吴刚,据段成式《西阳杂俎》说,是汉代西河人,由于学仙有过,被罚在月宫里砍一株高五百丈的桂树;砍下去的斧头刚刚举起,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弥合,这很有些象古希腊神话中不断推一巨石上山,石头一上山顶又自然滚落下来的西西弗斯的境遇,实在是做不完的苦役。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曾写到吴刚的生活,说他在聆听人间传来的弦乐之声时,也只能依靠桂树侧耳不眠,相伴他的是“露脚斜飞湿寒兔”,很是凄清。桂花酒是传说中仙人们特用的饮料,曹植在游仙之作《仙人篇》里就有“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之句。毛泽东从吴刚砍桂树的本事中增溢出他捧出桂花酒招待升天的烈士,的确是在巧合无缝的联想中添出新意。由于烈士的到来,吴刚不仅抛却了苦役,而且改变了他的生活情态,俨然为珍藏着异物而又朴实重情的主人。

  嫦娥的变化更大。她本是超群绝世的美貌女子,嫁给了射日的大英雄羿,按说是很幸福的。但她并不满足。于是偷吃了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得的长生不死之药。固然是飘升上天了,但只能跑到月宫里躲藏。由于不光彩的丑行,变成了一只丑陋的癞蛤蟆,文雅地说是蟾蜍,永远孤苦零丁地住在清冷的月宫,只有一只终年捣药的白兔和一株桂树与她相伴,后来才来了一个被罚做苦役的吴刚。历代诗人写她,总是突出其寂寞难耐的处境。李白的描绘是“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李商隐更进而具体地说:“嫦娥应悔偷

  ①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分明是一个不可取的形象,而且包含着揶揄和道德上的责问。毛泽东在诗中一反常人之说,把她写成热情而富有正义感的美丽仙子,因烈士的到来而在万里长空中舒动罗绮广袖翩翩起舞。她不再寂寞,生活充满了欢乐。这种改造,与其说是在美化天仙,不如说是在衬托人杰。

  借仙家的生活情趣来构成高洁奇丽的审美境界。从艺术效果来看,虽然是深切悼念死者之情,但却没有一点感伤、悲切和愁苦,充满了乐观豪放、洒脱飘逸的浪漫气息,这正是毛泽东个人的情感风貌和审美趣旨的一贯特征。把这首词置入历代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悼亡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上乘之作。

  ①分别见李白《把酒问月》和李商隐《嫦娥》。

  《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华艳眩丽的一首,也是少数几首现实针对性不那么具体明确的作品之一。其创作起因,也颇富文人间笔墨往来的雅趣。

  湖南宁远人乐天宇,青年时代和毛泽东相识,1924年入党。建国后先后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他的家乡有一座九嶷山,毛泽东常称他为九嶷山人。有一次,毛曾对他说,我是湖南人,却没有去过九嶷山。颇有向往一游之意。乐天宇便为毛泽东念了一首清人何绍基记游九嶷山的诗。60年代初,乐天字带了一科研小组回宁远考察,之后又同周世钊、李达会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友,于是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给他。其中有九嶷山的碑铭、墨刻、泪竹竿毛笔、斑竹。乐天宇还署名“九嶷山人”写了首关于九嶷山之行的七古诗“赠呈毛泽东主席案右”。全诗为:“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东播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我来瞻仰钦美德,五风十雨惠无穷。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古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不久,乐天宇在郭沫若处见到了毛泽东的答诗,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后改为《答友人》。

  “九嶷山人”极目奇山奇水,作七古摹写,颂人间盛世,主题明确。其“长林共护”、“为谋山河添锦绣”诸语,依然是林业学家的职业情怀。东西南北敷阵一番,境界开阔,但奇幻不足,落笔也实。但由此却牵动毛泽东的绵绵诗情。对无缘登临而又一心向往九嶷山的毛泽东来说,则不得不以遐思奇想的神话作答。恰似李白一生未到过剑阁,其《蜀道难》全凭神话传说落笔一样。还有一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李白写《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听“越人语天姥”,于是“我欲因之梦吴越”,毛泽东是读友人写九嶷山之诗,于是“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辉。”其承继关系是明显的。这就使两首诗的构思和风格颇有相同之外,都是借记梦而写游仙。这样写,更有益于发挥”意识流”的想象,在句意突兀跳宕之中,一切扦格不通之处都可以融化勾连。从神话形象来看,两首诗都写了仙子从云中下降的美丽景象。一个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一个是“帝子乘风下翠微”,“红霞万朵百重衣”,都是乘风,都是以云为衣。所不同的是,李白的游仙把自己摆了进去,他自己“脚著谢公履,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毛泽东的游仙,依然是不包括作者的亲历亲见,只是客观地浓彩涂抹梦中的想象。李白写了梦前(所闻)、梦中(所见)、梦后(所思)的完整过程,毛泽东所作主要集中于梦境的形象。

  毛泽东笔下的“云之君”是“帝子”,她以美丽的仪态出现。九嶷山上白云缭绕,她乘风而下,飘落在苍翠的山顶上,手持泪痕涂染的湘竹。情景飘丽可人。这是据著名的神话典故点化而成。相传尧帝有两个品貌俱佳的女儿,叫娥皇、女英,人称帝子。她们同嫁舜帝为妻。舜帝南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二妃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随即追寻来此,他们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在沅湖一带的竹林上,竹林通掛着了她们的斑斑点点的泪痕,于是这里有了斑竹,又称湘妃竹。后来她们投湘水殉情,成了湘水的神灵。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首先把此传说写进诗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后不少诗人都有关于湘妃传说的描绘。李白便专以此题材写了首《远别离》:

  “帝子泣兮缘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显然都是把这个传说当作忧伤的爱情悲剧故事来写。不喜啼哭风格的毛泽东则别造一番境界。他在“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紧接一句“红霞万朵百重衣”,顿化伤感抑郁为光昌流丽。这一悲一欢的跳宕,一纤一浓的组合,女性仪态美和自然幻景美相互重叠,情意盎然,奇美迭出。

  诗的下半阙,从女仙美景转入对故乡的热切祝愿,从九嶷山而推及湖南,笔调也从飘逸转向豪放。毛泽东梦中的“帝子”是美的,他梦中的“洞庭”、“长岛”、“芙蓉国”更是美的。这里有波涌连天的壮景,这里有欢歌动地的诗情,这里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写神话就是为了衬托这个世界。全篇过渡自然,浑为一体,为自己的故乡染上不朽的神话色彩。意境取法于屈原,但脱却其哀伤;构思借鉴于李白,又不停留在虚幻。措辞婉丽而寄托深遥。

  鲲鹏,是毛泽东乐引入诗的传说形象。典出庄子《逍遥游》的寓言想象。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看见一本叫《齐谐》的志怪书中记载,鲲鹏半年才呼吸一次,它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由此阐发他的“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问题。但后人以此形象入诗,似乎从来不按照庄子的原意理解这个形象,据其气势风貌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多以此自喻或喻人。李自写《大鹏赋》自喻,便这样描绘其展翅风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在《上李邕》中又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搏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有志之上追求和赞美的东西,总是伟大和崇高的,对于诗人来说,他追求和赞美的东西,又总是融铸了他的主体精神。鲲鹏成为历代诗人的歌咏形象,成为一种“题村原型“,是很自然的事情。

  毛泽东的创作,有四有诗写到鲲鹏。最早是1918年的《送纵字一郎东行》。“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滋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秭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激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象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在此后风云变幻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笔下的鲲鹏也有所变化。

  1930年7月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鲲鹏在这里实指蒋介石反动派,言其凶顽强大,但只不过鲲鹏其表,腐恶其质,红军战士则升格为手持万长缨的“天兵”。把鲲鹏作为反面形象,在历代诗歌创作中是少见的。作者对鲲鹏这一传统形象本身倒并无贬义,用其“符号”而变其“意指”,以之喻敌,反衬托我方的更加俊伟。不如此,不足以展示毛泽东不拘一格的想象和自信。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终究会发展成他所说的“一个翅膀可以扫尽中国的大鹏”。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

  ①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会议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中,凸然而出“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鷃”、“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崇高与渺小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②贮。大鸟即鲲鹏,斥鷃泛指小雀。庄子在《逍遥游》里曾描绘到,斥鷃等肖小之辈,抬头望见背若泰山,绝云气、负青天在天空中展翅的大鹏,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即我也是在飞,而且飞得颇有乐趣,你“奚比之九万里而南为”?即,你哪里用得着图谋这样费力地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南方去呢?燕雀不知鸿鸽之志,故每见其行而非议之,这是人世间常有的事。毛泽东在诗中袭此典意,把悼念战友的深情,把对罗荣桓同志的赞扬和倚重的意思,引向更开阔的视野,引向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风云,引向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诗境,寄托于凌空翱翔的鲲鹏。由此展示他决意排除各种非议和干扰,肩起马列主义的重担,展示一种掌握真理的悲壮的孤立感和迎接挑战的豪情。事实上,在1963年1月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便有了这样的诗情,出现了“苍蝇碰壁”、“蚍蜉撼树”的同类喻意。初稿中甚至还有“欲学鲲鹏无大翼”之句,以寓对手妄自尊大的神态,“鲲鹏”也是正面形象的比托。为了向同志们展示他的这一胸怀,他还将该诗的初稿书赠周恩来与魏文伯各一帖。

  1965年秋,当毛泽东越来越忧虑和愤慨国际修正主义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象斥鷃小鸟那样鼠目寸光,丧失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他又一次想到了鲲鹏形象。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情感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鷃小雀。这里的鲲鹏,就是那些志壮坚信马列,永远继续革命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身。他们的行程是那样的高远,他们的气势是那样的浩翰。人间城廓里芸芸众生,蓬间小雀患得患失的斤斤计较,都在他们的腑瞰之下——不屑一顾的腑瞰之下。

  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伟大热情,还有那别具一格的想象力和思维方式,似乎只有在那些神奇变幻的文学形象中,才能找到恰当的比托。鲲鹏由此成了他钟爱的形象。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叱咤风云的一生,不就是鲲鹏展翅的一生?毛泽东,不就是20世纪中国涎生的一只鲲鹏?由于过于高翔远举,毛泽东在晚年凌空蹈虚了,失足了,但他毕竟是鲲鹏。

  ②不少文章认为这两组形象实指林彪与罗荣桓,即扬罗而抑林。我同意黄瑶同志在《对〈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管见》(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一文中的这种分析:斥鷃、昆鸡指毛泽东心目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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