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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的新生——毛泽东与王芸生

  王芸夫

  凡是在重庆住过的人,谁也忘不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整个山城震动了。在那个短暂却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喜讯频传,接踵而来的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蒋介石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经过8年动乱,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这个大好局面的将是历史的罪人。国共谈判是大势所趋,亦是众望所归。为此事父亲显出极大的兴奋,他在《日本投降了》这篇社论中就热烈赞颂毛主席来重庆商谈国是是“喜上加喜”。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于8月28日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那些天,重庆城显出一派从未有过的,既兴奋活跃又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翘首盼望谈判成功,因而神情十分紧张,父亲更是坐卧不宁,忙得不见人影。没过几天,传出了好消息:毛主席要来《大公报》馆赴宴。

  9月20日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见到大人如此忙碌,孩子们也跟着活跃起来。谁都想看看毛泽东主席。可惜不许孩子们进院子里去。我当时已是个半大姑娘,不好意思往里挤。正在念小学的弟弟磨了半天,也没让进去,他便爬上墙头向里张望。我最初还有些拘谨,待听到汽车响动时,便也不顾一切地爬上墙头。我正好望见两辆汽车开进报馆院内。

  “毛先生!走在前面的是毛先生!”弟弟首先嚷了起来。我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果然见到已走下汽车的毛主席正在上台阶。原来毛主席是个大高个子,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

  父亲是主人,他迎上去与毛主席握手。跟在毛主席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只见他们笑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二楼的“季鸾堂”,我们就再看不见什么了。

  整个下午,我和其他孩子都在议论着这件新闻,当然更惦记的是向父亲打听一点内幕。可是完全出人意料,十分健谈的父亲这天夜里一反常态,变得默默无语。我们和他谈话,他也好像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很不平静,正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

  第二天父亲终于告诉母亲,在席间,他对毛主席谈起“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主席笑笑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话讲得虽平易,但意思却很清楚,明明白白地揭出了蒋介石毫无统一诚意的事实,使父亲无以答对。

  父亲的思想一直是在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下,他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进行谈判就是大团圆了。正如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评中所写的:“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走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

  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嗜好的。”

  这篇社评过于乐观了,毛主席的话确实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期间,父亲一方面对蒋政权感到极度失望,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可他又有一些矛盾的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介石不得不答应抗日,总算把个局面支撑到了今天,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蒋介石来维持吧?父亲当时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真心诚意的在为国家、为老百姓着想,结果却是在为蒋介石帮忙做说客,要求共产党服服贴贴任蒋介石宰割。这个道理他虽然从这天起就有所领悟,但却在摸索了很久之后才彻底明白过来。

  不过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见到国民党拿不出谈判方案,且又无事生非的情景,父亲忽然感到是否会出事,他很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他和章士钊先生不谋而合,产生了暗示毛主席赶快离开重庆的想法,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毛主席主动来找章先生讨教,章先生便说出了在心中已藏了数日的警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解放后,我的父亲一度有一桩言述的隐忧。原来是上海《大公报》的销售量开始下降,父亲感到了危机。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父亲为《大公报》的命运担忧,可又不愿意再向周总理要钱。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搬回北方,又苦干不知该向那一级请示。经过反复思考,父亲感到必须惊动毛主席了。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毛主席。信送出去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父亲立即进京会见毛主席。

  父亲到京后,由彭真、胡乔木等领导人陪同,进中南海见毛主席。他们来到主席处,主席刚刚游完泳,精神特别爽朗,招呼大伙坐在藤椅上。毛主席认真而细致地听完父亲的汇报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

  毛主席见父亲满脸笑容,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便接着风趣他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天津《大公报》已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得恢复原名,我父亲便是收复了失地。

  父亲回到上海时,是欣慰,是感慨?他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对毛主席的魄力由衷佩服,对共产党的作风深为折服。党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意见明确,作法果断,行动敏捷。父亲原以为十分复杂的迁移问题,苦恼了不少日子,可是一经提出,无一日耽搁就办完了,而且让人没有后顾之忧。不仅赴津人员和家属一次搬完,剩下的人员一律由上海市政府包下来,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这次北迁无疑是《大公报》的第二次新生。

  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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