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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胆相照——毛泽东与邵力子

  孙琴安

  在本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于1882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与于右任相友善。曾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又曾与于右任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还曾担任过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著有《邵力子文集》等。他主要擅长于政论和杂文,诗词非其所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的交往,被蒋介石委任过各种要职,而且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

  早年的交往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原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这三人在1993年时,都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年青党员对他们三个都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他们,都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叛变。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在谈到邵力子等要想退党一事时,毛泽东又代表中央建议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却不愿意。

  1923年11月,国民党发出了改组宣言,孙中山决心依靠共产党来改组国民党,并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指示全党同志要积极投入“复活国民党”的工作。当时的上海环龙路44号是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毛泽东那时参加宣传部的工作,与邵力子,于右任在这里共过事。

  1924年初,随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起来了,这是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的党务机构。当时的组织部长是胡汉民,毛泽东任秘书;工人农民部长为于右任,邵力子任秘书。

  1926年1月,邵力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他与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曾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

  于是,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便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

  毛泽东暗拉邵力子

  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1936年毛泽东居住的延安正在陕西省境内,用国民党政府的眼光来看,也正属邵力子的管辖范围之内。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五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日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准予发表”《毛泽东自传》

  蒋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

  邵力子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没过多久——早春的一个傍晚,忽然收到了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中宣部审定出版。邵力子与鲁迅是同乡,他常对夫人傅学文说:“绍兴出了个

  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也是故乡人民的骄傲。”可是,现在接到书稿,却是又高兴,又怕被CC特务知道,出来刁难、阻挠或破坏。这天下班回家后,就与傅学文商量起来,最后决定采取快速手段,在一天之内给以审定通过,就这样,《鲁迅全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通过出版了。

  春天刚过,此事刚了,就在夏天开始的时候,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又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

  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责备他“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于是,他就冒着风险,大笔一挥,批上了“准予发表”四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有了邵力子的批准,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也就在这一年的6月,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谋求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来信,要求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邵力子阅信后,感到这是实现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之一,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多方予以支持。所以,从1937年至1947年间,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新华社、《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宣传文化机构,与邵力子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在重庆的谈判桌上

  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缴械投降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到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影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与矮小的邵力子对照之下,他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在重庆期间,邵力子在各种不同场合同毛泽东进行了频繁接触。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调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本着这一愿望,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客厅,举行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的签订仪式。

  《双十协定》又名《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双十协定》上签字的有: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当天因事未到,是后来补签的。邵力子等在签字时,毛泽东正在桂园楼上。当邵力子等人签字仪式完毕后,毛泽东便走下楼来,与在场的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一一握手。邵力子感慨地对毛泽东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实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苦奔波。”

  第二天——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准备乘机飞回延安。邵力子和傅学文,以及文化界、戏剧界和中外记者70多人,都到机场送行。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邵力子当时虽然是国民党的代表,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坚持为和平与民主而努力。他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情况时说:“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到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上争取主动。”

  遗憾的是,结果国、共发生内战。经过辽沈、平津、准海三大战役,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国民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再次与共产党进行谈判。1月22日,在孙科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上作出决定,准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为代表,等候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并推派邵力子为国共和谈的国党方面的首席代表,结果被邵力子辞谢了。

  2月13日,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4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而邵力子是作为私人资格前往。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在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于是,邵力子等再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与他们同行。

  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周恩来立刻接见了邵力子等人,并进行了谈话。当时毛泽东还给李宗仁写了封信,由邵力子等人交给李宗仁。

  2月27日,邵力子等由北平飞回南京。当时邵力子听说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并被汤恩伯扣留上海,知道事情不妙,就未回上海。

  3月24日,何应钦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由于当时的战事形势,在首次政务会上,又组织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要邵力子任首席代表。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坚辞不受,结果只好由张治中担任这次谈判的首席代表。

  4月1日,邵力子等飞抵北平。

  4月9日,邵力子应毛泽东邀见,与毛泽东进行了个别谈话。

  此后,邵力子就留在北平,夫人傅学文接了邵力子的信后,于4月17日坐了“和谈”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北平。

  6月中旬,邵力子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0月1日,邵力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奉毛泽东之命巡视水利

  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中南海的颐年堂住处。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车后,前来扶邵力子下车时,毛泽东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他神采奕奕地迎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邵力子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那让我们就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说着,3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声一笑,说:“客不进,只有主先行了。”边说边领先走进。

  主客入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没干透。于是就问道:“主席正在写字?”

  “是啊。”毛泽东神秘地笑了一下。

  毛泽东看看邵力子,邵力子望了望毛泽东表情,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毛泽东说着站起来,拿起宣纸递给他。只见上边有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毛泽东对邵力子说:“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说完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说着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

  邵力子顿悟,也笑了起来,说道:“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毛泽东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生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答道:“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政府陕西省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又说:“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谜的谜底。”

  “行,行,可以去考察。”

  毛泽东又转过脸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答应。

  1951年5月,邵力子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毛泽东还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后被标成锦旗,邵力子走到哪里,它就飘到哪里,一直跟着邵力子的后面。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依然是野菜粗粮和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肩负的建国任务还很繁重啊!同时,他也感到,毛泽东所提的根治淮河的建设任务,还是相当及时的。

  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他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亲笔所题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然后,他又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邵力子回到北京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来了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6年10月,为国共合作而努力,北京准备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亲任主任,邵力子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毛泽东后来也撰写了《纪念孙中山》一文,盛赞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由于邵力子在筹备这次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活动进行得十分隆重热烈,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毛泽东对这次活动和11月12日的纪念大会都很满意,并与周恩来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保护邵力子

  1957年的“反右”斗争,几乎是与批“马尔萨斯人口论”问题交织进行的。当时邵力子有不少朋友和过去曾一同工作过的人都因讲了几句话,提了几条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他当时想不通,心里很沉闷。曾直言不讳地说:“发言的人不少还是好心出发的,不能谈了一些意见,就说右派进攻。”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虽政治运动不断,邵力子始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邵力子眼看南汉袁、老舍等老朋友均遭批斗,忧心忡忡。同年8月30日,周恩来下达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点名需加保护的就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等。

  次年12月28日,邵力子溘然长逝,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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