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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如家人——毛泽东与陈叔通

  冯和法

  跟随共产党

  陈叔通先生(1876——1966)在古稀之年跟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尊称他为“叔者”。他生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他本是清朝的最后一科的进士,并点了翰林,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经历了一条曲折道路。他拒绝了各个时期反动派对他“高官厚禄”的邀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兴业银行任职,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也一贯的爱国爱民之心越老越炽,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他忧心如焚,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可挽狂澜于既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参加聚餐会、座谈会,同中共党员张执一、李正文等同志接触,受到他们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恩来同志到沪后,在工商界聚餐会上讲话,和叔老交谈,使叔老进一步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从此,他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解放事业,有事就向地下党同志如许涤新等人联系。到了北京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周总理、李维汉部长、许涤新同志等不论是工作关系或私人交谊,越来越密切。他自称“秉性耿直,有言就说”,愿意成为党的净友。中央领导同志尊老敬贤,把他看作长者,非常重视他的经验和意见,充分体现了鱼水关系和净友之情。

  高歌言志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上海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叔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已引起敌人的监视。党为了叔老的安全,更主要的是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地下党同志通知他,请他立即赴香港,转在解放区。叔老后来对人说,他当时毫不思索,当即欣然同意,连家里的人都没有商量。他的亲友好意地劝他,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他已逾古稀之年,长期在沪,未出远门,现在长途跋涉,是否适合,请他三思。他毅然地回答:“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我坚定不渝地跟共产党走,没有什么个人安危可以考虑的。”他在离开上海往解放区的时候,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言志的诗:“迟暮长征两鬓皤,未除元恶肯投戈,书疆玉气成狐鼠,夹道军声乱鸭鹅。姑息终贻他日患,纵谈遥忆故人多。正如夜尽方迎曙,回首中原发浩歌。”不久,在开国大典的欢庆时刻,叔老更是出自衷心的喜悦。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亲如家人

  叔老到了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叔老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是那样平易可亲,热情待人,和一般干部没有不同。见到他,就如家人一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长途跋涉非常关怀,而且在谈话中大家都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主席对他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叔老激动他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中央领导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大事,都亲切地向他征求意见。叔老深深感到,中央领导同志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同他商量,但他也曾谦虚过。毛主席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叔老对此感动万分,当即表示说:“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去做。”后来,他曾把这种心情向李维汉同志表达,李部长真诚地对他说:“叔老,我们是一家人嘛!”

  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请叔老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叔老说:“自己秉性耿直,欲言即言。”他对重要问题,经常在思考,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就直率地向毛主席、周总理陈述。例如,在讨论新政协是否提早在石家庄召开时,他主张待北平解放,确定首都后,在北京召开为好。又如新中国是否要另立年号时,他主张用公历,如此等等,都是和党中央的决策相符的。也有些别的问题,如墓葬,有人主张平地浅葬,他则同意改用火葬。叔老明智远见,深得党中央同志的赞赏。

  党的诤友

  毛主席除了会议时征求叔老意见外,还不时请叔老到自己家里叙谈。叔老对人说过,他看到过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到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他和蔼可亲,在他面前感到同家里人谈话一样。毛主席同他握手,使他感到一股热流通上心头。他每次约定时间去拜访毛主席时,毛主席多次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主席总是亲自为他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主席在招手。毛主席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次是赞扬的。也有几次,毛主席听了叔老的话、沉吟不语,叔老就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但他知道毛主席喜欢他直言无讳。所以,他心里有话总是向毛主席申述。他知道毛主席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叔老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曾向毛主席反映,并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革命已经成功,在党的领导下,“矫枉必须过正”是否可以考虑?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李维汉部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在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个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在三牢困难时期,叔老忧心忡忡,就向毛主席倾吐自己的心情。毛主席耐心地分析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叔老听后,回家写了一个条幅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传颂甚广。

  推心置腹

  叔老不仅同毛主席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经常谈诗论画。叔老赞美毛主席的诗词书法部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钦仰。他也和毛主席观摩一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毛主席喜欢砚台,叔老有一方端砚,很想送给毛主席。他先请毛主席鉴定,认定是一方较好端砚。叔老认为毛主席同他谈的话,对我们工商联工作有帮助的,就向我们传达。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大会,我正在起草一个大会文件,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请我会秘书长向叔老请示。过了一天,叔老很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有新的教导,即可见报,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长时期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二位老人,一位就是叔老,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主席有时给他们两位共同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叔老对此很感动,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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